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代的都市夜景已成绝版，而今而后，再不会重现．电线杆上高悬着白炽灯，那昏黄的亮光是街上唯一光源．马路两旁楼房门窗紧闭，路上看不见任何活物，连车辆也不知缩在哪个角落里睡去了．抛在我脑后的是我单调的脚步声．上海成了一座空城，只我一人被遗弃在街头．

    跑着穿过温州路，长沙路，西藏中路，踏上北京东路，终于到家了．不知那来的内力，居然是一口气跑完全程．

    走进８５０弄，在第一条横弄上左转弯，抬头看前上方，一股热流急剧上涌，我的眼眶湿了：不远处三楼亭子间的窗口，射出一道亮光，整条弄堂唯一亮光，母亲在等我！哦，妈妈！这世界只要有你在，就值得留恋．

    七点六平方的亭子间，简陋的家具．床边写字台上摆着两碗菜，荷包蛋和红腐乳露肉丝炒百叶丝，都是我最爱吃的．一包光荣牌香烟，一瓶绍兴黄酒．母亲坐在床沿，一脸平静，好象儿子是中班放工回家．我明白母亲的心，她将焦虑埋在心底，不叫儿子生丝毫愧疚．

    我默默地啜着酒，默默地点燃烟．我感觉母亲慈祥的目光一直在我脸庞上扫视．她不问，但很想在我脸上读出：今晚怎么了？

    我已经有了打算．

   “妈，我要离开上海.”我很平静，就象拉家常，守口不提昨晚今晨发生过的事．我知道母亲不会反对儿子的意向．她相信儿子．五个月来，儿子一次次受折磨，她都记在心里．但是儿子从未有逃离学校的念头．尽管她不知道这次发生了什么，但儿子那么迟归家，那么狼狈的形象，那么不安的神情，她都看明白了，儿子的生命受到威胁．

   “去躲一躲也好．”这是母亲今晨唯一的吩咐．一个“躲”字道出了母亲的倔强．“逃”是认输，“躲”是避开锋芒．儿子没有输！她没有文化，但她有骨头．

    如果孤立地看我挨的那一鞭，不能说严重．严重的是全国大串连开始，市一女中也接待外来大中学生，其中不乏打人成性的暴徒．这次来的是兰州的，济宁的；下次还会有北京的东北的．而我已经是以最不老实闻名全校，北京副市长乐松生就是被活活打死在大街上．学校腰门前矮墙上鲜血般巨幅标语“红色恐怖万岁”在作无声的煽动，让人头脑发热发狂．环境越来越恶劣，今非昔比，六月的大字报在今天看来，太温文尔雅了．生死攸关，谨慎为上．

    临走前，我给校方发了一信．当时社会上大小企事业的领导机构一律称“革命委员会”，学校校长改称革委会主任．市一女中领导机构处在筹备阶段，领导机构全称是“上海市第一女子中学革命筹备委员会”，主任吴桂宝，６６届高中生．市一女中的学生出身大多属于非工人阶级，吴桂宝就在那一点上与众不同，于是成了市一女中的“宝”货．于是荣任主任．我看她也没有实权，只不过做些具体事务性工作，要不然，我那一鞭子的账就要算在她头上了．我与她不熟，所以，信是发给副主任吴云的，她原是６８届（二）班团支部书记，我是这班班主任．那封信是我文革以来唯一的一次申辩，我简述了旧社会苦难的童年，新中国给我带来幸福的青少年生活．我的历史是清白的．反右斗争表现，组织上的结论是明白清楚的．我走上人民教师岗位，是党培养的，我要为党作贡献，我的生命不属于我个人，保护好自己，也是对党负责．现在，我的生命受到威胁，我不得不离开学校，离开上海．时间将证明我无罪．最后，写上万岁万万岁口号，是当时流行格式．

    母亲坚持不收我的安家费用，我带着４８．５元人民币，是我的全部积蓄，乘船离沪．船票，３．６０元．

    明天是发工资日，我被迫放弃．只要活着，钱，会有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