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今天搞科研的各種亂象，不由想起五十年前的自己。

1958年二十一歲從天津大學畢業，經過五年的折騰，我來到了太原鋼鐵公司耐火材料廠。

太原鋼鐵公司是中國最大的合金鋼廠，太鋼耐火材料廠是第一個五年計劃中一百五十六項重點工程之一；設備先進，有很好的試驗車間；我在研究室工作；一位1940年清華畢業的老工程師（右派、歷史反革命）根據國際耐火材料發展方向，提出研究不燒耐火材料。

不燒耐火材料研究是從水泥結合的耐火混凝土開始，再推向其他膠結材料，，所以不燒耐火材料也稱為耐火混凝土；如磷酸鹽混凝土、水玻璃混凝土等等。

這裡面關鍵是研製一種適合於耐火材料的膠結材料；我是第一屆耐火材料本科畢業生，不但學過耐火材料，也學過膠凝物質工藝學，就由我主持這項研究；

我發現國家建築材料研究院也在研究耐火混凝土；他們是為火箭發射台研製的；由於不懂得耐火材料的變化機理，只是簡單地增加建築用高鋁水泥中的氧化鋁含量以提高其耐火度，製作成低鈣鋁酸鹽水泥，在火箭發射台使用成功，獲得國家發明獎。

我在研究工作開始時，根據耐火材料變化機理；提出研製耐火混凝土的基本原則：

耐火混凝土中的膠凝物、骨料和細粉在加熱過程中是不斷相互反應的，所以應當把它們當做一個整體看待：

1， 水泥主要提供強度，以提高其強度為主，不必過於追求其耐火度；強度高的水泥可以減少用量；整體混凝土的耐火度自然就高了。

2， 混凝土在加熱過程中一般都要降低強度；研製水泥要儘量減少其加熱中的強度損失。

3， 與建築水泥不同，耐火混凝土硬化以後很快就要烘烤；所以耐火混凝土用的水泥要求快硬，儘快獲得高強度。

低鈣鋁酸鹽水泥增加了氧化鋁，提高了耐火度，但是強度損失很大，尤其是早期強度很低，使用極不方便。顯然是不合理的。

按照我的原則，我們研製成功現在被稱為“高鋁水泥一65”的耐火混凝土專用水泥。

我們研製的耐火混凝土在冶金設備使用獲得很大成功。尤其是在煉鋼爐上獲得成功；因為國際學術界普遍認為高溫的鋼水是不能碰水的，而耐火混凝土總要含水的；烘烤只能夠烘烤掉物理水，其中的結晶水在高溫時出來還是會開裂爆炸；我們根據混凝土脫水曲線進行烘烤，將其徹底烤乾；在煉鋼爐上使用成功，這在冶金工業歷史上是破天荒的。

這一技術突破意義十分重大；耐火材料80%以上用於冶金工業；如果不能夠用於冶煉設備，將不可能大量使用。在冶金爐上使用成功以後，我就預言不燒耐火材料將可以替代大部分耐火材料。當時許多人對此嗤之以鼻。現在發達國家70%以上的耐火材料為不燒耐火材料；我國鋼產量和耐火材料產量均為世界第一，耐火材料中一半為不燒耐火材料，產值達到幾百億；不燒耐火材料投資少、工藝簡單，造就了不少億萬富翁。

以鞍鋼耐火廠王總為首的耐火材料檢查組代表冶金部來太鋼耐火廠檢查工作；聽說我們有不燒耐火材料，大為驚訝，聽了我的匯報和看了我們研究成果，極感興趣；向冶金部耐火處做了匯報，鍾香崇處長（耐火材料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中科院院士）極為重視，來太原看了我們的工作和聽了我的匯報，對我提出的理論、寫的文章、規程和標準，以及我們的工作和對於不燒耐火材料的前景展望等等極為欣賞；回去向冶金部部長做了匯報，並建議在太鋼耐火廠建立一個示範性耐火混凝土試驗工段。在我和廠長去冶金部商量撥款時，鍾處長對我們說：你們太鋼耐火廠的耐火混凝土研究工作應當用金字寫在中國耐火材料發展史上。

《太原晚報》（太原市委機關報）知道了，派記者去冶金部了解情況；耐火處明確告訴她：耐火材料從燒成到不燒是一個重大的工藝革命，是世界耐火材料的發展方向。記者就來採訪我，並且在1965年十月的報紙頭版介紹了我的科研工作。

我主持設計和建設了中國第一個耐火混凝土工段，制定了第一套工藝規程和操作規程。

我還應鞍鋼耐火廠的邀請，去工作了兩個月，從零開始，幫助他們掌握了全套耐火混凝土技術；他們很快建了一個很大的不燒耐火材料車間，在鞍山鋼鐵公司大量使用。全國主要耐火材料廠紛紛來學習和建設不燒耐火材料車間。

冶金部先後指示冶金建築研究院和洛陽耐火材料研究院派出工作組和我們組成冶金部耐火混凝土工作隊進行不燒耐火材料研究；後來這兩批人就成了中國不燒耐火材料研究的主力。當時我們在不燒耐火材料方面的技術水平完全趕上國際先進水平；太鋼從西德引進的一套轉爐設備，所用的不燒耐火材料我們都仿製成功了。而文化大革命以後，中國的不燒耐火材料技術顯著落後；八十年代引進的寶山鋼鐵公司的許多不燒耐火材料中國已經不能自制而不得不用外匯購入。

隨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開展，兩個研究院的人都回去鬧革命了；我被調入最主要的車間擔任技術組長，後來任生產技術副主任。歷史上耐火廠的廠長、總工都是從這個車間提拔的。表面看似乎是重用提拔，但是我很清楚這是過河拆橋。儘管這樣，我還是很痛快地將研究成果交給了他們，因為這是某些人以黨委名義做出的決定。

洛陽耐火材料研究院聽說我被調去生產車間工作，《耐火材料》雜誌編輯部派了一位編輯來找我約稿，要我寫一篇有關不燒耐火材料的發展方向和前景展望的綜合性文章，我寫了一篇一萬多字的文章，但是聲明只是我個人意見，不能用集體名義發表。他們表示按照當時政策不允許用個人名字發表，即使是權威人士也不行。我要求將原稿退還給我；他們說在院內傳閱時找不到了。令我欣慰的是，我看他們發表的文章，在以後一段時間內的研究方向與我的意見是一致的。

我在文章中提出了一個觀點：理想的膠結材料應該是耐火材料本身的超細粉（當時還沒有納米材料的概念），利用超細粉表面的分子間力將材料結合成為一個整體；這種混凝土在加熱過程中強度會越來越高，而且有很高的耐火度；後來，隨着超細粉技術的發展，尤其是二氧化硅微分的大量應用，證實了這個觀點。

後來，隨着不燒耐火材料的大量使用，除了水泥以外，各種膠結材料越用越多，這些材料都是從其他行業借用過來的，不完全適合不燒耐火材料；我給冶金部耐火處寫了一封信，建議開展不燒耐火材料專用膠結材料的研究，我當時提出了高模數水玻璃、氨水玻璃和萃取法製取廉價低濃度磷酸以及用石灰乳與氧化鋁生產中間產物共沉澱製造純鋁酸鈣水泥等等，講述了物理化學原理和設計工藝流程、預計經濟效益等等，建議組織研究工藝，確定流程，制定標準，組織生產。後來，冶金建築研究院主管材料的副總遇到我，告訴我：冶金部把我的信批轉給了他們；他們院老一代研究材料的都是學土建出身的；後來來了一些學材料的，但是沒有學化工的，所以沒有開展研究。

以後我就沒有再過問不燒耐火材料的研究工作了。

我調離開研究室以後，他們工藝研究進展不大；但是，太鋼作為中國最大的合金鋼廠，在鋼材品種和爐型方面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他們在推廣使用方面做得不錯。

1978年，冶金部將太鋼耐火廠的“耐火混凝土的研製和推廣使用”報請全國科學大會授獎；由我的繼任者代表單位去領獎；許多人為我鳴不平，尤其是和我一起研究和建設的老工人；我是早在意料之中；我勸他們，獎狀是給集體的，咱們都有份；全廠和冶金部都知道咱們的工作。

但是這種知識產權不明的情況卻在我調離冶金系統以後帶來了一點麻煩。

文革結束以後，冶金部耐火處一再要太鋼讓我搞科研工作；由於利益關係，太鋼一直解決不了。冶金部所屬院校中，東北工學院重點發展煉鐵，北京鋼鐵學院重點發展煉鋼和軋鋼，中南礦冶學院重點發展採礦，武漢鋼鐵學院重點發展焦化和耐火材料，冶金部建議調我去武漢鋼鐵學院。洛陽耐火材料研究院在武漢鋼院開一個盛鋼桶內襯材料學術研討會；我們車間是生產盛鋼桶內襯的，我查閱了中、英、俄、日文文獻120多篇有關文章，寫了一篇綜合論述盛鋼桶內襯使用現狀和發展方向的報告，講了兩個多小時；第二天應代表要求又講了一遍；武漢鋼院的許多老師都聽了。我的講稿被《耐火材料》編輯部要走了，又是在院內傳閱中找不到了。我實在沒有時間再寫一遍了，就另外寫了一篇我的研究報告登了。

我回去以後，武漢鋼院給太鋼發來商調函，冶金部也催太鋼；太鋼把我的請調報告送到太原市人事局，就不聞不問了。

這時候，冶金部委託武漢鋼院舉辦一個耐火材料進修班；我想正好去體驗一下武漢的氣候，就要求去學習；當時太鋼正準備按照“四化”要求組建各級領導班子；我走上三個月正好少一個競爭對手，很痛快批准我去學習。我在武漢住了三個月，還沒有到夏天，又潮又熱，已經受不了了。

我想去冶金建築研究院，北京戶口太緊張，只能夠先解決我一個；我已經超過四十五歲了，實在不能夠再等了。

經過天津大學教授推薦，天津有研究所答應給我四個天津戶口；為了加快調動進度，我上中央黨校找到正在學習的山西省委常委張維慶副省長（後來的中央委員、國家計生委主任）直接訴說了我的情況；張省長很痛快，給太鋼黨委寫了一封信。有了這封信，我還辦了將近一年才調入天津。

到了天津研究所不久即擔任了水泥室主任，有人不服，認為我是搞耐火材料的；黨委書記說明我是研究特種水泥的，我的論文他都看了，從基礎理論到生產、應用，他從來還沒有見過一個人對於一種水泥有如此系統研究的。

接着又恢復審批高級工程師，研究所是第一批，我剛來，人們意見更多；我拿出全國科學大會獎狀複印件，但是查我的檔案沒有任何記載；我拿出報紙介紹我的文章，又去冶金部科技司（發證單位）開證明，科技司很痛快，對於我在耐火混凝土研製和推廣使用方面的開創性工作給予很高評價。至此，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科研成就才算進入我的檔案。

我沒有想到的是引起一個行業工藝革命的重大成果，從基礎理論到中國第一個試驗工段，到使用技術和一系列突破創新的研究工作，連冶金部和大研究院都知道，報紙上頭版頭條介紹的科研成果，在我的檔案里竟然找不到任何記載。看來，我們的檔案只記載政治情況，對於知識分子的業務成就是一點也不關心的。

一個不尊重知識分子的社會是不懂得保護知識產權的；而不保護知識產權的社會要實現現代化只能是自欺欺人。

我從畢業到退休工作了將近四十年，只有一半時間從事科研工作；我一生最寶貴的青春年華大多在領導的盲目決策和瞎指揮中做了我不擅長的工作。為了能夠搞科研工作，我化了將近五年的時間跑調動，還驚動了省長才達到目的。這五年我能夠搞多少研究啊！

華羅庚右派名言：東行五里。西行復五里。時乎時乎不再來！

我們的祖國，我們的人民，在這種折騰中浪費了多少時間和機會！失去了多少無辜的生命！

幸運的是在我黃金年齡的時候，我抓住文化大革命開始前後的幾年為中國耐火材料工業的工藝革命做了開創性的工作；雖然由於文化大革命和人事紛爭而被迫中止了我的研究工作。但是，公道自在人心；我在不燒耐火材料方面的工作和以後的遭遇，不但引起冶金部的關注，包括鍾香崇院士在內的許多耐火材料老專家也都是知道的；母校的老師也十分關心我，他們為我聯繫工作單位；我調來天津工作以後，他們想以國家重點科研項目陶瓷發動機的名義調我回學校工作。

當時天津市對於天大、南開等人事關係不歸天津市管的單位的戶口卡得很緊，引進特殊人才也不給家屬戶口；對於市屬單位則比較寬鬆，像我們雙工程師帶兩個孩子都能批。

我的戶口等一切辦妥後，天大發來商調函，，提出用一個研究生（當時還沒有博士畢業，研究生也很少）換我，引起上級部門警惕，堅決不放而作罷。

我退休多年，離開冶金系統二十年以後，回去主持二氧化硅微分國家標準的制訂工作（一種鐵合金電爐廢氣回收的粉塵，含有大量納米二氧化硅，是一種混凝土的重要加入物），向多位耐火材料老專家徵求意見，他們都已經退休，我以個人名義向他們出面，他們都很給面子，熱情參與，積極提供意見，使我感到十分欣慰。

在我將近五十歲的時候，我總算回到大城市的科研單位了。

1985年我調來天津工作，可以經常回家看看父親，一家人又算團圓了；父親也分了一套教授樓的房子；父親嘆了一口氣，：又回到當年上海的生活水平了！

但是已經過去三十多年了，媽媽也早已不在了！

每當我聽人說：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我總會想人類進步的大潮不總是向前的，這三十年恰恰是倒退的漩渦。

人們常說“往事如煙”。但是，中華民族的這段苦難歷史決不應該被遺忘。

應當同日本人侵略中國的苦難歷史一起刻在歷史的紀念碑上。

讓子孫萬代永遠牢牢記住。不要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