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楊絳回國後根本就沒有去過西南聯大，而是一直住在上海，當年和她住在一起的還有多人活在世上，可以證明。那一段時間我父親正好在昆明海關工作，經常和錢鍾書往來，講過不少往事，錢鍾書生活自理能力極差，由於楊絳不在一起，錢鍾書鬧了許多笑話。所以小說中有關錢鍾書夫婦的情節純屬造謠污衊。
　　二，在文革中宗璞的父親馮友蘭投靠四人幫，在批林批孔中出賣良心胡說八道，這是大家都知道的。錢鍾書對此十分看不起，出言諷刺。宗璞寫這本書就是要為她父親報仇。
　　三，對於錢鍾書的學問宗璞是根本不可能懂得的。
　　錢鍾書是一位罕見的奇才。但是正如楊絳指出的不是什麼“過目不忘”“照相機般的記憶力”。他只是痴迷於讀書，重要的地方反覆讀，融會貫通，自成一家。
　　在我父親向錢鍾書討教翻譯問題的一封信中，錢鍾書批示：翻譯應當“得意忘言”，給父親啟發很大，他為此發表了一篇論文，將“得意忘言”作為翻譯工作的一項重要原則。事實上，翻譯工作是一項再創作過程，人們評價朱生豪、傅雷、草嬰等翻譯大家的作品不僅傳神地表達了原著的精神，而且文筆更加優美。
　　不僅在翻譯方面如此，錢鍾書在讀書方面也是如此，領會文章精神，融會貫通，自成一家。這種讀書方法只有天才人物才能夠做到。
　　楊絳的才華遠遠不及錢鍾書，所以她在哲學、文學評論、比較文學、詩詞等高端領域沒有什麼成就，而且終其一生向錢鍾書學習也沒有掌握，因為她沒有天才，而主要在散文、小說等大眾領域取得成就。但是她是理解錢鍾書的。
　　對於錢鍾書的文章，別說是宗璞，即使是他爸爸馮友蘭，除了哲學以外，有關比較文學、詩詞方面的著作，是否能夠完全理解，我也持懷疑態度？
　　錢鍾書的文章向來都是面向小眾的。天才人物人物的理論總是小眾的。
　　錢鍾書古今中外融會貫通的天才是他人無法企及的。這集中表現為厚積薄發所寫成的《管錐篇》，將古今中外人類文化的最高智慧融會貫通，自成一家。錢鍾書三十多年只是讀書、講課、翻譯毛選，直到毛澤東去世，開始知識分子的春天，才將幾十年的讀書心得集中在這本書中；今後恐怕不會再有這樣的機會了。《管錐編》出版以後，父親在第一時間得到簽贈。他讀後對我說：這是一本文化巨著，恐怕只有少數人能夠真正讀懂。
　　　　國外甚至有學者們將《管錐篇》與《尤利西斯》並列為二十世紀最為深奧的兩本著作。
　　對於《管錐編》，我不敢妄加評論，只能說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是真正的驚世之作。
　　4，錢鍾書夫婦一生淡泊名利，尤其厭惡官場，他主張做學問必須“耐得寂寞”。
　　文革後期，江青派人請他參加一個會，他生硬地拒絕了；來人說：那就說你病了。錢鍾書說：我身體很好。
　　胡喬木和錢鍾書在清華外文係為同班同學，對於錢鍾書的才學一直是很佩服的；改革開放後，胡喬木貴為政治局委員，主管全國意識形態，竟然屈尊去拜訪錢鍾書，錢鍾書不卑不亢，只是以老同學身份與之敘舊；回去後，胡喬木任命錢鍾書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全國政協常委，錢鍾書並未為所動，依然讀書、寫作如舊。
　　這些與馮友蘭巴結四人幫出賣人格形成鮮明對比。
　　5，錢鍾書夫婦在1948年末曾經和胡適等人在朋友家討論局勢和蘇聯的實際,況；當時，聯合國和英美台灣多所大學要聘請錢鍾書夫婦；他們卻不想離開祖國。但是對於政治形勢始終保持清醒認識的；所以對於政治運動一直很冷淡。只是以讀書、教學、翻譯《毛選》度日（他是《毛澤東選集》翻譯組總編審）。後來才知道57年他已經被內定為右派，所以幾次邀請他參加座談會，他一般不發言，不得已就說幾句正確的話，使黨委無從下手。
　　文革中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下放五七幹校去農村勞動。
　　改革開放以後，國外學者紛紛來拜訪他，以至於當時流行一句順口溜，外國人到中國要看三件寶“爬長城、吃烤鴨、拜訪錢鍾書”，於是，錢鍾書像出土文物一樣從新被中國人認識了。
　　有一次在國際漢學大會上，錢鍾書成了人們崇拜的偶像，有三位漢學家的博士論文就是研究錢鍾書的。
　　當然，錢鍾書夫婦不是完人。
　　錢鍾書一生持才傲物，自視極高，且語言尖刻，容易引起人們反感。尤其對於巴結權貴出賣良心的知識分子，更是鄙其為人，出語刻薄，入骨三分，引起他們仇恨。馮友蘭父女就是其中之一。
　　錢鍾書在學術上的成就，尤其是在貫通中西文化方面的貢獻，是國際學術界公認的。但是只可能為少數高層次學者所理解。一般知識分子是難以理解的。
　　錢鍾書在生活中率性而為，有時候表現得任性而天真，往往被不了解者視為狂人。
　　但是，錢鍾書夫婦在大節上愛憎分明，在日本淪陷時期和文化大革命時期，在日本人和四人幫的淫威下，依然保持自尊自愛；但是他們不是一味硬頂硬扛，而是依靠智慧避其鋒芒，韜光養晦，大智若愚。
　　孔子說：“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就是說當一個國家處於沒有道德的時代，就應當隱瞞自己的智慧，大智若愚，但是這一點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大隱隱於朝，中隱隱於市。
　　在毛澤東時代，像朱德那樣大隱隱於朝，一般人根本沒有可能。即使像錢鍾書那樣世事洞明地隱於市也是極不容易的！
　　當然，同我的外公和舅舅們不顧個人安危堅持真理相比，錢鍾書還只能夠算上一個犬儒主義者，但是和向四人幫曲膝投降的馮友蘭相比還是要高得多！
　　當然，由於人生觀的不同，對此是有不同看法的。幾千年來，人們歌頌志士仁人文天祥、岳飛、林則徐等等，但是在現實中卻大多選擇犬儒主義。
　　今天，郭沫若、吳晗、馮友蘭等專為權貴折腰的文人已經成為廣大知識分子恥笑的的對象。但是錢鍾書成為廣大知識分子崇拜的對象，不僅盲目崇拜他的學問（事實上，絕大多數崇拜者並不懂得他的著作），而且推崇他的犬儒主義生活方式。而對於外公的先進思想和高貴品德則理解者甚少！
　　今天的知識分子大多數不懂得，知識分子之所以成為中華民族的脊梁，不是因為犬儒主義，而是因為他們“苟利家國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的家國精神。
　　正因為這樣，所以於丹才能夠成為“學者”，倪萍才能夠成為“共和國脊梁”。
　　這也許正是今天中華民族最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