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以后，随着建造技术跨越的进步，高大多层的木造楼阁出现后更需要匾额，楹联或者中堂加以“点睛”。于是乎书法也发展出写大字的“榜书”，这在明《大书长语》中有记载。但当时还是受严格的“官阶”规定，直到晚清从商的门面店铺才开始挂起匾额作为广告，位于北京宣武区的琉璃厂大街，自清以来一直是条著名的书画文物商业街，走在这街上即便不探眼每家店铺的文物书画，就是这两列匾额足以令人目不暇接。光绪进士朱彭寿归纳出56个吉祥字用作市肆字号，记得前几个字是“顺裕兴隆瑞永昌，，，，”为这些匾额题字的历代名人或书法家似乎都遵循这一“规则”。我们可以看到著名的“荣宝斋”，“尊汉阁”，“悦雅堂”等。

       中国自古有训话，诗要言志，文要载道。脂砚斋评《石头记》说，曹雪芹喜欢在诗歌，匾额里摆弄文字技巧，殊不知雪芹先生深通诗经楚辞。即便现代还有《围城》，《湘行散记》这样包涵作家自身情怀的名著，匾额亦复如此。记得好几年前，文物拍卖行新闻里见到一则，“一方大年为黄宾虹篆刻的鸡血印：涧庐”，大年便是西冷元老童大年，可是黄宾虹似乎常用“虹庐”这一方印，而“涧庐”倒让我想起了齐白石先生为琉璃厂商铺题字的匾额。因为和规范的“吉祥字”稍有出入，所以“涧庐”匾额不容易忘记。

        涧为两山之间溪流水沟，庐为小屋。当然“三顾茅庐”的可能是大宅吧！白石老人题“涧庐”匾额，我觉得老人内心有一种回归自然的情趣，正如王德威先生说论述的，中国文人自古有一种抒情情怀有别于西方。我觉得自古文人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但又不完全是，虽然儒家思想自汉以后被帝王权势给捆绑，道家思想始终隐藏在文人心里，所以在仕途中受到挫折时，就会选择“回避”，而这“回避”不是消极，倒是一种反抗精神，东晋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就是这种反抗的情操。陶渊明年轻时也曾胸怀大志，但因不满官场的腐败黑暗，每次做官都任期不长，繁文缛节而决心归隐，躬耕维生。“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他的诗歌散文里的“东篱悠闲，菊花高雅”的从容自得足足影响了唐宋两世代文人。“豪华落尽见真淳”，这是元好问先生对他的最高评价，人处世处文表以清谈，但清淡里顿现“豪华”，“涧庐”区区两字不也突显同样的情操吗？“沟渠涧水，夕阳一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