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仇恨教育—家庭成分—想到“南北战争”

如果是60后，有几个人物你很难忘记，譬如：周扒皮，那个可能有神经衰弱，不辞辛劳每天半夜起来学鸡叫，骗长工早起干活的；四川的大恶霸地主刘文彩，修个游泳池般的水牢，关押交不出租的农民；还有当地首富黄世仁，大年三十逼债出了人命，喜儿变成了白毛女；这些故事人物像刀一样刻在一代人的脑海，”仇恨的种子要发芽“（红灯记唱词），难怪饰演黄世仁的陈强自爆，在下基层放完露天电影，挨战士一个耳光。

后来的历史学者和后人都将这些一一揭穿，证明这都是精心编造的谎言，为了当时的政治需要，煽起阶级仇恨，以便“合法”抢夺私有财产，巩固政权。但这些余毒至今未消，在家族、同学、朋友微信圈中轻易找到。

还记得小学语文有一课，“爷爷七岁去讨饭，爸爸七岁去逃荒，今年我也七岁了，高高兴兴把学上。”，老师要每个学生回家去问父母，各家的爷爷和爸爸七岁在干什么？这真让我家父亲哭笑不得。其实老一辈的职业有多种多样，好像只有讨饭逃荒最高尚了。

听母亲说，她在61年随父亲到了西北农村老家，第一次见公婆。初次见面，爷爷就问起了外公的家庭成份这样的“敏感话题”，这事让母亲一直耿耿于怀。她还记得当时爷爷的回应，大意是 “原来是个破落地主啊！” ，其实“地主”是农村才有，外公是工商业者，产业被“公私合营”抢夺，以“历史反革命”关押。 爷爷在母亲面前表现出的优越感，让她不悦和受伤。

爷爷有点文化，是个乡绅，在家乡有几块田出租，在西安还有个中药铺，也许是入股，还投资入股当地煤矿等，虽然不是大富，还算比较殷实，否则不可能供四个儿子上完中学，甚至大学。

与多数普通乡绅一样，爷爷只想过一个小康安稳的日子，但当时信息闭塞，对不远的“红色苏维埃”确实搞不清楚，但国民党政府腐败，老百姓有亲身感受，也无可奈何。民国前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农村基层主要是靠乡绅和祠堂维持，另外一部分是教民，共产党建政后全部推到重来，不断煽动“无产者”去革“有产者”的命，整个社会程序大乱，经济陷入停顿。

面对不稳定的局势，一般聪明的人不会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爷爷也不例外，遇有投奔延安的学生娃路过，也会暗暗资助一下，按今天说法，是个“两面人”。

没想到后来“延安的苏维埃”还成了气候，当时资助的“学生娃”有的在西安做了官。中共建政初期，爷爷的“阶级成分”被化为了“小土地出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爷爷来说应该是“上上签”，想必是当年的“学生娃”背后关照。爷爷那段时期的确心情不错，好像还是本地政协代表，还时不时还往来省城西安，参观祖国新貌。

按当时家庭成分划分标准，爷爷的拿不到这样“优惠”。但爷爷比较聪明，当中共夺取江山的风声日紧，卖了西安药铺等外面的不动资产，换成可流动的硬通货，以为换点钱财回到农村，低调生活，足够养老，因为历朝历代都这样避祸，没想到这是一场是“无死角” 的红色革命，无处可逃。1963年开始的四清运动，从查经济的“小四清”很快上升成查政治的“大四清”了，爷爷终于被“拨乱反正”打成了“地主”，房子和生产工具都被没收了，好在爷爷人缘不错，乡亲手下留情，关关放放，成了”运动员“。

共产党的从打AB团自残开始，历次运动加起来有76次之多，难怪胡锦涛都说“不（要）折腾”了。但不折腾行吗？这是体制决定，否则最高领导人就会不安全，一定要挑起阶级仇恨，把人民群众的各种能量都在互害中消耗掉，互相猜忌互相监督，但矛头不能对上。除了国共内战外，中共49年建政后的各种人祸带来的灾难，以及历次“运动”造成的上千万人的死亡，至今没有深刻检讨，人为设置研究禁区。

这让我想起美国唯一的一次内战----南北战争，这场始于1861年，历时四年，打掉六十多万青壮年，占全国大约四分之一人口，虽然起因比较复杂，但我们可以从战争的结束后的和解上学到什么？获胜的北方为什么能主动与南方和解，不管北方军还是南方军的阵亡将士丧葬费和回乡的遣散费都一视同仁？南方的的种植园主都得到宽恕并归还他们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很快恢复生产，败方的李将军为什么没有被羞辱而是很高的尊重和礼遇，这背后是什么精神，是信仰吗？

2010 10 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