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石老人  製作電子書

　　毛澤東曾稱頌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那番話成為半個世紀以來中國魯迅研究界之圭臬。許多研究者承此腔調，寫了大量文章稱頌魯迅，出版了大量書籍歌頌所謂魯迅精神。在那片拼命拔高和攀比着讚美的合唱聲中，兩代知識者製作了一個完美的魯迅。他們都無視這一事實：魯迅鑽營和領取蔣介石政府的津貼長達四年之久。而那些被魯迅喋喋辱罵為走狗、吧兒、資產階級學者作家的陳源、徐志摩、梁實秋、林語堂、胡適等等人格獨立的知識分子，卻都沒有這份本領。讓我們看看魯迅的骨頭到底是硬還是軟。

一、
　　首先應當指出這一事實：魯迅能夠拿到國民黨蔣介石政府這筆津貼，並非這個政府主動給他的，而是他通過各種人去幕後活動、向黨國權力人物說情才得到的。他那麼嚴峻叱責別人鑽營投靠，然而，在1927年北伐勝利、蔣介石國民黨政權初建之際，魯迅卻通過他的朋友們在暗中有種種趨附和說項活動。
　　1927年5月25日，國民黨政府浙江省務委員會通過設立浙江大學研究院計劃，蔡元培是九人籌備委員之一。魯迅聞訊，通過他的同鄉章廷謙、鄭奠等人向蔡元培活動，為他爭職位。這是上海“4．12”事件後一個月的事。6月12日，魯迅致信章廷謙，感謝章、鄭為他積極向蔡元培去爭：“我很感謝你和介石向孑公去爭，以致此公將必請我們入研究院。然而我有何物可研究呢？古史乎？鼻已‘辨’了；文學乎，胡適之已‘革命’了，所余者，只有‘可惡’而已。”（介石指鄭奠，此公指蔡元培）可見他想望職位，卻無心治學，心中空蕩蕩；史學界有顧氏新思維、新成果出現，文學界有胡適新思想、新方法和累累成果聯翩問世，他以為文史學問都讓胡、顧二人獨占了，他似乎已無事可做，只能去研究“可惡”。不過，他實在渴望這肥缺，此時他不罵國民黨屠刀之血腥，不見他義正詞嚴斥罵“屠伯”如何逍遙，亦不見恥食周粟的夷齊風骨。
　　不料謀取浙江大學研究院位置失敗。1927年7月28日魯迅致章廷謙，為未受國民黨勢力賞識而大怨，譏罵蔣夢麟（時任浙江省教育廳首任廳長），大發牢騷地抱怨“浙江不能容納人才”，“我常嘆新官僚不比舊官僚好，舊者如破落戶，新者如暴發戶，倘若我們去當聽差，一定是破落戶子弟容易侍候，若遇暴發戶子弟，則賤相未脫而遽大擺其架子，其蠢臭何可嚮邇哉。”為自己未受聘而罵聲騰起，讚揚起舊官僚。但是，罵歸罵，鑽歸鑽。
　　同年6月12日魯迅致章廷謙，因為蔡元培賞識別人，遂對蔡元培銜恨播怨：“其實，我和此公，氣味不投者也，民元以後，他所賞識者，袁希濤蔣維喬輩，則16年之頃，其所賞識者，也就可以類推了。”這是一種爭風吃醋心態。若以為魯迅與蔡“氣味不投”，是出於耿介不阿，以為他決不會托人走蔡氏門路謀私，那你就不懂魯迅或誤解魯迅了。他在信中如此譏罵蔡氏，暗中卻繼續托人走蔡門路。
　　這裡需要插一筆：1912年南京民國政府剛剛成立，魯迅就託付許壽裳，走當時的第一任教育總長蔡元培門路，蔡元培把魯迅從紹興調到南京教育部，由小城的一個中學教員，成為京城政府里的職員，當年就被提拔為僉事，為他謀得15年薪水優厚的飯碗（1912～1926）。對於蔡元培民國初　　年這一舉薦之恩，魯迅不但不銜恩，反而背後譏蔡。
　　1927年6月27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蔡元培等提議組建中華民國大學院，為全國最高學術教育行政機關（相當於教育部），蔡任院長。值此國家重建之際，魯迅通過同鄉以及光復會同人許壽裳的關係，再次向蔡元培活動（蔡亦是紹興人）。9月19日，魯迅致章廷謙，告以自己要去上海，再去南京，偏偏拿出不吃嗟來之食架式：“但不是謀飯碗，孑公復膺大學院長，飯仍是蔣維喬袁希濤口中物也。”（孑公指蔡元培）他對蔡元培賞識他人而深銜不滿，揣測蔡會把職位給別人，自己沒份，憂怨酸酸。魯迅說不去南京“謀飯碗”，此時許壽裳正為他走南京政府要員門路。結果，蔡元培大筆一揮，給魯迅“特約撰述員”名義，不用上班，每月300大洋，由國民黨政府養起來。他再次受蔡元培恩惠，從蔣介石政府謀到“飯碗”，美餐亦成嘟嘟囔囔、滿口怨言的魯迅“口中物”。得此嗟來之食，他閉上嘴，不罵蔡公把飯給蔣、袁諸人了。
　　魯迅一生受到同鄉蔡元培兩次慷慨提攜和巨大幫助，皆在他處於困境、渴望履新的人生轉折點。辛亥革命後，蔡招他到南京教育部任職。幾個月後，袁世凱攫得政權，蔡辭職而去。魯迅任職京城教育部，為後來“5．4”新文化運動之際得朋友之助而登上文壇，奠定環境條件。
　　這次給魯迅津貼，是蔡元培第二次慷慨幫助魯迅。魯迅終於得到這筆政府津貼。此時，魯迅剛從所謂被國民黨大屠殺“嚇得目瞪口呆”的廣州到上海，得到屠殺者施與的津貼，一連領了四年，直到政府不再給，他卻從未拒絕領。魯迅在不同政權下都享受很好待遇：在清朝被選為留學生，在北洋軍閥政府任薪水優厚的小官僚，在國民黨政府領到優厚津貼。他幾次說自己不是革命者，不是勇士，都是實話。

　　二
　　大學院津貼是為支持着名學者從事學術研究。蔡元培說：“大學院時代，設特約着作員，聘國內在學術上有貢獻而不兼有給職者充之，聽其自由着作，每月酌送補助費。吳稚暉、李石曾、周豫才諸君皆受聘。”（《我在教育界的經驗》）魯迅不搞學術研究，錢卻照領不誤。他領取津貼四年，毫無學術成果，只知“四面八方地鬧”，不肯“暫且靜靜，作一部冷靜的專門的書”（1929年6月1日致許廣平）。為謀國民黨政府這筆津貼，魯迅自甘與他譏罵的國民黨元老吳稚暉們爭食共槽。倘若陳源、梁實秋等人有此舉動，魯迅會不會用鑽營投靠叭狗爭食豪門食客之類辭語冷嘲熱罵、刻薄挖苦呢？梁實秋譯莎氏戲劇而領學術資助，不是遭魯迅譏刺、嫌給錢太多麼？
　　蔡元培是蔣介石政府上層人物。同年3月28日，蔡元培以主席身分在上海主持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全體會議，決議發動“救黨救國運動”、粉碎共產黨分子禍黨陰謀，4月2日，蔡元培又以主席身分主持上海會議，通過查辦共產黨分子謀叛案（參見孫常煒編着《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冊第869、873頁），十天后發生上海“4．12”事件，廣州“4．15”事件。魯迅為謀取蔣介石政府這筆錢，並未因為蔡元培反共而不去請託。這種態度印證魯迅此年文字表現的傾向蔣介石國民黨立場（例如幾個月前即在“4．12”和“4．15”事件之後魯迅在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發表文字竟然誣陷顧頡剛“反對民黨”）。這種政治秋波，似乎應當受賞。
　　同年9月27日，魯迅與許廣平離開廣州，去上海同居，從此年12月開始拿國民黨政府這筆津貼。12月18日日記：“晚收大學院聘書並本月薪水泉三百。”翌日致信邵銘之：“昨由大學院函聘為特約撰述員，已應之矣。”他先前對蔡元培的滿腹幽怨和譏諷，被這筆津貼化解。這津貼相當於當時私立復旦大學教授月薪200元的一倍半。從1927年12月至1931年12月共四年一個月，魯迅從國民黨政府領取14,700元大洋。當時黃金一兩約30元，這筆巨款相當於490兩黃金（據劉心皇統計）。按一元兌換100元人民幣計算，這筆錢相當於147萬餘元。拿國民黨政府津貼，是魯迅晚年的重要行為，頗見其處世做人之實利態度和兩重人格。
　　魯迅窮困麼？一點也不。僅據他的日記記載，1929年，他從北新書局收入8,256元八角三分四厘版稅。這筆巨款，加上政府津貼，此年收入高達11,856元，相當於復旦大學一位教授五年薪水。魯迅很有錢，但決不拒絕拿國民黨蔣介石政府的津貼。錢這東西，多多益善，魯迅似乎和它沒仇恨。
　　魯迅從來不窮，卻喜歡訴苦叫窮，酷似小家子。1928年7月10日致翟永坤，說他翻譯是為“糊口”。這顯然不真誠，實意在多賺錢，卻說為稻粱謀。誰能責備人家為糊口而做點事呢？可是，如果一個知識者為賺錢而做事，能有文化大氣度或學術大貢獻麼？
　　12天后，即1928年7月22日致韋素園，魯迅說了一點實話：“我生活經費現在不困難，但瑣事太多，幾乎每天都費在這些事裡，無聊極了。”既然生活不困難，何必裝出為“糊口”而翻譯的可憐相？想以翻譯多掙錢，何必用糊口做掩飾？1929年3月22日致韋素園，魯迅再次承認經濟狀況很好，毫無糊口問題，“經濟倒還安定的，自從走出北京以來，沒有窘急過。”
　　魯迅月月拿政府津貼，還為區區稿費叫苦。1929年8月7日致韋叢蕪，抱怨北新書局不給《奔流》雜誌稿費：“使我不勝其苦，許多生命，銷磨於無代價的苦工中，真是何苦如此。”這抱怨“何苦如此”，似乎透露他在為報酬而做事。
　　腰纏數萬貫、版稅月月來的魯迅，對遠方朋友和日本人卻裝出一副窮苦相，把翻譯、編書說成“為糊口”，似乎裝成無產者容易博人同情。例如，1935年1月26日致曹靖華：“現除為《譯文》寄稿外，又給一個書局在選一本別人的短篇小說，以三月半交卷，這只是為了吃飯問題而已。”錢已很多，還想多掙，卻言不由衷。12天后，即2月7日，魯迅致曹靖華，又說：“現在我在選一部別人的小說，這是應一個書店之託，解決吃飯問題的”。兩信所言之書，即為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一個月後，即3月23日致曹靖華談譯《死魂靈》，魯迅又訴苦：“這是為生計，然而錢卻至今一個也不到手”。此時他的版稅收入，每月高達六、七百元，還說為生計。同年6月10日向日本青年增田涉傾訴“生活困難”：“近來不知是由於壓迫加劇，生活困難”云云。此時，他已腰纏六萬大洋。他死前談到出外療養，對馮雪峰說：“其實，也不能長期療養，我就只有為了海嬰教育費的一點儲蓄。”（馮雪峰：《回憶魯迅》第167頁）這個號稱無產階級作家的左翼闊老頭就這麼愛裝窮訴苦。這性格是否缺點鈣或缺點男人骨頭？

　　三、
　　魯迅多次譏罵胡適，然而他暗中奔競大學院津貼這一行為，使他再一次與胡適構成文化性格上的強烈對照。1927年10月，蔡元培邀請胡適擔任即將成立的大學院大學委員會委員，胡適斷然辭謝：“大學委員會之事，我決計辭謝。”主要原因在政治性質和理念。胡適在10月24日致蔡元培信中，強烈反對大學委員會兩項宗旨──設立勞動大學和推行黨化教育，特別是黨化教育：“所謂‘黨化教育’，我自問決不能附和。我若身在大學院而不爭這種根本問題，豈非‘枉尋’而求‘直尺’？”6月27日致蔡元培信，胡適已堅決推辭過：“我雖沒有黨派，卻不能不分個是非。我看不慣這種只認朋友、不問是非的行為，故決計避去了。”
　　大學院薪水優厚，希望拉到着名學者和知識分子。然而，胡適有自己的思想原則和立身大義，決不拿原則去與金錢和地位交換。他堅決辭去“中華民國大學委員會委員”職位，並表示今後不出席會議。魯迅呢，此時正在通過他的朋友去鑽營大學院津貼，且抱怨蔡元培冷落他，而且魯迅沒有
顯示自己有什麼思想原則，對“黨化教育”無異議，對“屠刀”亦無抗議。胡適立身處世那種思想原則，圖謀津貼、怨悱不已的魯迅有麼？魯迅拿到津貼便悄然無語，顯然是個處世看重實利、沒有高遠思想者。他在袁世凱政權下恭順聽命，在蔣介石政權下暗領津貼，與人混斗不見大，都顯示這一性格。
　　此外，胡適還曾寫信給北大校長蔣夢麟，謝絕兩小時的中古思想史課薪水：“一來是因為我在文化基金會是專任，不應另受薪俸；二來是北大為兩點鐘而送我教授半薪，殊屬浪費，此例殊不可開，即有此例，我也不願受。”（《胡適之先生致校長函》，《北京大學日刊》1931年2月7日。）胡適看重理念、道義，斷然辭謝金錢、地位。
　　拿了政府津貼，接受大學院聘書第三天，魯迅去暨南大學講演《文藝與政治的歧途》，觀點馬上不同：“我以為革命並不能與文學連在一塊兒”“以革命文學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學”。他不僅把文學與革命脫鈎，削砍革命二字，而且明確反對共產黨的革命文學口號及其宣傳者。他認為，參加革命和“共了產”之後，文學家命運同樣苦難、“處處碰釘子”“要吃苦”，這一觀點顯示拿了津貼的魯迅此時此刻對共產革命懷的否棄心態和立場：“文學家的命運並不因自己參加過革命而有一樣改變，還是處處碰釘子。……即共了產，文學家還是站不住腳。”革命後，“他又要吃苦了”。對共產革命和革命文學持的這種觀點，是他接受政府津貼後的一種微妙回應。
　　他不知，文學家參加革命後的苦難命運，根於這種革命不是以全民族每個人的尊嚴和自由為目的，而是建立以階級偏見和歧視為基礎、以剝奪個人自由為特色的專制社會，事實上每個人皆無自由，必然發現“理性和現實不一致”。不久後魯迅秘密加入左聯，又把革命與文學掛上鈎，討伐不革命的人，不顧自己將來“共了產”依然“要吃苦”的命運。
　　吃人嘴短，拿人手短。拿南京蔣介石政府大學院這筆錢，魯迅心很虛，怕火一樣躲避這一事實，不敢承認。1928年5月4日致章廷謙，他居然否認其事：“大學院一案，並無其事，不知是何人所造謠言。所以說不到‘去不去’。”有人知道他在拿政府津貼，魯迅卻否認，竟說那是“造謠言”，所以說不上去不去上班。拿着錢卻怕人，又不肯承認，對幫他謀職的這位朋友也說謊，可見心虛。心虛而說謊，何如不領錢，讓良心和人格受此窘傷？難道金錢比人格寶貴麼？既領錢，又護臉，這種心性者能不在文字中躲躲閃閃麼？又焉能有磊落態度、坦蕩襟懷？
　　此信談創造社太陽社批判他：“第四階級文學家對於我，大家拼命攻擊。”他譏刺革命作家（第四階級）如何不好，自己卻在暗拿政府津貼。1928年12月30日致陳浚（陳子英），魯迅談賣文難以為生：“其實在今筆墨生涯，亦殊非生活之道，以此得活者，豈誠學術才力有以致之歟？”可是他卻痛譏創造社人士開咖啡館，殊不知人家也要生活，需要自力更生，哪有魯迅拿政府津貼那種路數？
　　1931年12月，國民政府裁撤特約撰述員，停發這筆津貼。
　　翌年3月2日，魯迅致信當初幫他走蔡氏門路獲此津貼的許壽裳，承認四年不勞而獲，對政府不再給這筆津貼，他表示沒有怨言：“被裁之事，先已得教部通知，蔡先生如是為之設法，實深感激。惟數年以來，絕無成績。所輯書籍，迄未印行，……教部付之淘汰之列，固非不當，受命之日，沒齒無怨。現北新書局尚能付少許版稅，足以維持，希釋念為幸。”所謂“絕無成績”“沒齒無怨”，均見虧心，四年前浙江大學研究院不給他職位，大約知其不治學問，卻想拿錢。一個怨恨太多的人，說出這話，可知便宜沾得太虧心。此時，14,700大洋巨款到手，從他嘴裡換得蔡元培念舊之言，先前之怨言“我和此公，氣味不投者也”無影無蹤。
　四、
　　1930年，前太陽社作家、此時已是左聯成員的楊村人，顯然看不起左聯領導人魯迅這種兩面通吃、兩面得利的雙料行為，於是撰寫和發表《魯迅大開湯餅會》一文，譏刺“魯迅大師領到國民政府教育部大學院的獎賞”。魯迅讀到此文，既不敢承認，也不敢否認，亦不敢大罵那是謠言，他不敢吭聲。四年後，即1933年底，他寫《答楊村人先生公開信的公開信》，否認曾領政府津貼。魯迅處世做人，實在比任何人都艱難困苦，其心靈和人格被個人的欲與利、實與名這種種名韁利索撕扯得苦不堪言。既圖實利，又圖美名，既要拿錢，又要臉面，魚與熊掌，兩頭均沾，如此處世，焉能不苦？如此做人，豈能不下等？
　　魯迅在這封公開信里報復楊村人：“我並不希望先生‘心服’，先生也無須我批判”。這就是說，魯迅不能討論問題或批判楊氏觀點，於是又滿嘴“鬼兒子”“叭兒狗式的狺狺”“廢話”等等辱罵性粗話。他承認要噓楊：“我確曾說：這些都只要以一噓了之，不值得反駁。”所謂不值得反駁，是沒有能力反駁。“噓”字活現一副罵人嘴臉。他用政治八股套語，把楊《離開》一文說成“小資產階級的智識者的動搖和自私，卻又要來豎起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旗，就自己打着自己的嘴”。其實，自打嘴巴的是魯迅，因為小資產階級打小資產階級旗幟，名正言順，倘若小資產階級或小地主偏要打無產階級旗幟，那才是自打嘴巴。魯迅指責別人“動搖和自私”，聽上去卻212像自譏。他有什麼資格坐在上海客廳嘲笑身經槍林彈雨的楊村人“動搖和自私”呢？魯迅敢上革命戰場顯顯自己的不動搖不自私麼？
　　魯迅揪出往事，即1930年楊村人以“文壇小卒”之名在上海《白話小報》發表《魯迅大開湯餅會》一文。所謂湯餅會，暗刺1930年9月17日左聯為魯迅50歲祝壽事。據史沫特萊記述，地點在法國租界荷蘭餐館，吃的是西餐大菜，魯迅興致勃勃，攜婦挈子，早早來到。到場者百餘人。楊村人此文反映左聯一大批作家對魯迅的厭惡和輕蔑。例如，他提到魯迅領“當今國民政府教育部大學院”津貼事，可見左聯青年們鄙視魯迅這種實利主義人生態度和兩頭利益均沾行為。
　　三年後國民黨政府撤銷津貼，魯迅手上似覺乾淨，回過頭來算帳。為躲避他領政府津貼這一事實，他竟然歪曲楊氏原話，誣衊楊說謊：“例如先生還在做‘革命文學家’的時候，用了‘小記者’的筆名，在一種報上說我領到了南京中央黨部的文學獎金”。楊氏原文是：“這時恰巧魯迅大師領到當今國民政府教育部大學院的獎賞”。魯迅自1927年12月至1931年12月，每月從國民政府大學院領取300元大洋津貼，共獲14,700元巨款，這是鐵的事實。
　　這樣，讀者就會明白，魯迅歪曲楊氏原話，因為原話是事實，他無法否認，也不敢面對，又沒有骨氣拒絕這筆錢，一直拿到對方不給為止。拿了政府津貼，卻裝作清白人。楊說的是事實，魯迅卻要報復，手段是把楊文“國民政府教育部大學院”改為“南京中央黨部”，把“獎賞”改為“文學獎金”。拿了錢卻不敢承認，百般遮掩。魯迅罵楊村人“動搖自私”，他自己坐在家裡每月舒舒服服拿“敵人”兼“反革命”政府300大洋，又沒有楊村人“父老家貧弟幼”之負擔，可以信口挖苦楊村人對父老弟兄的顧念之情。這種心地行為，高尚還是卑劣？
　　對領取政府大學院津貼事，魯迅1931年2月5日致荊有麟信，用過同樣手法即偷換概念以否認事實：“我自寓滬以來，久為一班無聊文人造謠之資料，忽而開書店，忽而月收版稅萬餘元，忽而得中央黨部文學獎金，忽而收蘇俄盧布，忽而往莫斯科，忽而被捕，而我自己，卻全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所謂開書店，魯迅確實用“三閒書屋”牌號出版書籍。他的版稅雖沒有一個月萬元（這是魯迅夸謬法即把事實故意誇大以顯荒謬），但年收入之高，卻超過萬元，例如1929年，僅據日記記載稿酬和版稅收入，高達8,256元，加上大學院津貼3,600元，高達11,856元，相當於一位大學教授五年收入。所謂中央黨部文學獎金，是魯迅自造的名目，他寫此信時正在領取政府津貼。大學院也罷，“中央黨部”也罷，編輯費也罷，“文學獎金”也罷，總之魯迅缺乏骨頭或氣節，從蔣介石政府手裡領取金錢，這是鐵的事實和硬的實惠。他謾罵楊村人“動搖”、離開革命戰場、是“革命小販”，楊卻從未卑躬屈膝從國民黨政府那裡領取一分一厘賞錢。如果魯楊二人位置對換，魯迅會用怎樣的詞語辱罵楊的人格和行為呢？所謂“往莫斯科”，也是此時魯迅嚮往而且積極準備的事，第二年他到北京，就是為秘密前往莫斯科，去見高爾基，去開蘇聯作家大會，此事亦非別人誣衊。
　　再看魯迅在公開信中如何表白自己為革命忍氣吞聲：“當時我一聲不響。為什麼呢？革命者為達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話，我是以為不錯的，所以即使因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學的第一步，必須拿我來開刀，我也敢於咬着牙關忍受。”這話太假。需注意兩點：一，他說當時一聲不響是為革命，這是矯飾。他決不是肯為革命忍受犧牲的人。他對人有仇必報，包括左聯同人，例如廖沫沙、田漢、徐懋庸、周揚、夏衍等等，為何對楊村人的揭露之辭一聲不響呢？因為吃人嘴短、拿人手短，他正領着錢呢，為繼續領錢，焉能不閉嘴？如果他不忍氣吞聲，敢寫文否認“教育部大學院”每月給他賞錢，楊氏必撰文揭露和證實這一點，魯迅必暴露做人虛偽而人格破產，革命高調難以再唱。他所以閉嘴“忍受”，不是為革命，而是為自己。
　　謀求並領取蔣介石政府金錢，而且否認自己領取政府金錢，把所謂魯迅“骨頭最硬”之說敲得粉碎。
　　魯迅很會走後門夤緣請託這類舊社會手段。20年代出國熱，魯迅想把其弟周建人送出國。1920年8月16日，他去蔡元培家走後門，不遇，遂致信蔡氏，請他幫助周建人出國留學：“今晨趨謁，值已赴政法學校，為悵。舍弟建人，從去年來京在大學聽講，本系研究生物學，現在哲學系。自願留學國外，而為經濟牽連無可設法。比聞里昂華法大學成立在邇，想來當用若幹辦事之人，因此不揣冒昧，擬請先生量予設法，俾得藉此略術學問，副其素懷，實為至幸。”五天后，魯迅又寫一信致蔡，再托其弟留學事：“舍弟建人，未入學校”“此次志願專在赴中法大學留學，以備繼續研究。第以經費為難，故私願即在該校任一教科以外之事務，足以自給也”云云（《魯迅佚文全集》）。
　　1932年“1．28”後，周建人被商務印書館解僱。3月2日，魯迅轉了個彎，函請許壽裳走蔡元培後門，使其弟得到“續聘”，回商務印書館工作。這年8月1日致許壽裳，魯迅譏罵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雲五“膽怯”如鼠、“不特可哂，且亦可憐”，他自己卻為其弟進此館而奔走黨國大員蔡元培門路，去向王雲五說情。譏完商務印書館老闆十天后，請看他8月11日日記：“買麥酒大小30瓶，九元四角。”當天下午，帶着這些酒，與周建人登蔡家門送禮並取回聘約也。蔡元培對魯迅弟兄可謂仁至義盡，魯迅背後和筆下卻對蔡氏不敬，卻又攀緣這高枝，加以利用（這暴露蔡氏個性弱點）。魯迅走後門謀個人和家人利益，與胡適不肯為兒子托朋友謀工作，又構成強烈的文化心性對照。這種種對照，難道是偶然的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