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課鬧革命初期，學校熱鬧了好猛烈的一陣子。鬧到此時，再鬧不出新花樣。學校的小天地已容不了學生們膨脹的心，但我寧可相信多數人激情過後歸於冷靜。她們的大串連走向全國，也是苦旅，在家裡做逍遙派才是上選。工人出頭唱主角了，大學生殺進社會，中學生的＂革命飯＂吃到頭了。二十九日，校門口冷冷清清，不見一人。甬道牆上的大字報幾被撕盡，只留些被漿糊牢牢粘住的殘片。進腰門，走廊上遇見吳大主任，圓黑的臉龐上嵌着一對金魚眼，還存三分威嚴，我不自覺地凜了一下。她倒客氣，往事隻字不提，隨意說聲＂你回來了＂，擦身而過。這回，我懸着的心放安定了，形勢真的變了。

＂牛棚＂竟然還在！設在底樓東側第一個教室里，就是六月份迷宮般張掛揭發我的大字報的那一間，已經沒有人監管。但因為沒有人向他們宣布過撤消＂牛棚＂，也就沒有人敢走出＂牛棚＂；而吳主任也不敢宣布解散＂牛棚＂。監管和被監管的都怕形勢逆轉，小心為上。做人太老實，太安分守己，也容易受欺。這類人最讓人生氣的是，他們的依賴性太強，在人生道路上，處處小心，逆來順受，不敢越雷池一步。我懷疑，那正是我們民族的劣根性。

我踏進＂牛棚＂，招來一陣騷動。我發現，＂牛棚＂內情還是有變化，氣氛輕鬆，人人談吐自在。最讓我想不到的是，我成了他們心目中的英雄，一個敢於逃跑的英雄！太諷刺了。史無前例的年代產生史無前例的怪事，此為一例。

有人說過，沒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沒有英雄而人為地製造英雄的民族更可悲。我說，沒有英雄的民族，一邊是人人自詡為英雄，一邊是不斷出現悲劇英雄，這樣的民族只有可憐和無救了。

我們的談話還在繼續。

＂逃跑也是反抗。我們連逃跑的勇氣也沒有。＂

我反抗了？沒有。反抗者敢於藐視權勢，而我，屈從權勢。離校時那封自辯信便是明證。逃離後，仍不忘和工農相結合，到農村去挑稻穀，還在追求脫胎換骨，我對黨的忠誠，天地可鑑。

一頭虔誠的蠢驢．

送走一九六六年，也送走了我的人生中一段苦難旅程。當時不敢奢望從這裡起步，道路會越走越寬。四十五年後的今天，再回顧自己留下的腳印，我可釋然了。但是一九六七年，小而言之，於校；大而言之，於國，災難還在繼續漫延，且有越演越烈之勢。這一年，學校枉死了兩位苦命人：先有俄語教師柴慧敏跳樓，後有語文教師張厚墉，在全校教師封閉式（日夜集中在校，不准回家）學習班中不能忍受工宣隊的逼問，凌晨從操場北牆邊老式垃圾箱裡鑽出，逃至松江投河而死。聽說，前一夜，工宣隊盤問他時，他曾要求負責人允許他找我談談心，他想談什麼，成了永遠的謎。這一年，由王孝釗等人策劃聯絡戲劇學院狂妄大隊綁架物理教師王乃乾，王乃乾的牙齒被打落；周鳳稚老師因姐夫所謂駕機投敵案遭牽連；某老師因生活作風問題在閘北公園被扣，押回學校挨斗；梁祥禾因為＂防擴散＂案被隔離審查，兩度遭難；體育教師徐某，據說是三代礦工出身，根正苗紅，重點培養對象，卻因將６８屆高中學生帶進宿舍，東窗事發，對他的處理在當時很有包庇之嫌，應其本人要求，調去江西。至於校外，亂得我看不懂：才榮升中央常委的陶，突然名字被倒寫再打叉的大字報赫然貼在中百公司的大櫥窗上，那是一月四日的事。正是：劇場無戲看，人生處處戲。

一天一夜，都是不變的２４小時，但那２４小時走的速度有快慢。一九六六年後半年最慢，之後的十年也很慢；再後來的時間越走越快，似乎就在一瞬間。突然發現青春不再，鏡子裡見到的已是白髮稀疏一臉皺皮的老頭了。＂人生如夢＂，大概到了我這年齡才會有實感。既為夢幻，何必認真，這一悟，悟出了平靜與寬容。對章秀華、宋愛娣、錢士珍，我毫無恨意，只為她們可惜。我希望她們活得健康開心，告訴子輩，莫要不分是非圖一時風光荒廢前程。市一女中湧現很多人才，她們搶時間做學問，在各自崗位上事業有成。很高興，她們還記得我，那真是一筆莫大的精神財富！我珍惜。

撥亂反正後，從良心上講，我最感恩的是鄧小平。他的改革開放政策，我沒有水平論其長短，我只提他的一句話：＂知識分子也是勞動者。＂就這一句話，中國的知識分子從此脫去資產階級帽子。正是：歷盡劫波，難成正果（指沒完沒了的知識分子自我改造）．小平一言，機關道破。我這蠢驢經他一點撥，才知那帽子本就是虛無縹緲的東西，說有就有，說無就無；私心重的人，才會中其魔法，惶惶不可終日。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不懂得＂資產階級＂的可怕，不就是＂老闆＂麼，求之還怕不得呢。但當年這帽子就象如今的＂愛滋病毒攜帶者＂，誰敢接受！

沒有比較就沒有鑑別，我是兩度遭劫難的餘生，更珍惜平靜安定的生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