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２教師辦公室當年稱它為“大辦公室”，語文組和外語組合室而處，我因而能親睹外語組的三位怪才。陶廣川老先生很有來頭，他乃兄陶百川隨國民黨政府逃台，是該黨的中央委員。他本人是舊政權時的敬業中學校長，解放後被冠以反動校長帽子遭驅逐。有沒有戴反革命的帽？當時我太年輕，無可奉告。市一女中校長惜才，將他挖來任教英語。我們同處一室整四年，未曾聽到過他說一句話。文革前，他僥倖退休，毫毛未傷。這是奇蹟。至於他在家裡，有沒有遭社會衝擊，不詳。王椒升老先生也該屬退休高齡，他一生清白，也許正因為他的清白，反受其害。校方繼續聘用他，迎來了文革。他家底厚，抄家風起，他首當其衝，被抄出了許多“小黃魚（金條俗稱）”。後來，設在大禮堂的抄家物資展覽會上發生了黃金失竊案，失主便是他。我不知道他被定了什麼罪，反正也就此編入勞改隊。他平日就不愛閒聊，在辦公室里，除了解答來辦公室質疑的學生的問題，我從未見他與左右鄰座同仁有過交流。在勞改隊，他也特立獨行，身材畢挺，目不斜視，面無表情，緘口不語，衣着端正，唯一的欠缺是刺蝟般滿臉白鬍鬚，有失尊嚴。第三位是女性，譚梅。在辦公室里，她只管抽煙，無暇談話。她的煙癮很大，幾乎達到煙不離嘴程度，熏得她嘴唇發紫，一臉灰色。但她抽煙很有風度，一支煙，吸剩半支，就撳滅在煙缸里。不象教歷史的唐老師，煙蒂不燒痛他手指，他絕不放棄。這細小處也可顯示中西文化的區別。聽說譚老師曾是美國駐滬軍隊的翻譯，與美國人相處久了，難免受影響。我看到過的洋人癮君子都只抽前半枝。我曾為此發奇想：將那些吸剩的半枝收集了送給我們的唐老師。譚老師進勞改隊有現成理由，她是摘帽右派。一九五七年的磨鍊使她懂得，反抗意味着更重的懲罰。紅衛兵將她與副校長（男）綁在一起，她順從；有一天，紅衛兵叫她和我並立在教室里廢水汀上，我覺得兩人擠在那窄窄的水汀上不安全，就拒絕她登上來。理由充分着呢：我是革命群眾，她是右派，我不能喪失立場，和她站在一起。我成功了。

    還有一些老師是後來陸續補入勞改隊的，因為他（她）不屬“黃埔一期”，就從略了。另一個原因是，現在還不宜寫他們。文革一劫，一生受累，有的匆匆組成家庭，純屬湊合。愛情對她來說，是那麼遙不可及。看來，這輩子再也享受不到那難以言表的幸福了。這種苦處，有口難言。能夠相守到老，已是不易。現在過得很平靜，作為旁觀者還要用文字挖她舊創口，也是一種傷害．

    窺一斑而知全豹，看看一所學校的全部革命對象，就能明了文革是在革誰的命。那是一出巨型荒唐劇，內中包含了活報劇，悲劇，黑色喜劇，鬧劇，滑稽戲，暴力戲，也有悲壯的歷史劇：賀綠汀在雜技場上那次被批鬥，他勇往直前同造反派搶奪“麥克風”大聲爭辯，他那鐵骨錚錚，大義凜然的形象，應該載入史冊。但是我並不希望看到那樣的戲，代價太大。我欣賞譚梅老師的以不變應萬變的智，在那樣環境中，保護好自己才是頭等大事。那些日子裡，當我看清我周圍那些凶神惡煞的卑劣行徑，我真的甘心情願做我的八號狗”而不以為恥。但更多的人還是有良知的，他們在校時，大都遠避我。如果有我在大樓長廊上拖擦地面，幾乎沒有人會在我身邊走過。那時，我相信一句話：“不惡就是善。”還有一位絕無僅有的大善——吳增堤老師。她能平靜地從我身邊走過，速度不減，說明她不猶豫；姿態不變，說明她處事謹慎。她輕吐一言：“小樂，身體當心。”我照常劃着拖把，頭不抬，目不轉，面無表情，但心在大震！六年前，我寫到此，熱淚暢流。吳老師的六字句，向我傳遞一個信息：我和善良的人們一樣，都是人。

        此情此景，歷歷在目；此聲音，繞耳不散．伴我終身。

       我是怎樣被編入勞改隊並且很快被定為頭等要犯的呢？從頭說起吧。

    我的童年在家鄉渡過﹐小學是在寧波讀完的。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少年兒童隊（少先隊前身）元老級隊員﹐入隊不久，即任中隊長（膨脹一下：當時一所小學只建一個中隊）; 因為不是所有學生都能入隊，學校還建立學生會組織（再膨脹一下：我兼主席。）由團市委主辦的寧波市首屆夏令營，集全市中小學少兒隊幹部於一體，我被任命為大隊長（三膨脹）。這大概是我今生官運亨通的高峰。二十年前，我去寧波，拜訪＜寧波日報＞總編輯方平（當年團市委少年部長，夏令營總輔導員），他很高興地接待了我。臨走時，送我一本精緻的＜沙孟海畫冊＞。１９５１年９月初，我已經被寧波效實中學錄取，但家在上海，父親叫我回家，我不得不從。心裡極不願意，我愛家鄉，愛我的少年朋友，我喜歡效實中學，但我沒有獨立生存能力。到上海後，有兩年時間，我幾乎夜夜夢回寧波。上海各學校都已開學，我被拒在校門外。次年春，我考進了光明中學春季班。進了中學，官運還在繼續，直到進入上海第一師範學院（上海師範大學前身），我還是共青團組織委員。我眼前的新中國，是欣欣向榮，陽光普照啊！我從內心深處愛着偉大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我還牢牢記得，小販叫賣的五香茶葉蛋，一角錢能買四隻。入大學不久，大鳴大放，接着是反右鬥爭，氣侯大變。我為同班同學師以耀辯護，在兩百多人的辯論會上，我兩次上台，堅信師以耀不是反黨的右派。可嘆我孤立無援。運動後期，我被定為”嚴重喪失階級立場”受”團內嚴重警告”處分．這處分僅次於＂留團察看＂和＂開除團籍＂。在最近一次大學同學聚會上，一位知情者告訴我，我本來要戴右派帽子的，掌握生殺大權的年級黨支部委員劉華珍（男，後改名劉劍）在支部會上說我是站錯立場的好人，我才得已輕判，逃離阿鼻地獄。縱然如此，我還是背上團內處分的包袱走出校門。從此，總覺得見人矮三分。

   自從到市一﹐文革前四年多的日子裡﹐我過得很壓抑。那不是我心理脆弱﹐空穴就是有來風。最嚴重的一次是一九六四年。有一天，在學校四樓閱覽室的全校教工大會上﹐黨支部副書記(是時,書記一職空缺)鄭啟如面帶殺氣﹐宣布小四清運動開始。我就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預感。會後﹐天色黃昏﹐已是晚餐時間。那時﹐有好多青年教師寄住在教工宿舍。飯後無事﹐我和化學教師許俊良﹐地理老教師林茂一﹐還有是哪一位我忘了﹐在東辦公室玩撲克。突然闖進來了政治教師、年輕共產黨員王孝釗﹐他深得校長賞識﹐儼然以接班人自居。他見我們在玩牌﹐突然粗着嗓門﹐一頓訓斥﹐出言很毒:”現在還有心思玩牌﹐一定心裡有鬼!”當時我還沒有想到﹐他是有所指。自那天后﹐學校的中心任務便是挖階級敵人﹐把學校的常規工作丟在一旁。據我所知﹐"四清"的對象應該是幹部﹐但我們領導說﹐教師都是幹部。接着﹐揪出了第一個階級敵人﹐他唯一的罪名竟是師生間的男女問題。那女學生在校領導反覆引導後﹐痛哭流涕揭發了她班主任的獸行﹐而且將過程細節都描述了。那場面﹐我們好多教師是親見的。但當事者堅決否認﹐校方苦無實據﹐難以結案﹐最後的處理是調離崗位﹐去教導處做事務員。

    接着﹐要向我開刀了。事情真相大白後﹐我深感﹐那些領導不僅是草菅人命﹐而且暴露他們的靈魂是難以想象的卑鄙齷齪。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