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少说我姥姥家的事儿，因为姥姥、姥爷很早就去世了，所以我小时候去我姥姥家的次数比较少，印象不深。我从来没有见过我姥爷，听我妈妈讲他个子很高，屯子里的人管他叫庞大个子。很年轻的时候就在日本人开的铁路上干活，一直到死都是铁路工人。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公司发给他一件呢子大衣，黑色的，质地优良，薄而挺括，不像后来我们自己产的呢子大衣那么松垮，这件大衣辗转传到我手里，是我唯一一件和我姥爷有些关联的东西，我穿了很久，曾经以为会保留到永远，可惜最终还是让我弄丢了。

        我猜我姥爷的样子，就是我那几个舅舅的风格，身材高大，瘦削精壮，大眼睛，薄嘴唇，鼻梁高挺，一张山东大汉的长瓜脸。我爷爷家是满族，但我姥爷家不是，我姥爷家是早年闯关东来的蓬莱人。我查看地图，再看我那几个舅舅的块儿头，坚信当年他们不是从陆地上走过来的，而是从蓬莱下海，划船来的东北。山东半岛到辽东半岛本来就不远，中间很多小岛，身强力壮的男人，父兄几个一起，带上女人孩子，一路划船也不是不可能。先到庙岛，再到南隍城岛，补充干粮净水，跨海顺风，一口气儿划到老铁西角上岸。

        我姥姥家有八个孩子，四个男孩儿，四个女孩儿。四个女孩，我妈和三个姨妈还都在世，四个舅舅却都不在了。最后去世的是我二舅，瓦房店轴承厂的工人，早年援建西北，搬家去了汉中。我很小的时候我二舅带着三个儿子千里迢迢回瓦房店省亲。那天我放学回家，家里突然多了五条彪形大汉，分别是我二舅，我二舅的三个儿子，和我老舅，全是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大眼睛，高挺的鼻梁，我爸爸年轻时大概一米七五的个头，在中国男人里面其实也不算矮，那天戴副眼镜，站在一边显得文弱可怜。我妈妈做饭做菜，端茶烫酒，对我爸高声大嗓，趾高气扬，给我留下了终身不灭的印象。

        我二舅我只见过这一面，以后再也没有回来。那几个表哥也在西北扎根，跟瓦房店这一只没有什么联系了。另外三个舅舅去世都很早。我姥姥家的基因，男人都有点儿高血压脑血栓这些毛病，我大舅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去世了，大概也就六十出头。我老舅，就是跟我二舅一起到我们家的那个，是全家八个孩子中最小的，去世的时候只有五十多岁。我常说我爷爷奶奶身体怎么怎么好，好像我自己也会活得很长，其实我知道不是这么一回事儿。我长得更像我姥姥家的人，所以继承我姥姥家的基因一定更多，说不定也就是六十几岁的寿命。因为这个原因我每次体检都特别关注血压血脂脑血管这些项目，不是怕死，只因孩子太小。好在到现在还没什么毛病，有一次看了体检报告我挺得意，指给医生看，跟医生说我所有的舅舅、姨，包括我妈都是高血压，幸好我不是。医生很实在，一边看报告一边说，你别急，你还不到年纪那。

        我姥姥姥爷生下八个孩子，除了供吃供穿，还要供孩子上学。虽然我姥爷是铁路工人，穿日本铁道公司的制服，但是家却安在乡下。东北农村的孩子很多都不上学，可是我姥姥家八个孩子，不管男孩女孩都上学，不知道是我姥爷有远见，还是铁路工人比较开明，注重教育。我听我妈妈说，她上学的时候，连个书包都没有，只有一个花手绢，里面包着书本铅笔，就这样七八个孩子先后上学大概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姥爷为了多赚些钱，经常背上几筐苹果、烟叶，坐二十多个小时火车到哈尔滨去卖。瓦房店出苹果，我姥姥家几代种烟，哈尔滨热闹富裕，铁路工人坐火车不要钱，所以只要男人吃得下幸苦，看上去是一个包赚不赔的买卖。只是这样没日没夜干活养家，最后把我姥爷累垮了。有一次从哈尔滨回来，半路上胃疼吐血，知道自己就不行了。我姥爷掏了两块钱给坐在旁边的爷们，告诉爷们火车到了王家车站把他周下去。那时候人忠实守信，爷们拿了钱就办事儿，火车到站停车一分钟的功夫稀里呼噜把我姥爷周下了车，我大舅那时候已经在车站上做道岔工了，工友们把他喊过来，再送老爸去瓦房店医院，已经晚了。

       不知道这是哪年的事，按我最小的舅舅的年纪估算一下，应该是解放以后了。虽然已然是和平年代，但那时候交通、医疗、通信各方面仍然很落后，男人养家糊口真不容易，出门赚钱风险更大，搞不好还要把命搭上。现在老百姓的日子虽然还是很难，但是社会发展了，科技进步了，人们生活、出行更有保障，赚钱的机会也更多，所以男人有了老婆孩子，不抓住所有的机会出去赚钱，猫在家里刷屏打游戏写微博公众号真不应该。

        我姥姥去世的时候，我已经长大记事儿了，我还记得那天我在我妈妈学校的教员办公楼里，那是一座深红色的木建筑，日本人在大连的时候留下的，内部也是木结构，一进门是大厅，楼梯靠边，旋转上楼，地板楼梯走上去嘎嘎响，我站在三楼楼道的窗前往外望，窗外是高大的杨树，枝叶繁茂，阳光在树叶间稀疏闪耀，我妈妈站在我身后，拿了个铝饭盒喂我吃饭，她的身后是一排排午休时安静的办公室，我表姐从老家来，在楼下大声喊二姑的名字。我妈打开窗户往下看，我表姐看到二姑，喊了声奶奶走了，我妈就哭了起来。

        我姥姥去世以后，我老姨和我老舅还小，我妈妈把我老姨接到了家里跟我们一起住，住了多少年我记不住了。总之我老姨长大结婚成家以后，对我们家几个孩子特别好。我小时候最喜欢去我老姨家，每次去都有好东西吃。我特别喜欢喝大米粥，上幼儿园的时候外号就叫车大米粥，每次到我老姨家她都会给我熬一大锅，随便喝，大葱炒鸡蛋一炒上尖一大盘。东北那时候吃的不好，大米、面都限量供应，鸡蛋也很稀罕。我一直以为我老姨家比我们家有钱，后来长大了，懂得人情世故，才明白我老姨对二姐在父母去世以后把她接到家里，养她成人，一直感激不尽，我们小时候她对我们好，我们长大走了，她对我妈也特别好，一辈子不变。

        我老舅则留在老家跟我大舅生活。我老舅是孩子里面最小的一个，那时候大概也就是十几岁半大小子的样子，没爹没妈的孩子，哥哥嫂子也就是照顾一下吃穿，长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完全是靠造化了。我记得我大一点了，去我姥姥家，我老舅学会了玩儿扑克牌，赌钱，随便拿出一副牌，洗几把就记得住所有的牌，也可能是做了记号，翻过来让我猜，大王、小王、K，A，百发百中，令我艳羡不已。又过几年，我再去我姥姥家，我老舅就不在了，听说去了沈阳，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再后来成了威震四方的包工头，我上大学那年，我老舅从沈阳回来了，说他这些年攒了五万块钱，给我妈我爸买来好酒好烟。那时候我妈妈一个月赚四十块钱，我爸一个月六十块钱，五万块钱什么概念，基本上就是两个当老师的一辈子也赚不来的钱。我老舅这个土鳖，得意洋洋地拿着这笔钱，回家盖房子娶媳妇，准备在乡下安享余生，哪想得到世界上还有通货膨胀这件事儿。到我毕业那年，老舅的钱就花完了，只好重出江湖，一开始在瓦房店摆摊儿卖货，后来跟船出海打鱼，端的是人老珠黄，做了好多事儿，再也没有机会翻身。我老舅得病去世的时候我在美国，没赶上，知情不多，总之我妈我姨说起小弟弟的一生总是唏嘘不已，经常会埋怨我大舅，特别是大舅母，说她对小叔子照顾不够，对我大舅也不好。我不怎么信，特别是关于人家老两口的关系，不应当随便评论，每一家都有自己的活法，别人说的都不算。

        我姥姥姥爷去世，我大舅还在，我还没长大的那几年，我妈经常带我回姥姥家串门。王家离瓦房店不远，坐绿皮火车一站就到，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但是下火车以后要走很长一段路。先沿着铁道走在高处，再下来走一段土路，最后从高架水渠的桥洞下钻过去，眼前豁然开朗，北靠大山，南面大河，就是我姥姥家的屯子。河很宽，水却不深，隔几尺摆着一块大石头给人们过河用，长满青苔。我和我妈小心翼翼跳上一块块石头过河，过了河穿过一片杨树柳树，再上一个缓坡就进了屯子。屯子被青山环抱，一片风平浪静暖洋洋，村口的第一个平房墙根下朝阳的那面永远蹲着几个老汉，黑衣黑裤，抽烟聊天，老远看见我妈和我，一个个站起来张望。待我们走近，眼尖的就开始打招呼，此起彼伏：

       二姑回来了？

       二姑奶回来了？

       我姥爷在屯子里辈份大，我妈妈虽然年纪小，那时也就三十多岁，可屯子里的好多老汉都是她的侄子侄孙，再加上我妈妈是老师，所以他们见到我妈妈都是毕恭毕敬，做出点头哈腰的晚辈样儿。这时候早有谁家的小孩出来，连跑带颠，跑在前头给祖奶奶送信儿，半路上我老舅迎上前来，背着渔网，叫声二姐，说我到河里去给你们捞几条鱼吃，也不停步，径直去了。等我们到了大舅家，我大舅母已经在门口迎候，满脸喜笑颜开，我大舅坐在炕上隔着窗户往外望，房顶的烟筒里轰隆一下冒出炊烟。

        去年冬天我回国的时候，我妈跟我说瓦房店城外新建了一座庙，春节期间有庙会，让我带她去看看。那天我跟我爸我妈租了一辆车去庙会，新建的庙我们都是第一次去，可是我妈妈好像路很熟，一直在给司机指路，出了瓦房店，下了大道，拐上乡村土路，车在一个个村子间，一片片居民住房、一座座院落间颠簸，拐来拐去，又上了另一条大路，绕过一座小山，就看见一座大庙金碧辉煌坐落在半山腰上。车到庙门前的广场停好，再看庙会，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热闹，就是一个小集市，卖些水果点心春节期间串门的礼物。我买了票，三个人跨进大门，正殿里供奉着如来佛像，慈祥悲悯，法相庄严。后面还有一个大殿，好像有观音菩萨十八罗汉，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我虽然不懂佛法，难免也心生感慨。

        我爸爸从不信神，可是每次到了什么庙、观总会在神像面前行礼参拜，装模作样。我妈却一进门就绕过大殿往后院快步走，我觉得奇怪，跟她进了后院，我妈却转眼不见了踪影，我找遍后院的大殿、偏殿、和尚居士的住房她都不在。我再往后看，庙后是一条小路，在一片树林中绕过小山，我沿路进了树林，再绕过那座小山，后面是一片菜园，我妈妈正站在菜园的那一端，隔着一道高墙往远处张望。

        隔着这道高墙，是大片的庄稼地，在庄稼地的尽头，是一条宽阔的河流，河水缓慢流淌，在夕阳下闪耀着金光，河对岸的高山，威严肃穆，两侧的山翼平缓伸出，像一对儿环绕的臂膀，在山脚下，臂膀的环抱当中，是一个小村子，它背靠青山，面朝大河，稳稳地坐在山窝里的冲积平原上。河流远处，一条铁路由西向东正横贯辽东半岛，铁轨闪亮，车声隆隆。

        我来到我妈身边，她抓住了我的手，另一只手指着村子的方向，说你看这村子的地方选的多好，我小时候，我哥带着我上学，每次就走那条路，在那儿下铁道，在那儿过河，只要过了那儿个坎，不管外面多大风多大雪，马上就停了，不管外面多冷，村子里总是暖阳阳的。

        我问我妈，已经这么近了，要不我们进村看看？

        我妈妈摇摇头说不去喽，人都不在了，去了也没什么意思。

        我几个舅舅当中，三舅死的最早，三年困难时期的时候得肝炎死的。虽然说是肝炎，我怀疑和饥饿有关。死的时候刚结婚一两年，孩子还在襁褓之中。我三舅母守寡多年，一直到孩子长大结婚了才又嫁人。我老姨是个好人，却为这个耿耿于怀，专门去找我三舅母的老伴谈，商量好了，等将来我三舅母死的时候，仍然要跟我三舅埋在一起。说起来奇怪，对这个看似蛮不讲理的安排，我三舅母的老伴和我三舅母都同意。我老姨还安慰老头儿说，如果你觉得将来死了，一个人埋起来孤单，可以认我妈做干儿子，认我做干妹妹，将来死了就可以埋在老庞家的坟地里。

        我妈经常跟我说，我长得很像我三舅，性格也像，喜欢看书，这个话题说的那么早，那么频繁，让我从小就觉得我跟我三舅有什么渊源，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有时候觉得我就是我三舅转世重生。我妈手里有一张我三舅的照片，是我三舅和我三舅母的合照，刚结婚，二十几岁，我三舅母站在背后，我三舅靠着张书桌端坐，手里捧着一本打开翻卷的书，书桌上有一个花瓶，一只鲜花。从照片上看，三舅是我几个舅舅里唯一一个细长眼，如此，英武之中平添了一丝文质彬彬，大概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都说我像他。

        我三舅的孩子今年也有四五十岁了，在瓦房店开了个饭店，生意还算红火。我二舅的几个儿子，分散在汉中、西安、银川一代，都是中国各大轴承厂的工人，我老舅只有一个女儿，大学毕业在上海工作。我大舅的儿子，子承父业，在铁路上工作，退休以后一直住在我姥爷家的那个屯子里，前几年跟我妈说，他一辈子也不会离开这个屯子，因为他走了，爷爷、爸爸的坟就没人管了，这个家就真的散了。

        所以我知道我妈妈这么多年再也不回村子，其实就是因为在她的心里，当初那个热热闹闹的家已经散了。我有时候劝她，给她讲我这些表哥表姐和孙子辈儿的新鲜事，我说这个家其实没散，而是越来越大，生命也不会真的停止，而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我妈总是笑笑，说她也不是不高兴，也不是怕老怕死，就是有点怀念过去的那些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