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歌永言…”[2]

自古以来，诗就是用来言志的。无论是一介平民，还是历史巨匠。

“诗是一种抒情性极强的文学样式，作者知觉‘内化’于心中，以自己精神的外射力和情感的渗透力来建构诗歌文本，进而通过读者的感知、领会来实现作品的审美价值。”[3]

关于汉丞相曹操与中共领袖毛泽东，这两个中国历史上备受争议的风云人物。在政治上，尽管众说纷纭，仍无阻二者各领风骚数十年。在文学上，建安文学的领军人物曹操文名早已流传千数百年，，而毛泽东的诗词文章亦为海内外众多支持者所推崇。笔者在这里将曹丞相《短歌行》与毛主席《沁园春‧雪》分析比较不但可以品味世上不可多得的美妙文章，更可以欣赏两位作者豪迈纵横的英雄气概，感受前后相差上千年的中国文化的相同的脉络与不同的气息，从而进一步深刻了解体会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与文化的发生与发展。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作者，以及进一步深刻体会几千年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发生与发展，将会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曹操与毛泽东

曹操，字孟德，汉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生。沛国谯县人。父亲曹嵩，《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说：“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只知道他是汉桓帝宦官曹腾的养子，后来官至太尉。曹操 “少机警，有权数，任侠放荡，不治行业”。 二十岁举孝廉为郎，任洛阳北部尉，政治生涯从此开始。后因“能明古学”被汉灵帝任为议郎。黄巾起，以骑都尉讨颍川贼，历任济南相，典军校尉，。献帝初，董卓专权，曹操以奋武将军从袁绍等关东群雄兴兵讨卓。其后，任东郡太守，收编黄巾降卒数十万组成“青州兵”，实力大增，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领兖州牧。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以领司隶校尉，假节钺，录尚书事奉献帝迁都许昌，从此“挟天子以讨不臣”， 自任汉丞相，此后击败吕布、袁绍、袁术等诸多对手而成为北中国的实际统治者。领冀州牧，进魏王，加九锡。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崩于洛阳，谥武王。之后其子曹丕代汉改元黄初，追尊为武皇帝。[4]

关于曹丞相，鲁迅先生曾这么评价：“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5]。在罗贯中演义三国之外的众多古籍中，曹氏的文治武功还是颇受称颂的。

毛泽东，字润之，湖南湘潭人，光绪――年（公元１８９３年）生。中共一大代表，历任中共中央委员，国民党候补中执委，国民党中宣部代部长，红四军政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红军总政委，中共中央主席，政治局主席，军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等职。１９７６年去世。

虽然曹父曹嵩曾贵为太尉，但因为是宦官曹腾养子的缘故，所以属于宦竖之列，在官场与士人中很被人瞧不起。毛氏则出身农家，在北大图书馆做过杂役，尽管学识也渊博，但在由教授留学生大学生组成的早期中共核心，同样被人瞧不起。此二人成为曹千岁与毛万岁之后，他人的种种责难及自身的种种失当，与前期内心的阴影密不可分。这是两者的一个共同之处。

而超强的文字掌控能力同样是二者的共同之处。曹操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文学家，建安文学盛况的开创者。赵福坛先生在他的《曹魏父子诗选》前言中说道：汉末建安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而曹魏父子则是这个时代的开山祖师。[6]沈德潜说：“曹公四言，于三百篇外，自开奇响”[7]特别是“他的四言诗是诗经以后四言诗的最佳作品，被称为复兴四言诗的作家。”[8]

关于毛泽东的文章，日本作家松本一男在他的《毛泽东评传》中曾这么写道：

历代的中国领导者里，懂文学艺术的人不多。毛泽东和古代的曹操一样，是不仅懂文学，自己又能作诗的独裁者。他的个性与政治上的造就不无可议之处，但他可称为近代中国最伟大的“词人”之一。[9]

这也许是对毛的诗词的最为恰如其分的评价。

毛氏是湖南人，同为湖南人的杨度在他的《湖南少年歌》中写道：

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做斯巴达。

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做普鲁士。

在近代的湖南，这种文化心态颇具代表性[10]。这同样也是对毛泽东心态的写照，任何时候都不甘第二，直到最后，“作为国家的统治者，毛对全国人民的影响力，以及个人拥有的权力，应已超过任何一位历史上的帝王”[11]，从这方面看，毛的成就则又是曹丞相所无法达到的了。

毛氏与曹氏相似的地方很多。两人最大的不同在于对待自己的部属，纵观毛氏一生部属为数甚多，而能善终者寥寥。善待部属方面似乎毛氏不如曹氏，虽然曹氏一生杀人无数，但是对待部属却恩宠有加，甚至没有杀过一个打了败仗的部下，我们甚至可以发现他对待投了敌的属下也多是如此。较之喜好诿过他人演出《斩马谡》的诸葛丞相，以及日夜拿部属整风都嫌不够，最后创造出文化大革命的毛主席来说，曹丞相是无比大气的真男人。

我们没有办法得知曹氏对毛氏的评价，而后者对于前者的评价，则是相当之高的，“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12]，一句“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13]可尽显其推崇之情。

《短歌行》与《沁园春‧雪》

《乐府诗集》收有二首曹氏的《短歌行》，其中最能代表曹氏文采与心境的当属《短歌行‧对酒当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比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吟，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燕，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14]

《短歌行‧对酒当歌》在宋人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中，被排在《相和歌词五‧短歌行》的第一首，“是最能代表曹操思想感情和艺术风格的诗作之一。诗人悲歌慷慨，先感叹人生无常，时光易逝，继而抒写自己功业未成、求贤若渴的心情，最后以周公自比，说出自己安定天下的雄心壮志。全诗跌宕苍凉，笔墨酣畅，表达作者感时伤乱求贤建业的错综复杂的心情。”[15]

《短歌行》大约作于建安十三年前后，５３岁的作者破袁绍，征乌桓，平定北中国半个天，以冀州牧出任汉丞相，假一人之下实万人之上，“三分天下有其二”[16]，可以“威加海内兮归故乡”了。

再来看看毛氏得意之作《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看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17]

该词大约作于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二月，作者43岁，其84年的人生刚刚走过一半。当其时，毛氏对外跳出了蒋中正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变二万五千里大逃亡为英雄史诗，继而与张学良[18]、杨虎城[19]暗通款曲；对内铲除了枭雄张国焘红四方面军的势力[20]，架空了“明君”张闻天[21]，收服周恩来[22]甘当阿二，驱逐王明[23]到莫斯科长住，一改群雄纷争的中共为其毛氏一人之天下；之后帅军东下，沿秦军旧道由陕挥师东渡黄河以求三晋，图西北而虎视中国，正是所谓“大风起兮云飞扬”[24]，意气风发之际。其凌云之志当然是自比周公的曹孟德所难以企及的了。

“对毛泽东这首词，註家颇多。他自己也有解释，特别说明：‘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其实，古往今来任何诗人的诗，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他当然不能说，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这些古代的大英雄，谁也比不了我，看我超过他们。但睥睨千古的英雄气慨是跃然纸上的”[25]。其实，除秦皇外，其他如靠裙带关系“金屋藏娇”得位的花花公子刘彻，提着哥哥头向父亲索要皇位而后又篡改历史的阿二李世民，欺凌孤儿寡妇的赵匡胤，只识武功而不善文治的胡人征服者铁木真，这几个僭越者在毛氏眼里也许算不得太大的英雄！不但不如刘汉高与朱洪武，就是与“三分天下，而有其二”[26]却甘做“周西伯昌”[27]故事，“臣节不坠”[28]的曹阿瞒相比，也要少怀了几分“修奉贡献”[29]的“圣德”[30]。当然，这并不妨碍诗人借以抒发自己的凌云壮志。张贻玖女士在其《毛泽东和诗》中认为这是“受了谭嗣同反对君主专制，攻击秦始皇以下历代君主为大盗的影响”[31]，认为“略输文采”与“稍逊风骚”是一种批判与攻击。其实不然，“略输文采”只是比较某人略输一点点，文采还是很有一些的，“稍逊风骚”亦是稍逊某一人而已，其实也相当的风骚了！试想古往今来数千年，能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者几许人耶？假如真是批判与攻击，为何不用秦二世、李后主、宋高宗、贾南风等人为靶子呢？或许这是张女士对诗人在字里行间不自觉流露出的王者豪迈的不解。或是想为诗人涂妆上些民粹主义的香粉，让他显得更加亲民一点？至于诗人自己说“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32]，这只不过是一种中国式的谦虚，一种礼节而已。把这当真，那是一种少女的纯洁。

两首诗词中有这么两句：“明明如月，何时可辍？”与“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同样是对这个世界的热爱与眷恋，在曹丞相笔下似乎就多出了几分幽怨，豪迈上似乎也远远地落在了毛大王的后面。这种差别的出现是与二者在志向与地位的差别相关联的，曹氏一生虽权倾天下，但理论上终为汉臣，不似毛先生“一人领导”，我们可否把这看作千岁与万岁的差别之一？

两诗最为经典的该是“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两句。两句不但在诗词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更是充分地表露出作者对理想对事业的追求与企盼。

尽管罗贯中《三国演义》后世人对曹氏病诟甚重，但仔细分析“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我们发现曹孟德乃是一个真正的儒者。古圣人有云“郁郁乎文哉，吾从周”[33]，曹操一直自比周公，时时期待演绎周公故事，作为强势霸主而又能坚持这一点，好像只有孟德一人。曹操尽管权倾天下，“挟天子以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庭”[34]，但终其一世都是汉臣，没有代汉。有人举其杀害董承、伏后事例，但是董、伏等均是“谋诛曹贼”在先，究其根源则是身为名誉主席的刘协不解风情。而曹氏大概还是明了霍光故事的。更有意思的是，曹丞相的汉哪怕就是版图也都与西周的版图相似，而自赤壁之败后，到司马氏专权之前，其一直采取守势，对于西周文明的化外之地蜀和吴没有太多的感情，似乎又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另一种含义。我们甚至还可以发现终了曹丞相一生，竟然没有杀过一个打了败仗的部下，较之《斩马谡》的导演诸葛丞相，无疑又让阿瞒更增添了几分儒雅。当然，比较一位亲王与一位乡侯的肚量，差别，实在用不着太多的大惊小怪。此外，在其治下发生发展的建安文学盛况，以及以其为代表的建安风骨，是否也可以当做曹公儒雅的一个佐证呢？遗憾的是，三人成虎，罗贯中以后诸多文人，不愿给曹丞相机会。

再看“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句，不但完美地表现了毛泽东“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情怀，也预示了之后“天翻地覆慨而慷”[35]的历史发展。既然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不在话下，借用罗贯中的一句话，“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尔”。此时此刻，作者何尝又不是在“青梅煮酒”呢？作词的前后毛氏正谋求着与蒋中正的国民党联合抗日。在毛的眼里蒋公是否就是 “大耳贼”我们不得而知，但在倭人入寇之际，蒋氏确是学着刘皇叔去了四川，抗战胜利后北伐不成，逃离大陆，在一孤悬海外的小岛偏安一生，把这大好河山，双手捧着奉献了毛公。

与曹氏着重于倾诉衷肠相比较，毛氏在词中更多是着墨于抒展壮志豪情。究其原因，或许曹氏自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奉献帝迁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豪气干云十数年了，较之毛氏刚刚当上陕北王少年气盛，固已是强弩之末；再从年龄上看，曹操 65年人生其时已过泰半，纵有歌以詠老骥伏枥千里之志，可以“吞吐宇宙气象”[36]，但较之阳寿刚刚届半的毛润之风流年少，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英雄豪迈，则曹氏老矣！真所谓“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37]。明日的一代天骄，又将是何许人也？

值得一提的是，四十年后，毛氏的殿前都点检又演义了英雄赵匡胤的故事新编，只是地点由东京汴梁搬到了北京大都。尚若毛先生地下有知，该是如何感慨？这可真是实实在在的“安得猛士兮守四方”[38]！难怪两千多年前的刘季刘汉高要“慷慨伤怀，泣数行下”[39]了。

结论

从某种意义上，《短歌行》与《雪》可以看做曹操与毛泽东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各自不同的《大风歌》。这是我们研究这两首诗词的一个重要的价值所在。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一句，曹丞相输了，以周公较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及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曹丞相输在气不如人上；但若从道德的高度上看，把周公与“黑手高悬霸主鞭”[40]的诸位大帝相比，曹丞相没有输，曹毛二人各自给自己的定位亦是正确。而“天下归心”正是所有统治者所企盼而又不能企及的境界了，无论曹毛。

在对两位作者创作时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家庭文化以及不同的生平事迹等各方面的分析过程，我们终于体会到了二者思想与心理的异同，从而更为接近真实地了解曹丞相与毛主席，这两位在中国历史上相隔千数百年的巨人，他们远大的政治理想，他们对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深深情怀，以及在他们内心的深处，又是怎样的一种孤独与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