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江苏路285弄像英文字母L，长的一竖通向江苏路和愚园路，短的一横通向镇宁路。长短线条的交叉处就是28号，张爱玲的后妈、吴征一家就曾经在此居住。木兄拍的一张照片，将弄堂的短线条全部收于镜中，尽头正对28号，那种宁静和安逸，仿佛按动了Replay键，突然回到从前。不少人来寻踪，拍张爱玲相关的画面，包括淳子的《张爱玲地图》，这些描述285弄的文字和照片大都隔靴搔痒，不得要领。

据房产档案记载，这一排小洋房建于1925年，50年代还非常偏僻，附近有大块空地，连到中西女中（市三女中），有人种菜，甚至有人养羊。因为是一条死弄堂，洋房的枪篱笆非常低矮，也没有人跨越，送牛奶的人只需把奶瓶放在花园外，陌生人除了花匠、邮递员、送鱼虫的乡下人，几乎看不到。周围有数株大桑树，届时桑子满头，紫得发黑，又大又甜。在桑树底下，曾经出现过蛇，我亲眼看到派出所的人用笼子将一条蛇抓走了。

28号数过来，30、32、34、36就五个门牌号码。居民除了像张爱玲后妈、吴征奶奶以外，还住着资本家、教师、中学校长、新闻记者等等。

50年代中期一场台风，将弄堂最后一堵墙刮倒，那半夜我印象深刻，如山崩地裂，狂风夹着一声巨响，房子也抖动起来。第二天，我看到后门以外一地碎砖，仿佛大幕拉开，看到的是我并不熟悉的场景。后面的人住得这样破，这样烂，还有草顶的房子。那些人试探着到花园洋房弄堂来张望。以后，他们的孩子有些成为我的同学。

58年的时候，弄堂有些不对劲了，舅公带着一帮子人来拆所有建筑上的铁器，铁门、钢窗上的铁栅栏、我家的大落地窗的铁栅栏移门几个大汉都扛不动，用氧气瓶烧，好不容易拆下来。据说是拿到上钢厂去炼钢了，我只知道上钢厂是在很远的地方。

弄堂里的空地上，不知道那里来的人也开始炼钢，挖一个坑，砌什么高炉，就在花园洋房旁边生火，穷烧，后来停了，一堆乱砖不了了之。每家还要贡献一种粉，就是将沙锅捣碎，捣成粉末，交到舅公那里去，说是国家炼钢要的。

后来我长大了，才明白摸奶妈乳房的舅公是可以和响应号召的舅公融为一体的。其实，舅公所干的一切，是不拿一分钱的。

六

最近过愚园路江苏路，热闹啊。热闹得有仓皇之感，谁都马不停蹄。

当年的热闹是一阵一阵的。炼钢的事说没就没了，花园洋房周围开始建工厂，我一直不清楚柯庆施之类对花园洋房是否有着强烈的仇恨心理。工厂就盖在花园洋房旁边，车床对着家里的客堂间，搪瓷厂的烟囱在你家的头上天天撒着煤粉。这不是一幅漫画，也不是大杨浦某个地方，这是60年代愚园路上海西区最最上流社会的社区发生的事情。

285弄弄口正对着安定坊，安定坊弄口一边是大翻译家傅雷的家，一边是基督教惠慕堂，车床搬进去，教堂里行车吊车戳天戳地。我的同学就是牧师的儿子，（牧师离特务还差一点点）我觉得他一直很自卑，从来没有开心过。

当时傅雷家和惠慕堂之间还有一间很小的理发店，我班上一个女生，头发黄黄，有点营养不良的顾丽娟就住在里面。有一天顾丽娟被派出所叫去，回来以后所有女生都用非常异样的眼睛看她，有些暗暗的在传话。原来顾丽娟投靠的是他的亲戚，那个剃头匠动起了还没有发育的小姑娘的脑筋，而且弄得蛮“结棍”的。派出所让小姑娘去指认，结果那个剃头匠判了刑。顾丽娟没有多久就转学了。

七

60年代初期，285弄面目已经一天世界，铁栅栏拆光了。破汽车放在弄堂里，机油流得一地，弄堂露天露地变成汽修厂，安定坊也堆满电动机。洋房的汽车间没有汽车了，办起了生产组，老阿姨在里面糊纸盒。马路上拉劳动车的“大泼势”女人到花园洋房弄堂来找小便的地方，就往绿化后面一蹲。临近省份的饥民开始来弄堂要饭。后来粮食供应出现问题，副食品也出问题了，家家在花园里种菜养鸡。以前的太太们见面，总是谈谈麻将台上的手气，现在开口问：“拿屋里的鸡出蛋了伐？”报纸上开始宣传山芋的营养，大米不能全额供应，要部分换成山芋。弄堂开始堆山芋，一麻袋一麻袋，班级里的“猫狗”“小宝”去偷，用铅笔刀削皮，大口大口地嚼，很自得。成年后，这两人成为职业三只手，先后判刑。

我一直以为，某些人对花园洋房和南京路是极端对立的。当年有一张非常出名的照片，反复刊载，一队军人推着一长串粪车从国际饭店门口走过，意欲何为？当然大有深意。这绝不是本雅明对摄影的论断所可以解释的：“从消逝的东西中看到一种新的美。”粪车和现代商业文明，和曾经是灯红酒绿的地方“冲撞”，暗示对“人欲”的最后的一次荡涤，就要山雨欲来。

表面上，傅家的花园里，月季花芬芳吐艳，这是傅雷煮字生涯里最最热衷的事情。其实傅雷的家已经风雨飘摇，傅聪乘出国钢琴比赛，“逃脱了”，这是弄堂里经常被议论的事情。

傅雷是1966年9月3日和太太朱馥梅一道自杀的，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所以总是没有忘记。

江苏路285弄口在造新的地铁，傅雷的房子就在对面，再拆的话就要轮到它了，今天它还在。

以前，我有一个同事，女的，叫秦向明，就住在傅雷的房子里，她家里是军人。文革中，扫地出门的人家房子空关，部队的家属住进去，傅家类似。我乘机进去看看，厨房5-6家人家在用，有点乱，也看得出以前傅家是体面的，留下的料理台、煤气灶老式的，很硬扎。每间房间的门都高畅，很高很厚的深色门套。楼梯沿墙壁上去，扶手是大料硬木，有护壁板。

就是这个楼梯，1966年9月3日早晨，保姆周菊娣走上踏步去给三楼先生的卧室搞卫生，推开门，周菊娣呆住了，傅雷躺在床上，已经没有任何气息，朱梅馥用白被单将自己吊在钢窗的横杠上。消息传出去，户籍警察左安民赶来，发现书台上有一个包裹，折起的地方用火漆封固，非常郑重其事，上面还附有一张纸，写着“此包由朱人秀会同法院开拆。傅、朱”，朱人秀是朱梅馥的哥哥。经过请示，包裹被打开，里面有几个装着钱、物的信封，以及一封书写清晰的遗书，这封遗书在一些地方发表过，但不显著，相比《傅雷家书》，影响小得多。除了表示自己并不反党，自己多余以外，还谴责自己教育出一个叛徒。（指傅聪出国未归，最多像王治郅吧）

有两点是提到保姆的：旧挂表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600元存单一张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一个小信封装有现钞53.50元，傅雷写明：作为我们的火葬费。

那天我正好15岁，我要我母亲回忆那天我是怎么过的，她实在想不起来。

9月2日，他们夫妇临走的那天，朱梅馥对阿姨说：“菊娣，衣物箱柜都被查封了，我没有替换的衣服，麻烦你到老周（煦良）家给我借身干净的来。”她不要让自己死得太难看。

据法医分析，朱梅馥比傅雷晚走两小时，她看先生服毒后，慢慢剪开被单，打好结，用棉花胎垫好方凳，怕一脚登开时弄出动静，就走了。

他们之前的遭遇，与许多人大致相同，批、斗、侮辱、抄家，花园里的月季花被连根拔掉。

57年的时候，傅雷已经吃过一次“生活”。他表示，小儿子傅敏还小，否则老早走人了。

傅雷是泰斗，是应该像菩萨一样供起来的呀！

我看《约翰.克里斯多夫》的时候经常浑身发抖，我对于他笔下的“真勇主义”既爱又怕，他纠正了弄堂对过一个从未谋面的少年对人生的看法，包括成长、友谊、异性、死亡。

八

我本来想再写写弄堂里一些没劲的人，关于谁将4000美金藏在壁炉烟道里，后来又给自己人揭发出来的事情，谁在小菜场偷猪头肉，被人挂着猪头示众的经历。这些都没有说服我将思路从一件事情上移开：搞傅雷，名单是谁拟的，是谁冲在前面，谁押（躲）了后头的。大规模的抄家、批斗肯定是有人组织的，否则连最起码的交通工具也没有。

我突然想到一个人——戴厚英。我在此声明，我没有说戴厚英迫害了谁，她从安徽农村到上海，是作为小钢炮培养的，从反右开始，就对作协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开炮。她肯定看到写乌七八糟的书的人住在洋房里，这和她老家的场景有着极为强烈的反差。差异可以激起有力的联想和冲动，当联想和冲动被赋予正义感的时候，什么都会发生。我是可怜戴厚英的，我对戴厚英的可怜超过一切作家，超过傅雷。戴厚英在文革成为闻捷专案组组长，她居然爱上了这个“敌人”。

1971年初，闻捷开煤气自杀，戴厚英突然转变，她变成了弄堂里的人。1996年8月25日，戴厚英在上海弄堂寓所被年轻的乡亲所杀，她的头颅与身体被利刃分离。她的侄女也一同被害。我相信那个乡下来的年轻人看到了弄堂的生活，看到了戴厚英有着远远多于他想象的财富（也许只有一点而已），他动了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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