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皇朝社會

最近休假在家，常思考一個問題，發現中國的政治學家和歷史學家對中國歷史有一個重大的誤解，即認為直至二十世紀初中國都是封建社會，其實事實並非如此。在周朝時中國是封建社會，天子分封列國，下面有列國諸侯，都是國王，比如齊王，秦王,各國有自己的法律和軍隊。秦王嬴政（公元前259年至公元前210年）統一中國，就已經推翻了封建社會，社會形態已經改變為皇朝社會，其根本特徵為中央極權，皇權高於一切。中間雖然皇朝被一次次暴力推翻更替，還有兩次外族入侵，但這種皇朝社會形態沒有變，中國沒有消亡，還是中國。今天影響我們思想最深的不是封建思想，而是皇朝思想，比如希望有一個好皇帝。下面一個社會形態是什麼呢？應該是公民社會，公民權利在法律下面是平等的，政府只是社會的管理者，而不是統治者，與公司的CEO相似。

引入中國皇朝社會這個慨念以後，多年的困惑就豁然開朗了，下面講兩個例子。

例一

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澤東邀請黃炎培在家作客，整整談了一個下午，毛澤東問黃炎培到延安考察了幾天之後有什麼感受？黃炎培坦率地說：“我生60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繼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因為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漸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個周期律。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個周期律的支配。”對此，毛澤東對黃炎培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長期以來不能理解黃老先生所說的周期律究竟是什麼？其實就是皇朝社會這種社會形態的發展規律，只有社會形態徹底的變革，才能跳出這種周期律。

例二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究竟是什麼？從來沒有一個完整和清晰的表述。現在清楚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皇朝社會到公民社會的社會形態轉變與過渡時期。

戰國時期（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221年）大體上是封建社會到皇朝社會的轉變時期。無法預言從皇朝社會到公民社會的轉變時期有多長，畢竟現在的人類歷史和世界格局都已經大不相同。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中國人民只有正確認識自己的歷史，釐清歷史變化的脈絡，未來才有可能更好的發展。

俞可平先生是我敬重的學者，特轉發環球人物對他的訪談，並趁這機會說說自己的思考。

希望做一個思想者

　　《環球人物》：您熱衷於將西方學術思潮的研究成果用於對中國現實的借鑑。在這個碰撞過程中，您發現了哪些問題?

　　俞可平：首先，人類共有的一些價值，如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善治等，被當成西方特有的元素遭到排斥。其實，這些普遍價值在不同國家呈現出不同特點是很正常的，就好比一輛汽車，到了英國得右舵，到了中國得左舵，但無論右舵左舵，它終歸還是汽車。不能因為西方先行一步，我們就不要民主、不要自由、不要法治了。在這一點上，我們教訓深刻。

　　其二，一些西方特有的價值，被當成人類普遍價值受到推崇。比如，西方社會強調個體價值，但中國文化特別重視家庭和集體。舉一個例子，西方寫通訊地址從個人寫起，由小到大排列，我們則正好相反，由大到小，最後才到個人。

　　第三，在將中西方的某些價值、理念進行對照比較時，忽略了社會的不同發展階段，發生了歷史性錯位。福山最近在反思美國政治的衰敗，認為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的政府治理能力太弱，必須強化。我同意這一觀點，但不同意將它移植到中國。我們黨和國家的權力還太強大，社會力量還沒發展起來，所以我同意習近平總書記、李克強總理提出的簡政放權。

　　第四，任何理論都必須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才能開花結果。離開中國的現實土壤，再好的理論也可能產生消極的後果。在這一點上，我要特別提醒：有一些出國留學後選擇在國外生活的“海外學者”，雖然不乏指點國內改革的“熱情”，但如果自以為比國內學者更了解國內的改革發展進程，想成為中國改革的“國師”，其“不着地”的觀點最終將誤導決策者。

　　《環球人物》：您的許多觀點，在提出時都很出格。為什麼願意一路踩着禁區走過來?

　　俞可平：因為我特別希望能做一個思想者。思想者和學問家、理論家不同，學問家的研究往往與現實保持着一定距離，理論家雖有着強烈的現實關懷，但更多的是在為現實做註解和辯護，思想者則傾向於分析現實、謀劃未來。思想者具有卓越的預見性、強烈的批判性，能基於對人類社會普遍發展規律的深刻認識，提出超前的判斷，並透過其所處時代的本質，看到人類的未來和命運，再帶着未來的眼光觀察現實。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偉大，需要偉大的思想，更成就於偉大的思想。我希望能為我們中華民族偉大的思想進步做出知識分子應有的貢獻。

　　《環球人物》：歷史上很多思想家的命運都比較悲慘。

　　俞可平：但我從未因為自己的言論承受什麼壓力。思想者的命運和一個國家的政治環境直接相關，我很幸運地遇上了改革開放，社會政治進步了，思想大大地解放了，學術環境也比過去更加寬鬆了。當然，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社會進步的方向。我的很多觀點，比如人權、治理和善治、動態穩定、增量民主、協商民主、市民社會或公民社會、全球治理等，剛提出來時的確引發了不少爭議，現在卻已經廣為人知。你可能今天沒意識到、不贊同，明天沒意識到、不贊同，但只要它代表了社會前進的方向，總有一天會得到認同。

　　《環球人物》：您的一些觀點被政府決策採納，有人因此給您貼上“文膽”“智囊”的標籤。您對這兩種身份怎麼看?

　　俞可平：我向來否認自己是什麼“文膽”和“智囊”，也壓根兒沒想過要成為“文膽”和“智囊”。我認為，“文膽”是中國傳統決策體系的產物，他們是皇帝的私人智囊，幫助皇帝出點子、做決策。現代政治應更多地依靠民主科學的決策諮詢體系，像“文膽”這樣的角色，不應當再出現於現代民主決策體制。

　　現實的理想與理想的現實

　　《環球人物》：改革開放這些年，我國碰到了許多挑戰。在您看來，我們目前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俞可平：社會的不公是最大挑戰之一。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2年中國基尼係數為0.47，超過了國際警戒線0.4，西南財經大學公布的基尼係數更高，達到0.61。物質財富分配的不平等，勢必導致社會其他領域的不公，比如，有錢人能享受高質量體檢，窮人得了小病卻不捨得去看，結果釀成大病;有錢人住的小區擁有24小時監控，窮人的住宅區卻小偷小摸不斷……我們做過不少調研，不公是目前造成老百姓對政府信任度、滿意度下降的主要原因，從某種程度上說，政府正因此喪失公信力。

　　此外，我們雖在維護社會穩定、改善生態環境、加強法治建設、反腐敗等領域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挑戰依然巨大。

　　《環球人物》：說到反腐，黨中央近年來加大反腐力度，查處了一批貪官，這是民主發展的必經階段嗎?該如何看待貪官頻現給黨的聲譽帶來的負面影響?

　　俞可平：這絕不是民主政治發展的必然，恰恰相反，是因為民主政治建設的制度還不夠健全。我常說，一個水塘中死了幾條魚，可能是魚本身有病;如果死了一群魚，就一定是水有問題了。同理，如果個別官員腐敗，可能是官員本身的問題，如果大面積腐敗，就一定是制度環境有問題。我們一直忌諱講制度的問題，深怕失去制度自信。其實，這裡的制度並非宏觀制度框架，更多的是具體的權力產生和制約機制。

　　查處這麼多腐敗官員，對黨的聲譽肯定會有負面影響。但不查處就不是負面影響的問題，而可能是亡黨的問題了。而且，即使從黨的影響和聲譽來說，查處腐敗官員也比放任腐敗更能博得民眾支持。嚴厲反腐恰恰是“重拾民心”的途徑。當然，要從根本上遏制官員腐敗，還是要做到中央強調的“三不”，即讓官員不敢腐敗、不能腐敗、不想腐敗。作為一名政治學者，我特別看重如何讓官員“不能”腐敗，也就是構築廉潔政治的制度屏障。這樣，即便有些官員利令智昏、鋌而走險，也有制度阻擋，使其貪慾難以付諸行動。

　　《環球人物》：您一直倡導國家的民主自由，並將它視作我國政治發展的根本價值。但有人擔心民主化過程會對社會的穩定產生較大威脅，對於轉型時期的中國來說，要做好哪些事情，才能有效應對這種威脅?

　　俞可平：第一，堅持走增量改革的道路，但在改革的各個關節點上，都必須有所突破，用突破性改革來防止突變，進而防止社會的大動盪。突破性改革難度很大，但必須去做。這次全面放開二胎生育政策就是一個突破性改革。繼續堅持一胎政策，只會給中華民族帶來災難性後果。

　　第二，沒有現成經驗可供借鑑時，仍要“摸着石頭過河”;有發達國家的經驗可供借鑑時，要善於“借橋過河”。其實，像生態惡化、貧富分化、社會動盪等問題，發達國家都有過慘痛教訓，也有珍貴經驗。我們批評他們，卻並未吸取他們的教訓，有些方面甚至更有過之。

　　第三，我國幅員遼闊，各地差異很大，社會經濟發展階段也不同，必須充分尊重這種差異，最大限度地發揮地方自主性。改革創新是維護社會長治久安的根本途徑，若因為強調頂層設計而遏制地方自主創新，勢必嚴重削弱地方的改革創新動力，最終影響社會的有序發展。

　　《環球人物》：您最現實的政治理想是什麼?

　　俞可平：我最現實的政治理想有四個。

　　一是善政。這是我國千百年來一直追求的，古代稱之為仁政，大體上相當於英語裡所說的“good government(良好的政府)”。在全球化背景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共和國的人民政府，善政應具備八個要素：民主、責任、服務、質量、效益、專業、透明和廉潔。

　　二是法治。中國古代，皇帝始終凌駕於法律之上，因此只有“刀治”(法制的制為立刀旁)，“rule by law”，卻沒有“水治”(法治的治為水旁)，“rule of law”。而現在，要讓法律成為公共治理的最高權威。

　　三是增量民主。我們一定要不斷地通過增量改革來逐漸推進中國的民主治理，擴大公民的政治權益，只有這樣，才能為善政和法治提供制度環境。實現增量民主有三條現實的途徑，一是選拔官員時引入更多競爭，以實現選優;二是從黨內民主走向社會民主;三是從基層民主向更高層民主推進。基層民主可以讓民眾直接享受民主的好處，但高層民主決定國家的命運。

　　四是安全。我們現在講中國夢，就是中國人民的幸福生活。沒有安全，任何人都不可能感到幸福。這裡說的安全有很多層次，最基本的是人身安全，包括溫飽無憂、環境乾淨、食品安全、空氣潔淨等;還有秩序良好，走在路上不用擔心被搶、被謀殺。再高一點是自由表達的安全，免於恐懼和壓制，在法律框架內有自由表達權和公共參與權，不用擔心有人來揪辮子、整“黑材料”。

　　《環球人物》：您最理想的政治現實又是什麼?

　　俞可平：一是善治，它高於善政，除了政府好，整個社會的治理也要好。社會高度自治，政府就變得不那麼重要，誰當領袖都無關大局。我們現在做不到，但我希望我們能做到。二是高度民主，直至實現“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自由人的聯合體”。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最高命題，也是我的最大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