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江蘇路285弄像英文字母L，長的一豎通向江蘇路和愚園路，短的一橫通向鎮寧路。長短線條的交叉處就是28號，張愛玲的後媽、吳征一家就曾經在此居住。木兄拍的一張照片，將弄堂的短線條全部收於鏡中，盡頭正對28號，那種寧靜和安逸，仿佛按動了Replay鍵，突然回到從前。不少人來尋蹤，拍張愛玲相關的畫面，包括淳子的《張愛玲地圖》，這些描述285弄的文字和照片大都隔靴搔癢，不得要領。

據房產檔案記載，這一排小洋房建於1925年，50年代還非常偏僻，附近有大塊空地，連到中西女中（市三女中），有人種菜，甚至有人養羊。因為是一條死弄堂，洋房的槍籬笆非常低矮，也沒有人跨越，送牛奶的人只需把奶瓶放在花園外，陌生人除了花匠、郵遞員、送魚蟲的鄉下人，幾乎看不到。周圍有數株大桑樹，屆時桑子滿頭，紫得發黑，又大又甜。在桑樹底下，曾經出現過蛇，我親眼看到派出所的人用籠子將一條蛇抓走了。

28號數過來，30、32、34、36就五個門牌號碼。居民除了像張愛玲後媽、吳征奶奶以外，還住着資本家、教師、中學校長、新聞記者等等。

50年代中期一場台風，將弄堂最後一堵牆颳倒，那半夜我印象深刻，如山崩地裂，狂風夾着一聲巨響，房子也抖動起來。第二天，我看到後門以外一地碎磚，仿佛大幕拉開，看到的是我並不熟悉的場景。後面的人住得這樣破，這樣爛，還有草頂的房子。那些人試探着到花園洋房弄堂來張望。以後，他們的孩子有些成為我的同學。

58年的時候，弄堂有些不對勁了，舅公帶着一幫子人來拆所有建築上的鐵器，鐵門、鋼窗上的鐵柵欄、我家的大落地窗的鐵柵欄移門幾個大漢都扛不動，用氧氣瓶燒，好不容易拆下來。據說是拿到上鋼廠去煉鋼了，我只知道上鋼廠是在很遠的地方。

弄堂里的空地上，不知道那裡來的人也開始煉鋼，挖一個坑，砌什麼高爐，就在花園洋房旁邊生火，窮燒，後來停了，一堆亂磚不了了之。每家還要貢獻一種粉，就是將沙鍋搗碎，搗成粉末，交到舅公那裡去，說是國家煉鋼要的。

後來我長大了，才明白摸奶媽乳房的舅公是可以和響應號召的舅公融為一體的。其實，舅公所干的一切，是不拿一分錢的。

六

最近過愚園路江蘇路，熱鬧啊。熱鬧得有倉皇之感，誰都馬不停蹄。

當年的熱鬧是一陣一陣的。煉鋼的事說沒就沒了，花園洋房周圍開始建工廠，我一直不清楚柯慶施之類對花園洋房是否有着強烈的仇恨心理。工廠就蓋在花園洋房旁邊，車床對着家裡的客堂間，搪瓷廠的煙囪在你家的頭上天天撒着煤粉。這不是一幅漫畫，也不是大楊浦某個地方，這是60年代愚園路上海西區最最上流社會的社區發生的事情。

285弄弄口正對着安定坊，安定坊弄口一邊是大翻譯家傅雷的家，一邊是基督教惠慕堂，車床搬進去，教堂里行車吊車戳天戳地。我的同學就是牧師的兒子，（牧師離特務還差一點點）我覺得他一直很自卑，從來沒有開心過。

當時傅雷家和惠慕堂之間還有一間很小的理發店，我班上一個女生，頭髮黃黃，有點營養不良的顧麗娟就住在裡面。有一天顧麗娟被派出所叫去，回來以後所有女生都用非常異樣的眼睛看她，有些暗暗的在傳話。原來顧麗娟投靠的是他的親戚，那個剃頭匠動起了還沒有發育的小姑娘的腦筋，而且弄得蠻“結棍”的。派出所讓小姑娘去指認，結果那個剃頭匠判了刑。顧麗娟沒有多久就轉學了。

七

60年代初期，285弄面目已經一天世界，鐵柵欄拆光了。破汽車放在弄堂里，機油流得一地，弄堂露天露地變成汽修廠，安定坊也堆滿電動機。洋房的汽車間沒有汽車了，辦起了生產組，老阿姨在裡麵糊紙盒。馬路上拉勞動車的“大潑勢”女人到花園洋房弄堂來找小便的地方，就往綠化後面一蹲。臨近省份的飢民開始來弄堂要飯。後來糧食供應出現問題，副食品也出問題了，家家在花園裡種菜養雞。以前的太太們見面，總是談談麻將台上的手氣，現在開口問：“拿屋裡的雞出蛋了伐？”報紙上開始宣傳山芋的營養，大米不能全額供應，要部分換成山芋。弄堂開始堆山芋，一麻袋一麻袋，班級里的“貓狗”“小寶”去偷，用鉛筆刀削皮，大口大口地嚼，很自得。成年後，這兩人成為職業三隻手，先後判刑。

我一直以為，某些人對花園洋房和南京路是極端對立的。當年有一張非常出名的照片，反覆刊載，一隊軍人推着一長串糞車從國際飯店門口走過，意欲何為？當然大有深意。這絕不是本雅明對攝影的論斷所可以解釋的：“從消逝的東西中看到一種新的美。”糞車和現代商業文明，和曾經是燈紅酒綠的地方“衝撞”，暗示對“人慾”的最後的一次盪滌，就要山雨欲來。

表面上，傅家的花園裡，月季花芬芳吐艷，這是傅雷煮字生涯里最最熱衷的事情。其實傅雷的家已經風雨飄搖，傅聰乘出國鋼琴比賽，“逃脫了”，這是弄堂里經常被議論的事情。

傅雷是1966年9月3日和太太朱馥梅一道自殺的，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所以總是沒有忘記。

江蘇路285弄口在造新的地鐵，傅雷的房子就在對面，再拆的話就要輪到它了，今天它還在。

以前，我有一個同事，女的，叫秦向明，就住在傅雷的房子裡，她家裡是軍人。文革中，掃地出門的人家房子空關，部隊的家屬住進去，傅家類似。我乘機進去看看，廚房5-6家人家在用，有點亂，也看得出以前傅家是體面的，留下的料理台、煤氣灶老式的，很硬扎。每間房間的門都高暢，很高很厚的深色門套。樓梯沿牆壁上去，扶手是大料硬木，有護壁板。

就是這個樓梯，1966年9月3日早晨，保姆周菊娣走上踏步去給三樓先生的臥室搞衛生，推開門，周菊娣呆住了，傅雷躺在床上，已經沒有任何氣息，朱梅馥用白被單將自己吊在鋼窗的橫槓上。消息傳出去，戶籍警察左安民趕來，發現書台上有一個包裹，折起的地方用火漆封固，非常鄭重其事，上面還附有一張紙，寫着“此包由朱人秀會同法院開拆。傅、朱”，朱人秀是朱梅馥的哥哥。經過請示，包裹被打開，裡面有幾個裝着錢、物的信封，以及一封書寫清晰的遺書，這封遺書在一些地方發表過，但不顯著，相比《傅雷家書》，影響小得多。除了表示自己並不反黨，自己多餘以外，還譴責自己教育出一個叛徒。（指傅聰出國未歸，最多像王治郅吧）

有兩點是提到保姆的：舊掛表一隻，舊小女表一隻贈保姆周菊娣。 600元存單一張給周菊娣，作過渡時期生活費。她是勞動人民，一生孤苦，我們不願她無故受累。

一個小信封裝有現鈔53.50元，傅雷寫明：作為我們的火葬費。

那天我正好15歲，我要我母親回憶那天我是怎麼過的，她實在想不起來。

9月2日，他們夫婦臨走的那天，朱梅馥對阿姨說：“菊娣，衣物箱櫃都被查封了，我沒有替換的衣服，麻煩你到老周（煦良）家給我借身干淨的來。”她不要讓自己死得太難看。

據法醫分析，朱梅馥比傅雷晚走兩小時，她看先生服毒後，慢慢剪開被單，打好結，用棉花胎墊好方凳，怕一腳登開時弄出動靜，就走了。

他們之前的遭遇，與許多人大致相同，批、斗、侮辱、抄家，花園裡的月季花被連根拔掉。

57年的時候，傅雷已經吃過一次“生活”。他表示，小兒子傅敏還小，否則老早走人了。

傅雷是泰斗，是應該像菩薩一樣供起來的呀！

我看《約翰.克里斯多夫》的時候經常渾身發抖，我對於他筆下的“真勇主義”既愛又怕，他糾正了弄堂對過一個從未謀面的少年對人生的看法，包括成長、友誼、異性、死亡。

八

我本來想再寫寫弄堂里一些沒勁的人，關於誰將4000美金藏在壁爐煙道里，後來又給自己人揭發出來的事情，誰在小菜場偷豬頭肉，被人掛着豬頭示眾的經歷。這些都沒有說服我將思路從一件事情上移開：搞傅雷，名單是誰擬的，是誰沖在前面，誰押（躲）了後頭的。大規模的抄家、批鬥肯定是有人組織的，否則連最起碼的交通工具也沒有。

我突然想到一個人——戴厚英。我在此聲明，我沒有說戴厚英迫害了誰，她從安徽農村到上海，是作為小鋼炮培養的，從反右開始，就對作協的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開炮。她肯定看到寫烏七八糟的書的人住在洋房裡，這和她老家的場景有着極為強烈的反差。差異可以激起有力的聯想和沖動，當聯想和沖動被賦予正義感的時候，什麼都會發生。我是可憐戴厚英的，我對戴厚英的可憐超過一切作家，超過傅雷。戴厚英在文革成為聞捷專案組組長，她居然愛上了這個“敵人”。

1971年初，聞捷開煤氣自殺，戴厚英突然轉變，她變成了弄堂里的人。1996年8月25日，戴厚英在上海弄堂寓所被年輕的鄉親所殺，她的頭顱與身體被利刃分離。她的侄女也一同被害。我相信那個鄉下來的年輕人看到了弄堂的生活，看到了戴厚英有着遠遠多於他想象的財富（也許只有一點而已），他動了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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