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盘西化不是什么新创举，可以追溯到天演论翻译家严复。他从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得出人类也需顺应“运会”（意同进化）。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人类都是自私的，而自私带来自营，自营带来自治，自治带来自由。 这就是严复认为当时处于鼎盛时期的大英帝国为什么富强的原因。中国也应追循此进化之道。 晚清维新人物容闳（1828-1921）提出的“西学东渐”之说，把西学看作是中国富强之唯一可行之道： “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不过，提倡全盘西化的鼻祖并不是严复或容闳，而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从“适者生存”给自己取笔名的“胡适”。

 胡适毕生终身致力于全盘引入西方的人文思想，哲学体系和民主自由治国信仰。他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把孔子和儒学与诸子进行对等比较研究，产生了开创性的影响。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虽只出版了上卷，有下卷，可都是以西学研究方法作为学科基础的经典性著作。他的“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的方法论对也对中国学术发展影响深远。

胡适参加过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几次著名的观点论战，这几次论战对于中华文明进步和转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可笑的是，胡适在这几次论战中多数都站在落败的一方。在上世纪十年代与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等人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所反对的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了胜利。20年代的中西文化论“人权论战”以反党治的胡适和罗隆基被迫辞公职去，离开上海而转赴京津另谋生路而告终。在与学贯中西的胡先骕的“文学之争”中，胡适所宣称的文学的“时代精神”终敌不过胡先骕的“勿鹜于时代精神”的观点。事实证明趋时的文学作品无法禁受时间的考验。只有含有“不朽”的要素，超越时代的文学作品才具有传世的价值。只有在与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的“科玄论战”中，胡适所支持的科学派吴稚晖占了上风。

胡适的全盘西化是在华夏文明处于最低谷的五四时代提出的，如果把当时的历史特定条件放进去，胡适的观点对于封闭的中国有其警醒功效，对于国民们摒弃封闭盲目的唯我独大的精神，敞开胸怀迎接西方文明，科学技术，人文伦理，哲理思辨方法，华夏文明的升华有着积极意义。可这种对西学的投降式的俯首称臣一直被诟病，挑战。经过近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验证，“全盘西化”论渐现颓势，破绽百出，无法自圆其说。胡适的一些推崇西方文明的惊世骇俗言论如今听起来也不再振聋发聩，只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妄自菲薄和无缘无故的自残趋向：中华民族是“又愚又懒的民族……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的民族。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自序）》

华夏文明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的洗礼，已经从西方文明里汲取了大量的养分，从愚昧封闭解脱出来，形成了一个新生的儒文化，既有自身固有的兼容凝聚的优点，又包含了基督文明的重要元素如科学技术，逻辑思辨等等。这种新生的儒文化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之中迸发其他文明无法比拟的活力。这和经历过文艺复兴时期猛烈批判的基督教一样，并没有因此而退出历史舞台，而至今仍然是西方的民族主体价值。它同新的价值观一起，共同构成了现代西方的基本价值体系。当然，这已不是原本的中世纪的基督教，而是经过宗教改革运动洗礼的基督教。同文艺复兴思潮一样，改革之后的基督教也渗透着人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精神，强调个人信仰高于一切，甚至也提出了平等、自由等主张。

西方是权力本位的道德价值（right-based morality），所强调的是个人权力的合法性和不可剥夺性， 这种价值观在现代社会中公民对抗国家权力的武器，常常在个人和国家对抗的脉络中被论述。 而中国是德信本位的道德价值 (virtue-based morality)， 强调的是与人俱来的责任（obligations）如孝道，家责，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儒文化是把家国的利益至于个人权力之上。 前者是契约责任关系，后者是人依其职何人应尽的职责。责任重于权力，职责先于契约。 西方的经济结构是建立在以纳什非合作的自我利益的基础上的，是自下而上的，每个成员把合作看做是获得最大利益的唯一途径。 而儒文化则是自上而下的，把自我贡献看做是成员获利的最佳方式，即“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成员通过自我牺牲和贡献和来构筑坚强的集体，已达到给每个成员获得最大的利益。这种儒家文化观念在现代经济竞争中体现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60年代的日本，7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均是以儒家文化基础形成的经济竞争优势迅速富强起来。自80年代至今，中国大陆更展现出无可比拟的经济竞争力，实现了经济连续30年两位数的增长，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进入本世纪以后，东盟之中另一个儒文化国家越南，也遵循了同样的发展途径，加入了经济高速增长国家之列。这就了证明了一个事实，儒文化说体现的其他文明不具有的现代经济所需的文化价值体系不是偶然的，是带有规律性的。儒文化优越的东西，像勤劳的人口，单一民族，重视家庭，讲究人与社会整体的和谐，是西方国家没有的，能够象火箭助推剂一样让儒文化圈国家取得了欧美或世界其他地方的国家在任何此类时间段内都望尘莫及的突飞猛进。这种优势不仅能在劳动密集型的经济结构里凸显其无私耐劳的优势，还能在经济转型后的技术经济结构里继续得以保持。有人说二十一世纪经济发展属于亚洲，这不无道理。而另一反面，西方价值体系的种种弊端日益呈现，“人人为我，我不为人”的极端自私，贪婪造成的社会经济弊端已让西方社会陷入无法解脱的价值观陷阱和财务债务之中。对于地球有限资源的不合理的霸占让西方无法忍受其他文明崛起，短视的民选政体缺乏历史责任感，行政效率低下，严重的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在亚洲，儒文化圈以外的国家的发展速度就远远比不上儒文化圈国家。以菲律宾为例，被西班牙殖民三百三十多年，后又被美国殖民半个世纪 ，是基督教国家。又是民主国家。基本上全盘西化。但是其腐败、落后、贫穷、内乱非常严重，且暴力恐怖主义盛行，菲律宾的经济如果没有少数华侨撑着，更是糟透。综合所有社会指标如发达、清廉、高效，或仅从富裕程度上看，和儒文化圈，如日韩港台新相比，差距可谓天壤之别。 不仅如此，其他非儒文化国家如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命脉几多都由华裔后代控制。这些这些大多已是3-4后代的华裔的儒家文化烙印依然非常显著。在这种情形下，再奢谈什么“全盘西化”就是仰短避长了。  

 儒文化的活力是可以用经济学理论来验证的。现代经济学家对儒文化为什么能促进经济发展作了很深刻的论述，结论是肯定的。假设有两个参与者，每个参与者选择策略 , 参与者i获利为参与者获利的加权平均。就有了下列数学表达式：

其中a为参与者的奉献，a=0为完全利己，不为集体着想， a=1/2为完全利他，集体的利益至高无尚。如果 a=1/2条件成立，也就是两个参与者都是无私的，那获利的函数式则为：

 其中为成本函数

如果排除惩罚因素，根据纳什的最大利益化原理，可以推导出如下函数式。

  其中，i=1,2

一阶条件为： ,为参与者的策略。 (注)

这个函数可以解读为每个参与者的贡献为 ½, 则获利总和为1(最大值)，减掉成本函数，就是参与者的获利。 反之，如果如果参与者的贡献小于1/2，则获利总和小于1，参与者的获利也就相应减少。 这种利他性的价值观只有在单一文化体系主导的社会里才能发挥其优越性。

胡适老先生不是学理科的，所以他的论点经不起数理的推敲，他的观点也经不起历史的验证。胡适死于1962年，没有看到儒文化国家上世纪后半期的经济上的崛起正是得益于儒文化的的活力这个历史事实。如果他能活到今天，估计会为自己的“全盘西化”观点扇自己的嘴巴。

胡适的晚年弟子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对胡适有个非常精彩的评论。有一次胡适打麻将，抓了一手杂牌，连呼“不成气候，不成气候！”可是“好张子”却不断的来，他东拼西凑，手忙脚乱，最终还是和不了牌，而牌桌上家那位女太太则慢条斯理，运筹帏幄，她只摸清一色，而不管“好张子，坏张子”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很快就和牌了。这恐怕就是胡适一生的写照吧，手忙脚乱，七拼八凑，无法为自己的理论圆场，敌不过打清一色的对手。

注： 数学推导参见Can Altruism Hinder Cooperation? by Keisuke Nak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