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一場爆發於中國武漢的新冠疫情，徹底改變了延續了近30年的全球化世界格局。

        在2020年之前，自上世紀九零年代東歐劇變以來發育起來的全面全球化的世界格局雖然由於中美貿易戰以及人權鬥爭和地緣政治等因素影響已經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但由於巨大的慣性，還未最後破局，並且，隨着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獨立經濟體——美國和中國達成了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已經混亂不堪的世界秩序依然有機會繼續延展下去。

        2019年年底，一種看不見摸不着的微小的物質——新冠病毒，乘着無限全球化的便捷交通工具，由中國的武漢向世界的各國無可阻攔地侵凌，至2020年的年底，已經在全球感染確診近8千3百萬，死亡人類近180萬，致使整個人類社會史無前例地進入社會封鎖與經濟停滯的浩大災禍之中，人類文明發展陷入長達近一年的窒息期，堪比一場世界大戰。

        面對這種傳染性極強的新冠病毒，世界兩大主要經濟體——西方國家與中國之間，顯現出了各自的社會制度和文化傳統所具有的迥異的優勢和劣勢。

        中國嚴厲的全方位社會管制使得病毒爆發初期的信息傳播被壓制，信息傳播的壓制給病毒傳播提供了便利，導致在疫情初期可能被控制的病毒傳播在中國武漢大爆發，並搭乘全球化的翅膀飛往世界各地。在病毒爆發無法被繼續隱瞞之後，中國嚴厲的社會管制開始以“低人權”的社區全面封鎖方式顯現威力，以犧牲疫情傳播區域居民的生活、生命為代價，強行阻斷了病毒的傳播途徑，在疫情開始在世界肆虐的同時，實現了疫情爆發地的病毒傳播控制，取得了抗疫的階段性勝利。

        西方民主國家的社會制度與文化傳統在這種傳播力極強的新冠病毒面前顯現出脆弱的一面：一開始，人們抵制戴口罩，自覺戴口罩的亞裔進商店買東西都受到抵制。即使在人們認知到病毒大流行的危害以後，西方國家的政府在社會管制方面也無法像中國那樣堅決與嚴厲，只能進行“軟封城”，即關閉餐館、酒吧的堂食，取消大型公共活動，呼籲人們保持社交距離，但人們的日常出行、購物甚至旅行基本不受限制。這使得病毒傳播在西方國家幾乎暢通無阻，發展至今，已成燎原之勢，不可阻擋，只能等待疫苗的出現。

        在疫苗研發方面，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顯現出強大的優勢，從疫情登陸美國的2月份開始研發疫苗，僅僅9個月就有兩種疫苗實現了三期人體實驗成功，並隨後獲得緊急批准上市。

        這種在病毒傳播面前的社會制度優劣對比，特別是中共拒絕和阻撓對病毒起源的獨立國際調查，推使中國與西方進一步拉開了距離。

        隨着這場百年未遇的巨大瘟疫席捲全球以及所帶來的政治、經濟、科技、軍事的全面動盪，以中國為一方，以所有西方國家為另一方，兩大國際集團在體制、價值、規則、輿論、科技、軍事等幾乎所有國家安全層面上的博弈走向激化，促使西方世界逐漸達成一致——2020年之前的全面全球化的世界格局必須進行徹底的變革。

        世界格局的全面變革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    世界最重要的兩個國家——美國和中國，各自都陷入了一場影響世界的“路線鬥爭”

      美國的這場“路線鬥爭”體現在第46屆總統大選的爭端中。作為西方國家的領袖，美國自第45屆總統唐納德.川普上台以來，採取了一種迥異於前幾任美國總統的國內國際路線，國內實行“減稅讓利”，實現了美國幾十年來未有的高就業和高經濟增長；在國際上推行“美國優先”和“退群”政策，看似消減了美國的國際義務，卻把美國的國際影響力提升到了二戰以來的新高度。如果川普勝選連任，這種“川普”路線將繼續推行並深化；如果民主黨的喬.拜登勝選上台，美國又將返回幾十年來一直執行的“政治正確”——國內提高稅收、增加福利，國際上全面全球化——的老路上去。這次“路線鬥爭”最後鹿死誰手，將決定今後四年乃至更長時間美國的命運，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人類的命運。

        不同於美國的擺在桌面上的“路線鬥爭”，中國的“路線鬥爭”在桌子底下進行，卻更加殘酷也更加激烈。中國這場“路線鬥爭”的核心是堅持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的寬鬆管理路線還是回歸毛澤東的個人專制極權的嚴苛路線。目前，中國正大踏步回歸毛澤東的路線，但堅持鄧小平路線的中共高層人士從未放棄，並且隨着國際環境的極端惡化而默默地聚集、等待，一旦出現意外，“鄧派”人士將毫不猶豫地掀起一場不亞於1978年那樣的“思想解放”和“平反冤假錯案”運動，並進行嚴酷的清算。

        美國和中國在各自國內進行的“路線鬥爭”都將給2020年之後的人類命運帶來極其重要的影響。

二、    從“以中國為中心的經濟全面全球化”變革為部分“去中國的經濟有限全球化”

        以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WTO、成為第143個成員國為標誌，世界經濟進入無限（全面）全球化時代，世界主要經濟成分打破國界的限制，進行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跨國界的全球大分工，從低端製造業開始，逐步過渡到中高端製造業，全球資本為了盈利的需求，開始了製造業從生產成本高昂的發達工業國家向生產成本低廉發展中工業國家的轉移，中國大陸憑藉其全球第一的廉價勞動力、廉價環境成本、以及政府主導的招商引資公關行動、稅收與土地政策傾斜與低人權法律環境，成為這一全球化經濟運動的最大受益者。中國大陸迅速成長為全球第一的世界工廠，其國民生產總值也從全球排名第6位的13441億美元（2001年）迅速增長位全球排名第2位的142433.7億美元，增長幅度超過10倍，並且從原料生產、來料加工到產品銷售的各個環節，控制了世界大多數中低端工業產業的話語權。

        從2018年美國向中國大陸發起“貿易戰”開始，這一以中國為中心進行的經濟無限全球化進程開始被遏制（這種遏制進程也是與中國內部生產成本的增加以及政策導向的變化同時發生的），到了2020年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全球範圍內的防疫物資急劇緊缺，西方工業國家從疫情早期的向中國大力提供防疫物資到疫情蔓延到西方後的防疫物資大量短缺，被迫認識到一個痛苦的現實——世界範圍內的醫藥衛生產品的生產脫離了西方工業國家的控制，已經大面積的依賴來自中國的生產，哪怕在中國生產這些產品的廠家其實屬於西方國家的公司和資本。

        隨後，以調查病毒起源為分歧點，中國和整個西方發達國家開始對峙，中國政府對率先要求對病毒起源進行國際獨立調查的澳大利亞發起懲罰性貿易限制。中國與整個西方國家集團的經濟關係急劇毒化。以美國、日本為先導，把國際貿易中屬於戰略物資的供應鏈轉移出中國大陸成為西方工業國家集團的共識。

        2020年12月30號，中國與歐盟簽署了“中歐投資協定”。這項協定表面上看是習近平的勝利，其實細看裡面的條款，基本上是中國向歐盟單方面做出開放並保護歐盟投資的承諾，因為這些條款規定的內容在歐洲是一直存在的現實，而在中國則是一直被限制的。但即便中歐雙方簽署這項協定，卻並不意味着協定能夠生效。首先，這項協定還需要歐盟各國以及歐盟議會的批准；其次，以中國簽署的各項國際協定為先例，能夠真正執行的只是對中國有利 的部分，凡是對中國不利的都沒有得到執行。

        無論如何，2020年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一個重要節點。2020年之前，是以中國大陸為中心的世界經濟全面全球化的鼎盛時代；2020年之後是世界經濟有限全球化、戰略物資供應鏈轉移出中國的時代。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在2020年之後將迅速下降。

三、    從有條件的全球科技融合到嚴格的科技對立與封鎖

        2020年之前，以中國、俄羅斯為一方，以美國、歐盟、英國、日本、以色列、加、澳為另一方，全球科技發展與應用的主要國家分為兩大陣營，既有競爭、限制，又有合作、交流，整體上處於有條件的融合狀態。

        2020年之後，隨着中國大陸與西方工業國家整體關係的急劇惡化，世界科技的合作、交流與發展、應用將嚴格第分為兩大對立的陣營。大致來說，中國、俄羅斯、伊朗、朝鮮為一個陣營，美國、歐盟、英國、日本、以色列、加、澳為另一個陣營。兩大陣營之間的科技合作與交流將被嚴格封鎖與限制。

        假以時日，以中國、俄國為一方，以美國、歐盟、英國、日本、以、加、澳為另一方，或將發展出從路徑到標準各自成體系的科技模式。科技的競爭與對峙，將成為未來兩大陣營對抗的主軸，直到一方陣營的垮台為止。

四、    兩大陣營的軍事對立常態化

        2020年之前，中國、俄羅斯與北約以及日本、澳大利亞之間的軍事關係是在互相戒備中實現了有限合作的。期間，雖然俄羅斯吞併了克里米亞，造成了俄國與北約國家軍事關係的緊張度提升；但由於俄國整體國力的下降，西方國家並沒有結成一個有效的聯盟與俄國進行軍事對立。

        2020年之後，隨着中國與西方國家在印太地區軍事關繫緊張度的急劇升級，中國更有意願與俄國結成軍事上的准同盟關係，以對抗包括日本在內的西方國家的軍事圍堵。

        到目前為止，除了美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四國在中國周邊進行常態化軍事演習之外，英國、法國都已經明確宣布將在印太地區部署兵力，派出軍艦在西太平洋進行巡航甚或常駐。

        最引人注目的是德國。自從1918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並退出中國的青島之後，德國已經有102年未在亞洲部署軍事力量。2020年11月初，德國國防部長卡倫鮑爾宣布，2021年將與澳大利亞在印太地區進行軍事部署與合作，包括派出軍艦在印度洋巡航。

        至此，一場圍繞中國的西方國家之間軍事合作已經在2020年開始啟動，雖然到目前為止還未形成一個完整的針對中國的軍事聯盟，但美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等國家間在中國周邊的聯合軍事演習和軍事合作已經開始常態化。

        中國方面因應這種西方國家準軍事同盟的巨大壓力，積極尋求擴大與俄羅斯的防務合作，但距離達成軍事同盟依然有很遠的距離。特別是在中國與印度發生軍事對峙期間，俄羅斯很明顯地偏袒印度，這極大地阻礙了中國與俄國之間的全面軍事合作。

五、    日本與德國將徹底擺脫“二戰”戰敗國的陰影，實現軍事上的重新崛起

        隨着中國與西方國家全面軍事對峙的升級，中國已經替代俄國成為西方國家眼中最主要的敵人，同時也是更具威脅、更具進攻性的敵人。這個“冷戰”後最大敵人的出現，使得日本與德國在西方國家中的軍事地位急劇上升。日本和德國分別是世界排名第三和第四的經濟大國，在西方國家中的經濟、科技地位僅次於美國，但由於“二戰”的濃厚陰影，這兩個世界經濟、科技大國在軍事地位上始終受到限制和壓抑。現在，由於西方國家眼中凸顯的中國軍事威脅的急劇提升，2020年可以視為日本和德國得以擺脫籠罩在頭上的長達75年的“二戰”陰影的最後一年，也可以視為全球民主國家全面合作應對中國軍事威脅的元年。雖然中國一再聲明不對任何國家構成軍事威脅，但中國作為一個非民主國家在台海與南海日益增長的軍事存在，卻給了已經成為西方民主國家成員的日本和德國在“二戰”結束75年之後重返世界頂級軍事俱樂部的充分理由。

六、    印度崛起的開端

        2020年，印度與中國關係急劇惡化，中印邊境自1962年發生戰爭之後，時隔58年再次處於戰爭的邊緣。

        藉由中國與西方國家關係的全面惡化，印度成為西方國家供應鏈轉移出中國的最好也是最大的替代國家。

        印度有與中國同等的人口規模，其勞動力的平均年齡卻比中國年輕10歲左右，這成為印度替代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最大優勢。

        印度替代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優勢還包括：相對完善的法治，對私有財產的法律保護，貨幣流通的寬鬆，與西方共同的社會制度和民主價值觀。

        在軍事上，印度在美國、俄羅斯之間左右逢源，美國和俄羅斯最先進的武器裝備都不對印度設限。印度與日本、澳大利亞也保持着緊密的軍事合作關係。印度最近拉攏的一個準軍事盟友是越南，越南已經就購買印度生產的超音速導彈達成協議，而兩國的共同目標都是對準中國。

        在西方國家與中國的關係全面惡化的前提下，印度憑藉比中國更具優勢的大量低廉勞動人口，將在今後的30年內逐漸發展為與中國全面抗衡的亞洲國家。

七、    世界政治格局重新洗牌

        2020年，以中國、俄國為一方，以西方國家為另一方的“新冷戰”已經從制度、規則、經濟、科技、軍事、情報、輿論等領域全面展開。雖然兩大陣營內部各自有各自的問題，但兩大陣營之間的制度、規則、價值等屬於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領域的對抗已經全面升級、不可抑制。

八、    兩大陣營之間的教育限制、旅行限制將常態化

        隨着2020年全球疫情大流行，美國、加拿大等國發放給中國公民的“十年多次往返簽證”將成為歷史。美國以及盟友國家對中國留學生在科技敏感專業的招生限制將越來越收緊，有官方背景的中國訪問學者的旅行簽證將縮減到令人窒息的程度。

九、    新型mRNA疫苗的成功研發將為癌症、艾滋病的預防及治療帶來新的希望

        2020年之前，傳統疫苗的研發是一個長達5年—10年的過程。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促使科學家創造了醫學史上的奇蹟，在不到1年的時間內成功研發出mRNA新冠病毒疫苗。這一巨大成功將為人類預防醫學帶來新的生機。如果在今後幾年之內，科學家能夠在研發新冠病毒疫苗的基礎上成功研發出長期危害人類生命的癌症和艾滋病的預防及治療疫苗，人們在欣喜的同時，或許應該感謝這次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為人類醫學發展帶來的契機。

      十、2020年將成為人類文明的歷史分界線

        2020年，舊的世界文明秩序已死；2021年，新的世界文明秩序將得到再生。

        多年之後，歷史學家書寫世界歷史的時候，將把這一階段的人類文明史稱之為“2020年之前的世紀”與“2020年之後的世紀”。

        在這一次人類文明宕機重起的過程中，“中國因素”扮演了中心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