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死，一个不吉利的话题。人只要对生活还存有一丝憧憬，是绝不起这一念的，而这一念终归要到来，无神论者是接受这个观点的   。 

  历史上许多伟人在预知即将离开人世时，为后人刻意留下些什么，包括言语，行为。这是对自己的人格在身后一个延续，释迦穆尼临终前，学生苦问老师身后以谁为师，他说以戒律为师。这短短的几个字影响了二千多年来佛教历史，还有很多身为国家重臣的，一生鞠躬尽瘁，而我特意要提及李鸿章，这位晚清大人物临终时一直担忧自己被骂作卖国贼，真被他言中了，多少年来我们就是这样批他的，在晚清这个愚昧的大国里，只有他的思想是超前的，废除科举，送少年出国留学，建水师，办洋务，开银行等，不就是他在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了字吗，他若早死，中国就避灾了吗？是他把国卖了吗？蒋介石把外蒙古都让出去了，算不算卖国？现在南海诸多岛屿被小国占了，有谁站出来当回郑成功呢？

 一念间又想起一人的死，每想到他总是思虑万千。一个已经似乎被遗忘的人物，除了少数史学家还提到他外，即便是中央高层人物也不会在百忙之际想到他。七十多年前被蒋介石命令就地枪决的，他是瞿秋白先生，自称是“一介书生”。

 现在已经少有人在关心这段历史，因为这样的历史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商机，人已经进化得很现实，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历史是让人提不起精神的，但他的的确确曾经在这块土地上存在过，活过，他是我们的财富，是我们真正读懂人生的典范。我提起他仅仅是希望唤醒国人内心深处尚存的对自身生命的一丝思考，瞿秋白先生的伟大，瞿秋白先生的死是超越于党派，超越于国家范畴的。

 关于他被捕入狱到刑场就义留下了详细的资料，包括在狱中写下的《多余的话》和周围人对他细致的回忆都令人称奇，我想首要原因他曾是共产党领袖，其次他的人格是受人尊敬的，包括那些国民党特务和在押他的36师师长宋希濂，都为他的学问和人品深感钦佩。我们在看待这段历史时，必须要肯定以下的前提，那就是当时的共产党组织和四九年建国的共产党完全是两种性质的，前者是听命于苏俄的共产国际，自身没有什么主义的奴才组织，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声称已经不是这个队伍里分子，而是“一介书生”。他厌恶这样的奴才组织，这不是他人生追求的理想，所以即便是死也不愿意挂着这个名分的烈士分子留给后人。国民党曾经开出很宽松的条件来换取他的生命，军统说只要他愿意隐姓埋名，出国考察，为国府在史学上做点事就可以免死。但他的回答是他厌恶三民主义，坚信这个主义不会在中国成功，所以他绝不屈从于三民主义旗下。他求死只是不愿意出卖和他曾经奋斗过的朋友，注意是“朋友”。而不是什么“同志”。

     瞿秋白先生身为共产党领袖是他曾经在苏联共产国际总部为陈独秀做过俄语翻译，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就指派他回国担任临时中央常委，瞿秋白认为自己没有对中国革命作出什么贡献，但在他就任期间，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百色起义。后来的历史证实了，有了这些起义，共产党才有了自己的武装，才能在四九年将老蒋赶出了大陆。中国的这段历史，瞿秋白写了序言，才有毛泽东后来的洋洋文字。一九三一年，共产国际的米夫带着他的高徒王明来到上海，将瞿秋白踢出政治局，视为“平民”。每月只发给他17块钱充作生活费，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他被告知因病不能随队长征，留在了瑞金等着被捕，而比他病情更严重的徐特立，谢觉哉都走完长征到了陕北。瞿秋白是被共产党抛弃的孤儿，他厌恶共产国际这样清党做法，他怀疑起这些年来自己奋斗的作为，尤其在狱中，他开始珍惜起自己的生命，他是热爱生命的，他对生活充满着渴望，同时在这之中悟到了生命的价值。

     被告知第二天枪决的消息，瞿秋白要了安眠药想好好睡上一觉，黎明的丝丝阳光推醒了他。

    据当时执行枪决的特务连连长廖祥光回忆，一早带瞿秋白先生去中山公园拍照，问他还有遗言否，瞿秋白道：

    “余尚有一诗未录出。”

    便重返囚室，瞿秋白挥笔写下绝句。

“1935年6月17日，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署仙境。瞿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

    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秋白绝笔六月十八日”

      据当时的《申报》和宋希濂的回忆，瞿秋白神情自若，缓步来到公园凉亭，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瓮，便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言道：

     “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

      随后缓步走出公园，手持香烟，沿途用俄语吟唱《国际歌》，到达罗汉岭刑场，选择一处坟堆上盘足而坐，微笑道：

     “此地甚好！”

    并命侩子手正面开枪，坦然就义。时年才35岁。

     以当时的事态，国民党双手沾满了多少共产党人的鲜血，但惟独对待瞿秋白枪决给了他高度的礼遇，对他狱中所写的文章做了妥善的安排，最后没给他上脚镣，没有像75年的张志新枪决前割了咽喉。没有别的原因这样对待已是阶下囚的瞿秋白，是他人格的魅力所在。

        搁置起他的政治面目，瞿秋白先生在文学研究方面似乎更加有成，他是将马克思和他的著作介绍给中国的第一人，同时他翻译了许多苏联文学，他的俄语水平堪比林语堂先生的英语，在上海期间，他和鲁迅夫妇来往甚密，鲁迅将他视为文学知己，在和瞿秋白先生的饭余闲谈后，鲁迅创作出多篇形如匕首的杂文，要知道鲁迅的性格是极为自负的，能与他谈笑有鸿儒者寥寥无几。

        瞿秋白为自己的事业奋斗过，只是不幸在中途倒下了，我们往往是记住最后跑到领奖台的英雄，对中途弃权者不会去浓墨重笔，这就是历史，即给我们留下过去的真实，又因我们记忆的浅深将真实隐藏起来，使历史变得有人为色彩而掩盖了真实。上世纪八十年代，共产党为瞿秋白对他在历史上错误的评价进行了昭雪，瞿秋白值得共产党员们去尊重，但同时瞿秋白这样的历史人物应该根据他《多余的话》的原意对他在历史上重新定位，而不是仅仅划分在共产党旗下，因为他已明确声明他不是共产党烈士，在他生前没有看到毛泽东重建的共产党组织前提下，尊重他的原意，是对他的死最高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