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青帮三大亨（右起：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
黑帮往事
联合国的定义是，有组织犯罪即为黑社会犯罪。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黑社会，是近两三百年内形成的。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洪门(也称洪帮、三合会，口号是反清复明)、青帮(也称清帮、漕帮，带有白莲教色彩，控制着大运河粮食运输)和哥老会(也称红帮，由私盐贩子和四川一代纤夫水手借鉴洪门规则组成，首领称为袍哥)基本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他们成立的初衷都是为了保护自己，反抗不公平的待遇，成龙电影《新宿事件》中有一句话可以很好的解释黑社会的成长路径：一帮人因为被欺压，或是为了某些需求众集起来，建立势力之后，势力开始转变为权力。
晚清民国，中国的帮会势力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期。帮会依附于各种政治力量，甚至与国家政府“联姻”，一改往日“非主流”的形象，堂而皇之地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一方面与国家政府分享权力，一方面在政府不能满足其欲望与要求时干着颠覆政府的勾当。在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早期工人运动中，也曾对帮派势力进行教育、改造，以使其为我所用。安源路矿大罢工时，红帮老头子点头答应帮忙，果然秩序井然，没有出一点事”。黑社会往往会依附与某个政治组织，但很少会提出自己独立的政治主张。他们深知和政府分享权力的重要性，同时也清楚这种权力的边界在哪里。
黑色江湖是文学影视所喜欢的题材，他们有一套自己奉行的规则。德国学者施奈德在他的《犯罪学》上解释这一现象：黑社会组织由于具有复杂而严密的系统和行为准则，组织内部等级森严，重要成员基本固定，从而形成了一整套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念，表现出最为浓烈的犯罪亚文化色彩。受这种亚文化的影响，很多人对黑社会感情复杂，从教父考利昂到中国的小马哥，大量的黑道英雄形象深入人心。我们不能简单的把这种现象归结为道德标准的缺失，因为，从黑社会诞生的那天起，黑道文化就某种程度上迎合了人们内心的某种需求。
上海青帮的三位大亨
帮会原本只是个社交的圈子。青帮成为黑社会是病态社会的产物，当这个社会的主体生病、政府不能维持公平公正时，人们就把帮会当成一种保护自身利益的工具民国时，三鑫公司使上海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鸦片集散地，它的三位“老大”各司其职、各有“专长”，有过长达10多年的顺利合作。法租界里黑白通吃的黄金荣、军界上下通透的张啸林和精明的帮会生意人杜月笙形成三人组合后，这个警匪合一、集黄赌毒一身的黑社会就腾达于上海滩了。
1920年的上海滩
三鑫公司在上海滩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上的惟祥里挂牌成立，51岁的黄金荣是这个公司的核心。从1892年开始，他在法租界已经混了20多年，从余姚到上海当学徒，法国人以华治华时，他进了法租界的巡捕房，开始他警匪合一的生涯。这个黑白通吃的包打听，已经在警察局以外的天地里，拥有了一个庞大的帮会集团，这位青帮帮主光门徒就收了1000多。他不仅是黑社会的保护伞，本身就操控着庞大的黑社会。几年后，黄金荣的门下又多了一个门生，在上海开办证券物品交易所“恒泰号”失利的蒋志清(蒋介石当时的学名)为了自保，拜到了黄金荣的门下，全凭黄的几句话，减免了所有债务。1922年6月，蒋志清登永丰舰救护陈炯明炮火下的孙中山，他与孙中山的渊缘从彼时开始，最终当上国民党总裁和中华民国总统。
张啸林这一年41岁，是蒋中正的同乡，出生于小康人家，从小好逸恶劳，进过工厂上过学堂，但是除了打架一项外，其他均无长进，全凭混黑道出人头地。从慈溪到杭州当过几年地痞，后来总算在杭州上了武备学堂，还是不争气。但是这段武备学堂的经历，使他结识了一帮后来的北阀军人，为他移居上海后的“事业”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一年开始，在上海滩上地位日重的，还有一位比张啸林小9岁、比黄金荣小19岁的男子，叫杜月生。30岁的杜月生头脑比黄张二人都要灵活，他的人生哲学中有“三碗面”：情面、场面和体面。三十出头的杜月生，是上海浦东人，为人活络，仗义疏财，人气极旺。从他改名之举，即可看出他的交结之广，国学大师章太炎引《周礼太司乐疏》中的“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劝其改名为杜镛，号月笙。从此，他便以行世。
最大的贩毒集团
清末民初的第二次禁毒运动因为袁世凯的死去而戛然而止，从此毒品再度泛滥，这也成为黄杜等人张罗贩毒公司大发展的起点。利用黄金荣在界租保护伞势力说服“大土行”(毒品公司)移师法租界，以便像保险公司那样收取“保护费”。三鑫公司有了黄金荣在法租界的黑白势力，提运鸦片就像做正当生意一样自如。当时公司气势之大，从一些老上海人的习惯用语中可以听出来——他们称三鑫公司为“大公司”，不是区别于“小公司”，而是区别于当时上海滩上任何其他公司。
三鑫公司游刃有余到何种程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系主任苏智良教授曾经考证，中国第一家西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刊过这样一段文字：“现有一鸦片贩运机关，其活动规模，比过去五六年来当局注意到的任何活动都要广泛”，其一年的利润相当于北京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黄金荣能派出巡捕房上百名越南巡捕帮他押运鸦片，为了安全，还能动用警车为自己鸦片仓储进行巡逻。三鑫公司的鸦片无论从吴淞口进港还是从十六铺码头到岸，都不会被检查，而是直送到法租界保存起来，押运车辆途经哪里，哪里就会一片漆黑，所有电源都被控制。
黄金荣在巡捕房当探长，诸多事情不便亲自出面，但他对上能使总巡法国人费沃礼对“三鑫”网开一面。对下又利用了杜月笙和张啸林的所长。他让头脑灵活的杜月笙当经理，张啸林又在杜的手下，当过副经理。张啸林这位浙江武备学堂第四期的肄业生，在杭州上学时结交了不少好友，比如他的同窗同室张载阳，后来成了浙江省省长。据苏智良教授考证，江浙及上海一带的军阀、警察中还有一些北洋时期的军阀是张啸林的朋友。对张啸林的生意常有“关照”的有松沪护军使、淞沪警察厅主任秘书刘春圃、镇守使署秘书长江干廷、缉私营统领俞叶封等等。这些人的能量不仅是帮他对付鸦片运输途中的各地流氓，更主要的是为他打开毒品的江浙通道。
每到逢年过节，一份长长的贿赂名单都会照顾到方方面面关照过三鑫公司的人，其中有法国总领事，也有从天津跑到上海来闯码头的袁克文，袁克文在黄赌毒各项中与三鑫无争，但他的父亲是袁世凯大总统。
三大亨的暗争与内讧
三鑫公司成立后，黄张杜三人有过长达10年的蜜月期。作为黄金荣的左右手，杜张二人曾经情若兄弟，当然他们也真的结拜过兄弟。张啸林和二人曾把房子都建在一起，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上，两家院子之间专门开了个边门，便于相互来往。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善还认张啸林做“干爹”。杜月笙会赚钱也很会花钱，他依靠与国民政府孔祥熙、宋子文等的关系，得到了内部消息买公债发了大财，1930年代以后，杜月笙的势力开始超过黄金荣。看到杜月笙发横财，张啸林也通过杜的关系买过一些公债并赚到大钱，但张啸林在心底毕竟还是不服气，因为他是个不会满足的人。
与黄杜不同的是，因为和北洋政府有过联系，张啸林与国民政府关系不睦，这就使他在想当官想疯了的时候，投靠了日伪当局；再者张也不像黄杜二人，在文化上有着民族认同。这倒不是说黄杜精忠报国，但黄金荣和杜月笙严格恪守青帮帮规，抗战时也主张“辅助抗战建国”，加上他们平时都爱好听评话、评弹、京戏，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比较了解的，也因此具有民族认同感。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郭绪印评论张啸林时说：这个人的特点就是，有奶便是娘。
1937年10月，日本步步进逼之时，蒋介石给杜月笙发过电报，要求三大亨到香港去，不能投敌。黄金荣这一年70岁，不想千里迢迢地南下，他保证不再出头露面，杜奉了蒋命11月即避至香港，与戴笠合作，锄奸抗日，诺大个上海滩这下子就留给了张啸林。张啸林的门徒们组织了“新亚和平促进会”，倒卖粮棉军火和药品资敌，大发国难财。到了1939年竟然出面筹建伪浙江省政府，踌躇满志地欲出任伪省长。军统方面一刻也没有放弃除奸，几次未能得手。
据苏智良介绍，虽然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但最终除掉张啸林，杜月笙是参与其事的。8月11日，张啸林从汪精卫伪政权和日本特务机关手里捧回了“浙江省省长”的委任状，但他的死期还有三天就要到了。1940年8月15日，上海报童又有了一个可以大声叫卖并被一抢而空的理由，《申报》上刊出了“昨华格臬路血案，张啸林遭枪杀”的标题。这一次戴笠除奸成功了。
黄杜二人没有变节
抗日战争中，黄金荣和杜月笙没有变节。黄金荣毕竟有门生蒋中正的关系，加上他早年对孙中山的资助，所以他在国民政府一向有靠山。尽管日军军官三天两头拜访，软硬兼施，他还是没有落水。他一生中几次历史转折都过渡平稳，到头来还算是得到了善终。晚年的黄金荣还是对国民政府绝望了，他开始与共产党方面的人也有接触，杨虎、潘汉年是他常交往的人。不过黄金荣年事已高，总体上取保守态度。
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和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抗战，杜月笙都积极捐款捐物，出过不少力。抗战时期为了阻挡日本军舰驶入黄浦江，国民政府命令军队把破旧军舰自沉吴淞口，但当时军舰很有限，于是就动员航运公司支援一些，杜月笙当时已涉足工商业界，带头自沉了不少船只。杜氏不光在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中捐助国民党军队，也给八路军捐过不少钱款，还捐了1500套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交给潘汉年。要说他当时有多了解共产党八路军，或者对八路军有多少好感也未必，在坚持民族大义的前提下，他做事的宗旨是“多个朋友多条路”。
杜月晓：一个很文化的流氓
但是杜月笙与黄张二人毕竟是不同的，上海滩当年流传着黄金荣太爱财、张啸林很能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杜月笙的会做人，也因为他太过穷苦的出身。他4岁就成了孤儿，这种出身使他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使尽浑身解数，努力处理好所有关系。
对上，他与孔宋两家私交密切，对下，徒众们也说不出他一个“不”字。帮里兄弟见面就向他要钱，他也不发脾气。过个年要花掉数百万两银子，结交自史量才(申报主编)、黄炎培到贩夫走卒的各路朋友，全靠了这种处事哲学。袍哥首领川军范绍增到上海时与舞女黄自瑛产生了恋情，被细心的杜月笙看在眼里。范回川后，杜出钱赎出了黄美女，飞机送到重庆，当年此举被称为“千里蝴蝶飞，万金赠美人”。范对杜的报答则是保障了杜在四川境内的毒品制造和走私业。这种“能”挣“会”花的本事，也不是黄张二人能学会的。况且凡此种种“仗义疏财”的行为，也为杜月笙赢得了“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尺五天”的好名声。
杜氏不仅名声好，而且也开始向文明世界看齐，他帮里的门徒不许短打扮，斜叼烟。他本人率先垂范，当时也没有空调，上海溽热的夏天，他还穿长衫扣子紧扣到下巴，待人接物力求很文质彬彬，戒掉了帮会头子戴大钻石的习惯，开始向中产阶级的做派靠拢。当时上海的黄包车夫、短衫阶层，喊出了“做人要做杜先生”的口号。苏智良说，杜的为人是比较艺术型的，也的确像小说电影中表现的那样，他靠散财建立自己的网络。在解释杜月笙具有进取心时，苏智良说：“1927年后，杜月笙开始从事工商业。并成为资产阶级的领袖人物，这与保守的黄金荣是不同的。”
杜月笙逃去香港
杜月笙和黄金荣都与国民政府和中共地下党有过来往。不同的是，黄金荣与政治稍远一些，而杜月笙与政治更近一步。这也导致他们在1949年，一个留守上海，一个远走香港。杜月笙最早与中共后来的领导人发生间接关系是通过章士钊，1920年代初，共产党还没成立，一部分进步青年要到欧洲去探求真理，毛泽东找章士钊借钱，章就找到杜来借钱并说明了来意。而杜出于多个朋友多条路的考虑，就借出了这笔钱。
到了1926年，杜月笙又接触到陈独秀和上海工运领袖汪寿华。在筹备工人暴动期间，他与汪寿华接触过8次。他还曾经问过汪寿华，如果跟了共产党，是不是还能让他继续贩鸦片？但出于他的流氓特性，在1927年4月11日，蒋介石决意屠杀共产党时，杜月笙在蒋的授意下，把汪寿华骗了出来，打手们一拥而上，把前来谈判的汪寿华杀害了。从这个血腥的清晨开始，杜月笙开始执行蒋介石在上海的大屠杀令。22年过去，现在是中国共产党把蒋介石赶走了，杜月笙开始害怕起来，他怕中共与他算账，所以尽管他与负责上海地下党工作的潘汉年素有来往，也向八路军捐过款，但还是不敢留在上海。他在离开上海时，对共产党保证过，不与中共作对。事实上，他也要求能够自由来往于沪港之间的弟子们，与新政府合作。合作，是杜月笙一生的态度。
蒋介石也派人劝他去台湾，他自己也想过要到法国养老，其实他此时并不老，才61岁，但是由于颠簸与惊恐，真的害起病来，他只得选择留在香港观望。不赴台，也有他的道理，他的晚年，曾批评过蒋介石在国内的大肆敛财和发金圆券——他本人作为资本家就深受其害。他甚至批评蒋介石政府还不如租界当局。在香港期间，杜月笙对中共采取合作态度，在把香港中国银行收归人民政府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另外，他购买了新中国的公债，帮新中国从香港转运物资。在杜月笙远走香港后，两个直接参与杀害汪寿华的凶手马祥生、叶焯山被人民政权正法，这件事把61岁的杜月笙惊得不轻，还为此加重了病情，并从此不治。
黄金荣的扫街生涯
82岁的黄金荣没有离开上海，这与他认识杨虎和潘汉年有关，更与中共对于帮会的政策有关。对于黄杜这样有影响力的人物，刘少奇的看法是“观察一个时期再说”，周恩来认为要“努力使上海不乱”。上海不乱对稳定全国大局和恢复经济至关重要。黄金荣交出帮会名单后，也保证过听新政府的话，而上海市市长陈毅也兑现了承诺，对他不抓不杀。政府官员还召见过黄金荣，要求他写份悔过书，向人民交代和认罪。1951年，5月20日《黄金荣自白书》在上海著名的两份报纸《新闻报》和《文汇报》登出后，苦大仇深的上海市民们振臂高呼要惩治他，但是在政府的保护下，他还是可以安全地在上海吃喝玩乐，当然，他也曾象征性地在著名的大世界门前扫大街，这里曾是他亲手经营的灯红酒绿之地。
黄金荣扫大街只是象征性地改造一下，他毕竟已是84岁的人了，考虑到国际影响，上海市人民政府也不会把他怎么样，但是这件事使远在香港的杜氏又惊又喜。惊的是黄金荣也有了这一天，喜的是自己跑远些还是对的。扫大街很快就结束了。1953年，黄金荣离开人世时，已经86岁。而杜月笙已早于他两年，也就是他扫大街那年，在香港撒手人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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