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錢鍾書先生誕生一百周年。7月17日是楊絳先生的百歲生日。往事歷歷，夜不能眠，幾次想打電話問候楊先生，又恐怕打擾老人平靜的生活。思之再三，還是作文回憶往事以為紀念。 

   我的外祖父錢基厚（孫卿）與鍾書父親錢基博（子泉)為孿生兄弟。早年都居於無錫錢繩武堂。抗戰爆發後，共同避居於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609號（今復興中路573號）。錢鍾書是我大表舅。錢瑗長我45天，是我的表姐。 

抗戰期間，我隨祖父母住在法租界，距外婆家極近，所上民立小學就在他們家對面不遠，我幾乎天天去外婆家。1945年，祖父失業賣了住房，我在外婆家住了一年。他們是看着我長大的。 

在民立小學我與錢瑗同班。她八歲時已讀過四大名著，並開始讀英文小說，可謂家學淵源，自小受到極好的教育，她的文學基礎是一般人無法比的。她總是像親姐姐一樣關心和幫助我。錢鍾書夫婦也很喜歡我。 

楊絳在《記錢鍾書與

會說：‘趙辛楣，就是我。’”這很可能說的是我。 但我當時只有五六歲，一切尚未成型，怎麼能成為一個留洋知識分子的原型呢？ 但這是錢瑗告訴我的。 

1996年12月，我最後一次去醫院看望錢瑗。她因為多年的疲累，一直比較黑瘦，有時臉色甚至發灰。這時，由於長期臥床靜養，皮膚又恢復了兒時的白嫩。望着熟悉的面孔，想着幾十年風風雨雨，百感交集，話卻不知從何說起。對望片刻，她不無傷感地對我說：“告訴你一個秘密，今後大概不會再有人告訴你了。《圍城》中的趙辛楣是參照你和你爸爸虛構出來的。” 

《圍城》熱銷熱播以後，社會上掀起一股錢鍾書熱。而且一談錢鍾書必談《圍城》，它似乎成了錢鍾書的代表作。對此，我只能報以苦笑。我告訴朋友們：《圍城》之於錢鍾書，猶如“光電效應”之於愛因斯坦，哪怕獲得諾貝爾獎，也還是愛氏主要成就中價值最低的。“廣義相對論”是愛因斯坦的最高成就。《管錐編》是錢鍾書的最高學術成就。我曾在信中將這個觀點告訴楊絳。讀信以後，她在電話中說我的信寫得很好，看來對此並無異議。 

《管錐編》出版以後，我父親許景淵（翻譯家，筆名勞隴）在第一時間得到簽贈。他讀後對我說：這是一本文化巨著，恐怕只有少數人能夠真正讀懂。對於《管錐編》，我不敢妄加評論，只能說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是真正的驚世之作。 

錢鍾書不僅博覽群書，融會貫通，自成一家，而且能用以觀察人生和社會。1957年5月，外公錢孫卿正參加全國人大會議。當時有部分民主人士代表的座談會，外公十分猶豫是否要提意見，就召集在京親戚在我家商議。大家意見紛紜，鍾書夫婦一言未發，只是靜靜聽着。但在最後，鍾書先生很堅決地說：“根本就不要說。”一個月後，“反右”開始，我家損失慘重，外公錢孫卿、父親許景淵、二舅錢鍾漢、三舅錢鍾毅都被錯劃為“右派”。三外公錢子泉於1958年初病逝，未及戴上“右派”帽子。而身處“反右”漩渦文學研究所的錢鍾書夫婦，卻安然無恙。孔子說：“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這裡的“知”，即“智”的古字。錢鍾書先生其實是有若愚之大智的。

                          大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