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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完喻示後，陪審團即退出法庭，進入另一個隔音的房間——陪審室秘密討論這一案件；法官不得進入陪審室，也不得在審問案件期間私下與陪審員有任何聯繫。當陪審員作出裁決後，即回到法庭當眾宣讀有罪或無罪的決定，不必加以解釋或者辯明。在刑事案件中，陪審團的無罪判決必須無條件執行；而陪審團的明顯錯誤的有罪判決，法官可以要求重審。因而，陪審團制度為被告人提供了一層附加的保護。

陪審團制度可以上溯到2000年前。

古雅典的民主制允許人們抨擊其最高執政官，卻容不得有頭腦的哲學家；501位陪審員以361票對140票的裁決，判處蘇格拉底死刑。

900年前度過英倫海峽的諾曼底公爵，習慣於用一種徵召普通居民的行政方法，由他們宣誓組成陪審團，在刑事案件中裁定政府或被告勝訴、在民事案件中裁定原告或被告勝訴。在當今的美國，陪審團是由一群公民（通常12人）組成的團體，在刑事和民事案件的審判中擔任主宰。

美國法律的主要特色表現於陪審團制度。

從歷史而言，1776年的美國獨立宣言對英國國王的諸多指控中，包含這樣醒目的一條：他在許多案件中，剝奪了我們在司法上享有陪審團的權益。

其時，英國人民可以接受陪審團審判，而北美殖民地人民卻無此法定權利；北美殖民地人民強烈要求獨立，而這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陪審團制度意味着，審判過程不僅要向司法人員做清清楚楚的交代，也要明確地公開於普通平民之前——即公開於與本案無涉的12位人士之前。無罪開釋的裁決是絕對不可改變的，那就是刑事案件終陪審團釋放被告的判決，而判決有罪的裁定，假如顯屬不合理則可以推翻；也就是說，陪審團不僅僅構成對被告的一種附加的保障，還可以遏制官方憑藉法律迫害平民百姓。

在刑事案件中，只要有一名陪審員堅持反對即所謂Dead lock(鎖死），罪行便無法成立。

陪審員制度將判決權交到一群平民百姓手中，而學有專精的法官則淪為法庭審判的司儀和量刑官。法官可以指導陪審團，卻不能支配陪審團。法官與陪審員之間通常是合作關係，互相尊重對方的獨立地位。而控辯雙方於法庭辯論出現爭執時，法官有權請陪審團退出法庭，停止審判程序。由於陪審團決定官司輸贏，因而，甄選過程往往形成拉鋸，曠日廢時。按照慣例，辯方律師有權無理由剔除10名候選人，而檢方則有6次機會。遴選陪審團時，辯方往往把律師、教師、警察的親友及罪案受害者統統汰去。

於是，在保護己方、制約對方的原則，素質較高者常被篩去或者自動逃避責任。擔任陪審團成員為美國公民應盡的義務之一，不過許多人對此視為畏途；逃避陪審團義務有可能被處以罰款，在許多地方，一些家庭婦女和退休者一再陪審的現象屢見不鮮。陪審團里有些是退休的老人家，婆婆媽媽，他們有時間也有閒情逸緻。

美國法律的許多特色都表現在陪審制度上；說到底，陪審制度是由一群通常為12人的公民來裁定另一個公民是否有罪。

1946年，美國最高法院裁決陪審員需要從一個社區的橫剖面來選取；這個裁決被當成憲法權利進入州法和聯邦法的審訊程序，而且不可有種族歧視的意圖。

陪審團選拔委員會每年從登記投票註冊名單上，選取三十萬候補陪審員，約有一半人會被傳喚履行陪審員義務。

不僅選民註冊名單，其他社會生活資料也常被採用。阿拉斯加州根據打獵和釣魚執照名冊遴選陪審員。重要案件的陪審團成員的遴選過程頗為莊重；候選人將收到厚達數十頁的問卷，其中包括100多條不容躲避的問題，包括職業和私生活以及對警察、嫌犯及少數族裔等等敏感問題的看法，藉以判定他們能否持公正、中立的超然態度。

陪審團成員受到法律保護，其姓名在審判期間絕對保密。陪審團員對外用數字為代號，陪審團員若因故無法出庭，則由候補團員取代。

全美陪審員的報酬高低不一；最高為聯邦陪審員40美元一天，最低為伊利諾斯州某些郡的陪審員，4美元一天。

作為案件的最後仲裁者，陪審團卻不得介入審判過程，這是美國訴訟程序法中一個有目共睹的自相矛盾的地方。

美國憲法在三個修正案條文中提到，被告在刑事訴訟中享有由陪審團陪審的權利；憲法修正案第三條規定除彈劾外，一切犯罪案件應由陪審團陪審；憲法修正案第五條規定：非經大陪審團提出公訴，任何人不得受死刑或不名譽罪之宣告；憲法修正案第六條規定：在一切刑事訴訟中，被告享有由發生犯罪之州或區域的公正陪審團予迅速、公開審理的權利。美國法院認為刑事司法權不能委任於行政機關，美國國會從未將刑事司法權授予行政機關。

在美國人看來，裁定是否有罪的時候，需要的不是專業化的冷峻，而是普通人的常識感覺；因而後者較前者更能切合案情的實質。同時，現代社會的法律運作（主要是審判）越來越專業化、技術化和職業化，很有可能成為法學家、法學精英把持的禁地；因此，由常人裁定被告是否有罪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