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累托（Vilfredo Pareto）于1848年出生于法国巴黎，是意大利著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帕累托精通数学，在他的经济学理论、社会学理论及政治学理论中广泛地应用了数学分析方法。他的学术兴趣广泛，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方面取得了诸多成就，在近代西方思想界有着重要的影响。

帕累托受过扎实的教育，对数学有深入的研究。他曾在都灵工学院主修工程。帕累托以工程师为业逾20年，主持过两家意大利铁路公司。作为一个工程师，他是实证主义者，笃信自由主义和社会进步。希望意大利能有一个完整的铁路网和电报网，并以此为意大利统一的开端。帕累托成为社会学家很偶然。他博览群书，因家庭及工作的关系，帕累托结识了很多学术界名人，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精通数学的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Leon Walrus）。瓦尔拉斯对帕累托的印象也很深。帕累托深厚的数学修养，使他对经济学理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熊彼得把他列为从马克思到凯恩斯之间的十大经济学家之一。帕累托于1893年接任瓦尔拉斯在瑞士洛桑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职位，时年45岁。50岁那年，帕累托继承了一笔财产而衣食无忧。此后，他在瑞士深居简出，同时写出了社会学名作——《心灵与社会》。

帕累托的精英主义政治学主张发纫于世纪之交。进入二十世纪后，帕累托抛弃了早年的自由主义理性立场，认为非逻辑、非理性的观念是决定人类行为的主要因素，理性学说只是将其合理化、学术化的自圆其说。尽管，帕累托隐居在瑞士，但他从自由主义得出的非理性主义是当时的社会学与政治学中非理性主义理论的重要分支。帕累托与其他的非理性主义的区别是，他的论述有大量的社会学研究为依据。他的理论甚对墨索里尼的胃口，墨索里尼曾委任帕累托为其政府部长。1923年，墨索里尼请帕累托出任参议员时，被婉拒。同年8月，帕累托死于日内瓦。

帕累托在经济学上取得了很高成就。他在政治学上的非理性主义观点，在政治学领域内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帕累托以他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研究观察政治现象，得出了非理性主义的结论。而不像尼采是从其“权力意志”的哲学观点得出非理性主义结论，因此他的理论在当时的学术界颇得人心。帕累托在政治理论方面的著作有《精英的兴衰》，《民主制的变革》等。

帕累托对自由主义政治学说中理性主义的批判

帕累托观察了人的能力相对于人口的分布。他发现，人的能力高低与人数多少是反相关的。他还发现了按占有财富的数量，社会可以分为不同阶层。他的20/80分布很有名：帕累托对意大利社会财富的分配研究后，发现在意大利20%的人占有了80%的社会财富，80%的人只拥有20%的财富。这是第一次对社会的财富按人口分布的量化研究，后来用于表示社会财富按人口分布的基尼指数，源于帕累托最初的研究。在帕累托那里，自由主义与民主共和国的遭遇是纯粹巧合，或曰后见之明。帕累托认为，民主共和国从来就不是基于天赋人权、自然权利的，也不是基于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类的进步、是为最多的人取得最大的幸福的那些理论学说，那些学说要么是为了国家变制造的声势，要么就是学者们的后见之明。从国家组织结构上来看，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任何依法而治的政府形式都能保障公民的生命、自由与争取幸福的权利。这与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民主制无关。也就是说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它愿意，就能达成保障其公民的生命、自由与争取幸福的权利等功能，同时也能具有为大多数人取得最大的幸福的功能。民主只是在确立政权的正当性上和促进公民参政上比其他制度更能得到公民的认同而已。

在没有重大利益冲突之时，自由主义很容易被理性的人普遍接受。代议制民主政治的结果，正反两面都有很多例子。从反面来看，古雅典的苏格拉底之死；十八世纪，英国失去北美殖民地；法国大革命时，民众对断头台的欢呼；1848年革命及以后法国的社会动乱，都是人民参政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政治——众人之事，从古希腊以后就不再是真正的众人之事的原因之一。自古希腊城邦的直接民主制衰落以后，大多数时候，政治是难以见容于光天化日之下的。自由主义的政治领袖也是由派系或利益集团推举出来的少数人，与贵族制的少数统治阶级相似，这与贵族制并无区别。不同的是，自由主义政治是按公开政治原则进行的。政治领袖一旦选出，则只需忠于宪法原则，无需忠于其隶属的派系和利益集团。因为宪法对选举权不设限，民选的官员和议员及由他们组成的政府，就有了天然的合法性。这些官员和议员，也有一个底线，就是必须依法行事。

世纪之交产生的帕累托的政治学说只是一派反自由主义理论而已。之前的尼采就说过，所有的政治学说的基础都是“权力意志”，全无科学真理。帕累托最初在意大利参与了许多社会活动，包括公司管理和政府管理。他来到瑞士博览群书、静观欧洲政治生活之后，发现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学说与现实政治格格不入。成功的政治家个个是见风使舵、背叛理论之徒。这就不得不使帕累托认为流行的自由主义出了问题。当时欧洲国家以自由主义标榜的政党常常为了国家和集团的利益轻易转向，自由主义标榜的理性完全受国家或集团的利益驱使，这让帕累托十分困惑。随着观察的深入持久，帕累托越来越不相信政党和政治运动是按具有“科学真理”的政治学说行事的，那些貌似科学的政治学说、政治观点与宗教信仰一样没有实证基础。帕累托的自由主义观点幻灭了，他觉得多数政治学说是意识形态垃圾。令他不安的是，政治学说尽管在他心中越来越像意识形态垃圾，但在现实社会中，反而越来越重要了。作为信念体系的政治观念，尽管不是科学而且其实行的效果与原初的理论全无关联，但在现实政治中却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有效了。原因是现实的政治家越来越需要有明确的政治观点来获得选民的支持了。

马克思政治理论的实质是用意识形态理论代替传统的政治理论，该理论与帕累托政治学唯一相同之处就是认为现实政治与政治理论全然无关这一点上。人们的政治动机除自私自利之外，不做他想。帕累托认为所有政治理论都是次要的“衍生物”，“衍生物”来自“沉积物”。帕累托的沉积物意指一些单纯的、概念化的态度与信念，它是比逻辑、实践、和结构性的理性更基础性的东西；它是人们在构建概念之前的常识的内容与知识；它是抽象意义上的社会性。沉积物在社会中根深蒂固，难以改变，帕累托常常称之为本能，类似人的条件反射，它们是人们的观念、思想、价值观的条件反射，是中性的。所有政治派别、利益集团都要利用它来获得大众支持。沉积物由来已久，是潜意识的、非理性的、难以改变的社会性沉积。衍生物是某种价值判断的基础，衍生物可以解释人的行为。以此来赋予人们行为的目的和手段的合理性。衍生物也可以系统地填补我们知识的空白，赋予实质性的事务以价值，也可以作为社会行为的信念基础。沉积物的衍生物和沉积物同样难以改变，同样不按理性行事。

帕累托认为人们的社会活动在政治领域之外，大多是理性的。这种理性行为是按部就班的，并且每一步都是建立在证据和逻辑基础上的，这些活动的手段和目的是和谐的。帕累托认为，人们最具理性的社会活动是经济活动：首先，个人与群体的经济目的可以清晰地被表达出来；第二，个人和群体可以清晰地计划、理性地行动，以达成其经济目的；第三，评估其达成目的的手段，也有理性、客观的方式。

帕累托认为，人们的确会追求那些他们认为是好的东西。有些是出于本能，就像生殖与繁衍这种生物本能。人们对财富的追求，就属于这个范畴，也就是追求利益，这种追求可以是个人的方式，也可以是集体式的。帕累托认为大部分情况下，只有手段是理性的，目的则不是。

但是，政治团体的诉求很难用科学的方法来表述，达成这种诉求的手段更是多种多样，根本没有评估的统一标准。“自由”、“平等”，“革命”等目标太模糊、太笼统。政治运动完成后，人们很难评估其是否达成。在帕累托那里，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的理论，只是一种利益集团招呼选票的口号堆积。一切具有宗教意识的政治理论、进步、人道、甚至自由、平等、博爱等等观念都是沉积物的衍生物，必须丢弃。帕累托非理性主义的核心是，真正的政治理论是在现有的社会科学理论中把科学和理性拿掉后剩下的东西。该论断极为惊人，从启蒙时代到十九世纪末的自由主义，人类能够依靠自身理性的思想和行为建立一个基于人类理性的政治制度，一直是政治和社会科学的主流思想和期望。帕累托把人们几个世纪以来的主流思想和期望完全给否定了。帕累托直指政治理论的要害：信念、理性、及合理的行为，与社会功能没有直接关联。

不过，帕累托并非完全否定社会中的理性活动。比如前面提到的人类对利益的追求，这种追求是个人的也可以是组织化的。在帕累托这里，利益追求的目的除了人类本能上的基本需求之外，更无其他。他最有力的说法是让我们自问，是否理性的人能达成一致意见去追求某种人类非基本需求之外的目的。帕累托只承认政治诉求中的经济自利和由此而来的权力追求是理性的，其他的政治诉求只是为了争取多数选票的宣传。帕累托认为人们放弃经济自利和由此而来的权利追求，将珍贵的物质和智力资源用于追求空洞而模糊的社会进步、人类幸福、自由、平等、博爱，甚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是人类最大的浪费、最大的非理性行为。无论这些追求披着怎么样的主义外衣。

帕累托的精英理论

帕累托认为在一个社会组织各方面尚未进化到相当程度的国家中，实行议会民主、理性的行政系统、和工业化将会产生一个高效、理性的社会的理论，是本末倒置。现代的代议制民主程序和政府权力的制衡只有在社会组织已经高度统一的社会中才能有效。这是帕累托对比了当时的意大利和英美两国，还有法国、南美等抄袭美国宪法的共和国得出的结论。于是，到底是什么在维系着像当时的意大利那样的国家的呢？在意大利、法国这样的国家政治背后有没有一种可靠的理论可以解释它们的政治生活呢？帕累托说有，那就是精英理论。

精英理论在意大利有着悠久的传统，从马基雅维利开始，意大利人就清楚地知道，任何形式的宪法都可以沦落为粉饰权力的面子，为与宪法精神完全相反的方式行使权力提供正当性，并在宪政体制内破坏宪法应当保护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在一个组织结构上没有高度统一的社会里，会有很多的个人和利益集团在同时行使权力。如果把权力定义为个人或集团对另一个集团的生存有重大影响的能力的话，在没有统一组织结构的社会里，会有多个权力中心。按现代政治学的说法就是，社会不同的部分会有互不制约平衡的权力中心。其最大的问题是无法发挥社会的整体作用，在面临战争、灾难和需要社会各部分统筹行动的事件面前效率低下。现代和古代社会都由社会的不同部分组成，现代社会的分工和自由市场把高度分化的社会各个部分整合在一起。尽管，社会的不同部分会产生自己的精英阶层，但那些精英会以其自身和集团的基本需求为目的通过分工和市场的作用发挥其整体社会效率，以达成人类社会中只能以整体才能达成的目的。

政治精英只是一个社会中的统治精英，也就是其政治决策能影响未来的人。尽管不是所有对未来有影响的决策都来自政治决策，任何领域里对未来能够施加影响的人就是该领域里的精英。现代社会的精英遍布各行各业，他们具有真才实学是各行各业的领袖人物。帕累托的关键论点是，社会总是处于某种程度的平衡状态，一种动态平衡，精英与精英之间，利益集团与利益集团之间会有种种互动，互动之一就是精英的代际交替。新的精英不断地从精英集团及非精英中产生，新旧精英之间有代际交替，也有它特有的规则，但这种互动并不一定为社会带来进步。

现代民主社会里的政治精英来自选举，新旧精英之间的代际交替规则由宪法规定，无需武力。集权社会中，新旧精英间的代际交替最常见的方式是阴谋和武力，传统社会中则以继承为主要方式。在帕累托看来不同的精英代际交替方式之间没有好坏之分，只有成本和效益不同。近代以来，民主选举成为精英代际交替的公认方式。原因之一就是近代社会越来越看重个体生命的价值了。帕累托不认为社会总是在进步，未来在帕累托眼里很可能是过去的重演。尽管现代统治精英不会用武力作为代际交替规则，但当他们的地位和前途受到威胁时，武力就不仅仅是一种威慑力了，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来保护他们的地位和前途。

帕累托的理论极为激进，它企图将几千年来的政治思想中的理性主义推倒重来。从柏拉图起，人们就开始把存在过的统治形态进行分类。亚里士多德说有158种统治形态值得分析，他将它们分成几类。后来的人们都沿用其分类。但帕累托说，这些分类和对不同统治形态的分析是浪费时间。统治形态无论是一人独裁、少数寡头、多数统治、王权或是民主制，本质上只是精英统治。未来的人们无论怎样将现代的各种统治形态进行分类，其背后只有一个事实——精英政治。政治精英进行统治，因其有统治权，他们对政治思想也是主动的。帕累托认为，传统的自由主义之所以被人们认同，主要是政治或统治精英及学术精英为它确立了主流政治理论地位。

帕累托的精英理论是这样解释社会革命的：精英的代际交替有时会很缓慢，精英的数量跟不上人口增长，精英在数量上相对越来越少的同时，在质量上也越来越衰退。精英能力的降低，使得精英不再适合统治，他们又不愿意退出精英行列。于是，就发生了强行的精英代际交替——革命，革命的目的就是迫使旧的精英们退出历史舞台。这就是社会革命的原因。

帕累托的精英理论有两个并非其本意的重要结论，这两个结论都有利于民主共和制。第一个结论是任何利益集团都会自发地产生自己的精英，无产阶级精英分子也会在议会民主制中有机会成为统治精英，一旦他们成为统治精英后，无产阶级精英分子在议会政治中，就会一步步地沦为职业政客，即统治精英——现存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于是，马克思鼓吹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被议会民主训化。从这一点上看，民主共和制比人们想象的要强韧的多，民主共和制可能是使无产阶级就范的唯一办法。精英理论有利于民主共和制的另一方面是，它隐含着代议制民主与直接民主从根本上就不是一回事这样的结论。自由主义者通常认为既然无法实行直接民主，那么实行代议制民主来间接达成直接民主的目的，是直接民主的一种变通。在帕累托这里，代议制会产生一批代议精英，一旦成为精英后，他们就会有自己的精英利益，他们就会按精英利益行事，代议制在事实上得到的结果完全可能与直接民主的目的不同。代议制完全可能是与直接民主完全不同的新制度。代议制的这一效用把直接民主产生的暴民统治可能性大大减小了。

对帕累托政治理论的评述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帕累托的精英理论所言不差。所有社会的政治都由精英把持，古今皆然。但是，帕累托混淆了一些基本概念，同时因为当时民主共和制并未像今天这样健全，因此今天对帕累托的理论有重新评述的必要。首先，帕累托混淆了进步、人道、自由、平等这些政治观念与统治精英们的行事目的这两件事。现实政治中的统治精英们的确是为了个人及他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私利行事。保障人权和自然权利，争取社会的进步和人道，保障公民在法律下的自由与平等，是国家的组织原则，这些政治理念是立国原则，而非统治精英的执政目标。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体育比赛的例子，政治理念是建立比赛规则的原则，而统治精英的从政目的就像是运动员的参赛动机。第二，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社会分工和法治下的自由市场。社会分工在各行各业中产生了大量精英分子。市场则将他们的能力加总成社会力量，对社会和政治产生影响。精英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些精英有很多方式来施行他们的影响，当然了对国家政治施加影响的最佳途径，是通过选举参与国政。第三，历史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了集权的后果。于是，在有机会定义一个国家组织结构的时候，民主共和国的始作俑者按当时政治理论家的理想，以制约平衡来分权。同时采用让民众都有参政机会的民主选举来授权，选举也是对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政绩的仲裁方式。代议制则把暴民统治的可能性减少到了最低。第四，现代的民主共和国有一个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一套公开的国家组织原则和组织结构——宪法，宪法还明确规定了，任何公民都可以对民主共和国的统治精英进行监督，以防其偏离宪法，集权自利。

现代民主共和制国家以民主选举的授权方式，重新定义了选拔统治精英的机制。西方古代的直接民主、中国的考试科举都是选拔统治精英的方式。因为现代社会的分工，各行各业都自发产生精英。市场的好处是有一个与政治权力无关的商品分配方式，80/20是其可能的结果之一，是否合理，按个人的价值观和所处的社会地位的不同而不同。民主选举的授权和共和制衡的分权，使得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及个人经济利益分开，这是一种现代社会的分工。这对自由市场和法治均有利。选民也是官员和议员政绩的仲裁人，选举自然就成了选民参政和选择统治精英的机制。这些都是集权社会中不存在的。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是，统治精英出任的政府官员和议员，即不是世袭的也不是全能的。各行各业的精英，其权力和仲裁机制及选择机制可以与政治领域里完全不同，只要不违宪违法就行。这些领域里的精英在社会上受到的尊重与名声及经济利益，完全可能高于统治精英，于是统治精英不再是唯一的社会精英。

现代社会中的任何利益集团都会自发地产生它的精英。除了黑社会之外，这种精英产生的过程必须符合法律。现代民主共和国统治精英的选举程序，就是宪法中的民主选举规则。选举过程要受到所有媒体和公民的监督，统治精英的任期也是有限的。民主选举的授权和共和制衡的分权，使得统治精英在数量和质量上得到了保障，也使得统治精英无法长期盘踞统治地位，更无法在一国国民和媒体的监督下腐败、专权。于是，社会动乱和政府腐败也被约束到了最小。

帕累托对政治生活的非理性性的分析，是对宪政政体强有力的支持。因为政治生活的非理性性，一个有序、高效的社会就必须有宪政，让宪法、法律来限制统治精英以权谋私、私利误国这种谋取个人或集团最大利益的理性行为。回顾近代以宪政立国的国家历史，这些以全体公民和媒体对政府实行监督的民主共和国，经历了世界大战、经济恐慌、天灾人祸，最后在世界范围内胜出，其中一定有某种内在价值值得人们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