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２教师办公室当年称它为“大办公室”，语文组和外语组合室而处，我因而能亲睹外语组的三位怪才。陶广川老先生很有来头，他乃兄陶百川随国民党政府逃台，是该党的中央委员。他本人是旧政权时的敬业中学校长，解放后被冠以反动校长帽子遭驱逐。有没有戴反革命的帽？当时我太年轻，无可奉告。市一女中校长惜才，将他挖来任教英语。我们同处一室整四年，未曾听到过他说一句话。文革前，他侥幸退休，毫毛未伤。这是奇迹。至于他在家里，有没有遭社会冲击，不详。王椒升老先生也该属退休高龄，他一生清白，也许正因为他的清白，反受其害。校方继续聘用他，迎来了文革。他家底厚，抄家风起，他首当其冲，被抄出了许多“小黄鱼（金条俗称）”。后来，设在大礼堂的抄家物资展览会上发生了黄金失窃案，失主便是他。我不知道他被定了什么罪，反正也就此编入劳改队。他平日就不爱闲聊，在办公室里，除了解答来办公室质疑的学生的问题，我从未见他与左右邻座同仁有过交流。在劳改队，他也特立独行，身材毕挺，目不斜视，面无表情，缄口不语，衣着端正，唯一的欠缺是刺猬般满脸白胡须，有失尊严。第三位是女性，谭梅。在办公室里，她只管抽烟，无暇谈话。她的烟瘾很大，几乎达到烟不离嘴程度，熏得她嘴唇发紫，一脸灰色。但她抽烟很有风度，一支烟，吸剩半支，就揿灭在烟缸里。不象教历史的唐老师，烟蒂不烧痛他手指，他绝不放弃。这细小处也可显示中西文化的区别。听说谭老师曾是美国驻沪军队的翻译，与美国人相处久了，难免受影响。我看到过的洋人瘾君子都只抽前半枝。我曾为此发奇想：将那些吸剩的半枝收集了送给我们的唐老师。谭老师进劳改队有现成理由，她是摘帽右派。一九五七年的磨炼使她懂得，反抗意味着更重的惩罚。红卫兵将她与副校长（男）绑在一起，她顺从；有一天，红卫兵叫她和我并立在教室里废水汀上，我觉得两人挤在那窄窄的水汀上不安全，就拒绝她登上来。理由充分着呢：我是革命群众，她是右派，我不能丧失立场，和她站在一起。我成功了。

    还有一些老师是后来陆续补入劳改队的，因为他（她）不属“黄埔一期”，就从略了。另一个原因是，现在还不宜写他们。文革一劫，一生受累，有的匆匆组成家庭，纯属凑合。爱情对她来说，是那么遥不可及。看来，这辈子再也享受不到那难以言表的幸福了。这种苦处，有口难言。能够相守到老，已是不易。现在过得很平静，作为旁观者还要用文字挖她旧创口，也是一种伤害．

    窥一斑而知全豹，看看一所学校的全部革命对象，就能明了文革是在革谁的命。那是一出巨型荒唐剧，内中包含了活报剧，悲剧，黑色喜剧，闹剧，滑稽戏，暴力戏，也有悲壮的历史剧：贺绿汀在杂技场上那次被批斗，他勇往直前同造反派抢夺“麦克风”大声争辩，他那铁骨铮铮，大义凛然的形象，应该载入史册。但是我并不希望看到那样的戏，代价太大。我欣赏谭梅老师的以不变应万变的智，在那样环境中，保护好自己才是头等大事。那些日子里，当我看清我周围那些凶神恶煞的卑劣行径，我真的甘心情愿做我的八号狗”而不以为耻。但更多的人还是有良知的，他们在校时，大都远避我。如果有我在大楼长廊上拖擦地面，几乎没有人会在我身边走过。那时，我相信一句话：“不恶就是善。”还有一位绝无仅有的大善——吴增堤老师。她能平静地从我身边走过，速度不减，说明她不犹豫；姿态不变，说明她处事谨慎。她轻吐一言：“小乐，身体当心。”我照常划着拖把，头不抬，目不转，面无表情，但心在大震！六年前，我写到此，热泪畅流。吴老师的六字句，向我传递一个信息：我和善良的人们一样，都是人。

        此情此景，历历在目；此声音，绕耳不散．伴我终身。

       我是怎样被编入劳改队并且很快被定为头等要犯的呢？从头说起吧。

    我的童年在家乡渡过﹐小学是在宁波读完的。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少年儿童队（少先队前身）元老级队员﹐入队不久，即任中队长（膨胀一下：当时一所小学只建一个中队）; 因为不是所有学生都能入队，学校还建立学生会组织（再膨胀一下：我兼主席。）由团市委主办的宁波市首届夏令营，集全市中小学少儿队干部于一体，我被任命为大队长（三膨胀）。这大概是我今生官运亨通的高峰。二十年前，我去宁波，拜访＜宁波日报＞总编辑方平（当年团市委少年部长，夏令营总辅导员），他很高兴地接待了我。临走时，送我一本精致的＜沙孟海画册＞。１９５１年９月初，我已经被宁波效实中学录取，但家在上海，父亲叫我回家，我不得不从。心里极不愿意，我爱家乡，爱我的少年朋友，我喜欢效实中学，但我没有独立生存能力。到上海后，有两年时间，我几乎夜夜梦回宁波。上海各学校都已开学，我被拒在校门外。次年春，我考进了光明中学春季班。进了中学，官运还在继续，直到进入上海第一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前身），我还是共青团组织委员。我眼前的新中国，是欣欣向荣，阳光普照啊！我从内心深处爱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我还牢牢记得，小贩叫卖的五香茶叶蛋，一角钱能买四只。入大学不久，大鸣大放，接着是反右斗争，气侯大变。我为同班同学师以耀辩护，在两百多人的辩论会上，我两次上台，坚信师以耀不是反党的右派。可叹我孤立无援。运动后期，我被定为”严重丧失阶级立场”受”团内严重警告”处分．这处分仅次于＂留团察看＂和＂开除团籍＂。在最近一次大学同学聚会上，一位知情者告诉我，我本来要戴右派帽子的，掌握生杀大权的年级党支部委员刘华珍（男，后改名刘剑）在支部会上说我是站错立场的好人，我才得已轻判，逃离阿鼻地狱。纵然如此，我还是背上团内处分的包袱走出校门。从此，总觉得见人矮三分。

   自从到市一﹐文革前四年多的日子里﹐我过得很压抑。那不是我心理脆弱﹐空穴就是有来风。最严重的一次是一九六四年。有一天，在学校四楼阅览室的全校教工大会上﹐党支部副书记(是时,书记一职空缺)郑启如面带杀气﹐宣布小四清运动开始。我就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预感。会后﹐天色黄昏﹐已是晚餐时间。那时﹐有好多青年教师寄住在教工宿舍。饭后无事﹐我和化学教师许俊良﹐地理老教师林茂一﹐还有是哪一位我忘了﹐在东办公室玩扑克。突然闯进来了政治教师、年轻共产党员王孝钊﹐他深得校长赏识﹐俨然以接班人自居。他见我们在玩牌﹐突然粗着嗓门﹐一顿训斥﹐出言很毒:”现在还有心思玩牌﹐一定心里有鬼!”当时我还没有想到﹐他是有所指。自那天后﹐学校的中心任务便是挖阶级敌人﹐把学校的常规工作丢在一旁。据我所知﹐"四清"的对象应该是干部﹐但我们领导说﹐教师都是干部。接着﹐揪出了第一个阶级敌人﹐他唯一的罪名竟是师生间的男女问题。那女学生在校领导反复引导后﹐痛哭流涕揭发了她班主任的兽行﹐而且将过程细节都描述了。那场面﹐我们好多教师是亲见的。但当事者坚决否认﹐校方苦无实据﹐难以结案﹐最后的处理是调离岗位﹐去教导处做事务员。

    接着﹐要向我开刀了。事情真相大白后﹐我深感﹐那些领导不仅是草菅人命﹐而且暴露他们的灵魂是难以想象的卑鄙龌龊。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