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迫切需要確立文明的歷史觀
——兼談文明史觀的含義、內容以及應用
任何一個重大的歷史轉折關頭，都必然伴隨着人類歷史觀的巨大進步和實質性飛躍。無疑，21世紀初的現在，中國社會又一次對歷史觀表現出來研究和探討的熱情。事實上，中華民族要走好21世紀百年之路或者為更長遠的未來文明打下堅實的精神基礎，就必須在科學思維方法的指導下，為我們的民族確立起文明的歷史觀。
歷史觀是人們對歷史事實（包括現實與未來）的看法、態度、立場以及處理實際問題表現出來的行為的總和。歷史觀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直接支配和影響着人們的行為以及制約着人們如何選擇未來的方向。可以說，在社會生活中，一切理性的活動都是基於一定的歷史觀下的行動。
因此， 歷史觀的重要性在於，對於人們解決一系列現實問題的方法以及如何走向未來的選擇，都具有指導性的意義。
從理論上說，一個具有文明的歷史觀的民族才能夠成為具有遠大發展前途的民族。因為文明的歷史觀能夠為一個民族解決眼前面臨的各種社會事務提供合理的、可靠的方法，並且能夠讓一個民族具有遠大的未來目光。事實上，中華民族自從有文字記載以來直到20世紀百年，始終缺乏系統的、完整的和邏輯性的歷史觀。在20世紀裡，孫中山先生開闢了中國政黨制度的先河，並且在理論上創立了“三民主義”、在國家政權制度方面提出了“五權憲法”的構想。但是，在辛亥革命後，中國卻重新陷入軍閥割據的局面中，1921年共產黨的成立，在理論上接受了通過十月革命傳來的馬克思主義，然而，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本身的接受、理解和運用始終十分有限。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實踐最終隨着1966—1976年長達十年的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結束而告失敗。
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對中華民族具有橋梁般的意義，改革開放時期飛架在中國20世紀和21世紀之間，不僅給古來的中國注入了無限的發展活力，同時伴隨着全球化的趨勢也從根本上改變了中華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可以說，改革開放時期為中華民族確立嶄新的歷史觀提供了基礎、創造了前提、準備了條件。
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過後，中國進入了一個整體性、綜合性的發展時期，知識、科技、教育、文化、信息等因素將逐步成為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生活中的主導性因素，這也將導致社會發展動力隨之發生實質性的轉化。
在21世紀初，中國對新的歷史觀的需要不僅是一個迫切的理論任務，而且是一個十分迫切的現實需要。因為嶄新的文明史觀對於中華民族的社會發展與生活進步具有巨大的指導意義。
新的歷史觀是中國政治、經濟與文化等社會各個領域繼續發展與進步的根本要求。在政治方面，中國社會最需要有效的組織，而另一方面，公權力在人民中的威信卻喪失殆盡。政治改革是經過了30年”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後的首要社會任務，也成為中國大陸社會面臨的一項最具體的政治工作。但是，這項工作的進展卻遲遲邁不開步伐或者進展緩慢。
在經濟方面，當着中國社會採取以資本為導向的企業改革後，社會分配的差別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文化方面，以權力意志為中心的文化已經轉向多元化。
中國必須為改革開放時期開闢嶄新的發展途徑、提出嶄新的發展方法和社會目標。
一、在中國形成新的歷史觀的條件已經基本具備
在中國，思想界以及普通的人們對歷史觀的探討熱情，又一次隨着對許多現實問題和歷史事件的關注而被激發出來。當韓寒、袁騰飛現象出現後，標誌着對中國人的意識形態已經產生巨大的衝擊力。在21世紀的當前，一場關於歷史觀問題的爭論已經不可避免。從大的歷史運動來說，這也註定是中國文化發生重要轉折的時刻。 身為北京日報社社長的梅寧華發表文章《旗幟鮮明地反對歷史虛無主義——辛亥革命百年回眸》，試圖對目前發生在中國社會裡的一系列文化現象和思想表現作出評價和反擊。但是，從梅寧華文章所表達出來的思想觀點看，他只能是適得其反。因為他並沒有真正把握住我們時代生活的實質和方向。他所試圖闡發的歷史觀也是落後的、枯燥的和陳舊的。
梅寧華在文章中所表達出來的觀點，幾乎是站在統治者的角度對中國20世紀百年歷史做出的一種說明。但是，他的理論結論註定是蒼白的和貧乏的。因為他持有的歷史觀，只是一種政黨意識的老調重彈，既不足以幫助中國人正確地認識20世紀百年歷史，也不能夠闡明一種中華民族需要的新的歷史觀。顯然，梅寧華是沒有戰鬥力和說服力的，他的理論觀點說服不了正在成長中的新一代，諸如韓寒、袁騰飛等人，也不會對中國在20世紀百年的史觀不足以表達20世紀中國歷史的本質，更不足以說明人類未來的運動方向。
按着權力者的思維邏輯解釋自身的歷史生活，這是中國文化的傳統，也是官本位條件下的意識形態的特色。梅寧華的文章，無非是通篇的已經被重複了多次的官方意識。梅寧華的文章一出，網絡上便有批判文章的出現。天涯社區裡有 筆刀俠的《旗幟鮮明地反對梅寧華的歷史觀》。但是，就我看來，雙方的文章所表現出來的態度以及思想深度而言，還不足以闡述出嶄新的歷史觀。着是中國人理論思維能力落後的表現。而按着恩格斯的定律，中華民族欲要站在科學的高峰上，就必須首先站上理論的高峰。
我們可以把目前思想界關於許多歷史問題的爭論以及表達出來的思想視為嶄新歷史觀出現和確立的一個引子。事實上，人類社會的每一次重大的歷史性轉折，都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打破傳統。回顧中國歷史，百家爭鳴奠定了農業文明的以倫理為核心的思想體系，當然，這種思想體系歸根結底是由小農經濟基礎的產物。在小農經濟條件下，社會的基本勞動組織是以家庭為基礎，家庭（包括家族成員）按着輩分大小依次排列，而在政治方面，國家政權也直接模寫了家庭結構的基本特徵。
在中國農業社會，一切大規模的工程、建築以及公共設施都由政府主導承建。在政府之外，既不允許存在獨立的政治力量，也不允許存在獨立的經濟力量。百分之九十的農業人口和百分之十的官僚及其它階層構成中國社會的基本面貌。這樣的社會構成具有超穩定型的性質，任何社會分工力量都無法突破。
繼人類17世紀的工業革命後，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基於電子技術的信息化所形成的全球化，是人類歷史上的一次超越工業革命的事件。在世界範圍內，工業經濟從發生到20世紀50—60年代的成熟用了大致兩個世紀的時間，在中國，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的洋務運動算起到現在，也走過了近150年的時間。但是，中國的整個製造業仍然不能夠算作一種成熟的領域。製造業的成熟可能還需要21世紀上半葉50年的時間。
中國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正是在全球化的趨勢中推進的偉大歷史事件。這個時期是中國產業分工近乎裂變的時期，通過這個時期，中國產業分工的基本模型已經初步具備，但是，整個產業構成中的科技成分還處於相當落後的狀況。
全球化的世界趨勢為人類闡明全新的歷史觀提供了現實的基礎，並且，也使得人類對新的歷史觀成為必然需要。因為人類的生活形態和生產方式發生了質的飛躍，而人類對自己歷史的認識必須發生巨大的升華。 在中國形成新的歷史觀的條件已經基本具備，這些條件包括：1、經過19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已經深刻地融入到全球化的潮流中。這個動向是不可逆轉的。2、在21世紀初，需要形成新的歷史觀的思想性事件已經發生，從2005年起，思想界開始對改革開放進行反思，民間對毛澤東的批判聲浪的高漲以及毛澤東崇拜者的反擊劇烈地進行着。 3、公開的、公正的批判權力，已經成為一種現實的可能性，並且批判邪惡的權力是中國文化轉型所需要的一個基本條件。
中國國內的改革開放時期正好對應着世界的信息化和全球化趨勢。信息化和全球化固然是中國社會生產力進步的外因，但是，如果從世界一體化的角度去看，其實，中國的改革開放就不完全是中國本國的事情。
改革開放時期是中國內部社會分工最劇烈、最迅速是時期。不過，整個製造業的落後使得中國部可能成為引領人類知識和科學技術的主要力量，但是，在這個時期里，中國由於人口優勢卻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和日本的第三大經濟體。
社會多樣化是中國國內意識形態多樣化的直接導引。中華民族是一個沒有2的宗教傳統的國家，佛教對中國的影響悠久而深刻，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則相對要晚得多。客觀地說，宗教從來不是中華文化的內在因素和主流因素，而是中國文化中的外因和支流。
從流傳下來的《易經》這一中國文化的源頭判斷，體現着漢字在周代之前的發展狀況和記錄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水平。同時最直觀地反映着古人在行動之前對於事件結果的預見性。
中國的文化形態以百家爭鳴為成熟的標誌，在此之後，中國文化的積澱其實一直沒有發生根本性的飛躍，直到1919年代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才開始發生巨大的轉型。一是書寫方式有文言文轉化為白話文；二是借鑑西方價值高舉起民主與科學的概念。但是，中國人的理論思維方式卻始終沒有真正完成實質性的升華，同時，在政治思維與觀念方面一直堅持着權力至上，致使中國的政治制度始終處於陳舊的和不符合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狀態。
從歷史的角度看，西方文藝復興運動的結果，直接導致工業革命的興起，同時，在社會制度方面，以孟德斯鳩、伏爾泰等人為代表的思想家們，開始為社會研究並且設計理想的政治制度，這種理論上的探討直接是以公權力為對象的，而在中國，權力卻始終是一個皇族或者政黨的私有物，“天下為公”的理想始終沒有能夠落實到具體的良好的國家制度方面。
中國處於農業、工業、科技業等多種產業的共同發展中。任何單一的產業分工都不可能擔當整個社會發展的重任，只有在整體性的產業分工相互促進的局面下，才能夠發揮促進社會進步的作用。
二、文明史觀的基本含義與主要內容
歷史學家的任務是客觀地描述歷史事件的真實性，而歷史觀則是要解決形成歷史的原因以及如何看待歷史的問題。 傳統上，我們把經典馬克思主義表達的歷史觀叫做唯物史觀，按着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所說：“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紛繁蕪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着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基礎；人們的國家制度，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中“人是全部社會關係的總和”。但是，事實上，僅僅強調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卻是片面地強調了人的實質，因為人不僅是社會關係的總和，而且首先是與自然界關係的總和。
其實，唯物史觀是經典馬克思主義向世人昭示的一個樸素而平凡的真理。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中，這樣的論述同樣存在，只是由於中國人的思維缺乏邏輯性和數據性，使得中國知識分子對歷史觀的表述顯得零散和支離破碎。馬克思主義產生於19世紀40年代的歐洲，馬克思身處的社會環境，正是西方工業國家階級分化最劇烈的年代，而馬克思是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並且從無產階級的利益出發，去分析日常生活中的經濟現象，得出了剩餘價值的理論結論。
站在目前人類文明的發展高度，我們已經可以做出的結論是：經過以電子技術為核心的科技革命所帶來的信息化和全球化後，人類歷史正在逐步走出馬克思的理論視野。但是，馬克思為我們提供的分析社會問題的方法是不會過時的，我們欲要理解現時代生活的本質，還必須運用馬克思為我們提供的思維方法。而經典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繼承人是經過改革開放時期成長起來的具有文明素質的勞動者。 我把中華民族需要的新的歷史觀定性為文明史觀。因為文明是人類無差別的品質。把文明作為新的歷史觀的一個核心的觀念來使用和闡述，在世界思想史的範圍內，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思想家像這樣做過。之所以把文明作為當代人類思想與理論的一個核心觀念，是因為這個概念可以涵蓋人類一切有益的實踐與美好的品格。對於文明問題的揭示，不僅能夠說明人類本身的存在價值與意義，而且為人類走向一個美好的未來找到一把可靠的鑰匙。
人類精神力的實質是文明，文明的實質與目的在於使得人類生活幸福。因此，按着如此的邏輯來理解和研究社會文明規律，才能夠從理論上為人類實踐確立起明確的方向和找到正確的方法。
人類在地球上生存，與自然界的聯結構成一種最為複雜的系統。人類便是不斷地依靠利用自然物質和認識物質運動規律而改善並且提升自身的生活質量的。在研究人類文明問題的時候，並不是簡單地把社會生活中一切美好的品質複述一遍，而是需要揭示和闡明文明的生成規律和本質規律。
闡明一種歷史觀是需要一系列經濟條件、理論準備和思維方法為支撐的。通過人類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信息化和全球化，這一趨勢剛開始遠未結束，仍然將在21世紀的上半葉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最重要的內容和方向。
在中國的思想史上，關於人性的認識從來就被劃分為截然不同的性本善與性本惡兩種。對此，中國人爭論了上千年。在中國的文化體系中，史學從司馬遷開始就是一種顯學。但是，站在我們今天社會發展的高度看，從歷史觀的角度來說，中華民族卻是一個有着悠久歷史但卻嚴重缺乏科學的歷史觀的民族。缺乏科學歷史觀的文化，是導致中國社會發展發展停滯的一個思想根源。 揭示與表述一種新的歷史觀的理論任務，已經客觀地落到了經過改革開放時期成長起來的一代人的肩頭。經濟的長達30年的高速增長與發展為中國人提出了諸多的理論任務。一系列社會現象以及中華民族的未來發展都需要首先從理論上解決歷史觀的問題。
中華民族最需要文明的歷史觀的引導。文明史觀是以全部人類知識、科學以及符合人性需要的美好價值為基礎的。人類生活的兩個方面的永恆主題：一方面是人類與自然界的關係問題；一方面是人類結成的社會關係問題。而文明史觀則首先從人與自然界的關係出發探尋社會的發展之道，而不是僅僅從社會關係的方面認識人類生活的實質。人類與自然界的關係才是人類生存最本質的體現。
文明史觀的主要內容包括：1、人類是自身與全部自然界關係的總和。2、人類所結成的一切社會關係是以生物本能為基礎的，必須符合併且遵循人性文明的基本要求。3、美好人性的運用、發揮和完善，首先通過人類自身的智力勞動開始。4、一切有組織的社會力量，必須以服務於民眾生活質量的提高為準則。5、人類幸福的達成是建立在美好本性實現的原則下。獲得幸福是人類生活的終極目的。
文明史觀認為：人類文明進步的主要標誌是通過與自然界的關係體現的。人類與自然界的關係得不得根本的改善，那麼人類的社會關係也就得不得改善。在自然界中生存的能動性是人類生命的主要特徵與實質標誌，而在實踐中的自覺選擇性則是人類智慧的主要標誌。
文明史觀是對人類以往的歷史生活確立起真理的評判標準，也是對人類未來找到必然性的方向。文明史觀認為，由於現實的實踐直接決定並且影響到未來的社會生活，因此，必須按着人類文明的要求進行一系列社會實踐。
文明史觀是對人類有史以來的歷史觀的超越。在對人類生活的理解方面，把人視為是與自然界與社會兩個方面關係的總和。人類首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與自然界的關係式首要的和第一位的關係。
文明史觀強調文明在人類社會生活的重要性和發展價值。文明體現在人類的全部勞動過程中。中華民族在歷史觀方面的偉大進步已經開始，身處21世紀初的中國人正面臨着歷史觀發生實質性飛越的一個開端，一切關注中國文化變遷和思想界動態的人們，其實已經明顯地感受到了這個趨勢的到來和潮流的強勁。這是不可遏制的趨勢和潮流。
文明史觀是對以往人類思想史上的一切優秀理論的繼承，並且站在全部歷史基礎上的發展。文明史觀是以文明的標準來衡量人類實踐。
三、用文明史觀指導21世紀中國社會建設
中國21世紀的成功發展，取決於一系列內部和外部因素的通力合作。在這些因素中，必須具備系統而正確的理論指導、完善而細緻的規劃方案、積極而公平的制度體系，此三者對於21世紀中華民族的文明進步起着最為重要的作用。不容否認，20世紀中國是以一個失敗的國家形象而展現在世人面前的，這種失敗也是由多種複雜的歷史與現實因素造成的。細緻，中國人必須有承認過去失敗的勇氣，更重要的是，需要具有總結歷史上社會發展失敗的智慧。
在20世紀初的1911年，當辛亥革命推翻了家族皇權專制體制後，中國陷入了軍閥割據的混亂局面中，直到1928年，國民黨才在名義上統一了中國。國民黨的理論基礎是孫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義”，嚴格地說，三民主義並不是一種系統的具有嚴密的邏輯結構的理論體系，而是集民族主義、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等各種思想的大雜燴。孫中山先生的最傑出的貢獻——“五權憲法”的政治構想，卻始終沒有得到真正的執行。1921年7月成立的共產黨，在思想上接受的是馬克思主義，而體系在《中國共產黨一大章程》中的，主要表現在實行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沒收資本家的財產和共產主義等等。由於中國社會嚴重缺乏良好的法律傳統，國民黨和共產黨在自己的成長中，都走上了一條一武裝力量為依託的道路，這是20世紀政黨制度建設的失敗根源。
一個外國人曾經講過大致如下的話：在列寧之後，在世界範圍內有兩個人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一是陝北群山中的毛澤東，一是獄中的葛蘭西。在我看來，獄中的葛蘭西的確對馬克思主義做出了十分確切的註解，而陝北延安的毛澤東，起內心深處卻與中國歷代皇帝的思維如出一轍。毛澤東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這一點已經被1949、10—1976、9期間的歷史無情地證明。
按着毛澤東的說法“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人送來了馬克思主義”。1921年7月共產黨在中國的成立，成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的具體的政治實踐力量。但是，在當時條件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是極其片面和淺薄的。體現在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中。到1936年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後，是所謂毛澤東思想的成熟期，以《實踐論》和《矛盾論》等文章為標誌。從1925年《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的開篇“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的提出，到延安，毛澤東走過了大致12年的人生歷程。但是，在一個如此長的時間裡，毛澤東從思想上基本上是延續着中國專制文化傳統的血脈，而他在延安幾年裡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也僅僅是通過蘇聯的哲學教科書。毛澤東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者。從他公開發表文章的一開始到晚年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以及“文革”中提出的“造反有理、革命無罪”等口號中，我們可以知道毛澤東只是披着一張馬克思主義理論外衣的類似皇帝的統治者。他的所有的政治實踐無不是運用陰謀的方式和暴力的手段維護自己至高無上的權力而已。而中國是一個根本沒有堅實的基層民主經驗的社會，人們非常習慣於跟着權力者的言行走而不是首先去判明是非。 毛澤東是中國人民20世紀民主革命的背叛者。他以搞政治運動的方式把法律置之腦後並且根本不顧，法律只是他手中的玩具，同時，也通過歷次政治鬥爭或者叫做路線鬥爭，把自己凌駕於整個國家機器之上，而“黨的領導”就是毛澤東一人的領導。而在毛澤東時代的知識分子，諸如柳亞子則是“不是一人能領導，那容百族共駢闐？”、郭沫若則是“有雄文四卷、為民立吉”的歌頌聲。其實，在毛澤東的心中，所謂的知識分子是連腳上沾滿牛糞的農民都不如的社會成員。知識分子階層是被毛澤東改造的對象，然而，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改造，卻運用了政治迫害的方法。
中國共產黨試圖把毛澤東晚年的所謂錯誤（在我看來是罪行）與所謂的“毛澤東思想”區分開來。其實，從理論上說，這種區分沒有任何意義，只能導致越描越黑的結果。共產黨（包括鄧小平）不能夠徹底否定毛澤東的原因是基於政治上的考慮，而完全不是認識不到毛澤東個人所犯的累累罪行。 馬克思主義被毛澤東簡單化合極端化為“階級鬥爭”、“公有制”等幾個硬生生的觀念。毛澤東歪曲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不僅是對中國人民20世紀裡偉大的民主主義革命的否定，也是對落後的權力觀念的延續。無論從哪個角度衡量，如果把毛澤東歸為馬克思主義的行列中，那都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無知和極大嘲諷。毛澤東心中的階級鬥爭，事實上是對中國有文字記載以來的政治鬥爭的繼續，而根本不是馬克思從哲學的角度闡述的階級鬥爭。馬克思認為階級鬥爭對於任何社會來說，決不是一場無休止的暴力衝突和矛盾，相反，馬克思正是為了探尋克服人類社會在階級鬥爭的狀態下的方法和出路，才提出共產主義的偉大設想。恩格斯闡述了共產主義由空想到科學的理論轉化過程。
共產主義實踐在中國的失敗，必然導致“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的開始。這便是1980年代由鄧小平為代表的進步政治家推動的經濟改革和社會開放。
21世紀是中華文明再造的世紀。新文明的再造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同時必然會伴隨着一系列巨大的社會苦痛。新文明的再造甚至需要幾個世紀的時間，回顧歷史，我們知道，中國的百家爭鳴延續了近5個世紀的時間，而西方起自意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也延續了3—4個世紀。我們可以認為中國19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時期是中華民族文明再造的一個偉大的序幕，現在，序幕已經拉開，我們可以預見，從21世紀開始，是中華民族社會文明的再造核心叫做新文明的形成時期，至於這個過程要延續多長時間，將主要地取決於中華民族何時成為世界各國的知識和科技的領先國家。
但是，知識、科技、信息是無國界的人類共同的文明需求。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要消亡的一種力量，現在，我們可以得出的結論是，國家作為人類社會分工的一種存在，可能將一直存在下去，但是，國家的存在方式以及國與國間的關係卻隨着全球化趨勢的成熟而發生實質性的轉變。
從21世紀開始到未來的2—3個世紀，對於中國而言，是一個整體的、綜合的、全面的社會文明再造的過程。20世紀百年已經給予了中華民族許許多多血淚教訓和經驗。新文明的形成需要所有的符合社會進步的因素共同發揮作用，而不是單純地依靠某個社會領域去帶動發展。從1949年算起，共產黨執政的60年基本上可以劃分為“政治掛帥”和“經濟中心”。在21世紀，這種試圖簡單地依靠某一社會領域進行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的方式已經徹底成為過去。
21世紀中國政治文明的再造是為社會奠定一種穩固的、公平的制度框架，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制度是中國借鑑的對象，但是，由於歷史文化的巨大差異，中國肯定不會照搬其制度。
21世紀中國發展的實質是社會的整體性、綜合性和全面性的發展。發展是由多種產業力量共同促進的局面，是農業、工業以及以科技、教育為核心的第三產業領域的共同成長，是經濟、政治和文化三大領域的相互促進，任何單一的社會力量都不能夠替代其它領域的發展與進步。按着對文明時代生活的本質的理解，就需要中國制定出“以人為本”的發展方略，說到底，社會的一切發展都首先來自於人本身素質的發展，而各行各業的勞動者，才是人類歷史發展生力軍。
目前，中國在社會發展政策的選擇方面，必須有效地矯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不良後果，這個後果最明顯地表現在社會財富的分配不公，在企業改革和其它一切社會政策方面，選擇了資本主導型的經濟增長之路，而沒有真正走上以勞動者的發明創造為主的增長之路。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正在走着西方國家資本原始積累階段的老路。而對於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來說，這是極其可怕的現象，如果不能夠得到及時的調整，社會政治危機將不可避免的發生。
30年改革開放時期的發展歷程需要全面的總結，最關鍵的是，通過對偉大的改革開放時期的成敗經驗的總結，去為中國社會開闢一個更加可靠的發展道路。
從現在起，中國必須確立以文明立國的偉大戰略思想。中華文明的再造必須站在全人類的發展高度並且着眼於人類文明的未來。
徐國進
201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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