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1年春乾隆帝首次南巡,吴中士子各进献诗赋贺驾。二十四岁嘉定学子钱大昕作《赋得指佞草》 五言八韵律赋被江南学政莊有恭圈定为一等,呈献御下亲阅。《赋得指佞草》曰: 中天方远佞,小草亦怀忠。 匪手偏能指,无心乃至公。 孤标宜近日,劲节讵随风。 自欲倾葵效,全教滋蔓空。 根依阶砌畔,影射棘槐中。 赋性嗤萧艾,遭时异梗蓬。 触邪神豸似,纪瑞岁蓂同。 圣代明良会,钦兹励百工。 正在江宁的沈德潜读罢赞许有加:“灼灼状桃花之态,依依彿构柳之态,寻条赴节,情韵环周。唐人律赋中亦称高手,诗格并见大方。” 乾隆帝欣然命江宁特设召试,钱大昕等六位学子被圈定特赐举人。三年后钱大昕高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开始了京师二十三年的仕途。以上摘自《潜研堂文集》。
1925年清华成立国学研究院,建院之初无一张过硬文凭的陈寅恪先生被聘为四导师之一,史学家傅斯年先生面对一些质疑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此言无疑是夸奖陈先生,而“三百年” 又有何指?由民国1925年追溯三百年,确有一座汉学高峰,那就是钱大昕。笔者觉得搁置西学的研究和借鉴仅以汉学讲,清华四导师的学问加起来也未超越三百年前的钱大昕,即使放眼清代治学二百位儒学大家,钱大昕依然是鹤立鸡群。
笔者完成《析清代治学及其对汉学之贡献》之作后,数月里始终沉浸在同样境地思考,正如一位长跑健将抵达终点后需要一段小跑,长时间驾车后关上引擎需要一隙小坐一样,此文亦是某种延续,大作完成之后一个“后记”而已。家父墓地安置在嘉定,本想将来有机会去嘉定时顺便瞻仰钱大昕先生墓地和“潜研堂”故居,但查下来钱先生墓地虽躲过晚清太平天国乱事,民国军阀混战和日军侵华等但没有躲过文革摧残,甚为可惜。据说“潜研堂”故居也是多次搬迁改造,今天的墓地和故居象征意义早已盖过历史意义。相比较世界各地还有几百年前甚至上千年前的遗存,这个特殊国都几乎保不住任何古物,倒越发觉得不奇怪了。
嘉定进士钱大昕北上京师初寓宣武门外绳匠胡同,之后五年曾七次迁居,见《移寓珠曹街与礼堂夜话》诗中有“五年光景七移居”,钱大昕自注云:“予以壬申(1752)六月至都,寓绳匠胡同,十二月寓草厂胡同僧舍。癸酉(1753)二月寓潘家河沿,九月寓椿树胡同,乙亥(1755)二月寓闵忠寺街,六月寓横街。至是凡七移寓矣”, 五年七迁,居址均在北京宣武门外迤南一带泛称“宣南”的地区。其后钱大昕一家又曾移居宣武门外大街、官菜园上街、将军教场胡同亦在宣南,则移居已达十次。究其原因,笔者觉得还是家境窘迫,在嘉定在苏州钱大昕都有钱家宗族或朋友关照,而在北京就不一样。虽然他后来累充山东、湖南、顺天乡试主考官,然毕竟是翰苑闲曹薪俸不高,无力自置寓宅,不得已为求安居之所而奔波。钱大昕从珠巢街移居宣武门外大街时有题壁诗一首,述其迁居之苦:“真似山僧惯打包,桑根三宿等闲抛。劳如车轴无停转,拙比林鸠未定巢。市近米盐喧耳畔,客疏尘土积堂坳。年来学得安心诀,容膝三间即乐郊。”一位大学问家为迁居所苦,发出“桑根三宿”、“劳如车轴”、“鸠未定巢”之叹,又于无奈之中只能学得“安心之诀”,寄望“容膝三间”即可。
同时钱大昕搬迁始终不愿意离舍宣南而去更偏僻之处又何意?只有了解乾隆时代的京师城区答案易见,京师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而京师的宣南则人文荟萃,名流蔚集。曹仁虎、王鸣盛、王昶均为钱大昕紫阳书院之同窗,入都后均寓居宣南,钱大昕入京后还认识了纪昀、朱筠、毕沅、赵翼、程晋芳、陆锡熊、卢文招、翁方纲等,还有同年同官以及慕名相访之学人名士,极为广泛。钱大昕在《炙砚集序》中写有:“一旦辞家而仕于朝,与贤士大夫游,或接武于公廷,或相访于寓邸,出或同车,居则促膝,收直谅之益,极谈之欢,经年累月,无间寒暑,思寻家庭长枕大被之乐,翻不可得。”, “望衡对宇之际”,日夕过从,论学说文,钱大昕称为“此平生第一快事也。” 宣南也给钱大昕见识戴震提供的机缘,一日在宣南纪晓岚寓所钱大昕初遇戴震,三人论及天算之学。戴震极称其师江永算术不下于梅文鼎。钱大昕则认为江永之学大都据西法引申。而梅文鼎能用西学,江永则为西人所用而已。在学问上分歧并没有影响彼此尊敬,钱大昕对后学戴震极为爱护,他向秦慧田推荐戴震,秦大喜遂聘其至家中助编《五礼通考》。戴震后来“名震京师”和通过钱大昕认识众多在京学者不无关系,钱后来对戴震评价很高,“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亦不过骋其辩以排击前贤。”戴震虽有才高自傲,但说过“当代学者,吾以晓征(钱大昕字)为第二人。”即以排在钱大昕之后第二位自居。
钱大昕对史学的贡献莫过于其名著《廿二史考异》,此著也动笔于宣南地区,钱在该著自序中述成书经过:“予弱冠时,好读乙部书。通籍以后,尤专斯业。自史、汉讫金、元,作者廿有二家,反复校勘,虽寒暑疾?,未尝少辍。偶有所得,写于别纸。丁亥岁,乞假归里,稍编次之。岁有增益,卷帙滋多。戊戌设教钟山,讲肄之暇,复加讨论,间与前人合者,削而去之。或得于同学启示,亦必标其姓名,郭象、何法盛之事,盖深耻之也”。钱大昕所述“通籍以后”至“丁亥岁乞假归里”,其间计十五年,正是钱氏旅居宣南之时。可见,钱大昕在宣南寓斋辛勤耕耘,《廿二史考异》已奠下基础,初具规模或已成初稿。钱氏自序写于庚子年,即乾隆四十五年,此时钱大昕已从弱冠之年到中老年52岁。《廿二史考异》全书一百卷,历二十八年写成。钱大昕认为:“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实以开导后学。”全书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对《史记》《汉书》《金史》《元史》二十二朝正史全面考证辨异、校勘补遗,因清代学者不承认《旧唐书》《五代史》,与所谓“廿四史”少二史,可谓考证汉大历史之先河。
清末大学者王国维曾在清华讲授《古史新证》时提出“二重证据法”,即书纸上的史料还要靠地下挖掘出的史料相佐证。而三百年前在宣南的钱大昕已经作了实证。乾隆三十五年,京师琉璃厂窑产掘土发现一座古墓,墓主骨骸犹存,墓有石碑埋地下书有墓志。钱大昕闻讯赶去拟拓下碑文。不料此时距发现已十天,墓主骨骸已移葬碑亦掩埋,钱大昕极为遗憾:“世竟无拓本,惜哉!”所幸主事者已将碑文抄录,钱大昕得以借回审读,此碑所记墓主为辽蓟州刺史、检校尚书左仆射李内贞,“子姓皆通显,而姓氏不载正史”。钱大昕特为撰写《记琉璃厂李公墓志》并以碑考史,证明碑文所述辽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祖尊号,皆与史合。又据之补《辽史》所缺。特别是碑文记墓主“…薨于卢龙坊私第,年十八,以当年八月八日葬于京都燕下乡海王村”。钱大昕据此指出“辽南京城因藩镇之旧,唐时闵忠寺在城内东南隅,今之琉璃厂在辽为城东燕下乡,正可互证。而海王村之名,亦好事者所当知也”。钱氏所述辽南京城地望,以及唐闵忠寺及清琉璃厂位置,正在今北京市宣武区所辖地域之内。现代考古学家赵其昌考证,燕下乡,即唐代之燕夏乡,其地在当时东城墙迤东至今广渠门一带,海王村则为燕下乡所属村落,其区域在今琉璃厂到东单御河桥之间。钱大昕记琉璃厂李公墓志一事,仅是他金石考史补史之一例,《钱竹汀先生行述》亦记钱大昕“在京寓,暇即读经史,日以为常。间往琉璃厂书市,购得汉唐石刻二、三百种,晨夕校勘,佐以史事,为之拓尾,考证金石文字自此始”。《金石文跋尾》二十五卷,是钱大昕金石文字研究心得之结晶。乾嘉学派史学家王鸣盛为之作序,认为古来金石学名家有宋之欧阳修、刘敞,赵明诚,明之都穆,清之顾炎武、王澍、朱彝尊七人。而钱大昕“乃尽掩七家,出其上,遂为古今金石学之冠”,评价极高。梁启超论清代学术称金石学在清代“彪然成一科学”,顾炎武为斯学滥觞,而继起诸大家则首列钱大昕,可见钱大昕于金石学之贡献及其学术地位。
乾隆三十二年,钱大昕夫人王舜英去世,钱于是年告病还乡。两年后又回到京师,补原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入值上书房,迁詹事府少詹事。随后干三十九年派充河南乡试正考官,再次出都,旋任广东学政。乾隆四十年,钱大昕父卒,返里守制。服阙,又丁母忧。从此告病不再复出。在此期间,钱大昕曾先后出任南京钟山书院、松江娄东书院院长。乾隆五十四年,在阔别三十七年之后,钱大昕回到受业之地苏州紫阳书院任院长。从钟山到紫阳,执掌杏坛长达三十余年,学子中不乏朴学大家,作育英才,树人百年。
苏州紫阳书院是钱大昕受业之所,又是其学术肇源之地。钱氏通籍后先后居京师宣南长达二十三年。宣南地处京师,八方辐辏,贤士大夫云集。钱大昕居于宣南,纳各家之长,补己之短,切磋交流,形成钱氏独自学术风格,其造诣达于高峰。晚年钱氏又重返江南,入长紫阳,其学术曰益光大,授业解惑,影响所及自成一派。这种由南而北,由北而南之学术交流与融合,构成清代治学发展史上颇具特色之篇章,亦宣南文化独具之特色。钱大昕著作等身,除了上文记载《廿二史考异》,还有《潜研堂全书》收《三史拾遗》五卷,《诸史拾遗》五卷,《元史氏族表》三卷,《补元史艺文表》四卷,《通鉴注辨证》二卷等。著名的《十驾斋养新录》钱大昕常年读书笔记,所谓“十驾”取自《荀子》:“驽马十驾,功在不舍。”
1804年11月2曰,一代大师年已古稀病卒于苏州紫阳书院,享年76岁。仙逝当日大师还和学子们聊天谈笑,王昶作《詹事府少詹事钱君大昕墓志铭》:卒之日尚与诸生相见,口讲指画,谈笑不辍,及少疲,倚枕而卧,不逾时家人趋视,已与造化者游矣。非其天怀淡定,涵养有素,能如此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