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美國公司，從日本定了一批零件，合同對零件的各項指標都有要求，其中關於次品比例的要求是最多不超過0.5%。交貨的時候，同時收到兩個箱子，一大一小，並附一封信，打開信一看，日本公司措辭謙恭地解釋，本着對貴公司商業機密的尊重，我們沒有問為什麼貴公司需要0.5%的次品，不過我們按要求做好了。你們一共定了1000件，我們先生產了995件成品，在大箱子裡了，然後我們又專門做了5個次品，裝小箱子裡了。

        當年我上質量控制課的時候，哥倫比亞來的教授給我們講這個案例，全場爆笑，幾個加拿大美國的本土同學笑得最起勁兒，好像他們對老師的意思最心領神會，生怕我們這些外地同學不知道北約對日本製造的認可最淋漓盡致。完全忘了不久前的七八十年代，整個北美大陸還對日本產品充滿敵意，從政府機構到平民，以攻擊日本產品為樂，說他們抄襲拼湊西方的創意，設計粗鄙，質量低劣，使用起來也不像本地產品那樣可靠安全（是不是有點耳熟？）。

        看來日本對日本產品的品牌塑造和推廣是非常成功的，短短三四十年時間，曾經詛咒日本產品的老一輩人還活着那，新一代人對日本的形象已經徹底顛覆了。不僅日本的產品成了優秀品質的代名詞，人們甚至從產品深究到國民性，相信日本人之所以能製造出這麼優質可靠的產品，歸根結底，源於凝結在日本人靈魂深處的操守和性格。

        我對此將信將疑。就拿我們常常誇耀的日本人日常生活中注重品質細節這個命題來說吧，我覺得生活的品質細節，更多地是建立在生活水準的基礎上，而不是決定於人的性格。我們經常對銀座上班族整潔的裝束讚不絕口，北京上海略顯散漫，瓦房店上班的人就邋遢了，可是我們很難就此判斷東京人、北京人、瓦房店人在注重品質細節上的性格差異，反倒是比較容易由此確定，瓦房店建設銀行嶺東辦事處的出納，比東京三井住友的前台，收入上一定差了不少。

        插播個笑話，昨天我去看中醫，醫生給我把了脈，建議我要多運動，不要喝酒，多喝水，不要吃海鮮，多吃菜，不要開車，多步行。我點了點頭問他，我到底是啥毛病啊？醫生說，毛病不大，你收入太低，不適合高消費，花錢一多就上火。

        我猜和日本政府商會從六十年代開始，竭力推廣日本產品、塑造日本質量的品牌形象一樣，現在的日本，不管是政府部門組織的也好，民間機構自發的也好，暗中一定正在向全世界推銷它的國民性格，並希望在這個國民性格品牌被全世界人民接受以後，就此坐收漁利。這本是個無可厚非的好事兒，很多有所作為的政府都曾做過類似的事情，從來沒做過的現在考慮去做也為時不晚。因為這個正面的形象一旦確立，對這個國家的物質、文化產品有水到渠成的推廣作用。比如意大利的浪漫，法國的奢侈，韓國的美貌☺，美國的民主自由等等。而日本現在推廣的國民性格的品牌就是日本人的“極致”，追求品質，關注細節，精益求精，秉持傳承。

        當然一個品牌的推廣，是需要有真刀實槍的好產品做鋪墊的。所以我承認我上面說的那些話，多少是有些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醋意。說到刀，雖然我仍然懷疑奈良大阪的街上賣刀的店鋪，動不動就是祖上八代相傳的手藝，但是東京地鐵上的人群，確實是比卡爾加里的人要更彬彬有禮、守規矩有秩序啊。我不知道60、70年代的日本車到底怎麼樣，但是現在卡城街上跑的日本車，也確實比美國車毛病要少，很少路壞，給使用者減少了多少金錢和時間上的麻煩啊。

        說到日本的國民性，就不得不說說咱中國人的性格。如果一定要用一個詞來形容全體中國人的性格的話，“差不多”可能是最有代表性的了。一說中國人的民族性，我們很容易就聯想起中國久遠的農耕文明。不過用農耕文明來解釋“差不多”就有些不公平了，因為農耕文明其實最講究精耕細作，種糧食就是為了吃飯，土質、灌溉、氣節，哪一項也含糊不得，差一點就要餓肚子啊。如果一定要把這個性格跟某個文明相聯繫，不如把它聯繫到游牧民族對中原文化的侵蝕吧。游牧民族擇水草豐美處而居，跟着牛羊走，自由散漫慣了，是不是在金、遼、元、清的時候，來自北方的英雄好漢，把這些瀟灑豪放的性格，過多地融合進了中原人民的基因裡頭了啊。有一個旁證，好像蒙古國就沒有什麼精緻絕美的藝術品（瑪德也不知道說的對不對）。而且蒙古人性格確實普遍比漢族人粗曠，聽我老闆說二十年前他乘過蒙古總統的座機，駕駛員身旁一大堆空啤酒瓶，看到地面上有蒙古包，還會飛下來找大媽討杯水，拿出張公路地圖順便問問路啊。

        不過“差不多”有時也會給你意外驚喜。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個遙遠的東方國度，有一個騷年，和他的朋友一起，到北京城裡辦事兒。他們在昌平街邊上叫了一輛出租車，那個時候北京的出租車是黃色的大發，大家都叫它小面，雖然是日本淘汰設備和技術，但在天津本地製造，所以一出廠就搖搖晃晃，跑起來噼啪做響。小面停好，騷年左手拉開後門，右手扶着門框，正往車上伸了一條腿，朋友搶先一步打開前門上了車，再隨手一帶車門，咣噹一聲，騷年收手不及，四個手指被門夾上了。

        騷年的手當時就失去了知覺，再看車門，已經完全關上，手指消失在門縫裡。騷年心想，這還不完了，四個手指一定夾斷了。

        朋友趕緊開門下車，司機也過了查看，騷年動了動手指，竟然沒事兒，只是有些紅腫。司機道了聲慚愧，說：幸虧咱們這車是國產，門松縫大，這要是日本原裝，手指頭一定斷了。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極致也好，差不多也好，各有短長。而且中國的“差不多”很可能代表着一個更高的精神境界。這個性格源遠流長，也因此成就了中國特有的“差不多”式的生活環境。在這片國土上我們上班自由自在，開車倒行逆施，日子過得遊刃有餘，實在沒有必要苛求改變。如果我們現在就需要沒有沙子的栗子羹、坐不碎的馬桶墊，那就去東京買吧。

        而且，我相信每一個品牌註定有自己輝煌的時代。我在判斷世界經濟文化大潮發展方向上是個天才，十幾年前，馮小剛在非誠勿擾中平白無故地加入了許多日本元素的時候，我就準確地預測到，在享受夠了工業文明帶給我們的酒足飯飽之後，中國人就要開始追求生活品質中的“極致”了。同樣，在厭倦了沒完沒了的“極致”以後，全世界人民追求“差不多”精神境界的那一天也就不再遙遠。我們所要做的，就是要提早計劃好那一刻到來的時候，我們向來自東京大阪的大媽掃貨團們兜售點兒什麼。

        最後講個笑話，我改裝的。

        從前有個中國大媽到東京買馬桶蓋，進了門就大吵大嚷，說小日本你給我拿這個小日本你給我拿那個。店主懂點中文，聽了挺不高興，跟大媽說，你是顧客，我尊重你，雖然你這樣叫我，我還是竭誠為你服務。但是請你設身處地想想，我要是到了中國，到你的店裡，叫你支那人，你會怎麼想？

        大媽說，沒事兒啊，你愛叫什麼叫什麼，我在北京順義有店，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日本店主憋了一口氣，轉年買了張機票到了北京，下了飛機直奔順義城裡，左打聽又打聽還真找到了。一開門看見順義大媽，上去要打招呼，還沒喊出聲那，讓大媽一把推出去了，嘴裡還嚷嚷那：出去出去，我們這不接待小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