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秋水長天(下)
慕容雪村 「我首先是個人，其次才是別的什麼。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我的社會擔當。」這是最簡單的道理，但可悲的是，許多人活到死都不明白。只要談起中國的人權狀況，就會有許多人衝過來跟你辯論，好像「人權」不是他們的權利似的。那些有中國特色的觀點、那些中國獨有的邏輯，大多都由此而生：他們忘記了自己是個人。只要忘記這點，就必然會生出許多古怪的念頭，有些人會把吃苦——不管因為什麼而吃苦——當成一件天然高尚的事，在幾十年前，有無數城市青年被流放到農村，理由就是這些人應該吃苦。這中間有無數的苦難和煎熬，糟蹋了許多人的青春，甚至毀了他們的一生，但時至今日，還有許多人在讚美那些讓他們吃苦的人，並且認為自己吃苦吃得好，吃得應該。陀思妥耶夫斯基寫過一本書叫《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在我們的生活中，常常見到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為他們所受的侮辱與損害找各種理由，做各種辯護，他們甚至會為這侮辱與損害歡呼。 在中國大陸，「犧牲」常常是一個高尚的詞，很少有人明白，這個詞的本意是指是祭祀用的牲畜。許多歌曲、許多文章、許多英雄事蹟都在號召人們犧牲，去做祭祀中的牲畜。公社的木頭落水了，怎麼辦？犧牲自己把它撈上來。大隊的牛羊在風雪中失散了，怎麼辦？犧牲自己把它們找回來。時至今日，還有人在鼓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怕苦還可以勉強理解，「不怕死」就十足荒謬，這是和平年代，你號召人們不怕死是想幹什麼？他死了你有什麼好處？ 這些並非陳年往事，翻翻報紙就會明白，荒謬的年代從來沒有真正終止，它的遺毒也從來沒有真正肅清，它就在我們身邊。那些反人性的口號和召喚從沒離開過我們的耳邊，在這裡，我提議大家學學孔慶東教授，他在去年創造了一個著名的「三媽文體」，諸位不妨效仿之：如果有人號召你去吃苦，你就說去你媽的；如果有人號召你去犧牲，你就說滾你媽的；如果有人號召你去大義滅親，你就把孔教授那句話說完。 除了犧牲，還有奉獻。幾十年來，大陸政府從未停止過要求人們奉獻，幾乎每一位貪官在事發之前都曾大講特講奉獻，貪得越厲害，講得就越厲害，這本身就能說明問題。事實上，奉獻和掠奪往往是並生的，它們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你的奉獻，也就是它的攫取。如果一家公司號召員工無私奉獻，其實質是想你多幹活，他少付錢。如果一個國家號召其國民無私奉獻，其實質就是公開的掠奪。有人會問：難道社會不需要奉獻精神嗎？我要說，一個正常的社會需要有見義勇為、甘於付出的行為，但更需要自由、平等的契約精神。這兩者有先後關係，即：先訂契約，後談奉獻，無契約則不奉獻。 在電視上、報紙上，我們還會看到這樣的情景：某人因為住上了救濟房，或者是領到了早該領到的救濟金，就眼含熱淚對著鏡頭說：感謝政府！我們不應該批評說這話的人，相反，只應該譴責那些坦然無愧接受感謝的政府，你的納稅人活得如此艱難，你還有什麼臉接受他們的感謝？現在我們知道，政府不是什麼偉大光榮永不犯錯的組織，它應該是我們選出來的，它的權力是我們讓渡給它的，在某個意義上，它就是我們的保安員或清潔工，拿我們的錢，掃我們的地。如果一個清潔工把地掃得很乾淨，你有必要含著淚感謝他嗎？這不是他應該做的嗎？我無意歧視清潔工，但如果有個清潔工不好好幹活，還一天到晚要求你感謝他，甚至要求你無條件愛他，遇到這種情況，你就應該問問它：我可以說髒話嗎？如果不行，那你就該這麼回答：什麼愛不愛的，先把地掃乾淨再說吧。 關於政府，最好的論述來自托瑪斯.潘恩，他說：在最好的情況下，政府也不過是一種必要的惡。在不好的情況下，它就會是一種難以忍受的惡。 我們知道，政府花的每一分錢都是從我們的錢包里拿出來的，所以要隨時查它的賬。如果你的清潔工說他買一條掃把要幾萬塊，你就該指責他貪污。如果你的清潔工拿你的錢給自己買了價值幾十萬的手錶，你就應該指責他腐敗。如果你的清潔工為了掃地的事天天大宴賓客，喝一千多元的茅台，抽一百多元的香煙，你大可以這麼想：換個人來掃地會不會更好？ 明智的政府會承認自己的無能之處，所以很多工作都必須依靠民間的力量。而自吹萬能的政府，往往也就是無能的政府，它什麼都管，可是什麼都管不好。這30年裡確實取得了一些成績，特別是經濟領域，讓許多人都擺脫了貧困，但如果非要說這是政府的功勞，那也是它放棄管制的功勞。30年來的歷史證明，凡是政府不再嚴管的領域，中國人都能表現出相當的創造力。放鬆對家電行業的管制之後，短短的幾年間，中國的家電就可以跟國際大牌競爭。而與此同時，凡是政府嚴管的領域，大都是一派死氣沉沉，為什麼國產電影這麼差勁？因為電影管制。為什麼中國的電視這麼難看？因為電視管制。為什麼中國當代少有文學上的傑作？因為文化管制。為什麼中國足球踢得那麼難看？答案還是同樣的，因為政府不肯放手。 世上的政府大致可以分兩種：要臉的和不要臉的。要臉的政府會聽取各種批評意見，即使不情願，也要裝出虛心的樣子。而不要臉的政府只喜歡歌功頌德，即使馬屁拍的不是地方，引會引起它的勃然怒火。在後一種政府的統治下，「負面新聞」往往被屏蔽、被遮掩，比如某某事件和某某事件在國外都被長篇累牘地報導，但在內地，幾乎見不到一個字。事實上，「負面新聞」這個詞本身就有問題，把壞事說出來，本身並非壞事。把那些不良的習俗、惡劣的行為、糟糕的結果報導出來，只會讓人們提高警惕，而不是爭相效仿。經驗證明，人們從「負面新聞」中學到得更多。看30年新聞聯播，也未必能夠學到什麼有用的知識，除了知道毛澤東思想可以指導殺豬。而一個小悅悅事件，就能讓人明白父母的責任和路人之所應為。近幾十年，我們的歷史書上屏蔽了太多的「負面」，其中有相當一部分都是體制的惡行、群體的暴力，這些都應該視為國家的苦難。在這裡我要說，如果你要做一個真正的愛國者，那麼不僅要愛國家的光榮，也要愛國家的苦難。不僅要愛國家的繁盛和紅火，也要愛國家的傷口和疤痕，愛那些悲傷的日子、黑暗的日子和痛苦煎熬的日子。 我們常常把人分為體制內人員和體制外人員，在一種與人類為敵的制度中，在納粹和北朝鮮這樣的政府之中，為體制效力常常只有兩種結果：一、只有害處，沒有益處；二、少有益處，多有害處。今天在座的大多都是好人，可是也會有信息員和特務混跡其中，在這裡我要說，即使是你們，也同樣對國家的明天負有責任。 如果你的工作只是辦個文、發個照、填個表、抓個賊，那麼你和罪惡的關係並不大，這些工作常常也是維持社會運轉之所必須。但還是希望你能明白，來求你辦事的，都是你的真正老闆，是他們給你發工資，是他們在養活你，你要儘量對他們好一點。即使做不到笑臉相迎，至少也不要橫眉立目。你應該遵守規章、履行職責，但不應該惡意地刁難他們。一句話就能解決的事，不要讓他們跑上三回五回、三月五月。要知道，他們養活你不容易。 如果你的工作與教育、宣傳和意識形態有關，那你要清楚，你所影響的不是一人兩人，而是千人萬人。幾個世紀以來，人類社會有一個共識：讓孩子遠離毒品。而事實上，那些精神上的毒品——謊言、謬論、仇恨教育、反人類的宣傳——同樣危險，甚至更加危險，即使做不到全面禁絕，至少也要讓孩子遠離毒品。如果你是記者，就不應該參與造假；如果你是教師，就不應該販毒；如果你是學者，就應該堅持真理、拒絕謊言；如果你是作家，就不該睜著眼說瞎話。這不是最高的要求，相反，是最低的。 如果你的工作就是拆別人的房子、砸別人的攤子、流產別人的孩子、攔截毆打那些不幸的人，我不期待你會擁抱他們，只希望你能保留幾分良知。大作家喬治.奧威爾參加過1936年的西班牙戰爭，在戰場上擔任狙擊手，有一天清晨，他看到敵軍戰壕里走出一個士兵，那人光著上身，兩手提著褲子。奧威爾本來可以將他一槍射殺，但他猶豫良久，最後還是放棄了。他說：一個兩手提著褲子的人，怎麼可能是個法西斯分子？當你看到一個兩手提著褲子的人，你怎麼忍心扣動扳機？ 這就是「奧威爾的反問」，也是人類有別於動物的根本之處：高貴的同情心。在這裡，我要對那些拆遷隊、截訪隊和城管隊員們說：我知道你負有職責，但還是希望你能夠偶爾想起這個「奧威爾反問」，也知道你的上司對你有所要求，但還是希望你能夠珍惜那個良心偶然跳動的時刻。 也許你的心中充滿了正義感，覺得自己是在匡扶正義、保衛國家。但在此之上，還有更大的正義，那就是我們作為人類的良心。你要知道，跪在你面前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和你一樣，有情感、有知覺，有父母妻兒，也有兄弟姐妹。你罵他，他就會怕；你打他，他就會疼；你羞辱他，他就會記恨你；你把敵人埋在腳下，第二年你的腳下就會長出兩個敵人。你所做的不過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沒必要為自己結下不共戴天的私仇。你可以履行職責，但不能把所有的仇恨都抱在懷中。 江蘇某監獄曾經發生過一出真實的慘劇:有位獄警無故毒打囚犯，那個囚犯說：你管我、教訓我，我可以當你是在工作，現在你動手打我，那就不是什麼工作，那就是你我之間的私事。現在我不敢還手，但你記住，遲早有一天你會為此付出代價！幾年之後，這位獄警的孩子就被吊死在監獄門口。 我跟你們一樣痛恨這位囚犯的暴行，但還是要說，每位體制中人都該從中吸取教訓。仇恨如刀，請不要把它磨得太過鋒利，否則總有一天它就會倒轉過來刺傷自己。在權力不受約束的世界，在法律虛弱無力的世界，即使你權傾一時，你也不擁有長久的、絕對的安全。今天你讓他躲貓貓，明天躲貓貓的就是你自己。今天你攔截上訪，明天就會有人攔截你。現在我們知道，那些被攔截的人不僅有平民，也有警察、法官、高級官員，甚至是信訪局長本人。 有人問高僧：如何是善知識？答：慈悲清涼。又問：如何是慈悲清涼？答：如秋水長天。在我想來，所謂善知識，指的就是有恥有格的現代公民，所謂慈悲清涼，指的就是同情心和良知。這二者沒什麼用，不會幫你升官發財，更不會讓你在濁世出人頭地，但它卻是我們區別於動物的根本之處。對他人的苦難抱有同情，有時會顯得不夠精明，但越是血腥狂熱的時代，就越顯出這些笨人的可貴，正是他們不識時務地抬高槍口、鬆開扳機、停下坦克，人類社會才保住了起碼的體面和尊嚴。 我們活在一個塵土遮天的時代，政治很髒，經濟很髒，連文化都帶著腐爛的臭味。我們的心本應如秋水長天，但久置灰塵之中，也會變得又黑又髒，並且極為脆弱。我們去郵局寄易碎物品的時候，工作人員會在上面印一隻紅色的杯子，而在這樣的時代，我希望每個人的心口都有一隻紅杯子，它可以時時提醒我們，這是慈悲之心，也是清涼之心，它如此珍貴，又如此脆弱，應時時拂拭，勿留塵埃，如秋水般清，如天空般淨。
（香港書展2012演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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