 |
|
 |
|
|
|
 |
|
|
|
|
|
|
|
 | 国民性的变迁 |
| | 福岛核电站救灾期间，有两条新闻引人思索：其一是日本自卫队拒绝飞进污染区执行浇注任务；其二是自愿报名留在现场的“50勇士”，年龄基本都在50岁以上。
单纯地将这些现象与切尔诺贝利事故中前苏联军民的视死如归相比，并不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普遍证明力，但却是国民性变迁的一个表征。
和十多年前沸沸扬扬的“在夏令营中打败中国少年的日本少年”所描绘的惊心图景不同，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看到的是日本年青一代沉迷于计算机虚拟的乐趣，对现实生活毫无兴趣。有一句玩笑说，日本平成时代的青少年，眼里只有水手服、膝上袜，只要有卫生纸和电脑就可以生活下去。仅用了两三代人，就蜕变为眼睛里只有二维没有三维的“御宅族”、“食草族”，其中反差未免有些过大。
其实历史上却并不乏前车之鉴——欧洲列强从雄心勃勃的近代民族国家转型为众声喧哗的民粹社会，也没用太久。1918年一战结束，那些曾为法兰西、不列颠、德意志而战的人们在战壕里扔下数百万尸体之后才发现，热血的口号背后藏的是资本家、容克和财阀的利益。于是很快地，民族主义思潮不再有号召力，随之而衰落的还有民众整体的纪律与忍耐，以及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如列宁所说，一战“严重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力量”。
此后虽然出现了苏联和德国的两个分支，但更多的人还是走中间路线——火不烧到自家一亩三分地，能不出头尽量不出头。欧洲的绥靖，美国的孤立，正是这种“且顾眼下，且顾自己”基层情绪的上层体现。日本一战中没吃到苦头，算是漏网之鱼，和德国一起参与了二战，结果一起战败，正好一起来补上这一课；加上苏联没熬过冷战，最终和西方世界殊途同归，大家一起变成“垮掉的一代”。
同理但反向的例证也有：1949年以前的中国，因贫弱被人欺负了100多年，底层民众一盘散沙——从这样一个社会，到抗美援朝涌现大批如黄继光、邱少云这样的烈士；到后来的“人定胜天”，到“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的意气风发，也只用了短短几十年。
现代人若只看结果不看前因，或许认为当时只是些陈腐，甚至有违人性的价值观使然。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选派人员留学苏联，用几百上千个农民一年的收入给他们提供生活和学习条件，个人不用出一分钱，而换来的是这些人在苏联期间拼命学习，回国后为国家贡献几十年。这何尝不是使命与契约精神的本土翻版？
即使在那些并不强调“为国尽忠”的文化价值体系里，为了维护国家的运作，还有使命或曰责任成为重要的补充概念——维护个人利益固然无错，但恪守法规、履行使命却也不能推脱。日本战后建设的方方面面，包括自卫队在内，受到美国太多影响，年青一代在价值观形成的年代里赶上了文化断裂，“武士道”、“大和魂”丢了未必是坏事，但连责任和使命都绕着走，也算不上是什么好事。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