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以前曾发表，近发现当时后一部分被遗漏了，现重新发表如下。）

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说得更确切点，是弱势群体的反抗。那些起义的领袖其实并不一定是农民，只不过在封建社会，弱势群体的主体就是农民。历史上诸多起义或暴乱，多半是官逼民反。比如前清时的白莲教，太平天国，义和团都是弱势群体的组织。还有一直延续到解放前的青洪帮，也是弱势群体的组织。

由于这些弱势群体组织，没有明确的正确的指导思想，那些领袖又往往利用迷信来笼络民心。有的竟蜕化为黑社会，如青洪帮。

革命的力量也利用弱势群体，因为弱势群体是在社会底层，受压迫最深，最愿意改变社会现状，也是人数最多的群众。在共产党执政以前，党的干部和群众的生活水平相差无几，能和群众打成一片，能代表群众的利益。但是在执政以后，地位变了，干部们成为官员，成为强势群体，他们与弱势群众的关系自然拉开了距离，成为弱势群体的对立面。

许多人原先也是群众，一旦当官，思想就会发生变化，与群众的思想感情越来越远。因为这是“存在决定意识”，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教育和自律可以改变一部分人，但不是总有效。

现在许多官员特别害怕群众闹事，实际上也就是害怕群众。因为他们已经不再代表群众了。他们不关心群众的利益，尤其是那些贪官们，他们与群众（包括基层的党员）的利益是对立的。贪官们最害怕的就是群众自己组织起来。一旦发生闹事，就把头头们抓起来。这就使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

干部与群众的冲突实质上也是利益的冲突。越是基层的干部，这种利益的冲突就越明显。例如，中央与农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中央面向全国，知道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问题不解决，发展和稳定都是问题。但是，村官和农民的利益却常常直接矛盾。例如有的贫困农村，村官住在城里，开汽车到农村上班，他们就是靠各种恶劣的手段去剥削农民。低层官员想自肥就只有欺侮压榨底层的人民。高层官员想自肥，手段就更多和更隐蔽。

群众没有组织起来，不能正面抗争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只能发发牢骚，把不满埋在心里。一旦有一点机会，就可能自发地聚众闹事，发泄不满。闹事可能聚合起几千人甚至几万人。又因为没有组织，这种发泄极可能变成一场破坏性的事件，如围攻公安局，烧汽车，甚至打死人。于是又抓人，事端暂时镇压了，却不可能平息群众的不满。形成了恶性循环。

为什么不能团结群众，领导群众？因为这些官僚的利益是在群众的对立面。两次天安门事件都说明党没能领导群众，团结群众。

党要领导群众必须把自己放到群众中去。党也只有掌握了群众，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党如果真掌握了群众，成了群众的贴心人，那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即不必害怕动乱，也不必担心选举，而且一切贪腐都在群众的监督之下，将无处藏身，那时才有真正的民主。

（参考 “组织与招募反腐志愿军”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