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驾斋养新录》乃晓征先生一生博览群书之读书札记。先生学识渊博，贯通经史、易学象数、文字音韵、金石诗文等，尤善以史证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河图洛书》一文编于卷一“易”类，篇幅虽不过千言，然于全录之中已属宏篇。全文考证严密，非借新出之孤证以翻旧案，而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对以朱熹为首之宋儒抛出三处根本之诘问，令后学清晰明辨，从根基上瓦解《河图》《洛书》所建构之宋学权威。

   《河圖》《洛書》兩圖，宋朱震《周易》卦圖始首列之，謂劉牧傳於范諤昌，諤昌傳於許堅，堅傳於李溉，溉傳於种放，放傳於希夷陳摶。

     先生开篇条分缕析，直指《图》《书》之传承谱系。此二图首见于宋代朱震所撰之《周易卦图》。据朱震自言：此图乃刘牧受之于范谔昌，范受之于许坚，许受之于李溉，李受之于种放，种放受之于陈抟。然至陈抟而上，其源遂绝。陈抟何许人也？乃五代至宋初通晓易理内丹之道家高人，被后世奉为陈抟老祖、希夷祖师。先生如数家珍般道破此传承脉络，言下之意甚明：朱震本欲以此谱系自证其说渊源有自，却如同于自承其伪。既然其源起宋初陈抟，则汉唐千余载之鸿儒道流，何以皆未见此二图？此问犹如雷击，一语道破，直将其“上古神启”之迷雾釜底抽薪。

    《河圖》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縱橫十有五，總四十有五。《洛書》一與五合而為六，二與五合而為七，三與五合而為八，四與五合而為九，五與五合而為十。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十卽五五也。《太元》曰：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五相守。范望云：重言五者，十可知也。一三五七九，奇數。二十有五。二四六八十，偶數三十。故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數五卽十也。故《河圖》之數四十有五，而五十之數具。《洛書》之數五十有五，而五十之數在焉。唯十卽五也，故甲已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而不數十，十，盈數也。案：漢上朱氏始列《河圖》《洛書》於《易》圖之首，依劉牧說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至朱文公，用蔡元定說，以劉所傳《河圖》為《洛書》，《洛書》為《河圖》，又引元定說謂圖、書之𧰼，自漢孔安國、劉歆、魏關子明、宋康節先生邵雍，皆謂如此。至劉牧始兩易其名而諸家因之。

   晓征先生于此段案语中，对《图》《书》之数理布局详加申说，此不赘述。至若原文所引之“《太元》”，实乃汉代大儒扬雄所撰之《太玄》。笔者考之，此非先生笔误，亦非刊刻之失，乃清儒避康熙帝玄烨之名讳，例改“玄”为“元”。范望在注解扬雄《太玄》时，重言两个五，即“五与五相守”以为十。笔者需在此着重指出：《河图》《洛书》之名虽至宋初陈抟方始附会其图，然此二图所载之数理却古已有之。《河图》之内核实为九宫图，亦谓“九数图”；《洛书》之内核实为五行生成图，亦谓“十数图”。此二者本属先民算术之常理，与神道设教无涉，笔者拟于后文另辟专章，详加考辨。

    晓征先生于案语末尾揭示一段公案，朱震初将《图》《书》列于《周易》图解卷首，乃依刘牧之说，以九宫图为《河图》，五行图为《洛书》。然朱熹却从蔡元定之说，将刘牧所传之名互换，并托言此图、书之形制与名实，自汉孔安国、刘歆，历魏关朗，至宋邵雍皆如是论，唯刘牧始乱其名而诸家盲从。晓征先生特拈出此段争议，实乃明修栈道，连宋儒自家对《图》《书》之名实尚且聚讼纷纭，朝令夕改，其所谓“自古传承”之神话，岂非不攻自破？及至晓征先生之世，朱子《周易本义》所定“十图九书”之论，早已奉为圭臬，不容置疑。今之学者若再论此二图，恐仍难脱朱子之陈规。然以笔者观之，何为河图？何为洛书？由刘牧、朱震至朱熹，孰对孰错？实则无关精要。所谓《图》《书》之定名，实为宋儒闭门造车之文字游戏，与先秦汉唐之真貌了无关系。而朱熹托古于孔安国、刘歆等先贤，实未尝亲自深考原委，此正暴露宋儒重义理而轻考据，好发空论之流弊。

    劉牧《易數鈎隱圖》，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而朱文公易之。魏華甫云：朱文公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引邵子說，辨析甚精，而邵子不過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且戴九履一之圖，其𧰼圓，五行生成之圖，其𧰼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為圖、十為書乎。朱子雖力攻劉氏，而猶曰，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為可疑耳。又曰：安知圖之不為書、書之不為圖。則朱子尚有疑於此也。

    晓征先生于此段落，深究朱熹颠覆刘牧“九河十洛”、改以“十河九洛”流传后世之原委，并对朱熹抛出第二个根本诘问。考刘牧其人，官至太常博士，留于后世之记载实不多见，《宋史  艺文志》仅载其撰有《新注周易》十卷。南宋理学家魏了翁曾言，朱熹定“十为河图，九为洛书”时引用邵雍之言以作辨析，极为精当。然晓征先生却拨云见日，指出邵雍原话不过是“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况且“戴九履一”之九数图，其形制为圆，“五行生成”之十数图，其形制为方。此明示了“九圆而十方”。由此推之，邵雍本意恰恰是“九为河图，十为洛书”。朱子欲引邵雍以自重，却未察其言外之意，反证了刘牧之说。此正谓引援失当，自陷矛盾。进而言之，朱熹虽力驳刘牧，然其论及《周易》与《尚书 洪范》之数理时，亦叹言“安知图之不为书，书之不为图”。晓征先生遂发诘问：朱子既自承心底存疑，又何以在撰述《周易本义》时，敢堂而皇之将十数定为河图，九数定为洛书，奉为不易之铁案？

    笔者以为，晓征先生此处之诘问，意不在争辩图名之对错，而在于直击宋儒治学方法之软肋。正如此前所述，所谓“河图”“洛书”之名相争辩，与先秦汉唐之真貌毫无干涉。然宋儒每每悬空臆断，不顾古义而师心自用，欲强作解人以自圆其说。此等重玄理而轻实证之治学态度，实为晓征先生所不齿。观照今人，亦复如是，当代学者冯时先生于其宏大演讲中，对何谓《河图》《洛书》亦发惊人之语，竟谓朱熹之“十河九洛”皆可视为“洛书”。显而易见，冯先生将宋代之前之经典传承一刀两断，竟以宋儒凭空构造、连自家都未能自洽之图式为圭臬，反向去附会五千年前凌家滩之史前遗物。此种倒果为因、削足适履之治学理路，终致其论点如无根之萍，虚浮于史料之上。

    九宮之圖古矣，《大戴禮 明堂篇》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明堂九室之制，蓋準乎此。《易乾鑿度》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亦謂此圖也。其原本出於《易》，與八卦方位相應，漢儒皆能言之，方士又以白黑碧綠赤黃紫，記其方位，別為太一遁甲之術，以占吉凶休咎，遂為儒者所不道。陳希夷輩，依《大戴》為圖，不用白黑等字。其識固高出方士一等矣。但此圖流傳巳久，漢世河、洛秘緯盛行，不聞指此為《河圖》、亦不聞指為《洛書》，未審後儒何所見而鑿鑿言之也。

  “九宫之图古矣”，晓征先生于此段正式展开对“九数图”即九宫图在先秦两汉典籍中的文献溯源。《大戴礼记》乃西汉戴德所编之礼制汇编，其《明堂篇》详述古代帝王行朝会、祭祀之“明堂”规制。文中提出“九室”之结构，其空间布局恰为“二九四”居南面三室（明堂），“七五三”居中间三室（太庙），“六一八”居北面三室（青阳）。由此确证，所谓“九宫数”，最初实乃先民用于规划明堂建筑与空间方位之算理方阵。至汉代谶纬典籍《易纬   乾凿度》中，更从易数角度明言：“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四正四维，皆合于十五。”其中“四正四维”，即东、南、西、北四个正位与四个偏角。先生断言，此即对九宫图最确切之描述，其理源于《周易》，与八卦方位相合。尤为关键的是，此等九宫方位之学，于汉儒而言绝非秘传绝学，乃是通儒皆能晓畅言之的基础常识。及至后世，民间方士以白、黑、碧、绿等色标记九宫方位，演变为“太一”“遁甲”之类占卜吉凶的星命方术，正统儒者遂不屑道之。至宋初，陈抟等方外之士，重拾《大戴》古义，剔除代表颜色之字眼而绘成纯粹之图式。陈氏此举，实乃褪去江湖术士之斑斓外衣，还其上古算术之素朴面貌。然恰是这种看似高古之“包装”，反令后世宋儒真假莫辨，误认其为失传之神道秘籍。

   故而晓征先生在文末发出致命一击，九宫图自古流传，而在汉代，《河图》《洛书》之神秘谶纬学说亦大行其道。简言之，在汉代之世，“九宫之实”之算术模型与“河洛之名”之神话符瑞并行于天下，而汉人从未将二者混为一谈。连亲身处于谶纬狂热之中的汉代经学家，都不曾有片纸只字指认九宫便是《河图》或《洛书》。 既然如此，“未审后儒何所见而凿凿言之也”？相隔千年的宋儒，究竟看到了什么汉代人都没见过的证据，敢如此言之凿凿地将九宫改名为《河洛》？此一诘问，犹如釜底抽薪，直击宋儒妄造名实之死穴。

    盧辯註《大戴》有法龜文之說。辯北齊人也。甄鸞註《數術紀遺》云：二四為肩，六八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亦與龜文之說暗合。鸞，後周人也。朱文公以九為《洛書》，蓋用盧辯說，而誤以為鄭氏註。

   至此全文末段，晓征先生对朱熹及宋儒抛出了第三个，亦是最为致命的根本诘问，这直击文献考据之硬伤。朱熹之所以坚持“十河九洛”而更易刘牧之图，其最大的文献倚仗，便是《大戴礼记   明堂篇》言及“明堂九室”时，其后所附的一句注文：“明堂九室，法龟文也”。朱熹见此八字如获至宝，断言此乃东汉大儒郑玄之注。朱氏借此大张旗鼓以立论：谓汉世大儒早已明言九室之数即是神龟之文，足证“九数即洛书”乃汉儒之共识。

    然晓征先生明察秋毫，直指《大戴》此注之作者实为北朝之卢辩，而非东汉之郑玄。实则发此真知灼见者，非独先生一人，清儒经黄宗羲、胡渭等精细考辨，溯源《汉志》《隋志》及历代经籍传授，铁证郑玄毕生仅为《小戴礼记》作注，何尝染指《大戴》半字？“法龟文也”四字，纯出南北朝后人之手，与汉代经学毫无瓜葛。朱熹不察文献真伪，抑或饥不择食，竟将数百载后卢辩之附会，强加于汉儒郑玄之口，以此作为其“河洛神话”之基石。此举既失考据之严谨，更曝其先入为主之偏执。由此反证，在先秦两汉之世，明堂九宫只是建筑理数与算理模型，“九数”与“神龟洛书”之间，本无半点干涉。

   此外，《数术记遗》为汉代徐岳所撰，正文有“九宫算，五岁下，一篇。”至北周时，甄鸾为之作注曰：“九宫者，即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虽此种拟人化之图形描述出自北周甄鸾之手，然其所释者，实乃汉代之数学专著。由此可证直到南北朝，学者们依然将这个图阵视为一种“算术”与“术数”的结合，称之为“九宫算”。晓征先生引此例意在点明：将九宫方阵附会为具象之“龟身”（有肩、有足），实发端于南北朝时期卢辩，甄鸾之学。然即便如甄鸾这般赋予其龟之形态，依然恪守其数学本质，绝口不提《洛书》云云。

    文末，先生一锤定音，断言朱熹乃是挪用卢辩之说，却误作郑玄之注，进而推演出毫无根基之谬论。此实乃宋儒重义理而轻实证、好凭空悬想之学风流弊。纵观先生此文，表面考辨《河图》《洛书》名实之真伪，实质上是对宋代学者在学术建构中“罔顾史实、脱离文献、张冠李戴”之做派，进行一场深度之清算。千载之下，宋儒之迷梦早被清儒之考据击碎，而今之探源学者若不辨文献真伪，仍执宋氏之妄图去勘验史前之遗物，岂非一误再误、刻舟求剑乎。

      待      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