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國民黨敗局已定，國共兩黨開始爭奪人才的鬥爭。蔣介石有一個知識分子的搶救計劃。許多高級知識分子不滿於國民黨的腐敗，但是對於蘇聯的實際情況和東北的土地改革的種種傳聞還是有所耳聞的；所以有不少人還是在猶豫。這時候地下黨就起了很大作用。許多高級知識分子是在地下黨的宣傳下留在大陸的。這些人後來大多數命運多舛。 似乎是地下黨害了這些知識分子。但是憑良心說，這些地下黨員大多數是追求真理的優秀知識分子，新中國發生的許多事情是他們根本想不到的。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是歷次政治運動的受害者。 許多地下黨員都是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他們不滿於國民黨的貪污腐敗，讀了一些馬克思主義著作，就參加了共產黨。他們並不了解蘇聯的真實情況，更不知道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掌握大權並且經過延安整風運動以後已經變成了一支農民起義隊伍；而在二十世紀的中國舉行農民起義只會是倒退落後。所以在新中國成立後，地下黨就成為共產黨內的另類，與延安來的和軍隊下來的幹部總是格格不入。 地下黨員也大多命運多舛；不少人在各種運動中被打成各種分子。文革以後我遇到了一個小時候的朋友，父親是我父親的同班同學，解放前一起鬧罷工；解放後因為是地下黨員而定為副局級，解放後一直謹慎小心，沒有犯過什麼錯誤，到後來還是副局級；而從延安來的同為副局級的後來有的成為部級了。他告訴我地下黨員一般文化和工作能力都比較強，但是內部有政策不予重用；我當時不理解，直到後來知道了對待“地下黨”的16字方針：
建國前：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
建國後：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我才恍然大悟。 事實上，我所熟悉的地下黨員在後來大多後悔當初的選擇；有些人沉默不說，有些人則公開表現對於現實的反感。 我的一位表叔是一位非常優秀的知識分子，聰明、能幹、正直、大公無私，我正是從他身上認識和崇拜共產黨員的；正是由於對共產黨員的崇拜，使我在反右運動中倖免於難。 這位表叔也是一位忠誠的共產黨員，對於黨忠誠到盲目，對於領袖崇拜到迷信。他十七歲就在上海醫學院參加了地下黨，後來上了特務的黑名單，在我們家閣樓上藏了幾天，就跑到解放區去了。解放後他升得很快，二十五歲就是正處級幹部了；為了完成用醫學為人民服務的心原，他放棄了高級幹部的地位和待遇，又去中國醫科大學上學；畢業後留在協和醫院工作；改革開放後他已經是協和醫院副院長（當時的院長是後來的衛生部長陳銘章），他為了專心從事科研工作，辭去了副院長；他一生相信黨忠於黨；在大躍進和隨後的大饑荒中，他一直相信黨中央，千方百計為中央的政策辯護；在文化大革命那樣荒唐的年代，他們夫婦多次被嚴厲批鬥，他依然相信黨中央和毛主席是正確的。直到1989年六四的槍聲才驚醒了他，尤其是黨中央不准救護受傷者的命令激怒了許多大夫，他們認為救死扶傷是醫務工作者的天職，在戰場即使對於敵人的傷員還要搶救，何況是自己的同志？六四以後，表叔再也不談論政治；他是一個真誠的人，不再談論表明他對於現在的政治已經絕望了。由於過度勞累，這位表叔英年早逝，離開我們已經二十多年了；我至今還懷念他，他在我心目中始終是一個崇高的形象。我多次和其他表叔和表姑說，如果不是選擇了錯誤信仰，把那麼多的精力用於政治，他將成為一個極有成就的好醫學專家。 我經過多年讀書思考，認為表叔出身一個富有的高級醫師家庭；他參加革命是為了追求真理。但是在他人生觀價值觀形成的時期接受了黨文化教育；黨文化教育的核心原則就是把黨的紀律作為最高原則，也就是列寧制度的黨的組織原則：強調效忠組織；高度集中；鐵的紀律；限制爭論；對背叛者嚴厲懲罰；以目的為最高宗旨的（不擇手段）的“道德虛無主義”。 這種原則用於戰爭時期也還可以理解，用於治理政黨和國家則必然走向邪路。因為人類文化的基本原則是： 祖國和人民的利益是我們的根本利益，一切政黨的利益都必須服從於祖國人民的利益；人類的理智和良知要高於黨的紀律。 如果大多數共產黨員都能夠知道這個基本原則，那麼中共八大的決議就能夠得到貫徹執行，黨的工作重心轉向經濟建設，就不會有以後二十年的嚴重破壞法律和道德底線的荒唐的政治運動了。 一個人應當有信仰，信仰是指導人們思想和行動的最高準則；但是必須選擇信仰正教，尤其是佛教。正教的教義與善惡標準同人類生存發展的要求相一致，經過千年的探討研究，正教對於人類的善惡有着極為精深的理解；一個虔誠的正教信徒，時刻感覺到神佛在監視着自己，時刻按照自己的良心行事，必然是行為高尚者。 還應當說明在非正常情況下識別極端勢力是需要比較高的知識層次的。解放前，許多知識分子不滿於國民黨的貪污腐敗，而將希望寄托在共產黨的身上。當時只有胡適、傅斯年等知識層次很高的知識分子才能夠認識清楚毛澤東的真面目。 1949年，國共政權更迭之際，周恩來致電胡適，企圖說服“自己所敬愛的人”胡適留在大陸。但胡適偏偏不為周恩來的滔滔萬言所動，他只淡淡的回了一句：“民主這個東西，在蔣先生那裡，是多和少的問題，而在毛先生那裡，是有沒有的問題；這就是我要走的原因。” 對於毛澤東的本質認識得最透的則是傅斯年。 在 20世紀初葉成群而來的學術大師中，傅斯年和陳寅恪是令人欽佩的兩位，他們都有精深的學術造詣，以對學術界產生巨大影響而為後人所懷念，在學術界維持着長 遠彌久的影響力。陳寅恪先生“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向為後人推崇。而傅斯年學識淵博精深，在歷史研究和文獻整理方面獨樹一幟，尤其是對殷墟的發掘，更 是一個不可磨滅的歷史性貢獻。 但 傅斯年最令我佩服的不僅是其學術貢獻，而是其對毛澤東的認識，傅斯年是一個少見的對毛澤東其人的認識極為深刻的人。傅斯年和毛澤東當年曾在北大相識，他們 單獨在一起聊了一夜天。天上地下都談開了。談到中國的小說，傅斯年發現毛澤東對於坊間各種小說連低級小說在內，非常之熟悉。傅斯年得出結論：毛澤東從這些 材料里去研究農民心理，去利用國民心理的弱點，所以至多不過宋江之流。 一 九四五年七月傅斯年作為國民參政員應中共邀請訪問延安，在延安訪問期間，與毛交談並在城內參觀，近距離觀察了中共極權體制的實際操作和毛的帝王之志。他發 現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的作風，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風。毛澤東陪同傅斯年來到禮堂，傅看見裡面密密麻麻掛滿了錦旗，是各地獻給偉大領袖的，便諷 刺說：“堂哉！皇哉！”毛感覺到了諷刺的意味，沒有出聲。主客交談之間，毛表現出對古典低俗小說極為熟悉，這有利於他了解社會底層人群心態，因此煽動人群 能得心應手。傅斯年親眼看到原本偏安一隅的毛記小朝廷已經坐大，深知其勢力越強，占地越廣，則危害中國越烈，預感抗戰雖然勝利，國事仍不樂觀。 在 訪問延安的五名代表中中，傅斯年是唯一的清醒者，他痛斥同行的人沒有出息，說：“最無恥的是黃炎培等，把毛澤東送他們的土織毛毯，珍如拱璧，視同皇帝欽賜 飾終大典的陀羅經被一樣。”傅斯年當面對他們說：“你們把他看作護身符，想藉此得保首領以歿嗎？”傅斯年的估計相當準確，討好毛澤東的章伯鈞、黃炎培等 人，都沒有逃過中國建政之後的若干次政治運動，最後的結局都是不得好死。 |
有 “大炮”之稱呼的傅斯年如果留在大陸的話，不是鏽死、爛掉，也該是門啞炮了。當傅斯年看到很多青年人逐漸演變成為激烈的左派分子時，如芒在背，一次閒聊時 說：“我要是十七八歲的青年，我也許對共產黨發生興趣。”接着又說：“但我自從與共產黨接觸以後，絕對不會當共產黨！”簡短幾言透出了他內心對左派青年的 不滿與對共產黨決絕的態度，這一態度直到他退守孤島都沒有改變。 傅 斯年“五四”時年輕激進，曾是組織反北洋政府遊行的學生首領。一九一九年他曾寫文章《社會革命 – 俄國式的革命》推崇蘇俄，也曾說“俄國革命是全世界發展的模式。但是在以後的六年中，他到歐洲留學，親身了解英德兩國的資本主義制度，開始看到蘇俄共產主 義的弊端，思想向溫和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轉變。一九二六年他回國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當時廣州是國共合作北伐的基地，也是中共的溫床。蘇俄派至中國的代表 鮑羅廷肆意插手中國內政，張太雷、瞿秋白雖然在中共黨內是參與決策的首領，在鮑面前卻只是上命下傳的翻譯。傅斯年因此懷疑中共能否維護中國主權不受蘇俄控 制。 一 九二七年中共以“農民運動”為名，依靠鄉村的痞子，脅迫樸實農民對地主鄉紳實行燒殺搶，公開處決湖南大儒兼鄉紳葉德輝等，摧毀農村文化的載體，斬斷維繫農 村道德秩序和風化的社會纖維。“農民運動”積極分子對地主鄉紳施暴以後背負血債，在本鄉本地無法存身，只能投靠紅軍，成為中共主要兵源。國民黨因此與中共 決裂，實施“清黨”，傅斯年在廣州支持清黨決定。 傅斯年在理論層面也對中共的運作方式也作了深入地分析： “階級鬥爭”不過是中共掩蓋自己無止境權欲的面具。中共利用挑動八種仇恨來奪權。 一， 中國人恨西方人； 二， 窮人恨富人 （傅本人也恨富人，但不贊同中共解決財富分配不均的做法）； 三， 尋常人恨地位超過自己的人； 四， 低能者恨高能力同事； 五， 低薪雇員恨高薪雇員，無名者恨知名者； 六， 農村人恨城市人； 七， 子女恨父母； 八， 年青人恨長輩。 傅 斯年留學時曾研習心理學，他認為，許多人在潛意識中很容易接受把這些仇恨和報復欲合法化的理論，中共的“階級鬥爭”理論就投其所好，提供了發泄嫉恨的通 道。1949年以後在大陸出生和或生活過的有獨立思考的人，從歷次整肅運動中逐漸發覺毛是調動人性陰暗面，製造人際仇恨為己所用的大師，而傅斯年早於一九 三○年代已經洞燭其奸。 一個人想要為祖國和人民作出真正的貢獻而不至於誤入歧途，出來要有熱情和勇氣外，還必須提高自己的知識層次，才能夠在複雜的情況下識別好人和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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