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知识分子

作者:辛可

   我年轻时自甘堕落，比如追随形形色色的大哥，到窑子里鬼混，跟德艺双馨的窑姐探讨人生的真谛。荒唐后总痛心疾首，便效仿蒋委员长，在日记里自批禽兽不如，发誓下不为例。可忏悔完了，遵照曾中堂“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训示，继续去窑子里鬼混。

    为了战胜力比多的泛滥，跟窑姐们彻底断绝关系，学孟夫子专心养浩然之气，我付出了艰苦的努力，直到如韩退之一般，“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才迷途知返，悻悻作罢。

    当时帮我减轻道德压力的，除了蒋总裁，还有胡适先生。据胡先生日记，他年轻时也放浪形骸，在窑子里鬼混。先贤尚且如此，我等混混，似乎没必要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幸亏我当时读的是蒋、胡二公的日记，如果是雷锋日记，压力就太大了！

    蒋、胡二公是大人物，写日记的动机，就是留待后人观。即便如此，也能不掩己丑，确实让人感佩。如果是雷锋叔叔的话，绝不会这样做，而是在日记中大义凛然地指出，我愿做高山岩石之松，不做湖岸河旁之柳。

    而开始了解胡适先生的为人与学问，并企图成为其隔代门下走狗，确实与力比多或窑姐没多大关系。那是我的大学时代。当时口袋里只有几张菜票，每周看场三级片尚且捉襟见肘，何能入窑姐们的法眼。

    我在师大历史系混了四年，作为最烂的学生离开。斑斑劣迹，史上最萌的教授于先生最清楚。我自认是师大之耻，所以每次去拜望我的老师，总是旧帽遮颜，从后门溜进去。感谢于先生菩萨心肠，没有为母校清理门户！当时我只发现他很可爱，并未意识到，他还有所谓“萌”，这种空前绝后的潜质。

    大学四年，除了睡觉斗地主，整日无所事事。书倒是读了不少，但钦定的教材除外。我感兴趣的，如房中术、宗教学等等。前者讲万乐淫为首，后者讲万恶淫为首。我这辈子疯疯癫癫，也许跟这种变态的阅读体验不无关系。

    但凡跟房中术有关的作品，从古至今，我读过不少，且认真做了笔记。有时候真羡慕现在的年轻人，想精通房中术，根本不用挤图书馆，在电脑上看看苍老师的表演即可，最多也就是浪费点卫生纸、弄几款充气娃娃罢了。

    我从小对宗教学甚至江湖术数很感兴趣，相关的东西在师大摸了一遍。前几日收拾书房，竟然发现几本大学时的笔记，可谓阴阳五行四柱八卦的研究报告。这样做并非要出家，只是对人生极度困惑，病得不轻，想从中找到一些解药。结果很糟糕，我变成了不可救药的无神论者，而且对时髦的高僧大德充满不屑。如法国人所言：光头的不都是和尚！何止是光头，念经的也未必是。

    我之所以未步弘一大师后尘，或成为西门庆那样的专业选手，大概是因为在研究万恶或万乐淫为首的同时，也受到其他的影响，比如说走了狗屎运，在大学时代拜读了美国作家弗洛姆和胡适先生的作品。

    这两个思想的幽灵，在我心里折腾了几十年。如果要算账的话，我的幸与不幸，都跟他们有关。据说弗洛姆先生是西方的左派，胡先生是中国的右派头子，也许是拜左右二公所赐，我变成了不左不右的四不像，抑或思想的孤魂野鬼。

    午夜梦回，形影相吊，寂寞得要死，也想找个组织，总手气欠佳、事与愿违。陈寅恪先生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确实做到了，而我只是东施效颦罢了。

    把胡先生介绍给我的，是大学时的好友。毛笔字写得很好，学问也不错。他送给我一本《师门五年记》，原名大概叫《师门辱教记》。薄薄的小册子，类似弗洛姆先生的杰作《逃避自由》。

    作者是名牌史家罗尔纲先生，内容是他在胡门受教的点点滴滴。文字朴实，情真意切。罗先生后来写了著名的《太平天国史》，只可惜见识有点山寨，一派立场史学的调调。胡先生似乎也不满意。事实上近几十年的历史学一地鸡毛，就是中了所谓立场史学的毒。

    以我陋见，历史学的本意是追求真实，并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如果以特定的政治立场为纲，为特定的主子服务，结果只能是胡扯！最典型者，莫若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洋洋洒洒千万言，可观者寥寥。我曾在地坛书市买过一套，没翻几页便转送煤老板朋友，他正在某国学大师指导下装修豪宅。至于范文澜先生的那部杰作，哎，不说也罢，那么好的纸，浪费了真可惜。

    据说四九后胡先生漂泊异乡，在孤岛见此小书，喜不自禁，老夫聊发少年狂，自掏腰包印了不少，赠送亲朋。不知胡先生知否，其得意门生罗尔纲，在比赛吃胡适肉的运动中，充当急先锋呢！

    一个不怎么体面的事实是，在新旧时代的风雨中，很多知识分子的节操，比窑姐的处女膜更不可靠。

    因为《师门五年记》，我喜欢上胡适先生，并为此薄情寡义，抛弃了我的初恋毛先生。在我看来，针对老病缠身的中国，胡先生的药疗效更好，且副作用最小。毛先生的药确实让人亢奋，但弄不好很容易走火入魔。

    胡先生因为站错队，四九后被生吞活剥，现在略有改观，但依然是不受红朝待见的冷宫怨妇。胡先生温文尔雅，绝非李逵或牛魔王，只是因为思想与人家格格不入，在洗脑专业户眼中，始终如洪水猛兽。比赛吃胡适肉的运动告一段落，可想跟夫子们挤在一起品冷猪肉，根本没门！

    大概是唐德刚先生文中所讲（记不清了），以前的时代属于孔夫子，以后的时代属于胡适。也许是，也许不是。果真如此的话，胡先生再等几年吃冷猪肉，倒也不迟。毕竟孔教主横空出世的时候，那个叫孔丘的臭老九，已经死掉几百年了。

    大陆研究胡先生的文稿，我读过一些，老实说，及格者不多。我并不怀疑作者的水平，可能是因为“风刀霜剑严相催”（林黛玉），追求政治正确罢了！识时务者为俊杰，何况时刻立于危墙之下。最有趣的，还是唐德刚的作品。尽管唐先生是胡门走狗，但说话还算公道，没有为尊者讳的臭毛病。

    至于李敖先生的巨著《播火者胡适》，我没读过，也不准备读。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余孽，我原本对李先生充满敬意，但看了他登陆前后的表演，尤其是听闻他拿了XX党的卢布乱咬，从此胃口大坏。看来即便如胡先生这种级别的伯乐，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但开风气不为师”，此胡夫子自道。胡先生一辈子东搞搞西搞搞，玩得很花哨，在著述方面确实大打折扣。连代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也半途而废，类似不得善终的作品，还有不少，如《白话文学史》。被送上“胡半卷”的雅号，似乎并不冤枉。

    但这不影响他的历史定位。平心而论，胡先生不但忙着开风气，也算得上一位好老师。类似好为人师的毛病，他害得不比别人轻。胡先生桃李满天下，有成就的走狗比比皆是。无论作为胡教授或者胡校长，他都问心无愧。

    诸位想想，如果没有蔡、胡诸先生的努力，北大又当如何？有人担心北大会不会成为哈佛第二，呜呼，自蔡、胡诸先生死后，这种人间惨剧岂能在北大发生？庙修得越来越豪华，池子就差镶上金边，可念的是《金刚经》还是《素女经》，怕是连佛祖也忍不住要骂娘了！

    胡先生干过很多营生，比如胡校长、胡教授、胡主编、胡部长、山寨版总统候选人等等，可说到底，一介书生罢了。也许这是他最享受的身份。至于所谓某某级的胡老爷，夫子自道，不过是“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也许吧，胡先生一辈子在学术、政治间来回折腾，时耶，命耶，谁说得清楚！

    但胡先生绝非一般的书生，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榜样，另一个榜样是孔夫子。我这样说不是成心找骂，证明自己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顺便澄清一下，我的确天天骂娘，但我骂的是那个被政治符号化、工具化的孔老二，对于作为学者、教育家的孔子，舔还来不及呢！“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司马迁这句话，代表了我的心声。

    之所以说孔夫子和胡适是知识分子的榜样，除了他们卓越的思想与学识，我认为，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的特质，了不起的特质——既告诉别人怎么做，并做给别人看！

    仅此一点，于、钱等名牌教授就太山寨了，实在不配做孔家店的店小二。至于这帮人的思想与学识，不说也罢，跟赶大车的讨论辩证法，有意思吗？当然了，在这方面有水平的学者大有人在，比如北大的李零教授。

    既告诉别人怎么做，并做给别人看！在我看来，这是评判知识分子品种优劣的基本标准。作为知识分子，不但要能明辨是非，答疑解惑，找出办法，而且要做给别人看！后者尤为重要，尤为不易。现在很多知识分子，要么不学无术，要么只说不练，或一味糊弄别人做给自己看！

    有人喜欢把知识分子分成学院派和江湖派，言语间颇有些阿Q式的优胜。恕我直言，中国的象牙塔早成了臭烘烘的奥吉亚斯牛圈，实在没多少卖弄的本钱。有些人言必称君子之道，却为了几毛钱低三下四。甚或被大小老爷们修理，只会唾面自干。俗话说，兔子急了都会咬人，这该是何等奇葩的兔子，即便被弄死了也一声不吭。倒是江湖上的粗陋公知，为兔子们的尊严到处骂娘呢！

    在任何时代，就知识分子而言，人格和勇气远比学问重要！ 所谓人格和勇气，就是知行合一，敢于坚持自己的信念并做给别人看。欲达此目的，当然要付出代价。可翻遍象牙塔，够种的寥寥可数，比例低得可怜。口吐莲花，蝇营狗苟，这就是大部分所谓学院派的嘴脸。

    像胡先生那一辈的学人，要够种得多。有一年，我在重庆访友，顺便参拜了陈独秀先生故居。他最后死在那里。其时正逢抗战，陈先生从牢里出来，被国共视为异类，成了孤魂野鬼。堂堂文坛巨擘，靠给地主打工勉强度日。即便如此，他也不要黨國的施舍。故居里有陈先生手书对联：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这才是够种的知识分子。

    就学术而言，胡先生一辈子念兹在兹者，是推销实验主义的研究方法，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等等。临床效果如何，众所周知。藉由新的方法，胡先生成为诸多社会学科的开山之人。

    举个时髦的例子，如新红学，胡先生就是奠基者之一。在这一领域卓有成就的大家，多受益于胡先生。当然，刘兴武先生是个例外，他是无师自通的天才！看他写的红学专著，有阅读科幻小说的快感。

    胡先生后来搞《水经注》，引起有些人不快。他们觉着，胡先生以新文化运动大佬的身份，何必去搞这种雕虫小技。胡先生的解释是，他搞《水经注》，只为推销新的学术方法而已。既告诉你应该怎么做，而且亲力亲为，做给你看。

    胡先生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是多方位的，最突出者有二，一是推动了白话文运动在中国的滥觞；二是坚持传播民主憲政和自由主義的思想。众所周知，绩溪胡家，英才辈出，比如健在的胡爷爷。尽管胡爷爷是人中龙凤，但用更宽广的历史尺度估量，尚不能与胡适先生并驾齐驱。

    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世人未必这么看，特别是绩溪老乡。去年我曾驱车造访绩溪，龙川熙熙攘攘，上庄荒草凄凄，不免让人唏嘘不已。当我试着告诉他们，胡适更是徽州之光时，得到的大多是冷嘲热讽。在他们看来，一介书生，岂可与真龙天子相提并论。我自讨没趣，无话可说，如丧家犬一般仓皇逃离。

    有时候，我觉着胡先生也挺可怜。他一生最挂念的，是北大和徽州，可人家都不待见他。胡先生死时，将生前藏书遗赠北大，灵柩上覆盖着北大校旗，真正做到了从一而终，“生是北大人，死是北大鬼”。一个尴尬的事实是，在北大享受香火者甚众，可刨地三尺，竟然找不到胡校长的塑像！

    作为学界老大，除了良心或者良知，也许还包括脸，北大什么都不缺。可依我愚见，在给胡校长立像之前，缺德的北大就是个笑话，得不到真正的尊重。原因很简单，它的魂没了，更像是一个薄情寡义的小人，或奴才们卖弄风情的名利场。也许这个比喻有点刻薄，但我想不出更体面的修饰词。

    胡先生一辈子操着浓重的徽州口音，酷爱徽州菜，流落孤岛海外，时刻念兹在兹的，是他的故乡。以前看过一篇文章，题目忘了，大意是，晚年的胡先生常孤独地立在窗前，伤感地吟诵杜工部的诗句：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闻者唏嘘不已，为之下泪。胡老师是想他的徽州老家啊。

    跟庾信一样，胡先生最终带着对故国的无限眷恋，客死他乡。这是党同伐异、同室操戈的必然成果，历史恩赐给很多中国人的悲惨宿命。所谓一将功成万古骨枯，何况都是牛魔王式的盖世英雄。“鸟飞反故乡，狐死归首丘”，人老了，要死了，谁不想回到故乡？可故乡回得去吗，回去了又当如何？胡先生就算叶落归根，不被斗死，大概也要被老乡的唾沫淹死。项羽讲“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我们需要多华丽的锦衣来装扮自己，才能换取家乡人那份尊重呢？

    对于游子，故乡总纠缠在异乡的梦里，尽管有些苍凉，但毕竟梦是完整的，等回去了，看见了，物是人非，梦掉在地上，变成碎片，拾不起、放不下。人情凉薄如纸，还是留个美好的念想，不归的好吧。

    即便争吃胡适肉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胡先生是近代白话文运动的旗手。他二十多岁从美国跑回来，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这个。为推广白话文，谦谦君子如胡先生者，也跟我等混混一样，没少“骂娘”。相关文章，发表在《新青年》等刊物上，不复赘述。

    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如何抬举白话文运动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学革命问题，而是为知识普及、思想启蒙、社会变革创造了重要条件。与之并行的汉字简化潮流，亦可作如是观。

    现在，有人扬言要搞繁体字，我笑了。如果不是哗众取宠，那一定是三叉神经出了问题。真恢复文言文、繁体字，我无所谓啊，阁下怎么办，不彻底成了文盲？不要以为，会念“人之初、性本善”，或者拽两句唐诗，就当自己是国学大师，有资格批评白话文、简化字了。

    胡先生不但卷起袖子跟遗老遗少们论战，还亲力亲为，用白话文写作，甚至创作新诗。老实说，胡先生的现代诗，虽有些清新的句子，整体上不敢恭维。胡先生也有自知之明，并不以诗人自居，他只是为实践 “既告诉别人怎么做，并做给别人看”的理念罢了。这也是胡适先生可爱的地方，了不起的地方。

    当然了，这要看跟谁比，如果参照物是郭老，则另当别论。我至今忘不了，第一次学习郭老大作时的感受。拜读“即即！即即！即即！”、“足足！足足！足足！”等名句，我不是醉了，我是彻底晕了！这家伙不会是动物园的饲养员吧，当时我想。可后来读了类似“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等回肠荡气的诗篇，我发现自己错了，不是郭宗师有病，是他妈我有病。

    在筹建新中国的进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的表现良莠不齐。即便如梁任公、陈独秀等先贤，也反反复复。只有胡先生一以贯之，始终坚持自己的价值判断与政治理想。不管老大是孙中山、袁世凯还是段祺瑞、蒋介石，胡先生所坚持的，唯有落实个人自由、实行民主憲政。在革命春药四处泛滥、人人变换阴阳脸的时代，这一特质显得尤为珍贵。

    从这种意义上讲，胡先生才是孔夫子的好学生。即便不认同孔夫子的某些观点，我也承认，他老人家绝对是君子之模范。无论面对谁，身处何种境遇，都能不改其志。别人爱听不爱听，他照讲不误，如果别人很反感，他也不勉强——老子惹不起躲得起，撤！一部《论语》，可作如是观。

    毛蒋二公是近代中国的风云人物，跟胡先生都有渊源。即便毛后来成了伟大导师，但在胡先生面前，执弟子礼并不过分。毛先生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理念，谁说没受过胡先生影响？至于后来他带领大家吃胡适肉，那是另一回事。

    为了证明胡先生是能坚守的模范君子。我特别谈谈他跟蒋先生的关系。胡先生自认为是蒋政府的诤友。在蒋心中，胡是什么成色的朋友，不得而知。但绝非所谓君臣关系。道理很简单，有些人做狗习惯了，看见谁都像狗。

    说句公道话，在中国的一把手中，蒋先生对知识分子相当不错。在蒋治下，知识分子争的，是自由多和少的问题，而在毛治下，则是有和无的问题。在蒋治下，知识分子可以吃饱了骂娘，在毛治下，即便饿着肚子，也只有唾面自干、三呼万岁的份。

    众所周知，鲁迅是骂朝廷的专业户，但蒋并未像某些人那样恶整他。当时蒋兼着教育部长，鲁迅先生虽不上班，却在部里领一份不菲的薪酬。用现在的逻辑，这是标准的砸锅党，吃X的饭骂X的娘。大家强烈要求停发，但被蒋先生断然拒绝！

    抗战结束，蒋回到南京，还托人登门探望鲁迅的母亲，送去一些钱物！如果换了毛先生，又当如何？鲁迅晚年，同情红色革命，甚至被加冕为三伟大。可进城后，毛夫子自道，如果鲁迅活着，要么闭嘴，要么进去！地下有知，先生是哭呢还是笑？

    人在做、天在看，很多历史人物根本经不起琢磨，稍微晒点阳光就不忍目睹。胆识过人，气量太小！即便君临天下，也脱不掉店小二的底色。

    胡先生平生弄到的官帽子，都是蒋发的。按理说，应亦步亦趋，唯蒋马首是瞻。可事实断非如此，即便吃着别人锅里的饭，他也拒绝被人当奴才使唤。再看看当年的爱国愤青，写《试看今日之蒋介石》的郭老，人家只给了个厅长的帽子，便激动不已，舔得一塌糊涂了！（《蒋委员长会见记》）呆鱼们的才华不及郭老的亿万分之一，而论脸皮的厚度，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世人有一个误判，胡先生是温润君子，鲁迅先生是骂娘的专业户。事实上胡适骂黨國的文章，比鲁迅要直白、激烈得多。胡适没有鲁迅的文才，总是直来直去，鲁迅则油滑得多，笔法老练，深得绍兴师爷的真传。如果您读过胡先生的政论文章，会同意我的判断。

    譬如，当年蒋总司令请出孔老二，搞所谓新生活运动，举国影从，胡先生却看着不爽，跳出来口诛笔伐。幸亏蒋先生有雅量，换了别人，就算不办了他，也要砸了他的饭碗。胡适就这样一边骂着黨國的娘，做着黨國的官，挣着黨國的钱。之所以这样，我的判断是，他并非要与黨國为敌，只是坚持自己的政治理念罢了！

    大概是48年，民国政权风雨飘摇，蒋胡二公有过一次深谈。胡先生痛心疾首、言辞激烈，历数蒋政府的种种不堪。有趣的是，话说得如此难听，他却没有接受毛同学递来的橄榄枝，留下来做红朝重臣甚或国师，而是于凄风苦雨中，追随蒋先生离开大陆，流落异乡。

    胡先生之所以谢绝毛同学的美意，原因大概有二：一是他笃信君子之道，重节气，不愿做贰臣，背叛朋友；二是他根本不相信XX主义，当然也不相信某些人的诚意。无需多言，以后的历史惨剧，弃暗投明的门生故旧的遭遇，三姓奴才们的下场，无情地验证了胡先生的判断。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呜呼胡适之，得孔夫子真传矣！

    在有些人看来，这当然是胡先生的污点。我倒以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光彩的一笔。人活一世，即便是愚忠，总要讲点人格与气节。无论君臣也好，朋友也罢。你发达时，我不舔你，你落魄时，我不离不弃，这才是真君子，真朋友！

    据唐德刚描述，胡先生晚年，在美国混得并不如意，类似孔夫子型号的丧家犬。落魄数年后，蒋先生把他请回台湾，给他房子车子，以及中研院院长的官帽子。就算蒋先生这样做是出于政治算计，但日暮途穷，受人如此厚恩，总该乖巧点吧。何况当时蒋受了对手的启发，正在卧薪尝胆，大搞白色恐怖，知识分子的脸和脑袋并不值钱。

    可相当于XX级的胡院长依然故我，始终坚守独立人格，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不顾蒋氏父子反对，为实践个人自由、民主憲政四处奔走。用屁股都想得到，这绝非蒋先生请他回来的本意。作为政客，谁都喜欢听话的奴才，而非软硬不吃的刺儿头。

    胡先生晚年，与蒋氏父子最激烈的冲突，就是支持雷震编办《自由中国》杂志，争取言論自由、政治民主，反对蒋修憲连任，搞家天下。甚至倡导组织反對黨，推行现代政黨政治。这些主张跟蒋的“三个一工程”（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背道而驰，下场可想而知。

    《自由中国》被查封，雷震深陷囹圄，对晚年胡适打击沉重。尽管有人对胡先生在雷震案中的表现多有微词，包括雷震的亲友，但平心而论，在如此险恶的境遇下，面对獨裁政治的高压，书生胡适的勇气足为世范，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他的战友或同事。事非经过不知难，至少象牙塔里阴阳两虚的兔子，没资格谴责为民族自由殚精竭虑的战士。

    胡先生这样做，并非出于某种政治野心，或者要贩卖名士的气节，只是基于个人对国家的忠诚与责任。在他看来，專制政治必然崩溃，要避免由此造成的恶果，最好的办法就是培养反對黨。多年后蒋经国迫于压力，开放党禁，胡先生的愿望终成现实。

    不管喜不喜欢，愿不愿意，对岸的探索，未必不是我们的选项。拖延时间只会增加成本，造成更多的悲剧，无法改变历史前进的方向。阳关大道只有一条，走还是不走，决定权在亿万普通民众，断非少数人的个人意志。谁也挡不住历史的滚滚巨流，不信就得着瞧，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或疏或亲，或友或敌，胡、蒋二公就这样纠缠半生。无论功过成败，他们都是我中华民族伟大的儿子。胡先生死后，蒋为之撰一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也许这是对胡适先生最精当的总结。天下英雄，惺惺相惜，知胡先生者，莫过蒋公矣！

    1962年，未等到自己的祖国得到自由，来不及看魂牵梦绕的故园最后一眼，胡先生在台湾溘然长逝，埋骨于台北南港。天丧英才，国失赤子，举世哀恸，草木含悲。在他的墓碑上，镌刻着门生毛子水撰写的挽词：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纵观胡先生风云际会的一生，绝对配得上这样的赞美。作为伟大的启蒙者，伟大的爱国者，自由民 主的斗士，他的思想和人格力量始终是中国前进的一盏明灯。就算没有类似孔家店的千年香火，但他一生奋斗的方向，无论过去或将来，都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选项。

    大概是前年，送我《师门五年记》的挚友去台湾，带来几卷胡适手稿的影印件。这是我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晚上睡不着时，常拿出来翻翻，看着一排排清秀挺拔的文字，总想起那张几十年如一日、祥和安静的笑脸，心里倍感温暖。

    胡先生说：“这是我的祖国，我要让他自由”。我把这句话贴在书桌旁，时刻勉励或警醒自己。但愿当我老去时，我的、胡先生的、我们的祖国已经得到了自由。因为曾做过点什么（尽管微不足道），我会得到些许的安慰，这辈子总算没有白活。

    也许有一天，我会买张机票，到台湾去。不为阿里山的姑娘、日月潭的湖水，或者士林的夜市，故宫的翠玉白菜。我对此全无兴趣。只为在胡先生墓前，鞠个躬，献束花，表达我的敬意。如果走运的话，能在南港旧居的书房里静坐片刻，哪怕是几分钟，夙愿了已。

    辛可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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