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知識分子 作者:辛可
我年輕時自甘墮落，比如追隨形形色色的大哥，到窯子裡鬼混，跟德藝雙馨的窯姐探討人生的真諦。荒唐後總痛心疾首，便效仿蔣委員長，在日記里自批禽獸不如，發誓下不為例。可懺悔完了，遵照曾中堂“不為聖賢，便為禽獸”的訓示，繼續去窯子裡鬼混。 為了戰勝力比多的泛濫，跟窯姐們徹底斷絕關係，學孟夫子專心養浩然之氣，我付出了艱苦的努力，直到如韓退之一般，“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發蒼蒼，而齒牙動搖”，才迷途知返，悻悻作罷。 當時幫我減輕道德壓力的，除了蔣總裁，還有胡適先生。據胡先生日記，他年輕時也放浪形骸，在窯子裡鬼混。先賢尚且如此，我等混混，似乎沒必要對自己高標準嚴要求。幸虧我當時讀的是蔣、胡二公的日記，如果是雷鋒日記，壓力就太大了！ 蔣、胡二公是大人物，寫日記的動機，就是留待後人觀。即便如此，也能不掩己丑，確實讓人感佩。如果是雷鋒叔叔的話，絕不會這樣做，而是在日記中大義凜然地指出，我願做高山岩石之松，不做湖岸河旁之柳。 而開始了解胡適先生的為人與學問，並企圖成為其隔代門下走狗，確實與力比多或窯姐沒多大關係。那是我的大學時代。當時口袋裡只有幾張菜票，每周看場三級片尚且捉襟見肘，何能入窯姐們的法眼。 我在師大歷史系混了四年，作為最爛的學生離開。斑斑劣跡，史上最萌的教授於先生最清楚。我自認是師大之恥，所以每次去拜望我的老師，總是舊帽遮顏，從後門溜進去。感謝於先生菩薩心腸，沒有為母校清理門戶！當時我只發現他很可愛，並未意識到，他還有所謂“萌”，這種空前絕後的潛質。 大學四年，除了睡覺鬥地主，整日無所事事。書倒是讀了不少，但欽定的教材除外。我感興趣的，如房中術、宗教學等等。前者講萬樂淫為首，後者講萬惡淫為首。我這輩子瘋瘋癲癲，也許跟這種變態的閱讀體驗不無關係。 但凡跟房中術有關的作品，從古至今，我讀過不少，且認真做了筆記。有時候真羨慕現在的年輕人，想精通房中術，根本不用擠圖書館，在電腦上看看蒼老師的表演即可，最多也就是浪費點衛生紙、弄幾款充氣娃娃罷了。 我從小對宗教學甚至江湖術數很感興趣，相關的東西在師大摸了一遍。前幾日收拾書房，竟然發現幾本大學時的筆記，可謂陰陽五行四柱八卦的研究報告。這樣做並非要出家，只是對人生極度困惑，病得不輕，想從中找到一些解藥。結果很糟糕，我變成了不可救藥的無神論者，而且對時髦的高僧大德充滿不屑。如法國人所言：光頭的不都是和尚！何止是光頭，念經的也未必是。 我之所以未步弘一大師後塵，或成為西門慶那樣的專業選手，大概是因為在研究萬惡或萬樂淫為首的同時，也受到其他的影響，比如說走了狗屎運，在大學時代拜讀了美國作家弗洛姆和胡適先生的作品。 這兩個思想的幽靈，在我心裡折騰了幾十年。如果要算賬的話，我的幸與不幸，都跟他們有關。據說弗洛姆先生是西方的左派，胡先生是中國的右派頭子，也許是拜左右二公所賜，我變成了不左不右的四不像，抑或思想的孤魂野鬼。 午夜夢回，形影相弔，寂寞得要死，也想找個組織，總手氣欠佳、事與願違。陳寅恪先生提倡“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確實做到了，而我只是東施效顰罷了。 把胡先生介紹給我的，是大學時的好友。毛筆字寫得很好，學問也不錯。他送給我一本《師門五年記》，原名大概叫《師門辱教記》。薄薄的小冊子，類似弗洛姆先生的傑作《逃避自由》。 作者是名牌史家羅爾綱先生，內容是他在胡門受教的點點滴滴。文字樸實，情真意切。羅先生後來寫了著名的《太平天國史》，只可惜見識有點山寨，一派立場史學的調調。胡先生似乎也不滿意。事實上近幾十年的歷史學一地雞毛，就是中了所謂立場史學的毒。 以我陋見，歷史學的本意是追求真實，並作出合乎邏輯的解釋。如果以特定的政治立場為綱，為特定的主子服務，結果只能是胡扯！最典型者，莫若白壽彝先生主編的《中國通史》，洋洋灑灑千萬言，可觀者寥寥。我曾在地壇書市買過一套，沒翻幾頁便轉送煤老闆朋友，他正在某國學大師指導下裝修豪宅。至於范文瀾先生的那部傑作，哎，不說也罷，那麼好的紙，浪費了真可惜。 據說四九後胡先生漂泊異鄉，在孤島見此小書，喜不自禁，老夫聊發少年狂，自掏腰包印了不少，贈送親朋。不知胡先生知否，其得意門生羅爾綱，在比賽吃胡適肉的運動中，充當急先鋒呢！ 一個不怎麼體面的事實是，在新舊時代的風雨中，很多知識分子的節操，比窯姐的處女膜更不可靠。 因為《師門五年記》，我喜歡上胡適先生，並為此薄情寡義，拋棄了我的初戀毛先生。在我看來，針對老病纏身的中國，胡先生的藥療效更好，且副作用最小。毛先生的藥確實讓人亢奮，但弄不好很容易走火入魔。 胡先生因為站錯隊，四九後被生吞活剝，現在略有改觀，但依然是不受紅朝待見的冷宮怨婦。胡先生溫文爾雅，絕非李逵或牛魔王，只是因為思想與人家格格不入，在洗腦專業戶眼中，始終如洪水猛獸。比賽吃胡適肉的運動告一段落，可想跟夫子們擠在一起品冷豬肉，根本沒門！ 大概是唐德剛先生文中所講（記不清了），以前的時代屬於孔夫子，以後的時代屬於胡適。也許是，也許不是。果真如此的話，胡先生再等幾年吃冷豬肉，倒也不遲。畢竟孔教主橫空出世的時候，那個叫孔丘的臭老九，已經死掉幾百年了。 大陸研究胡先生的文稿，我讀過一些，老實說，及格者不多。我並不懷疑作者的水平，可能是因為“風刀霜劍嚴相催”（林黛玉），追求政治正確罷了！識時務者為俊傑，何況時刻立於危牆之下。最有趣的，還是唐德剛的作品。儘管唐先生是胡門走狗，但說話還算公道，沒有為尊者諱的臭毛病。 至於李敖先生的巨著《播火者胡適》，我沒讀過，也不準備讀。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餘孽，我原本對李先生充滿敬意，但看了他登陸前後的表演，尤其是聽聞他拿了XX黨的盧布亂咬，從此胃口大壞。看來即便如胡先生這種級別的伯樂，也有看走眼的時候。 “但開風氣不為師”，此胡夫子自道。胡先生一輩子東搞搞西搞搞，玩得很花哨，在著述方面確實大打折扣。連代表作《中國哲學史大綱》也半途而廢，類似不得善終的作品，還有不少，如《白話文學史》。被送上“胡半卷”的雅號，似乎並不冤枉。 但這不影響他的歷史定位。平心而論，胡先生不但忙着開風氣，也算得上一位好老師。類似好為人師的毛病，他害得不比別人輕。胡先生桃李滿天下，有成就的走狗比比皆是。無論作為胡教授或者胡校長，他都問心無愧。 諸位想想，如果沒有蔡、胡諸先生的努力，北大又當如何？有人擔心北大會不會成為哈佛第二，嗚呼，自蔡、胡諸先生死後，這種人間慘劇豈能在北大發生？廟修得越來越豪華，池子就差鑲上金邊，可念的是《金剛經》還是《素女經》，怕是連佛祖也忍不住要罵娘了！ 胡先生幹過很多營生，比如胡校長、胡教授、胡主編、胡部長、山寨版總統候選人等等，可說到底，一介書生罷了。也許這是他最享受的身份。至於所謂某某級的胡老爺，夫子自道，不過是“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也許吧，胡先生一輩子在學術、政治間來回折騰，時耶，命耶，誰說得清楚！ 但胡先生絕非一般的書生，他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榜樣，另一個榜樣是孔夫子。我這樣說不是成心找罵，證明自己是個反覆無常的小人。順便澄清一下，我的確天天罵娘，但我罵的是那個被政治符號化、工具化的孔老二，對於作為學者、教育家的孔子，舔還來不及呢！“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司馬遷這句話，代表了我的心聲。 之所以說孔夫子和胡適是知識分子的榜樣，除了他們卓越的思想與學識，我認為，他們身上有一個共同的特質，了不起的特質——既告訴別人怎麼做，並做給別人看！ 僅此一點，於、錢等名牌教授就太山寨了，實在不配做孔家店的店小二。至於這幫人的思想與學識，不說也罷，跟趕大車的討論辯證法，有意思嗎？當然了，在這方面有水平的學者大有人在，比如北大的李零教授。 既告訴別人怎麼做，並做給別人看！在我看來，這是評判知識分子品種優劣的基本標準。作為知識分子，不但要能明辨是非，答疑解惑，找出辦法，而且要做給別人看！後者尤為重要，尤為不易。現在很多知識分子，要麼不學無術，要麼只說不練，或一味糊弄別人做給自己看！ 有人喜歡把知識分子分成學院派和江湖派，言語間頗有些阿Q式的優勝。恕我直言，中國的象牙塔早成了臭烘烘的奧吉亞斯牛圈，實在沒多少賣弄的本錢。有些人言必稱君子之道，卻為了幾毛錢低三下四。甚或被大小老爺們修理，只會唾面自乾。俗話說，兔子急了都會咬人，這該是何等奇葩的兔子，即便被弄死了也一聲不吭。倒是江湖上的粗陋公知，為兔子們的尊嚴到處罵娘呢！ 在任何時代，就知識分子而言，人格和勇氣遠比學問重要！ 所謂人格和勇氣，就是知行合一，敢于堅持自己的信念並做給別人看。欲達此目的，當然要付出代價。可翻遍象牙塔，夠種的寥寥可數，比例低得可憐。口吐蓮花，蠅營狗苟，這就是大部分所謂學院派的嘴臉。 像胡先生那一輩的學人，要夠種得多。有一年，我在重慶訪友，順便參拜了陳獨秀先生故居。他最後死在那裡。其時正逢抗戰，陳先生從牢裡出來，被國共視為異類，成了孤魂野鬼。堂堂文壇巨擘，靠給地主打工勉強度日。即便如此，他也不要黨國的施捨。故居里有陳先生手書對聯：行無愧怍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這才是夠種的知識分子。 就學術而言，胡先生一輩子念茲在茲者，是推銷實驗主義的研究方法，如“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等等。臨床效果如何，眾所周知。藉由新的方法，胡先生成為諸多社會學科的開山之人。 舉個時髦的例子，如新紅學，胡先生就是奠基者之一。在這一領域卓有成就的大家，多受益於胡先生。當然，劉興武先生是個例外，他是無師自通的天才！看他寫的紅學專著，有閱讀科幻小說的快感。 胡先生後來搞《水經注》，引起有些人不快。他們覺着，胡先生以新文化運動大佬的身份，何必去搞這種雕蟲小技。胡先生的解釋是，他搞《水經注》，只為推銷新的學術方法而已。既告訴你應該怎麼做，而且親力親為，做給你看。 胡先生對中國現代化的貢獻是多方位的，最突出者有二，一是推動了白話文運動在中國的濫觴；二是堅持傳播民主憲政和自由主義的思想。眾所周知，績溪胡家，英才輩出，比如健在的胡爺爺。儘管胡爺爺是人中龍鳳，但用更寬廣的歷史尺度估量，尚不能與胡適先生並駕齊驅。 當然，這只是一家之言，世人未必這麼看，特別是績溪老鄉。去年我曾驅車造訪績溪，龍川熙熙攘攘，上莊荒草淒淒，不免讓人唏噓不已。當我試着告訴他們，胡適更是徽州之光時，得到的大多是冷嘲熱諷。在他們看來，一介書生，豈可與真龍天子相提並論。我自討沒趣，無話可說，如喪家犬一般倉皇逃離。 有時候，我覺着胡先生也挺可憐。他一生最掛念的，是北大和徽州，可人家都不待見他。胡先生死時，將生前藏書遺贈北大，靈柩上覆蓋着北大校旗，真正做到了從一而終，“生是北大人，死是北大鬼”。一個尷尬的事實是，在北大享受香火者甚眾，可刨地三尺，竟然找不到胡校長的塑像！ 作為學界老大，除了良心或者良知，也許還包括臉，北大什麼都不缺。可依我愚見，在給胡校長立像之前，缺德的北大就是個笑話，得不到真正的尊重。原因很簡單，它的魂沒了，更像是一個薄情寡義的小人，或奴才們賣弄風情的名利場。也許這個比喻有點刻薄，但我想不出更體面的修飾詞。 胡先生一輩子操着濃重的徽州口音，酷愛徽州菜，流落孤島海外，時刻念茲在茲的，是他的故鄉。以前看過一篇文章，題目忘了，大意是，晚年的胡先生常孤獨地立在窗前，傷感地吟誦杜工部的詩句：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聞者唏噓不已，為之下淚。胡老師是想他的徽州老家啊。 跟庾信一樣，胡先生最終帶着對故國的無限眷戀，客死他鄉。這是黨同伐異、同室操戈的必然成果，歷史恩賜給很多中國人的悲慘宿命。所謂一將功成萬古骨枯，何況都是牛魔王式的蓋世英雄。“鳥飛反故鄉，狐死歸首丘”，人老了，要死了，誰不想回到故鄉？可故鄉回得去嗎，回去了又當如何？胡先生就算葉落歸根，不被斗死，大概也要被老鄉的唾沫淹死。項羽講“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我們需要多華麗的錦衣來裝扮自己，才能換取家鄉人那份尊重呢？ 對於遊子，故鄉總糾纏在異鄉的夢裡，儘管有些蒼涼，但畢竟夢是完整的，等回去了，看見了，物是人非，夢掉在地上，變成碎片，拾不起、放不下。人情涼薄如紙，還是留個美好的念想，不歸的好吧。 即便爭吃胡適肉的人，也不得不承認一個事實，胡先生是近代白話文運動的旗手。他二十多歲從美國跑回來，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這個。為推廣白話文，謙謙君子如胡先生者，也跟我等混混一樣，沒少“罵娘”。相關文章，發表在《新青年》等刊物上，不復贅述。 對於中國的現代化，如何抬舉白話文運動的重要性，都不為過。因為它不是一個簡單的文學革命問題，而是為知識普及、思想啟蒙、社會變革創造了重要條件。與之並行的漢字簡化潮流，亦可作如是觀。 現在，有人揚言要搞繁體字，我笑了。如果不是譁眾取寵，那一定是三叉神經出了問題。真恢復文言文、繁體字，我無所謂啊，閣下怎麼辦，不徹底成了文盲？不要以為，會念“人之初、性本善”，或者拽兩句唐詩，就當自己是國學大師，有資格批評白話文、簡化字了。 胡先生不但捲起袖子跟遺老遺少們論戰，還親力親為，用白話文寫作，甚至創作新詩。老實說，胡先生的現代詩，雖有些清新的句子，整體上不敢恭維。胡先生也有自知之明，並不以詩人自居，他只是為實踐 “既告訴別人怎麼做，並做給別人看”的理念罷了。這也是胡適先生可愛的地方，了不起的地方。 當然了，這要看跟誰比，如果參照物是郭老，則另當別論。我至今忘不了，第一次學習郭老大作時的感受。拜讀“即即！即即！即即！”、“足足！足足！足足！”等名句，我不是醉了，我是徹底暈了！這傢伙不會是動物園的飼養員吧，當時我想。可後來讀了類似“毛主席賽過我親爺爺”等迴腸盪氣的詩篇，我發現自己錯了，不是郭宗師有病，是他媽我有病。 在籌建新中國的進程中，中國知識分子的表現良莠不齊。即便如梁任公、陳獨秀等先賢，也反反覆覆。只有胡先生一以貫之，始終堅持自己的價值判斷與政治理想。不管老大是孫中山、袁世凱還是段祺瑞、蔣介石，胡先生所堅持的，唯有落實個人自由、實行民主憲政。在革命春藥四處泛濫、人人變換陰陽臉的時代，這一特質顯得尤為珍貴。 從這種意義上講，胡先生才是孔夫子的好學生。即便不認同孔夫子的某些觀點，我也承認，他老人家絕對是君子之模範。無論面對誰，身處何種境遇，都能不改其志。別人愛聽不愛聽，他照講不誤，如果別人很反感，他也不勉強——老子惹不起躲得起，撤！一部《論語》，可作如是觀。 毛蔣二公是近代中國的風雲人物，跟胡先生都有淵源。即便毛後來成了偉大導師，但在胡先生面前，執弟子禮並不過分。毛先生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理念，誰說沒受過胡先生影響？至於後來他帶領大家吃胡適肉，那是另一回事。 為了證明胡先生是能堅守的模範君子。我特別談談他跟蔣先生的關係。胡先生自認為是蔣政府的諍友。在蔣心中，胡是什麼成色的朋友，不得而知。但絕非所謂君臣關係。道理很簡單，有些人做狗習慣了，看見誰都像狗。 說句公道話，在中國的一把手中，蔣先生對知識分子相當不錯。在蔣治下，知識分子爭的，是自由多和少的問題，而在毛治下，則是有和無的問題。在蔣治下，知識分子可以吃飽了罵娘，在毛治下，即便餓着肚子，也只有唾面自乾、三呼萬歲的份。 眾所周知，魯迅是罵朝廷的專業戶，但蔣並未像某些人那樣惡整他。當時蔣兼着教育部長，魯迅先生雖不上班，卻在部里領一份不菲的薪酬。用現在的邏輯，這是標準的砸鍋黨，吃X的飯罵X的娘。大家強烈要求停發，但被蔣先生斷然拒絕！ 抗戰結束，蔣回到南京，還托人登門探望魯迅的母親，送去一些錢物！如果換了毛先生，又當如何？魯迅晚年，同情紅色革命，甚至被加冕為三偉大。可進城後，毛夫子自道，如果魯迅活着，要麼閉嘴，要麼進去！地下有知，先生是哭呢還是笑？ 人在做、天在看，很多歷史人物根本經不起琢磨，稍微曬點陽光就不忍目睹。膽識過人，氣量太小！即便君臨天下，也脫不掉店小二的底色。 胡先生平生弄到的官帽子，都是蔣發的。按理說，應亦步亦趨，唯蔣馬首是瞻。可事實斷非如此，即便吃着別人鍋里的飯，他也拒絕被人當奴才使喚。再看看當年的愛國憤青，寫《試看今日之蔣介石》的郭老，人家只給了個廳長的帽子，便激動不已，舔得一塌糊塗了！（《蔣委員長會見記》）呆魚們的才華不及郭老的億萬分之一，而論臉皮的厚度，卻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了！ 世人有一個誤判，胡先生是溫潤君子，魯迅先生是罵娘的專業戶。事實上胡適罵黨國的文章，比魯迅要直白、激烈得多。胡適沒有魯迅的文才，總是直來直去，魯迅則油滑得多，筆法老練，深得紹興師爺的真傳。如果您讀過胡先生的政論文章，會同意我的判斷。 譬如，當年蔣總司令請出孔老二，搞所謂新生活運動，舉國影從，胡先生卻看着不爽，跳出來口誅筆伐。幸虧蔣先生有雅量，換了別人，就算不辦了他，也要砸了他的飯碗。胡適就這樣一邊罵着黨國的娘，做着黨國的官，掙着黨國的錢。之所以這樣，我的判斷是，他並非要與黨國為敵，只是堅持自己的政治理念罷了！ 大概是48年，民國政權風雨飄搖，蔣胡二公有過一次深談。胡先生痛心疾首、言辭激烈，歷數蔣政府的種種不堪。有趣的是，話說得如此難聽，他卻沒有接受毛同學遞來的橄欖枝，留下來做紅朝重臣甚或國師，而是於淒風苦雨中，追隨蔣先生離開大陸，流落異鄉。 胡先生之所以謝絕毛同學的美意，原因大概有二：一是他篤信君子之道，重節氣，不願做貳臣，背叛朋友；二是他根本不相信XX主義，當然也不相信某些人的誠意。無需多言，以後的歷史慘劇，棄暗投明的門生故舊的遭遇，三姓奴才們的下場，無情地驗證了胡先生的判斷。君子不立於危牆之下，嗚呼胡適之，得孔夫子真傳矣！ 在有些人看來，這當然是胡先生的污點。我倒以為，這是他一生中，最光彩的一筆。人活一世，即便是愚忠，總要講點人格與氣節。無論君臣也好，朋友也罷。你發達時，我不舔你，你落魄時，我不離不棄，這才是真君子，真朋友！ 據唐德剛描述，胡先生晚年，在美國混得並不如意，類似孔夫子型號的喪家犬。落魄數年後，蔣先生把他請回台灣，給他房子車子，以及中研院院長的官帽子。就算蔣先生這樣做是出於政治算計，但日暮途窮，受人如此厚恩，總該乖巧點吧。何況當時蔣受了對手的啟發，正在臥薪嘗膽，大搞白色恐怖，知識分子的臉和腦袋並不值錢。 可相當於XX級的胡院長依然故我，始終堅守獨立人格，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不顧蔣氏父子反對，為實踐個人自由、民主憲政四處奔走。用屁股都想得到，這絕非蔣先生請他回來的本意。作為政客，誰都喜歡聽話的奴才，而非軟硬不吃的刺兒頭。 胡先生晚年，與蔣氏父子最激烈的衝突，就是支持雷震編辦《自由中國》雜誌，爭取言論自由、政治民主，反對蔣修憲連任，搞家天下。甚至倡導組織反對黨，推行現代政黨政治。這些主張跟蔣的“三個一工程”（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背道而馳，下場可想而知。 《自由中國》被查封，雷震深陷囹圄，對晚年胡適打擊沉重。儘管有人對胡先生在雷震案中的表現多有微詞，包括雷震的親友，但平心而論，在如此險惡的境遇下，面對獨裁政治的高壓，書生胡適的勇氣足為世范，無愧於歷史，無愧於他的戰友或同事。事非經過不知難，至少象牙塔里陰陽兩虛的兔子，沒資格譴責為民族自由殫精竭慮的戰士。 胡先生這樣做，並非出於某種政治野心，或者要販賣名士的氣節，只是基於個人對國家的忠誠與責任。在他看來，專制政治必然崩潰，要避免由此造成的惡果，最好的辦法就是培養反對黨。多年後蔣經國迫於壓力，開放黨禁，胡先生的願望終成現實。 不管喜不喜歡，願不願意，對岸的探索，未必不是我們的選項。拖延時間只會增加成本，造成更多的悲劇，無法改變歷史前進的方向。陽關大道只有一條，走還是不走，決定權在億萬普通民眾，斷非少數人的個人意志。誰也擋不住歷史的滾滾巨流，不信就得着瞧，時間會告訴你答案！ 或疏或親，或友或敵，胡、蔣二公就這樣糾纏半生。無論功過成敗，他們都是我中華民族偉大的兒子。胡先生死後，蔣為之撰一輓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也許這是對胡適先生最精當的總結。天下英雄，惺惺相惜，知胡先生者，莫過蔣公矣！ 1962年，未等到自己的祖國得到自由，來不及看魂牽夢繞的故園最後一眼，胡先生在台灣溘然長逝，埋骨於台北南港。天喪英才，國失赤子，舉世哀慟，草木含悲。在他的墓碑上，鐫刻着門生毛子水撰寫的輓詞： 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慮、敝精勞神以致身死的人，現在在這裡安息了！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滅，陵谷也會變易，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存在。 縱觀胡先生風雲際會的一生，絕對配得上這樣的讚美。作為偉大的啟蒙者，偉大的愛國者，自由民 主的鬥士，他的思想和人格力量始終是中國前進的一盞明燈。就算沒有類似孔家店的千年香火，但他一生奮鬥的方向，無論過去或將來，都是中國發展的一個重要選項。 大概是前年，送我《師門五年記》的摯友去台灣，帶來幾卷胡適手稿的影印件。這是我收到的最珍貴的禮物。晚上睡不着時，常拿出來翻翻，看着一排排清秀挺拔的文字，總想起那張幾十年如一日、祥和安靜的笑臉，心裡倍感溫暖。 胡先生說：“這是我的祖國，我要讓他自由”。我把這句話貼在書桌旁，時刻勉勵或警醒自己。但願當我老去時，我的、胡先生的、我們的祖國已經得到了自由。因為曾做過點什麼（儘管微不足道），我會得到些許的安慰，這輩子總算沒有白活。 也許有一天，我會買張機票，到台灣去。不為阿里山的姑娘、日月潭的湖水，或者士林的夜市，故宮的翠玉白菜。我對此全無興趣。只為在胡先生墓前，鞠個躬，獻束花，表達我的敬意。如果走運的話，能在南港舊居的書房裡靜坐片刻，哪怕是幾分鐘，夙願了已。
辛可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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