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起】Grove於三月二十一日去世了。這是一個象徵着一個時代的傑出人物，今天的TI界人士可能很少提起他了，但是在二三十年前，Grove在硅谷是一位如日中天的人物。可以這麼說沒有Grove就不會有今天的Intel，就不會有PC時代。今天，以此舊文來紀念Grove這位信息時代的偉人。

【正文】這是一筆昂貴的學費，但不妨礙英特爾處理器的成功。有人說“只要名字取對了，再糟的廣告也是好宣傳。”在英特爾和奔騰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領先業界後，英特爾和奔騰再次成為微處理器的明星產品。幸運的是英特爾的競爭對手們對它並沒有落井下石，公司損失的只是時間，不是市場。

１９９４年秋，格魯夫的體檢結果顯示出他的PSA（Psoriatic Arthritis） 值超出了正常範圍。這是一項前列腺癌的指標。和一般患者一樣，格魯夫對此毫無準備。１９９５年初，格魯夫來到一個山區度假，同時，開始研究PSA的事情。這個把英特爾打造為業界領袖的人和常人一樣，無法接受這一事實。但是，格魯夫不願意在治療過程中成為一個被動的患者角色。在患癌症這件事上，他從一開始就決意成為一個以科學態度對待病症，並且在治療上具有主動權的主導者。格魯夫研讀了大量有關前列腺癌的資料，一篇斯坦福大學泌尿科系主任撰寫的回顧文章，給了他大量有關前列腺癌的知識。

除了了解病理和診斷外，他還和擅長不同療法的名醫們商討、比較各種不同的治療方案，同時讓妻子從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 借來有關醫學書籍，格魯夫要充分了解前列腺癌。格魯夫很快就發現了一些基本事實：１９９４年診斷出患有前列腺癌的男性有２０萬人，其中３萬８千人可能會死於該疾病。最壞的消息是，大多數流行的治療方案都收效甚微。按照當時的醫療技術，最流行的治療方案是切除整個前列腺，但術後恢復時間很長，副作用大。

白天，格魯夫打電話和這些醫生商討各種治療方案。晚上，格魯夫閱讀醫學論文，比較治療方案、數據和結果。在閱讀過程中，格魯夫感覺到了研究者們在文字背後的分歧。這讓他下定決心自己做研究。為了確定腫瘤的形狀和程度，格魯夫做了Ｂ超。發現腫瘤已擴散到前列腺之外。格魯夫還發現，出現囊外擴散的腫瘤術後１０年內復發可能性為１５％。如果已經擴散，則１０年內的復發可能性為６０％。這些冷酷無情的數據讓格魯夫恢復了鎮定，他開始慎重考量各種治療方法。

1970年代和2000年代的格魯夫

格魯夫首先排除了副作用較大的切除手術。很快又排除了冷凍手術——用液態氮對前列腺腫瘤進行冷凍摘除。最後，放射性治療成為了格魯夫關注的重點。醫生稱高劑量放療為“轟炸療法”。該技術能最大限度減少對其他器官的傷害。格魯夫和經歷過各種治療的人進行了交流，其中有兩位接受過“轟炸療法”的患者。最後，格魯夫決定後接受“轟炸療法”。為此，格魯夫進行了一次核磁共振檢查，圖像顯示腫瘤在囊外，和方糖一樣大。

治療那天早上，局部麻醉後，１６根空心針從格魯夫的胯部扎進了他的前列腺。清醒後的格魯夫有一個可怕的幻覺：自己像一隻豪豬，任憑冰冷的醫療儀器插入到皮下和細胞深處。接下來的４０多個小時中，格魯夫四次進出放療室。一切結束後，空心針被取出。第二天格魯夫就飛回家中，第三天便開始工作了。

為了這個手術，格魯夫只給自己放了三天假.術後，還要進行外部放射治療。２８天裡，每天要進行放射治療，每次歷時幾分鐘。２８天后，格魯夫經過一段時間調養，恢復了原有體能。幾周后，格魯夫便出現在瑞士日內瓦的“電信９５”的大會上，對與會者發言。會後，格魯夫遊歷了歐洲，一切都回到了從前。經歷過這次癌症，格魯夫給癌症患者留下的忠告是：“自己研究、自己決策、速戰速決，在癌症面前要好鬥一點。”這簡直和他的經營理念如出一轍。

格魯夫：令人反感的管理者

自１９７９年格魯夫晉升為英特爾總裁後，日本在半導體工業上漸漸地占了上風，格魯夫艱難地領導着英特爾進行反擊。他對屬下要求越來越高，他甚至提出了“１２５％方案”：要求英特爾的員工們每天應額外工作兩個小時。他加強了他的管理策略——建設性對峙。很多人開始受不了他的暴力管理方式。因此辭職的管理人員說“現在我們都是成人了。不應該在那樣的環境裡工作。”１９８４年，格魯夫獲得了一項令人反感的榮譽：他被《財富》（Fortune） 評選為全美最堅強、粗暴的上司。格魯夫是一位難得的技術和管理皆優的人才，他每天早上讓手下在他設計的圖表上標出生產進展狀況，聆聽手下的匯報。遇到生產上出現的緊急情況，他會和具體生產人員一起開會，找出原因，綜合各部門的生產狀況，定出解決方案。有人這樣評論格魯夫：“如果他母親在英特爾礙着他了，他也會把她辭退。”格魯夫和諾伊斯的管理風格完全不同，英特爾成立初期，負責研發和生產的格魯夫和負責市場的經理發生了矛盾，格魯夫毫不猶豫地來到諾伊斯面前，要求辭退市場經理。諾伊斯沒辦法，只好按格魯夫的做，但是諾伊斯非常痛苦。按格魯夫的說法，當時的諾伊斯比摘掉他的肝臟還難受。和諾伊斯相反，格魯夫是一個極為強勢的管理者。

１９９６年，格魯夫以其兼職的斯坦福大學商學院教授名義出版了一部新書——《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 其中很大的篇幅是關於英特爾從生產半導體內存到生產微處理器的戰略轉移。格魯夫在書中寫道：“我篤信‘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這句格言。我不記得它出自何時何地，但事實是：一旦涉及到企業管理，我相信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繁榮的企業孕育着毀滅的種子，公司越是成功，對你垂涎的人就越多，他們一點點地侵食你的市場，直至你一無所有。一名管理人的最重要職責就是要時常提防他人的襲擊，並把這種防範意識傳給手下。”“我整天憂慮很多事情，偏執也是事出有因。我常擔心產品會出問題，擔心時機未成熟時就把產品引入市場。我怕工廠運轉出問題，我怕工廠太多，無法管理。我怕用人不當、員工士氣低落。我擔心競爭對手搶走我們的客戶。”

半導體芯片的演進

英特爾在格魯夫的領導下，不斷改進它的芯片設計和製造工藝。１９９６年，英特爾在研發中投入了５０億美元。每９個月就有一座英特爾的芯片廠拔地而起，每座工廠的造價為２０億美元。格魯夫這樣做是因為對技術至上的未來異常執着。１９９６年１１月在拉斯維加斯舉辦的電腦展示交易會上，格魯夫充滿信心地向在場的七千多名與會者描述了２０１１年英特爾的芯片。“今天，英特爾最好的芯片上有５５０萬個晶體管；２０１１年，英特爾的芯片上，將會有１０億個晶體管。主頻將由200MHz躍增到1GHz。今天，英特爾售出了六千萬多個CPU。２０１１年，英特爾每年的CPU銷售量會超過一億。”有人說：英特爾最大的長期威脅是市場需求增長太慢。

格魯夫和喬布斯在計算機展上

很快，格魯夫的英特爾和比爾·蓋茨的微軟聯手占領了CPU市場。接下來，英特爾又在格魯夫的領導下在技術上和全世界所有的CPU生產廠家進行了一場競爭。

今天的CPU可以根據指令集合分成複雜指令（Complex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 CISC）和簡單指令（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  RISC）兩種。一個計算機的程序最終要變成一系列指令才能在CPU上運行。每個CPU的指令集不同。在設計時，有些CPU儘可能地實現功能齊全的指令，早期ＩＢＭ和ＤＥＣ的計算機和今天的英特爾／AMD的CPU等就是這樣的。採用CISC－CPU的好處是它可以實現複雜指令。但是，它有三個問題：第一，設計複雜；第二，每個指令的執行時間不一樣，在CPU內很難流水作業，有時會出現不必要的等待；最後是高功耗。針對這些問題，１９８０年代的計算機科學家們提出了基於精簡指令集的CPU設計思想，代表人物是斯坦福大學校長翰尼斯(John  Hennessy)教授和加大伯克利分校著名的計算機教授彼特森(David Patterson)。RISC系統保留很少的常用指令，將複雜的指令用幾條簡單指令代替。基於RISC 的設計思想是計算機史上的一次革命，它使CPU的設計大為簡化，由於RISC-CPU可以保證每條指令的執行時間相同，CPU內部可以很好地流水作業，速度因此加快。

雖然RISC和CISC各有千秋，但學術界一邊倒地認為CISC 已經過時，RISC先進。美國大學計算機原理和計算機系統結構兩門課都用翰尼斯和彼特森合寫的教科書。很長時間裡，書中以翰尼斯設計的MIPS（Microprocessor without Interlocked Pipeline Stages） 精簡指令芯片為主。同時，IEEE和ACM（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系統結構的論文也以精簡指令為主。英特爾設計8086時還沒有RISC指令集，否則英特爾很可能會採用這一技術。英特爾一旦用了CISC，為了和8086完全兼容，在以後的80286和80386中就必須繼續使用CISC。1980年代中後期，不少的RISC－CPU做出來了，它們的速度比當時的CISC－CPU快得多。

１９８０年代末，英特爾面臨一個選擇，是設計和x86兼容的芯片還是轉到RISC－CPU 上去。如果轉到RISC－CPU上，英特爾的市場優勢就會蕩然無存；如果堅持CISC－CPU， 它就會和全世界CPU的發展潮流相悖。在這個問題上，格魯夫和英特爾很理智。首先，英特爾在維護它的x86系列芯片市場優勢的同時，推出了基於RISC指令集的80860。這個產品並不成功，市場的傾向說明用戶對兼容性的要求比性能看得更重。因此，英特爾在RISC 指令集上推出80960 後，就停止了這方面的工作，而專心做CISC 指令集系列。1９９０年代，業界只有英特爾一家堅持開發CISC-CPU ，對抗着整個CPU產業。

格魯夫領導下的英特爾在奔騰及以後的處理器設計上吸取了 RISC的長處，使CPU內部流水線的效率提高了很多。英特爾每一款CPU的銷量都超過了當時所有的工作站CPU銷量的總和，格魯夫在CPU的開發上的投入比任何一種RISC－CPU多的多的經費和人力。高強度的投入，保證了它的CPU性能提高得比RISC－CPU更快。RISC－CPU 陣營里，１９９０年代的五家大工作站廠家SUN、SGI、IBM、DEC和HP各自為戰，生產自己的 RISC－CPU，加上摩托羅拉為蘋果生產的PowerPC，六家瓜分一個市場，最後誰都沒做大。到了２０００年，大家都做不下去了，它們全部或部分地採用英特爾的CPU。最早的精簡指令MIPS-CPU現在沒人用了。翰尼斯和彼特森也將英特爾CPU加入到自己編的教科書中。

經過十年努力，英特爾贏得了CISC－CPU市場。英特爾靠的不是技術，是市場。首先，英特爾堅持自己系列產品的兼容性，即保證以往的軟件能在新的CPU上運行。時間一長，用戶就積累了很多在英特爾CPU上運行的軟件。每次CPU升級，用戶原來的軟件都能使用，很方便。用戶就不願意更換其它廠家的CPU了，即使那些CPU更快。其它CPU廠家常常每過幾年就另起爐灶，用戶要重寫以前的軟件。第二，英特爾利用量產優勢，高強度投入研發，使CISC－CPU代代更新。到了１９９０年代初，英特爾的 x86 系列和RISC-CPU相比在實數運算上要略遜一籌。但經過英特爾的不懈地努力，後來居上，而其它廠商落在了後面。第三，格魯夫和英特爾並未拒絕新技術，它研製出兩個不錯的RISC-CPU，只是因為它們前途不好，才停產。第四，在RISC－CPU陣營中，群龍無首，幾家做RISC－CPU的公司因為彼此在工作站方面是競爭對手，自各自為戰，互相拆台打價格戰，最後SUN和IBM把其他幾家工作站公司全收拾了，但它們也無力和英特爾競爭了，現在它們都用上了英特爾的CISC-CPU。只有摩托羅拉才是最有可能成為RISC-CPU的老大，並和英特爾分庭抗禮的公司，但是摩托羅拉因為種種原因，遲遲未能進入RISC－CPU的市場，最後成全了英特爾在CPU市場上的地位。

在這場英特爾在技術上和全世界所有的CPU生產廠家進行的競爭中，格魯夫起到了關鍵作用。他不但為英特爾把住了方向，還以他的偏執狂的執着使英特爾在競爭中完勝對手。

硅谷大亨：後排：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 Oracle）；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 Netscape）； 安迪·格魯夫（Andy Grove, Intel）； 艾爾·蘇戈特（Al Shugart, Seagate Technology）；戈登·摩爾（Gordon Moore, Intel）；約翰·錢珀斯（John Chambers, Cisco Systems）。前排：史提夫·喬布斯（Steve Jobs, Apple Computer, Pixar）；斯各特·麥克尼利（Scott McNealy, Sun Microsystems）；約翰·道爾（John Doerr, 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拉里·嵩斯尼（Larry Sonsini, Wilson Sonsini Goodrich & Rosati）；魯·普拉特（Lew Platt, Hewlett-Packard）；吉姆·克拉克（Jim Clark, Netscape）。

除了工作之外，格魯夫的業餘生活也是豐富多彩的。他與妻子伊娃一起滑雪、騎自行車、聽歌劇，他還會和妻子一起跳上一陣熱情的舞蹈。與伊娃的家庭生活，是格魯夫生活的重心。對女兒，他充滿父愛，還經常帶孩子進行商務旅行。

公司創始時，格魯夫沒多少股份，但後來他的財富有3億多美元。不過，格魯夫很節儉。他沒有把錢花在私人飛機、豪華住宅和跑車上。他將一部分財產捐給了慈善機構，給母校紐約城市大學捐贈了１０項化學獎學金。

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７年，格魯夫的英特爾每年給投資者的回報率高於４４％。從１９６８年加入英特爾，１９７６年成為首席運營官(COO)，１９８７年任CEO，１９９７年成為英特爾董事長。格魯夫終於從第一線退了下來，在他任CEO的最後一年１９９６年，英特爾實現銷售售額２０８億美元，純潤利達到５２億美元。２００４年，格魯夫從英特爾董事長的職位上退了下來，成為英特爾公司的顧問。格魯夫的職業生涯就此結束。

格魯夫的一生除了為自己掙得了大量的財富，也取得了無數的榮譽。紐約城市大學、哈佛大學授予他榮譽學位。他還是六本書的作者。

當格魯夫和英特爾在用硅創造奇蹟的同時，也創造出了一種全新的文化——計算機文化。這一文化與以往的工業革命所創造出來的新文化完全不同。傳統工業都是以終端產品來主導市場、技術、及就業市場，就像汽車工業，一直是通用和福特汽車公司在主導市場、技術、和就業。但是，由英特爾、微軟、蘋果創造出的計算機工業則完全不同，主導計算機市場和技術的是計算機的硬件生產商英特爾和軟件生產商微軟。以往的工業都是縱向綜合，最後由一家或幾家終端產品公司主導，就像能源工業的洛克菲勒公司，汽車工業的三大公司一樣。而計算機工業則不同，計算機工業是橫向綜合，計算機的終端產品公司只需設計一塊主板，再插上各種組件，接上顯示器，裝上操作系統就成。這樣做的好處是，零部件製造商和軟件製造商可以集中精力把自己的那部分做到極致，終端產品公司只要能設計主板就行了。於是，計算機工業不會像傳統工業那樣最後被少數幾家公司壟斷，到了網絡時代，信息交流已沒有任何障礙。新技術、新工藝、新產品只要一上市，一般只要三個月到半年，就有人能用不同的方法製造出來。市場的競爭越來越激烈，但是最終的受惠者是終端消費者。從某中意義上來說，高科技的工業結構本身，使得壟斷變得要比傳統工業難的多。從計算機到手機，從網絡技術產品到軟件，任何一種高科技產品要在市場上生存，不但要具有和同類產品的競爭能力，還要自我超越。也就是為了產品自身在市場上的生存，必須要不斷推陳出新才能生存。這是傳統工業所不具備的特徵。在高科技這個行業中，人們是以季度作為時間尺度來度量技術進步的。這就使得壟斷這種市場經濟中的獨裁現象很難出現，而這一切的始作俑者之一就是本文的主角——格魯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