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者以規定之音韻，凝練出對世俗社會和人內心情感之文學載體。人類寫詩歷史據考證有四千多年，可以說只要有一種語言成熟和應用就會產生文學，詩歌或許是最容易流傳的載體。在漢語詩歌範圍看，今人還會吟誦詩歌者已不多，但愛讀唐詩宋詞者大有人在，亦有模仿唐詩拼湊一首格律，或對照曲牌填一首詞的愛好者。而誰是在黑夜裡點亮明燈，以“詩人”作為“職業”流傳至今的第一人？自古典籍為何未將楚辭，漢賦歸位詩集？七言詩早於五言詩原因何在？漢語四聲尤其是入聲的出現和詩有何關聯？今人擁戴宋詞，然宋詩有何面貌？錢鍾書先生解釋了“詩分唐宋”的真意，而詩的本質又是什麼？筆者應用已知雜鎖之認知，以《詩之簡史》為名試作考證。

     今人說詩必追溯《詩經》，依次楚辭，唐詩，宋詞，元曲以及民國開啟的現代詩等如數家珍，一脈相承。而古籍對詩的定義不同於今天：

      《尚書  舜典》：“詩言志，歌永言。”

      《國語  周語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

      《漢書 藝文志 六藝略》：“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

      《文心雕龍  樂府》：“凡樂辭曰詩，詩聲曰歌。”

      可見自古“詩”與“歌”始終聯在一起，“詩歌”一詞看似現代語其實歷史悠久，劉勰的《文心雕龍》對於詩解釋地非常清晰，“樂辭曰詩，詩聲曰歌。”可以說至六朝，文人將詩看成歌曲之歌詞無疑，這也符合世界上各語種詩歌出現的普遍通論。《詩經》是漢語語種最早的詩歌總集，作者佚名，原本叫《詩》，後有《詩三百》或《三百篇》，至唐官方編撰《五經正義》後《詩經》和孔孟經典列在一起。《詩經》收錄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詩歌305篇，前後跨越五百多年，但西周時代文字是否完成統一已不得考，筆者認為這是一個編輯和修改的過程，傳說孔子根據禮義標準編撰《詩經》，此言出自《史記》，而《左傳》言：《詩經》編撰完成時，孔子才十歲。《論語》中孔子以《詩經》論道倒是確鑿，他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對其特點則“溫柔敦厚，詩教也”。孔子以“不學詩，無以言”來敲打學子先讀詩，再開口說話。他還認為讀誦《詩經》可以講“禮”，從而可齊家治國平天下，《論語》裡論詩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南宋朱熹解釋得還算到位：“興，感發志意；觀，考見得失；群，和而不流；怨，怨而不怒。”

    當然《詩經》本質就是民間歌詞的總集，它即是民間性當然就是通俗性，西漢早年對《詩經》裡涉及不雅情愛詩句以於否定，這與今文經學派維護王朝統治整樹審美規範有關，而從《毛詩序》：“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詩歌是動之於情的真誠言語表現，就不應該拘束其內容，至清代乾嘉學派亦推崇毛亨、鄭玄對《詩經》的註疏。《詩經》作為經學的一部分在文人之間流傳閱讀始於唐朝《五經正義》，而“詩人”一詞專指創作《詩經》裡歌詞的人。

    從歷代文獻看，《詩經》之後未見有關詩集，《孟子》為此特作了註疏：“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今人在討論《詩經》之後會提到屈原和宋玉，那“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以及“悲哉，秋之為氣也， 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不知感動過多少人，難道這不是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再比較一下兩漢佚名詩《江南》：

        江南可採蓮，

        蓮葉何田田。

        魚戲蓮葉間。

        魚戲蓮葉東，

        魚戲蓮葉西，

        魚戲蓮葉南，

        魚戲蓮葉北。

     若以今天對詩的審美評價《江南》，真無任何研究之處，而確切它是一首歌樂的歌詞，它原本是在曲調中以聲樂歌唱的話今人大致能接受。換言至兩漢，文人對詩的審美還是局限於歌詞，若再細心品味《江南》，從《詩經》至《江南》，四言之後五言登場之間間隔了好幾百年，這不得不說是詩歌發展之里程碑，其標誌是《漢樂府詩》集的編撰。

     漢武帝時代，朝中“樂府署”擴充建制掌管俗樂，收集民間歌辭入樂，“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李延年，司馬相如等數十人受旨編輯採集。當時西漢北拒匈奴，西有西域諸國，南有滇越，南越和閩越，東漢時代匈奴勢力被鮮卑取代，兩漢始終有外族勢力侵蝕，語言的交融促使了音韻的擴展，“古無舌上音”在逐次淡化，那麼民間歌謠中五言或者長短句出現看似必然。《漢樂府》押韻對仗靈活自由，字數句數不限，用韻較寬。同時還發展了《詩經》敘事成分形成敘事詩，最著名的是《孔雀東南飛》《木蘭辭》，民間歌辭語言樸實，迴旋反覆鮮明，音調和諧文字活潑，有音無義的嘆詞之保留豐富了《詩經》“賦，比，興”修辭。筆者舉漢代樂府佚名詩《上邪》為例：

      上邪，

      我欲與君相知，

      長命無絕衰。

      山無陵，江水為竭。

      冬雷震震，夏雨雪。

      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上邪”可譯“上天”，整首詩就是女子對愛情忠貞不渝之表白，很難想象這樣自由書寫出現在距今兩千多年的兩漢。即便現在若譜上曲加搖滾配器亦能高喉。今人讀到《樂府詩》均出自北宋郭茂倩編撰《樂府詩集》，該本收集秦至五代一百卷約五千首詩歌，後編入清《四庫全書總目》。詩真正脫離歌曲是六朝南齊“蕭齊聲律論”的出現，以後詩分兩道，一道為繼續存在於樂府形式的自由詩，而之後杜甫，蘇軾亦有樂府詩作品可能已和歌曲無關。另一道便受格律體規範的詩，至唐被列入科舉考試題而受歷代學子重視。“聲律論”作以簡明解釋是，依靠字的發音連接形成吟誦音韻的起伏婉轉而替代原來音樂，這是完全脫離器樂歌曲的開始並圓滿完成。

      “聲律論”何以出現在短命十二年齊國有其時代因果，筆者認為有以下三個因素：首先漢語第四聲“入聲”之頓現，這是“五胡亂華”之後非漢民族的交融後語音的變化，第四聲“入聲”出現緣由後人說法不一，有自然形成說，有因朝廷要求獻詩刻意出現說，有翻譯梵語佛經吟誦而得說，筆者個人肯定最後一種。《梁書   沈約傳》記載，提出四聲概念最早是南朝周顒，沈約。日本遣唐僧人空海著《文鏡秘府論》對唐代四聲描述有：“平聲哀而安，上聲厲而舉，去聲清而遠，入聲直而促。”今讀來恰到好處。

      其次對仗在齊國時代發生明顯變化。先例舉漢之前對仗，《詩經》曰：

         昔我往矣，揚柳依依；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這是典型“扇面對”無平仄規範。到了兩晉南北朝，詩人引用對仗劇增但依然不講究平仄，曹操有：“樹木叢生，百草豐茂”。陶淵明有：“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流淚抱中嘆，傾耳聽司晨。”謝靈運是個對仗狂，《登江中孤嶼》從頭對到底：

      江南倦歷覽，江北曠周旋。

      懷新道轉迥，尋異景不延。

      亂流趨孤嶼，孤嶼媚中川。

      雲日相暉映，空水共澄鮮。

      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為傳。

      想象崑山姿，緬邈區中緣。

      始信安期術，得盡養生年。

     至南朝宋齊時代出現周顒，此人佛學造詣頗深，他最先主張四聲以平仄規範入詩，而後沈約提出作詩務必避開“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正紐、旁紐”等“八病”，“四聲八病說”由此而來。《封演聞見記》曰：“周顒好為韻語，因此切字皆有平上去之入異。永明中，沈約文辭精拔，盛解音律，遂撰四聲譜。時王融、劉繪、范雲之徒，慕而扇之，由是遠近文學，轉相祖述，而聲韻之道大行。”

     再有齊永明體的形成和當時南齊出現短暫北方無戰事之和平環境有關，《南齊書》曰：“永明之世十許年中，百姓無雞鳴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齊國祚雖短，但漢文學成就異高崛起，除四聲誕生提出“四聲八病說”之外，劉勰著《文心雕龍》從創作，文體，批評等建立起完整的系統理論，《文心雕龍》被後人尊稱《龍學》傲視整個漢語文學史。還有以謝眺為代表以情入景之山水詩風格出現，謝眺詩格和前代謝靈運比肩，後稱“大謝小謝”，詩仙李白是他最大粉絲。最後不能否認永明體出現亦是其創作者在局限環境下的特殊產物，齊武帝蕭賾次子蕭子良喜歡結交賓客，其中以蕭衍，范雲，謝朓，沈約等八人時稱“竟陵八友”時常飲酒作詩，這就是一個貴族小集團在“斗詩取樂”中對詩作刻意束縛嚼勁，筆者認為這是平仄格律出現的最大起因。沈約等人認為：文字有其本身魅力，只要付之於吟誦的節奏離開了音樂依然光彩照人。南齊以及梁產生的詩雖注重平仄但缺乏黏連，所謂“黏連”是第二句與第三句第二個字平仄一致，押韻是首句可鄰韻以外，二四必須同一個韻部，待格律詩真正開大格局當為“夢歸唐朝”。而且和唐代大家相比，齊梁格律詩格局顯小，這和他們不像唐人游遍山川而苟居屋檐下閉門造車不無關係。注重平仄的齊永明體出現至梁武帝蕭衍寫出標準近體絕句，其子梁簡文帝蕭綱寫出了標準五律後“格律論”徹底完善。正由於永明體的鋪墊，進入唐代正逢一大批作詩天才之湧現，將漢語詩推向高峰。附簡文帝蕭綱五律《登板橋詠洲中獨鶴詩》：

       遠霧旦氛氳，單飛才可分。

       孤驚宿嶼浦，羈唳下江濆。

       意惑東西水，心迷四面雲。

       誰知獨辛苦，江上念離群。

          <  待    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