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思此文時，余曾數度躊躇乃至意欲擱筆，揆其緣由，因相比其他學術領域，余自揣於“小學”之音韻一學用功尚淺，若強作解人，去剖析曉征先生的精闢之論，誠恐貽笑大方。然轉念及當今之學風，《十駕齋養新錄》這般宏篇札記，恐已鮮有肯沉下心來埋首苦讀，逐條註疏之人。余執筆之初衷，實欲藉此喚起同道之覺醒，此書不僅印證曉征先生仰之彌高的學識，更攸關漢文化之賡續與研究，吾輩後學去解讀先生之遺墨固然要緊，但更為緊要者，是去體悟其字裡行間所蘊含之治學大道與考證之法，此方為後學務必明了且傳承之真精神。

    其次，回望清代漢學巨擘乃至整個乾嘉學派，前人為後世留下了歷經嚴密校勘、辨偽與註疏之浩瀚典籍。今人實則安臥於先賢造就之“學術溫床”之上作學問，或據此指點江山，或發些鑿空妄論。然置身當下信息通達，新材料新發現層出不窮之大變局中，卻鮮少有人能跳出這舊有之溫床，去開拓更新之學術疆土。是故為求得些許新之啟示與反思，余以為撰寫此文仍有其不可替代之意義。

    誠如阮元先生撰《十駕齋養新錄序》中所言：“國初以來，諸儒或言道德、或言經術、或言史學、或言天學、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韻、或言金石詩文，專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錢辛楣先生能兼其成。”較之專攻史學之巨著《廿二史考異》，《十駕齋養新錄》並非局限於單一學術領域之集大成者，實乃曉征先生常年博覽群書之閱讀隨筆，為札記經史百家諸義之薈萃。其文由讀而思，因思而錄，短小精悍。批文小札往往自發凡起例至考訂證訛，直擊要害而徑出宏論。然其間推導之曲折，引證之脈絡，常略而不詳。後學若無淵博之知識儲備，實難窺其堂奧。而先生治學之精妙法則，便往往潛藏於這寥寥數語之字裡行間。

    余尤於細讀《卷五 古今音》一則後，深有感觸。此文表面觀之，似僅就“車”、“華”二字之上古發音作考辨，今人閱之若止步於此，實為“買櫝還珠”之憾。余反覆咀嚼文本，漸悟得先生探求古音之匙。試想今人作學問，盡可坐擁電子檢索與人工智能之利，而乾嘉乃至先秦中古，茫茫千載，典籍之中全無音頻存世。然先生與歷代音韻大家，竟能憑藉紙上蒼黃，精準推演出千年以前之雅言正音。明乎此，則先生所創“古無舌上音”，“古無輕唇音”兩大音韻學鐵律之由來，亦隨之迎刃而解。茲容余以《卷五 古今音》之文本細讀為發端，條分縷析，試揭其考證方法之嚴密邏輯。

      《卷五 古今音》

      釋名，古者曰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日車，聲近舎，韋昭辯之雲，古皆音尺奢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二說正相反，韋氏誤也。

   《釋名》成書於東漢末年，最早提及該書者為《三國志  吳書》，其後《顏氏家訓   音辭篇》與《隋書  經籍志》均載其作者為劉熙。然歷代學者對劉熙是否獨撰此書尚存疑義。經考證劉熙確為東漢晚期之人，曾於黃巾起義至漢亡之際避亂交州。清代學者畢沅著《釋名疏證》，考辨此書之編撰實始於劉珍，後由劉熙接手繼成。今學界多認同，今本《釋名》二十七篇確為劉熙所定，而史載劉珍所作之三十篇，或為現已佚失之別書。

   《釋名》乃一部旨在探求詞源之訓詁專著，專恃“聲訓”之法，即以音同、音近之詞解釋被訓詁之詞。聲訓之法古已有之，如《論語》之“政者正也”、“仁者人也”，至漢代益發興盛。漢儒多以此法釋名號、典章及天干地支等，然多限於宣揚儒家思想，重義理附會而少語言本源之探求。反觀《釋名》，則確由語言學及語源學之角度運用聲訓，且將其範疇由名物制度延展至百姓之日用起居。

    按《荀子 正名》云：“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語言得名之初固然帶有任意性，然字詞於引申、分化乃至派生之過程中，其實際結合必有內在理據。此理正合《釋名》所言：“夫名之於實，各有義類。”余深表贊同王力先生對《釋名》之定評：書中所存大量訓詁材料可與《爾雅》，《說文解字》參互考證，且其成書去古未遠，不僅可推求古人之制度風俗，反映詞義之新舊演變，更因其以聲訓為主，多存雙聲、疊韻之字，實為考見古音之淵藪。可以想見，曉征先生開篇即引《釋名》，其案頭或正置此書，然先生考辨古音，眼界宏闊，實不獨恃此一法也。

    東漢劉熙撰《釋名》雲，古時“車”音如“居”，蓋因車乃載人之物，取“居人”之意。而至漢代，“車”之讀音已漸近於“舍”。此“居”、“舍”二音之分化，延至今日依然有跡可循，如弈林象棋之中，棋子“車”確然讀作“居”（jū）。考之史實，古人言車必指馬拉之戰車或乘車，此於《詩經》《論語》等先秦文獻中屢見不鮮，至於單騎代步，充作行軍，雖史載首見於“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然必待兩晉馬鐙形制完備後，方大行於中原。故先秦之“車”，重在其車廂之“居人”功能。按劉熙之見，“居”乃古音之正，後世方滋生“舍”音，此“舍”音即與今人所讀之“chē”音相去不遠。至於文中“韋昭辯之雲”一句，乃指稍晚於劉熙之三國東吳學者韋昭，對此提出異議。韋昭認為古時“車”皆讀作“尺奢反”（即近“舍”音），而“居”音反倒是自漢代以降方才出現。劉、韋二人之說，在此截然相對。而曉征先生明斷韋氏之說為謬，其下文便層層剖析韋昭致誤之根由。

     韋特見詩王姬之車，君子之車，皆為華韻，而不知讀華為呼瓜切，亦非古音也。古讀華為敷，詩有女同車，與華，琚，都為韻，攜手同車，與狐，烏為韻，車之讀居，又何疑焉，宏嗣生於漢季，稍染俗學，故於古音不甚了了。

  “王姬之車”，“君子之車”皆語出《詩經》。韋昭當年便是窺見此等句中“車”與“華”通押，遂輕下斷言，以為“車”讀作“尺奢反”，近“舍”音乃自先秦始。然而曉征先生目光銳利，直指韋氏之謬，其徒知“車”與“華”押韻，卻不知“華”字若按後世之“呼瓜切”，音近今之（huā），亦絕非先秦古音。考之先秦，古讀“華”實為“敷”（fū）音。先生特舉《詩經  鄭風  有女同車》以證之：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

     將翱將翔，佩玉瓊琚。

     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觀此一章，“車”，“華”，“琚”，“都”四字赫然同處一韻。試想若依韋昭之說，“華”讀作“呼瓜切”（hua），“車”讀作“舍”（she），則斷難與“琚（jū）”、“都（dū）”二字叶韻。唯有正本清源，復原“華”之古音為“敷（fū）”，“車”之古音為“居（jū）”，如此方能與“琚”、“都”字音相協，渾然一體。

   為使孤證不立，先生復引《邶風  北風》中“攜手同車”一節：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

     惠而好我，攜手同車。

   此處“狐”、“烏”、“車”再成同韻。此接連之鐵證，足可斷言“車”讀“居”音遠早於“舍”音，其肇始於先秦上古，實乃確鑿無疑。文末，先生不禁嘆惜韋昭“生於漢季，稍染俗學”。所謂“俗學”，即指魏晉之際學者限於彼時之流俗語音，乏嚴謹溯源之考據功夫，故而對上古音韻之流變“不甚了了”也。

   顯而易見，曉征先生辨析劉、韋二說之正謬，乃是完全依《詩經》而展開，《詩經》為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之詩歌總集，其用字發音，自當契合彼時中原之雅言正聲。且《詩經》篇什，多為朝野上下，燕饗祭祀及民間採風時之吟唱歌辭，與六朝之後脫離樂詠而純案頭之文人寫作大異其趣，故其押韻乃由自然吟唱而生，絕非刻意削足適履以就後世之格律。質言之，古人入詩叶韻實本色發聲，絕無矯揉造作。以後世學理觀之，借《詩經》押韻以考求古音之法，學界多以“系聯法”或“歸字編韻”概稱之。而首倡“古詩確有本韻，語音隨時代流變”之卓見者，為明代學者陳第，其著《毛詩古音考》中言道：“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促闊。”而語言流變之緣由端緒繁雜，兩晉五胡亂華致族群雜糅，佛典翻譯衍生之梵音借代，降及六朝，唐宋以迄明清，邦國分合，胡音新詞代有滋生，官話雅言屢經更迭，凡此種種皆致古音湮沒，令今人難窺全貌。

   逮及清代，顧亭林、段玉裁與曉征先生等漢學巨擘，各闢蹊徑，自不同維次探求上古音韻之奧旨，後復有學者陳澧著《切韻考》，將先賢探究之法集大成而體系化。“古音流變”之理既明，遂使宋代朱熹等人所倡之“叶韻（xié yùn）說”，徹底淪為學術史之謬誤。所謂“叶韻”，實乃宋儒於《詩經》中遇不押韻之處，為求自圓其說，便主觀臆斷古人為湊韻腳而臨時改換讀音。恰如前文曉征先生所破之韋氏謬論，“叶韻說”之根本亦是犯了“以今音測古音”之刻舟求劍之弊病。然余於反覆咀嚼《古今音》短文之際亦生出一重深思，漢字音理，不出聲母（聲紐），韻母（韻部）二端。藉《詩經》押韻之“系聯法”考辨古音，固可探索其韻母之演變規律，然則聲母之流變規律，又當從何處尋蹤？況且，曉征先生名震學界之“古無輕唇音”，“古無舌上音”兩大鐵律，皆屬聲母範疇之大發現。是以先生探求古音，除卻考辨詩韻之外，必另有絕妙之途徑。

    由此，余乃披閱簡編，粗理脈絡，略陳固陋以供同好參酌，曉征先生破解聲母流變之迷障，實則握有二途：即“以形聲偏旁求古音”與“考辨古籍通假之異文”。考漢字之源流，形聲字十居其八九，古人造字擇取聲旁，必取當時語音相同或極近之字。簡言之，凡同聲旁之字，在上古時代其聲母必屬同類。縱然歷經千載，後世讀音已南轅北轍，然其“偏旁”宛如遠古語音之化石，死死封存其造字初時之原貌。

   曉征先生正是藉此形聲之理，歸納出“古無輕唇音”這一石破天驚之聲母鐵律。所謂輕唇音，即今人所發之“ f ”與“ v ”（即傳統小學所謂之非、敷、奉、微母），重唇音則為“ b ”、“ p ”、“ m ”（幫、滂、並、明母）。先生斷定，今音讀輕唇（ f ）之字，其同聲旁之字在上古實讀重唇（ b、p、m ）。如“番”（fān）字，以此為聲旁之“播”（bō）、“潘”（pān），皆發重唇之音，由此推斷“番”字在上古必讀“ b ”或“ p ”。此論亦可於域外漢音中尋得絕佳之迴響，今日本語中“番”字仍讀作“ばん”（ban），恰恰保留了上古重唇音之遺貌。又如“反”（fǎn）字，衍生之“板”（bǎn）、“版”（bǎn）等字，亦皆為重唇，足證“反”字在上古同屬重唇。先生質言之：先秦上古發音，凡遇輕唇，皆讀重唇。

   先生之論並未止步於此等孤證，更輔以古籍通假之異文作另一明證。古人抄書著文，常有同音借代之舉。如先秦典籍多將“伏羲”寫作“庖犧”，此便證得“伏”字在上古之聲母實為“ p ”而非“ f ”，又如秦之“阿房宮”，其“房（fáng）”字自古便讀作“旁（páng）”。此等異文通假，恰與形聲偏旁之規律若合符節，互為表里。然此等定論看似平易簡潔，其背後實藏爬梳剔抉之功、皓首窮經之苦，絕非今之浮泛治學者所能輕擬。余於明曉先生探源古音之理際，尤深嘆先生乃至前代樸學大師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蓋世功勳。若謂《詩經》之系聯法，乃曉征先生探求“韻母”流變之經緯，則考辨形聲與異文，便是先生破解“聲母”流變之羅盤。有此二法交相輝映，漢魏學者韋昭之流“以漢音斷先秦”之俗論，自是無所遁形。而《釋名》以“車”訓“居”，以“舍”音為後起之說，在先生嚴密之小學考據下，終於洗盡鉛華，露出上古雅言之真容。

   行文至此，義理似已圓滿。然若僅以“車”之上古音同“居 jū”，“華”之上古音同“敷 fū ”之結論便淺嘗輒止，恐仍難窺音韻學之極頂堂奧。促使余再起深思者，乃“華”之古音，若謂先秦“華”讀如“敷 fū ”，豈不恰與曉征先生親創之“古無輕唇音”鐵律相悖？蓋上古唇音僅存“p、pʰ、b、m”重唇，絕無“f、v”輕唇。奉此鐵律，則“敷”字於上古斷不可發“fū”之音。

   與此同時，余亦聯及漢語語音史中之“齶化現象”，要言之，古之舌根聲母“g、k、h”，至明清之際遇齊齒、撮口二呼（即 i、ü 介音）時，紛紛發生齶化，衍生為“j、q、x”。質言之，先秦上古本無“ j 機”音。故而“車”之古音雖曰同“居”，然彼時之“居”亦絕非今日之“jū”。至此方知，曉征先生以“居”、“敷”等字擬古音，實乃受限於彼時無國際音標，僅能以“同類字”作相對之標示，而非絕對之“音值”。若欲探求先秦之真聲，須依現代語言學家如王力先生等之擬音考探。“車”之聲母本屬“見系”，乃舌根音（k）或送氣之舌根音（kʰ），其韻母歸“魚部”，上古先秦多發“a”音，與“馬”同類。故“車”之上古音實近乎“kʰia”，若強以漢字擬之，發音略如“喀呀”，甚至帶有上古複輔音之遺蹟，近乎“克拉”。同理，“敷”之上古聲母為“pʰ”（滂母），韻母亦同屬“魚部”，故上古之“敷”當發“pʰa”音，擬音近乎“帕”。而“華”之上古聲母為“匣母”，發“ɢʷra”音，擬音則近乎“瓜”或帶有捲舌之“華拉”。

   掩卷長思，余初涉此篇時，幾度欲擲筆擱置。何則？蓋因音韻之學，自古已成“絕學”而深如淵海，余自忖學識膚淺，見聞粗鄙，恐以管窺豹，既難承《釋名》微言之重，又恐損曉征先生精理之明，更遑論駕馭現代語言學之深奧。然幾經躑躅，終不忍將此中之大美而掩埋。一路推演至今，從劉熙之隻言片語，到曉征先生借《詩經》系聯、形聲考辨之抽絲剝繭，再至現代音韻之科學擬音，漢字之音軌跨越三千載，宛如長卷豁然展開。雖歷經胡音雜糅、齶化變異之滄桑，其華夏原音之根骨，卻於字形偏旁與風雅韻腳中隱秘傳承。此等跨越時空之文化韌性，直擊人心。余乃強起捉筆，勉力梳理成文。此舉絕非為炫耀一己之淺知，實欲以自身這番由畏卻到深究，由生疑至豁然之思考歷程，稍盡綿薄，警醒當今之浮躁干祿之學風，或求速成，或盲從西論，然視先賢當年皓首窮經，撥開千古迷霧之苦功與篤實，吾輩能不愧汗？

  先秦之原音，雖已隨斯人消散於歷史長風，然一代代學人尋幽探微、辨章學術之精神，絕不應於今世成絕響。余今以淺薄之姿，妄陳固陋，唯作拋磚引玉之想。深望有識之士、博雅君子，能越此褊狹，沉潛心性，接續先賢之絕學，再探千古之幽微，終令這華夏雅言，不僅得現一線真容，更能重煥奕奕光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