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我在反右鬥爭中受團內嚴重警告處分的具體詳情不交代清楚，讀者始終會有雲裡霧裡的感覺．關鍵是要說清楚為師以耀辯護是怎麼回事，因為那是我受處分的根源．所以，現在是補述的時候了．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黨中央發表＜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第二年春，全國農村建立了九萬五千多個初級社，那些農民在土改時分到的土地又被奪走了．一年後，發展到四十八萬餘個．再一年，七十五萬六千個．如此迅猛發展，基層幹部嚴重不足．幹部隊伍中濫竽充數，魚龍混雜，在所難免．一些生產合作社出現腐敗，也屬正常．趙樹理的小說＜小二黑結婚＞中的農村幹部金旺就是個典型．

    當時，師以耀家鄉徐州農村流傳的民謠揭露了這種現象：＂社長見社長，身上穿大氅．吃飽飯，沒事幹，去跟寡婦打交道．會計見會計，臉上笑喜喜，腰裡忽喇響，儘是人民幣．社員見社員，兩眼淚漣漣，你也沒有柴，我也沒有鹽．＂師以耀在整風運動中引用了那三段民謠，揭示農村問題．就那三段民謠，雖非師某編造，帳卻算在師某頭上．整風領導小組負責人陳章亮無限上綱，他那段名言至今難忘：＂社長會計是黨的農村基層領導，是連接黨和群眾的橋梁．師以耀否定農村基層領導，就是毀壞橋梁，從而使廣大農民群眾脫離了黨的領導，否定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如此拙劣的推論，居然博得全場掌聲．師某定為二類右派，開除學籍，押送回鄉．三首民謠葬送他一生．

    我為師某辯護的依據是憑三首民謠不足以給師某下結論．為此，我被定為嚴重喪失階級立場，撤消團內職務，並給於團內嚴重警告．我的漏網右派名聲由此而來．

    我躲回老家寧波，落腳在鄞西高橋鄉陳家村，那是我姐夫的親弟家．舊時代的親情遠勝於現代．姐夫的親弟，這關係很遠了，現在，我妹夫的親弟就素不交往，就是路上碰見，也形同陌生．而那位親弟，我們就象親兄弟．他比我大八歲．躲在他家，他待我如上賓．過了五個多月“賤民”生活，一下子很難適應，這就叫“賤痞賤相”．

    是時正當秋收，我要求參加勞動，閒着很無聊，更重要的是將來返校可以有個交代．於是，下來第二天，我就下地挑稻穀了．上肩，挑起，起步，走動，我不輸於他們，贏得一陣讚許．心頭的陰霾逐漸被化解，純樸的鄉情讓我重新拾起做人的尊嚴．這裡就是現實的世外桃源，遠離城市，沒有暴力，沒有震耳欲聾的語錄歌，沒有亂七八糟的市容，沒有大字報，沒有軍皮帶，沒有軍便裝，沒有紅袖箍．這裡甚至不染一點“紅”色．還是傳統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歇．田頭儘是莊稼人，農舍依然舊模樣．

    有一個問題，當年不曾想過，時隔四十五年的今天，我想到了：城市恐怖化了，農村為何那麼平靜？我的答案是：農村公社化雖不是農民意願，但農民如果不理莊稼，就沒飯吃．而城市裡，學生不讀書，一樣活；大串連，到哪裡都有飯吃，免費旅遊，何樂而不為！工人不幹活，工資照領．衣食無憂時，上面一煽動，不亂白不亂，人的墮性和惡念充分暴露．進而想到，如果市場私有化，文化大革命還鬧得起來嗎？

    苦難的日子，度日如年；輕鬆的生活，度年如日．我在陳家村，一晃二十多天．城市動態，一無所知．直到大姊下鄉捎來上海家信，才知行情有變化．我決定回上海．

    二十八日回家，母親告訴我，我離家第二天（五日）就有人闖來．氣勢洶洶對母親，要知道我的下落，索取我的照片（印發通緝令）．母親反覆只答三個字：不知道．來人一無所獲，臨走，扔下一句話：“沒那麼容易！”

    現在我要說：“就那麼容易！”我回來了．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