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1年春乾隆帝首次南巡，吳中士子各進獻詩賦賀駕。二十四歲嘉定學子錢大昕作《賦得指佞草》 五言八韻律賦被江南學政莊有恭圈定為一等，呈獻御下親閱。《賦得指佞草》曰：

        中天方遠佞，小草亦懷忠。

        匪手偏能指，無心乃至公。

        孤標宜近日，勁節詎隨風。

        自欲傾葵效，全教滋蔓空。

        根依階砌畔，影射棘槐中。

        賦性嗤蕭艾，遭時異梗蓬。

        觸邪神豸似，紀瑞歲蓂同。

        聖代明良會，欽茲勵百工。

     正在江寧的沈德潛讀罷讚許有加：“灼灼狀桃花之態，依依彿構柳之態，尋條赴節，情韻環周。唐人律賦中亦稱高手，詩格並見大方。” 乾隆帝欣然命江寧特設召試，錢大昕等六位學子被圈定特賜舉人。三年後錢大昕高中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開始了京師二十三年的仕途。以上摘自《潛研堂文集》。

     1925年清華成立國學研究院，建院之初無一張過硬文憑的陳寅恪先生被聘為四導師之一，史學家傅斯年先生面對一些質疑說：“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此言無疑是誇獎陳先生，而“三百年” 又有何指？由民國1925年追溯三百年，確有一座漢學高峰，那就是錢大昕。筆者覺得擱置西學的研究和借鑑僅以漢學講，清華四導師的學問加起來也未超越三百年前的錢大昕，即使放眼清代治學二百位儒學大家，錢大昕依然是鶴立雞群。

      筆者完成《析清代治學及其對漢學之貢獻》之作後，數月里始終沉浸在同樣境地思考，正如一位長跑健將抵達終點後需要一段小跑，長時間駕車後關上引擎需要一隙小坐一樣，此文亦是某種延續，大作完成之後一個“後記”而已。家父墓地安置在嘉定，本想將來有機會去嘉定時順便瞻仰錢大昕先生墓地和“潛研堂”故居，但查下來錢先生墓地雖躲過晚清太平天國亂事，民國軍閥混戰和日軍侵華等但沒有躲過文革摧殘，甚為可惜。據說“潛研堂”故居也是多次搬遷改造，今天的墓地和故居象徵意義早已蓋過歷史意義。相比較世界各地還有幾百年前甚至上千年前的遺存，這個特殊國都幾乎保不住任何古物，倒越發覺得不奇怪了。

     嘉定進士錢大昕北上京師初寓宣武門外繩匠胡同，之後五年曾七次遷居，見《移寓珠曹街與禮堂夜話》詩中有“五年光景七移居”，錢大昕自注云：“予以壬申(1752)六月至都，寓繩匠胡同，十二月寓草廠胡同僧舍。癸酉(1753)二月寓潘家河沿，九月寓椿樹胡同，乙亥(1755)二月寓閔忠寺街，六月寓橫街。至是凡七移寓矣”， 五年七遷，居址均在北京宣武門外迤南一帶泛稱“宣南”的地區。其後錢大昕一家又曾移居宣武門外大街、官菜園上街、將軍教場胡同亦在宣南，則移居已達十次。究其原因，筆者覺得還是家境窘迫，在嘉定在蘇州錢大昕都有錢家宗族或朋友關照，而在北京就不一樣。雖然他後來累充山東、湖南、順天鄉試主考官，然畢竟是翰苑閒曹薪俸不高，無力自置寓宅，不得已為求安居之所而奔波。錢大昕從珠巢街移居宣武門外大街時有題壁詩一首，述其遷居之苦：“真似山僧慣打包，桑根三宿等閒拋。勞如車軸無停轉，拙比林鳩未定巢。市近米鹽喧耳畔，客疏塵土積堂坳。年來學得安心訣，容膝三間即樂郊。”一位大學問家為遷居所苦，發出“桑根三宿”、“勞如車軸”、“鳩未定巢”之嘆，又於無奈之中只能學得“安心之訣”，寄望“容膝三間”即可。

    同時錢大昕搬遷始終不願意離舍宣南而去更偏僻之處又何意？只有了解乾隆時代的京師城區答案易見，京師為全國政治文化中心，而京師的宣南則人文薈萃，名流蔚集。曹仁虎、王鳴盛、王昶均為錢大昕紫陽書院之同窗，入都後均寓居宣南，錢大昕入京後還認識了紀昀、朱筠、畢沅、趙翼、程晉芳、陸錫熊、盧文招、翁方綱等，還有同年同官以及慕名相訪之學人名士，極為廣泛。錢大昕在《炙硯集序》中寫有：“一旦辭家而仕於朝，與賢士大夫游，或接武於公廷，或相訪於寓邸，出或同車，居則促膝，收直諒之益，極談之歡，經年累月，無間寒暑，思尋家庭長枕大被之樂，翻不可得。”， “望衡對宇之際”，日夕過從，論學說文，錢大昕稱為“此平生第一快事也。”     

    宣南也給錢大昕見識戴震提供的機緣，一日在宣南紀曉嵐寓所錢大昕初遇戴震，三人論及天算之學。戴震極稱其師江永算術不下於梅文鼎。錢大昕則認為江永之學大都據西法引申。而梅文鼎能用西學，江永則為西人所用而已。在學問上分歧並沒有影響彼此尊敬，錢大昕對後學戴震極為愛護，他向秦慧田推薦戴震，秦大喜遂聘其至家中助編《五禮通考》。戴震後來“名震京師”和通過錢大昕認識眾多在京學者不無關係，錢後來對戴震評價很高，“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尋義理，實事求是不偏主一家，亦不過騁其辯以排擊前賢。”戴震雖有才高自傲，但說過“當代學者，吾以曉征(錢大昕字)為第二人。”即以排在錢大昕之後第二位自居。

     錢大昕對史學的貢獻莫過於其名著《廿二史考異》，此著也動筆於宣南地區，錢在該著自序中述成書經過：“予弱冠時，好讀乙部書。通籍以後，尤專斯業。自史、漢訖金、元，作者廿有二家，反覆校勘，雖寒暑疾?，未嘗少輟。偶有所得，寫於別紙。丁亥歲，乞假歸里，稍編次之。歲有增益，卷帙滋多。戊戌設教鐘山，講肄之暇，復加討論，間與前人合者，削而去之。或得於同學啟示，亦必標其姓名，郭象、何法盛之事，蓋深恥之也”。錢大昕所述“通籍以後”至“丁亥歲乞假歸里”，其間計十五年，正是錢氏旅居宣南之時。可見，錢大昕在宣南寓齋辛勤耕耘，《廿二史考異》已奠下基礎，初具規模或已成初稿。錢氏自序寫於庚子年，即乾隆四十五年，此時錢大昕已從弱冠之年到中老年52歲。《廿二史考異》全書一百卷，歷二十八年寫成。錢大昕認為：“史非一家之書，實千載之書。祛其疑乃能堅其信，指其瑕益以見其美，拾遺規過，實以開導後學。”全書以實事求是為原則，對《史記》《漢書》《金史》《元史》二十二朝正史全面考證辨異、校勘補遺，因清代學者不承認《舊唐書》《五代史》，與所謂“廿四史”少二史，可謂考證漢大歷史之先河。

     清末大學者王國維曾在清華講授《古史新證》時提出“二重證據法”，即書紙上的史料還要靠地下挖掘出的史料相佐證。而三百年前在宣南的錢大昕已經作了實證。乾隆三十五年，京師琉璃廠窯產掘土發現一座古墓，墓主骨骸猶存，墓有石碑埋地下書有墓誌。錢大昕聞訊趕去擬拓下碑文。不料此時距發現已十天，墓主骨骸已移葬碑亦掩埋，錢大昕極為遺憾：“世竟無拓本，惜哉!”所幸主事者已將碑文抄錄，錢大昕得以借回審讀，此碑所記墓主為遼薊州刺史、檢校尚書左僕射李內貞，“子姓皆通顯，而姓氏不載正史”。錢大昕特為撰寫《記琉璃廠李公墓誌》並以碑考史，證明碑文所述遼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祖尊號，皆與史合。又據之補《遼史》所缺。特別是碑文記墓主“…薨於盧龍坊私第，年十八，以當年八月八日葬於京都燕下鄉海王村”。錢大昕據此指出“遼南京城因藩鎮之舊，唐時閔忠寺在城內東南隅，今之琉璃廠在遼為城東燕下鄉，正可互證。而海王村之名，亦好事者所當知也”。錢氏所述遼南京城地望，以及唐閔忠寺及清琉璃廠位置，正在今北京市宣武區所轄地域之內。現代考古學家趙其昌考證，燕下鄉，即唐代之燕夏鄉，其地在當時東城牆迤東至今廣渠門一帶，海王村則為燕下鄉所屬村落，其區域在今琉璃廠到東單御河橋之間。錢大昕記琉璃廠李公墓誌一事，僅是他金石考史補史之一例，《錢竹汀先生行述》亦記錢大昕“在京寓，暇即讀經史，日以為常。間往琉璃廠書市，購得漢唐石刻二、三百種，晨夕校勘，佐以史事，為之拓尾，考證金石文字自此始”。《金石文跋尾》二十五卷，是錢大昕金石文字研究心得之結晶。乾嘉學派史學家王鳴盛為之作序，認為古來金石學名家有宋之歐陽修、劉敞，趙明誠，明之都穆，清之顧炎武、王澍、朱彝尊七人。而錢大昕“乃盡掩七家，出其上，遂為古今金石學之冠”，評價極高。梁啓超論清代學術稱金石學在清代“彪然成一科學”，顧炎武為斯學濫觴，而繼起諸大家則首列錢大昕，可見錢大昕於金石學之貢獻及其學術地位。 

     乾隆三十二年，錢大昕夫人王舜英去世，錢於是年告病還鄉。兩年後又回到京師，補原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入值上書房，遷詹事府少詹事。隨後干三十九年派充河南鄉試正考官，再次出都，旋任廣東學政。乾隆四十年，錢大昕父卒，返里守制。服闕，又丁母憂。從此告病不再復出。在此期間，錢大昕曾先後出任南京鐘山書院、松江婁東書院院長。乾隆五十四年，在闊別三十七年之後，錢大昕回到受業之地蘇州紫陽書院任院長。從鐘山到紫陽，執掌杏壇長達三十餘年，學子中不乏樸學大家，作育英才，樹人百年。

     蘇州紫陽書院是錢大昕受業之所，又是其學術肇源之地。錢氏通籍後先後居京師宣南長達二十三年。宣南地處京師，八方輻輳，賢士大夫雲集。錢大昕居於宣南，納各家之長，補己之短，切磋交流，形成錢氏獨自學術風格，其造詣達於高峰。晚年錢氏又重返江南，入長紫陽，其學術曰益光大，授業解惑，影響所及自成一派。這種由南而北，由北而南之學術交流與融合，構成清代治學發展史上頗具特色之篇章，亦宣南文化獨具之特色。錢大昕著作等身，除了上文記載《廿二史考異》，還有《潛研堂全書》收《三史拾遺》五卷，《諸史拾遺》五卷，《元史氏族表》三卷，《補元史藝文表》四卷，《通鑑注辨證》二卷等。著名的《十駕齋養新錄》錢大昕常年讀書筆記，所謂“十駕”取自《荀子》：“駑馬十駕，功在不舍。”

     1804年11月2曰，一代大師年已古稀病卒於蘇州紫陽書院，享年76歲。仙逝當日大師還和學子們聊天談笑，王昶作《詹事府少詹事錢君大昕墓志銘》：卒之日尚與諸生相見，口講指畫，談笑不輟，及少疲，倚枕而臥，不逾時家人趨視，已與造化者游矣。非其天懷淡定，涵養有素，能如此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