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让我先介绍张斌吧。这倒不是我男尊女卑（这词也是从你们那儿听来的），而是因为对于出身这事，张斌总显得特别的敏感在意。说白了吧，相对于陈红的家庭，张斌总有那么一种挥之不去的自卑感。如果说这些年来我自你们人类收益甚多的话，那么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人的自尊。尤其对于男人，他们的一生，好像就是冲了这两个字而活着。

张斌来自中国江淮平原的一个寂寂无名的小县城。对于他的故乡，最初的时候张斌谈的并不多，只听他说起它虽然地处苏北，却是河道纵横，不逊江南水乡，即便在文革的时候，街市上也总能看到小贩们卖的活鱼鲜虾，还有那活蹦乱跳的田蛙。有关他的家庭，首先应提及他的外公，因为张斌总是将他挂在嘴边。他母亲的那支祖籍从事米行生意，最兴盛的时候方圆几百里的大米买卖几乎都由他的外公垄断了。用你们人类的词语，他家是当地最大的资本家。张斌小时候常常听到他外公回忆，说国民党政府逃离到台湾的那年，他家已经有四辆雪佛莱小轿车。后来这四辆减到了两辆，因为外公响应新中国政府的号召，为了支援抗美援朝，将一半的家产捐给了国家。即使只剩下一半的米行，外公家仍旧桂冠当地数一数二的大户。如今在资本家前面又加了“红色”两字，报纸上常常出现外公的名字，外公可是春风得意了一阵，照搬他的原话，人活得就得像这个样子，举足轻重，受人尊敬。谁料到，仅仅几年后，暴风骤起，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右”运动，不仅扫荡了京城里的那些众多大鳄，也殃及了外省小镇里的芸芸土鳖。一夜之间，只有高小毕业的外公也被定成了右派，失去了一切，仅仅剩下了一家粮站的二楼 -- 那原是外公的一家米行的库房，现在改了供外公外婆和他们四个女儿栖身。而就在这二楼的一间窄小的隔屋里，一九六零年呱呱落地了一个瘦小的婴儿，他就是张斌。

外公让他引以为荣，可张斌讲的最多的，还是他的母亲。每当他说到母亲的时候，我往往看不到他，因为此时他整个的脸常常都埋在陈红那一对裸露的乳房中间。不过，单凭声音，我都能感觉到他对母亲的那份感情。因为外公头上的那顶右派的高帽子，母亲没能进大学。不过，依了张斌，他的母亲是天底下最聪明的女人。不仅仅聪明，她也是最贤惠的女人。外公被打成右派的那年，母亲才刚刚高中毕业。上大学的梦想一夜间被碾得粉碎，她将全部的身心投到了照顾父母亲以及那三个未成年的妹妹身上。政府还算照顾年轻的一代，让她做了楼下粮站的一名勤杂工，可这勤杂工的工资又何以养活那么一大家子。家里亟需一个男人，一个能撑起大梁的男人；这个男人，就是张斌的父亲。

这个男人张斌却极少提及。仅只在张斌的只言片语里，我拼凑起了一个模糊的影子。他原来自乡下，祖祖辈辈呆在邻近的一个村子里种田度日。只因为一九五八年的时候全国飙起了“大跃进”旋风，县城里的几个民营工厂也要大炼钢铁，亟需劳力，上面就从附近的乡下选了十几个青壮汉子，到厂里做了工人，其中之一就有张斌的爸爸，进了一家做渔具的小工厂，从此摇身一变成了工人阶级。按张斌的说法，这叫“农转非”，本是件难如上天的事儿，乡下的人争破了头都想进城吃皇粮。要不是因为那家小厂的党支部书记是张斌的远房堂伯，张斌的爷爷又借钱买了两条大前门香烟托人送上门去，那如今张斌的爸爸，说不定还在农村老家的地里抡锄头呢。而一旦进了城，他就真有点像咸鱼翻身，变得神气起来。我无法想像，那个时候的中国，怎么人人都拿一样的钱，用张斌的话，除了京城里做大官的，全国六亿个穷光蛋。当官的既然攀不着，市井姑娘们谁不想找“领导阶级”的工人做爱人？就这样，张斌未来的爸爸入赘上了那个粮站的二楼。

直到许多年后，我才弄明白张斌为何不愿谈他的父亲。在他的第四个本命年生日的那天，张斌喝得酩酊大醉，抱着陈红喃喃不休，把自己骂了个狗血喷头，说他又有什么资格看不起自己的父亲，嫌父亲凡夫俗子一个，他自己还不是同样庸庸碌碌，功不成名不就，白活了四十八年。那段时间，因为一个女人，还因为一个男人，张斌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他的那颗原本超常膨胀的自尊心，宛若三月里突遭了霜打的蒲公英，一夜间蔫不唧儿，全耷拉了下来。我把他的这种心境的两极变化叫做“荡钟摆”，恰如他家里墙上挂着的壁钟里的那个钟摆，左右来回震荡。大多的时候，他以一个斗志高昂、自信心十足的男人的形象呈现在我的面前，在我看来，这也是他神情最英俊的时候。可时而他又整个儿变了样，沉默寡言，焦虑不安，看上去非常的痛苦。这二十年下来，我终于悟出了个道理：他的这种焦虑和痛苦，全都源自于他人。我指的是他“人”，不是啃他后院草皮的土坡鼠，不是在他的露台下做窝的狸猫，而是人，张斌的同类。

除了母亲的辛劳和慈爱，张斌甚少回忆他的孩提时代，唯有两件事，他倒是屡次与陈红聊起。他小学的时候，每年班上都要甄选德智体“三好生”，一二三名，而每次他都只能坐在台下，羡慕地瞧着获选的同学从老师手里接过颁奖。他虽然门门功课五分，却由于性格内向，不善于组织和从事集体活动，所以予以大家的印象是“群众关系”一般，自然离“德”就差上几步。到了四年级，他发誓学期末一定要站到台上去。每天一大早天才蒙蒙亮，他就跑到教室里扫地擦桌揩黑板，放学后也不回家，无论什么班级活动都抢在头里，还认真地听从老师的话，积极地和同学们促膝交心。到了选举的时候，他得的票数果然进了前三名。可谁知第二天，老师宣布名单，光荣榜上却不见张斌的名字。原来有位邻居（也是家长）闹到学校，说张斌出身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的狗崽子怎么能做“三好生”，就这么硬生生地把他给拱了下来。那次啊，他对陈红说，他仿佛一夜间长大了十岁。除了伤心，就是他妈的恨，恨那位烂舌根的邻居。他不明白，怎么一个大人也会如此心地恶劣，跟一个十岁的孩子过不去。这个恨肯定伴随了他很久。他十八岁的时候，特意跑到那位邻居住的筒子楼里，告诉他，当年被他诬告的“狗崽子”，明天就要赴著名的南京大学报到了。我就是要看看那家伙脸上的那副尴尬的表情，张斌说。

对了，这去大城市南京上大学就是张斌常常挂在嘴边的另一件事了。陈红后来经常絮叨他，你张斌现在怪罪来抱怨去，嫌世道对你不公，你怎么就没有想想当年高考的事，命运可又多么垂青你？原来他高中毕业的那年，恰逢福星高照，因为文革而关了整整十年的大学之门又重新打开，政府恢复了高考，让他得以逃脱去苏北农村插队做知青的舛途。他是一鸣惊人，小镇里放大卫星，竟然考了全县第一名，被南京大学里当时最热门的物理系录取。俨如状元中举，他立即像电影明星一样在县里红了起来，走在路上，常遇人注目而视，大人笑脸相迎这位“天之骄子”，誉言美语不断飘进他的耳朵，让他不由得想起了外公的那句话，人活得就得像这个样子，举足轻重，受人尊敬。我听到他不止一次对陈红说，他少年时在学校里对两种人总感到十分的不适。一是那些漂亮帅气的男生，他们让他自惭形秽，常常令他的心灵凄凄不堪。而另一类则是那些横行于校内、打架斗殴的所谓的“狠人”纰漏；他尽管自心底里鄙视这些人，却羡慕他们的那种呼风唤雨的感觉。令他深深苦恼的是，他虽然痛苦，却无法逃脱。他那平庸的相貌是爹妈给的，他难道还能再钻回妈妈的肚子里？而对于那些打架不要命的“狠人”，他又无法强迫自己变得像他们那般的野莽，一样的动刀子不要命 -- 他甚至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位相当怕死的男人。但自打高考成绩揭榜后，他仿佛一夜间经历了某种突发的蜕变，往日的那种自卑和焦虑不翼而飞，代之以舒坦的释然，继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深深的自豪感。那段时候，当他在学校里再遇到那位被公认的头号美男子同学时，他并没有感到往日的那种难受和沮丧，他甚至认为这位外号“王心刚”的男生也就不过如此，高考初考就名落孙山，绣花枕头，没啥值得傲慢的。至于那几位“狠”人混混，在他的眼里他们忽然间都矮了半截，竟变得有点可怜兮兮的了。他甚至感觉到自己连走路的姿态也变了，脚下生风，昂首挺胸。

一九七八年的初春，不满十八岁的张斌，自卑又自傲，带着小镇少年的青涩和拘谨，血液里却又流淌着天生的桀骜好斗之气，对生斯养斯的小镇道了声再见，满怀着向往和希望，他来到了五百里之外的六朝古都南京。

在那儿，张斌遇到了我们故事的另一位主角，陈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