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课闹革命初期，学校热闹了好猛烈的一阵子。闹到此时，再闹不出新花样。学校的小天地已容不了学生们膨胀的心，但我宁可相信多数人激情过后归于冷静。她们的大串连走向全国，也是苦旅，在家里做逍遥派才是上选。工人出头唱主角了，大学生杀进社会，中学生的＂革命饭＂吃到头了。二十九日，校门口冷冷清清，不见一人。甬道墙上的大字报几被撕尽，只留些被浆糊牢牢粘住的残片。进腰门，走廊上遇见吴大主任，圆黑的脸庞上嵌着一对金鱼眼，还存三分威严，我不自觉地凛了一下。她倒客气，往事只字不提，随意说声＂你回来了＂，擦身而过。这回，我悬着的心放安定了，形势真的变了。

＂牛棚＂竟然还在！设在底楼东侧第一个教室里，就是六月份迷宫般张挂揭发我的大字报的那一间，已经没有人监管。但因为没有人向他们宣布过撤消＂牛棚＂，也就没有人敢走出＂牛棚＂；而吴主任也不敢宣布解散＂牛棚＂。监管和被监管的都怕形势逆转，小心为上。做人太老实，太安分守己，也容易受欺。这类人最让人生气的是，他们的依赖性太强，在人生道路上，处处小心，逆来顺受，不敢越雷池一步。我怀疑，那正是我们民族的劣根性。

我踏进＂牛棚＂，招来一阵骚动。我发现，＂牛棚＂内情还是有变化，气氛轻松，人人谈吐自在。最让我想不到的是，我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一个敢于逃跑的英雄！太讽刺了。史无前例的年代产生史无前例的怪事，此为一例。

有人说过，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没有英雄而人为地制造英雄的民族更可悲。我说，没有英雄的民族，一边是人人自诩为英雄，一边是不断出现悲剧英雄，这样的民族只有可怜和无救了。

我们的谈话还在继续。

＂逃跑也是反抗。我们连逃跑的勇气也没有。＂

我反抗了？没有。反抗者敢于藐视权势，而我，屈从权势。离校时那封自辩信便是明证。逃离后，仍不忘和工农相结合，到农村去挑稻谷，还在追求脱胎换骨，我对党的忠诚，天地可鉴。

一头虔诚的蠢驴．

送走一九六六年，也送走了我的人生中一段苦难旅程。当时不敢奢望从这里起步，道路会越走越宽。四十五年后的今天，再回顾自己留下的脚印，我可释然了。但是一九六七年，小而言之，于校；大而言之，于国，灾难还在继续漫延，且有越演越烈之势。这一年，学校枉死了两位苦命人：先有俄语教师柴慧敏跳楼，后有语文教师张厚墉，在全校教师封闭式（日夜集中在校，不准回家）学习班中不能忍受工宣队的逼问，凌晨从操场北墙边老式垃圾箱里钻出，逃至松江投河而死。听说，前一夜，工宣队盘问他时，他曾要求负责人允许他找我谈谈心，他想谈什么，成了永远的谜。这一年，由王孝钊等人策划联络戏剧学院狂妄大队绑架物理教师王乃乾，王乃乾的牙齿被打落；周凤稚老师因姐夫所谓驾机投敌案遭牵连；某老师因生活作风问题在闸北公园被扣，押回学校挨斗；梁祥禾因为＂防扩散＂案被隔离审查，两度遭难；体育教师徐某，据说是三代矿工出身，根正苗红，重点培养对象，却因将６８届高中学生带进宿舍，东窗事发，对他的处理在当时很有包庇之嫌，应其本人要求，调去江西。至于校外，乱得我看不懂：才荣升中央常委的陶，突然名字被倒写再打叉的大字报赫然贴在中百公司的大橱窗上，那是一月四日的事。正是：剧场无戏看，人生处处戏。

一天一夜，都是不变的２４小时，但那２４小时走的速度有快慢。一九六六年后半年最慢，之后的十年也很慢；再后来的时间越走越快，似乎就在一瞬间。突然发现青春不再，镜子里见到的已是白发稀疏一脸皱皮的老头了。＂人生如梦＂，大概到了我这年龄才会有实感。既为梦幻，何必认真，这一悟，悟出了平静与宽容。对章秀华、宋爱娣、钱士珍，我毫无恨意，只为她们可惜。我希望她们活得健康开心，告诉子辈，莫要不分是非图一时风光荒废前程。市一女中涌现很多人才，她们抢时间做学问，在各自岗位上事业有成。很高兴，她们还记得我，那真是一笔莫大的精神财富！我珍惜。

拨乱反正后，从良心上讲，我最感恩的是邓小平。他的改革开放政策，我没有水平论其长短，我只提他的一句话：＂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就这一句话，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此脱去资产阶级帽子。正是：历尽劫波，难成正果（指没完没了的知识分子自我改造）．小平一言，机关道破。我这蠢驴经他一点拨，才知那帽子本就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说有就有，说无就无；私心重的人，才会中其魔法，惶惶不可终日。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懂得＂资产阶级＂的可怕，不就是＂老板＂么，求之还怕不得呢。但当年这帽子就象如今的＂爱滋病毒携带者＂，谁敢接受！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我是两度遭劫难的余生，更珍惜平静安定的生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