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金融改革框架》

目   錄

導論  設計中國金融業的未來

 第一章               貨幣——流通及其職能

第一節  經濟運行中的貨幣和金融

第二節  人民幣——發行量及其流通分析

第三節　結構特徵與職能發揮

第四節  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人民幣問題
第二章　２０世紀８０－９０年代中國金融業

第一節  金融業的現實狀況及發展進程

第二節  金融立法

第三節  貨幣金融政策的執行

第四節  金融業的基本趨勢

第三章　金融改革的目標體系

第一節  金融監管——體制與職能

第二節  金融企業——服務創新與市場競爭力

第三節      金融市場——有效的傳導機制

第四章　金融改革的路徑安排和具體操作過程

第一節  銀行業的體制與經營改革

第二節  農村金融問題

第三節       證券市場

第四節      金融改革的切入點及具體步驟

第五章　怎樣克服中國式的金融危機

第一節  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啟示

第二節  中國金融風險的基本估價

第三節      化解金融危機的辦法

 後記

導論  設計中國金融業的未來

中國金融業面臨的問題實質上並不在經營管理方面，它所面臨的矛盾、困境與危機是基礎體制層面的。由於中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金融業發育時間尚很短，使得我們對國內貨幣金融問題的認識以及對近20多年來國際範圍的金融危機的實質缺乏深刻的認識和理解。中國下一步的金融改革必須從基礎結構入手，任何對其中間環節的修修補補都無濟於事，並且會積累更多的問題。

對於中國金融改革來說，我們需要對自身社會經濟運動規律具有充分認知能力和深刻透視力的思想家，最為需要的是能夠把握金融運行方向和未來的制度設計者。當中國經濟經歷了20世紀80--90年代的改革開放後，我們的社會的確需要對宏觀經濟及金融制度完成一次全面的重新安排過程，這種安排必須站在21世紀世界經濟發展的起點上，我們是需要對現行的中國金融制度進行一次全面徹底的改革的時侯了，否則，我們的金融制度就會不僅落後於經濟發展的步伐，甚至還會成為經濟增長的障礙。因此，現在已經到了重新設計中國金融制度的關頭，這種設計需要站在20多年來改革開放所取得的經濟及金融成果的基礎之上，而且必須合理繼承這些成果，它並不是對現行金融體制推倒重來，而是進行因勢利導，順利、平穩、安全的在現實條件基礎上完成制度轉型，如果發生全局性的金融危機，則會把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和社會成果毀於一旦。
    回顧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金融業走過的歷程，只要深入的思考一下這個領域存在的問題和矛盾，我們就會發現，對於金融改革已經不能只是採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解決辦法，任何修修補補的措施也無濟於事，這需要一種綜合性的一攬子解決方案，從完善金融監管的核心職能到健全高效率組合性的監管體制，從對於經濟運行狀態的迅速的反映能力到富有活力和創新意識的微觀金融企業，各個方面都需要再造。而對於這一系列改革來說，正確的觀念和原則、合適的規則與章法、符合實際的具體改革路經及操作手段，此三者缺一不可。
    金融改革在宏觀層面是一個及時完善內在監管職能的過程，對於微觀方面而言，是建立起以核心資本為經營基礎的良好的運行模式。中國金融業的生存基礎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縱觀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20多年的金融動盪，要求中國金融改革必須放眼世界和具有全球觀念，雖然我們國內金融業的發展程度和水平尚處於一個較低的狀況。
    在20世紀80---90年代的中國金融發育的過程中，中央銀行的監管作用不斷得到強化，但弱點在於機構的增設同良好的監管職能設計並沒有得到同步推進，同樣，在微觀金融企業的發育方面，機構和網點的擴張、人員數量的劇增等等，無不體現硬件和外殼性的發育，而金融業務運行的質量和基礎體製發育則是不成功的至少可以說是失敗的，因此，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金融業分工發育過程中，金融業的內在質量卻走過了一個逐波下滑的過程，另一方面，宏觀金融政策的制定、執行和貫徹在很大程度則不能有效地同物質經濟的實際狀況結合在一起。現實情況表明，各種局部的和具體的改革無論對於金融業的宏觀形勢還是微觀層面的良性發展都幾乎收效甚微，或者根本起不到什麼作用，甚至於有些措施同市場規律的要求背道而駛。這說明，一方面金融改革還沒有真正認清切入點和路經，另一方面，金融改革在許多情況下只是在作表面文章。回過頭來總結中國金融業在20世紀80---90年代的艱難歷程，我們確實需要重新調整金融改革的原則及目標，趕在金融業全面開放之前理順監管職能和金融企業從事經營的基礎體制。20多年來，金融業的外部環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個根本的方向是各行業企業都在進行急劇的結構調整和進行市場化轉型。
   自1979年農村社會開始的農業生產家庭聯產責任制到1984年經濟改革由農村轉入城市後，可以說城市經濟改革卻沒有象農村那樣獲得迅速而普遍的成功。在我看來，原因在於在進行城市經濟改革的過程中，宏觀經濟政策始終沒有抓住改革的要害，同時對農業生產責任製成功的經驗給予了一種錯誤的理解。在農村，由於經濟要素和生產關係的簡單性，其最基本的生產資料是土地，因此，解決農村經濟的方法只需要把農民同土地最直接地結合在一起就能夠對於生產力的發展起到立竿見影的成效，而城市裡的經濟要素卻比農村複雜的多，在國有工商企業簡單地推行“承包租賃制”和“放權讓利”不會取得成功，但基本的經驗是，必須把城市裡的生產資料同勞動者結合起來，只有自覺地開闢一條城市勞動者同其生產資料相結合的道路，這樣國有企業的改革才能獲得成功。然而，由於傳統所有制觀念和落後經濟意識的束縛，國有企業改革並未能及時選擇這樣的道路和方式。值得一提的是，在城市中的主要生活資料——住房——的改革方面，卻走出了一條相對比較成功的路子，不管住房制度改革的起因是什麼，但“住者有其房和產權”的基本思路是清晰的，把住宅產權通過貨幣化購買的方式進行住房制度改革不僅極大地減輕了政府企事業單位的負擔，而且得到城市居民的普遍擁護，雖然在城市生活中的各個不同行業和單位存在着許多分配不公現象，但總體衡量，這項改革是徹底的，應該得到肯定。而國有工商企業（包括金融企業）的改革則沒有能夠象住房制度改革一樣，選擇一條徹底的勞動者（或生產者）同生產資料相結合的模式進行，相反，勞動者對於企業改革的公眾參與能力卻不斷弱化，在金融改革過程中也同樣如此，金融改革成為一種自上而下的選擇過程，廣大員工仿佛擱置在一旁，反到成為旁觀者，幾乎對各種改革措施沒有參與的任何渠道，從經營管理到收入分配製度，無不如此，許多所謂的改革措施的執行，不但不符號中國金融業的實際情況，反而有可能使中國金融改革失去正確的方向和原則，最後也會逐步失去改革的群眾基礎。而各種局部改革的失敗都有可能激化金融業原有的問題和矛盾，最終會導致整個改革事業的失敗結局。問題就是如此嚴重的存在着，管理層也不會對這種嚴重的狀況熟視無睹，只是金融改革尚缺乏權威性的組織框架和宏觀的一攬子改革方案。
    國有企業改革需要借鑑和總結住房制度改革的成功經驗，致力於推動把現實的生產資料（物的因素）同企業勞動者結合起來的途徑。金融改革在基礎體制方面也應該選擇這樣的思路，否則，各類金融機構不但不能從徹底上擺脫困境，最後只能剩下一個個毫無內在質量和創造力的外殼。把生產資料所有權逐步地、採取合理分配的方式交到勞動者手中，然後建立公平的產權交易規則，這是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包括金融企業在內）的最為提綱攜領的路經選擇。 
    在20世紀80---90年代的經濟改革中，整個金融系統在體制與結構方面，走過了一種漸次地同經濟其它要素間的關係相背離的路線，這種背離一方面是由於金融系統改革步伐落後的原因；另一方面是由於許多不合時宜的宏觀金融政策的結果。其表現在經濟及金融運行的方方面面。金融系統越來越形成一種同其它實體經濟因素相脫節的成分，這不僅不利於中國資本市場的發育和健全，同時，金融業的狀況反過來也不利於整體經濟的增長和良性運行。
    站在21世紀開端處探索中國的金融改革，除了需要我們具有遠大的全球目光外，一個最關鍵的問題是要能夠深刻了解和洞察中國社會自身的經濟與金融業的運動規律。只有這樣，金融政策才能夠推動和摧化金融體製發生一個脫胎換骨般的變革。固然，變革的壓力來自於外部一系列社會經濟環境等因素，而變革的源頭卻來自於金融業內部要求適應社會發展和經濟形勢的力量。
    要實現中國金融業脫胎換骨式的變革，首先需要把握金融業的一般特性和實質，科學的理念是我們走上正確的改革道路和制定合適的規則的前提，事實上，金融業許多問題得不到根本解決的原因正是我們不持有對於金融實際運行和改革方向的正確理念。 
    金融業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行業呢？我們知道，貨幣的產生和流通是金融業分工的起點，而現代金融業則是在貨幣全部職能基礎上，從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結構的專業化分工中不斷得到延伸的系統。貨幣是商品交換的結果，貨幣購買商品，但商品並不能購買貨幣，因此，金融系統作為一個社會分工形態，它充當聯結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中間的經濟成分，它不是物質財富的創造者，而是充當物質生產過程中的傳導機制。
    中國金融改革的根本出路在於找到金融同其它各種物質生產因素的結合點和在經濟運行中發揮促進作用的渠道，現代經濟發展史證明，貨幣的職能對於社會生活來說是一個不斷豐富和擴展的過程，在我看來，政府必須重視金融業在如下兩個方面的作用：一是金融所承擔的社會收入分配機制的天然職責，二是現代國家為了社會生活的穩定運行，必須利用金融手段發揮勞動保障的作用。

    金融業並不是創造實際物質財富的分工系統，在人類從事的物質生產和科技創新過程中，金融業只是一個起輔助作用的因素，即在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環節中發揮媒介，幫助疏導各種經濟資源的流通和配置。貨幣在經濟中成為資本是有條件的，而資本在現代經濟中是一個具有廣泛性的概念，隨着人類經濟發展以及創造物質財富的動力的根本變革，金融業在國家經濟生活中的地位也正在發生實質性的改變。從人類經濟史的角度去考察，金融業發揮最重要作用的階段是在一個國家和社會的從傳統農業經濟向大規模工業經濟的經濟形態的轉型時期，在這樣的經濟發展階段里，金融業在經濟體系的分工中的迅速成熟對於產業結構的調整能夠起到有效的促進，而中國社會目前階段卻正處在最劇烈的結構轉型中。但當着經濟增長的動力從傳統的土地、勞力、資本轉化成為科學、技術、知識、教育、信息為一體的因素後，金融業對於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卻是一個弱化的過程。但不管各類金融機構在經濟生活中的地位如何，我想金融業務本身對於現代經濟運行來說肯定是必不可少的。也許，在不遠的將來，乃至於連銀行都會可能成為一種可有可無的機構，但是，金融業務本身定會以更加完備、更加便利、更加高質量的方式為人們提供服務。
    勿庸置疑， 就目前來說，我們對於金融業的認識尚存有許多錯誤的觀念，其中包括：
   1、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這已經成為被普遍接受的命題。不管對“核心”這個詞作如何解釋，所謂的核心都是指對於一個事物居於支配地位和主導作用的內在因素，就現代經濟的運行特徵來看，無論從金融業同其它各種經濟因素的相互關係來看，還是從現代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動力來說，都沒有任何實踐的和理論的理由認為金融對於現代經濟居於核心地位，可以說，金融是現代經濟運行過程中的一個最敏感的神經，它對經濟狀況的反應最為迅速。
    因此，我們決不能把“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當成為一個嚴謹科學的結論和固定的觀念，並以此來確立金融業在現代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固然，我們需要從經濟學和哲學意義上探討金融活動的實質和發展方向，但我們卻萬萬不能把對於金融業的片面的認識帶到21世紀設計中國金融制度的改革實踐中。
    2、金融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和發展，這是有關金融業的第二個錯誤的認識。事實上，正是人類最基本的物質生產過程和科技創新活動造就了金融分工，經濟增長又不斷促進和推動了金融業規模的不斷擴展，而不是相反。現代金融業正是伴隨着工業文明的大規模興起而得到普遍發育和成長的。在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化的過程中，經濟運行的中間機構也就隨之不斷增長和擴張，並使得各種經濟的實體因素互相緊密地聯繫起來，固然，快速的經濟發展需要有其一個合適的“中間層”——經濟體系中的專業化的勞務、服務的組織機構。
    金融業在現代經濟中起着中間體的作用，這個中間體是經濟發展的結果，又受到來自於供給方和需求方雙方的擠壓，因此，它必須隨着經濟發展形態和動力的變化而改變自身為經濟運行服務的方式和結構。從人類經濟發展的長遠未來去觀察，我認為金融業在未來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不是增加而是處於不斷地削弱過程中，這種趨勢已經在國際經濟一體化及中國經濟運行狀態中明顯地顯現出來。
   3、錢能生錢的觀念。如果這樣認為，任何擁有貨幣的人都可以創辦和經營成功的企業，但無論是中國的經濟實踐還是世界範圍內的企業發展規律都提供了相反的證明。顯然，經營成功的企業（即賺錢）來自於滿足社會各類組織與居民個人對實際需求的能力，而這種能力則依賴於對於社會經濟、文化及政治因素等外部環境需求的敏銳和正確的判斷能力。錢能生錢的觀念已經對經濟生活中的信用關係帶來一系列的負面影響。
    貨幣只是物質財富的價值（或價格）符號，是一種幫助性和輔助性的交易工具，而不是個人和企業組織產生利潤的最實質和最根本的來源。不懂得從研究和滿足人們的實際需要出發去從事經濟活動，這是中國經濟在增長之初顯現出來的幼稚病。中國經濟政策的方向是要朝着滿足需求為中心的方向轉移。
    4、銀行與金融機構的規模越大越好。金融企業的規模應該同經濟增長與發展階段中的企業規模的實際發展程度相適應，才會更有利於發揮金融服務的功能，衡量金融機構成功與否的標準是它對於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和自身的效率，而不是機構的規模。通常的觀點認為銀行規模越大其抗風險能力就越強，而事實上，無論是一個工商企業還是一家金融機構，我們都沒有充分理由證明規模同其自身的抗風險能力成正比，中國銀行業的現實情景和改革實踐也說明，規模同銀行的內在資產質量和經營效率並沒有直接的聯繫，同時，規模大也不是抗風險能力強的決定性因素。
    與之相對應的一個觀念是肯定商業銀行的經營目的是利潤最大化，然而，銀行業的利潤來源於實體經濟的貢獻程度，沒有這一點，商業銀行的利潤就是無源之水。
     其實，上述幾點都是被我們反覆強調和運用的觀點。而正是這些觀點的流行，我們也就往往忽視對於它們是否正確和符合金融運行的事實狀況便不再做深入的探討，以至於影響我們對於金融業實質的認識。
    對於中國金融改革及經濟發展來說，許多問題來自於我們並不懂得各種經濟因素在宏觀經濟運行中的相互聯繫和作用，從而導致經濟政策錯誤地安排經濟要素的地位和作用，結果也就適得其反。20世紀90年代金融政策的推行也較多地表現了很大程度的主觀傾向和不切實際之處，而對於各種政策的貫徹執行所形成的生米熟飯的結果，我們只有去正視和面對它，因為這些結果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中國金融及經濟改革的下一步的路經選擇。
    中國經濟所存在的問題並不是缺乏貨幣、原材料、勞力或者工業生產率低下等等，我認為，在中國經濟中存在的問題主要來自於兩個方面：一是我們缺乏能夠有效組織和支持宏觀經濟運行的基礎制度：二是我們缺乏對於經濟需求的正確的判斷，在現有經濟條件下和我們身處其中的世界經濟環境中，並不懂的我們應該幹什麼？能夠幹什麼？需要幹什麼？對於這些問題我們還缺乏正確的和全面的認識，也就是說，我們還不懂得中國經濟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地位和發展方向，就象我們尚不完全懂得金融對於國內經濟運行的真正作用一樣。由於我們所持有的對經濟的許多不正確的觀念，我們錯誤地安排了企業制度和企業改革的方向。
    金融業是宏觀經濟和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結構中的中間層，毫無疑問，這個領域具有強大的籌集社會資金的功能，中國政府已經給以這個領域以高度的重視。其實，中國宏觀經濟的困境恰恰在於企業制度安排的錯位。而在20世紀80---90年代的金融發育過程中，金融業在宏觀經濟運行中發揮了不恰當的作用。金融制度的安排使得在社會的供需雙方之間，橫亙着一條以國有銀行為主幹道的河流，而能夠渡過這條河流的企業卻很少。疏通這條河道和建立起暢通無阻的橋梁，需要首先確立和明確金融系統真實的職能，並且逐步疏導和拉近它在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平衡之間的距離。
    中國經濟事實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調整局面——大量的國有企業破產、生產能力閒置、勞動力失業的現象同時存在，這些問題無不給各級政府造成十分沉重的壓力，就金融領域而言，在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的持續的通貨膨脹後，自90年代中期在經濟運行中出現較明顯的通貨緊縮現象，然而，整個社會生活仿佛還在四平八穩的運行。原因很簡單，中國存在着多種經濟結構和多種體制並存的局面，原有的體制尚發揮着巨大的社會平穩和保障功能，家庭結構在全部經濟中始終充當着最大的盈餘部門，另外，農業經濟尚能夠維持9個多億農民的吃飯問題，如果這兩個部門出現問題，中國經濟就會立即出現大的動盪和不安定情況發生。
    在金融改革方面，由於對於金融所存有的各種不正確的觀念，幾乎使我們失去了金融改革的正確的方向和政策選擇，現有國有銀行的各種改革措施無不在做表面文章，而不能觸及實質，原有的金融體制基礎絲毫未變。目前，成立民營銀行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然而這個藥方難以根治中國金融業已經生成的病症。
    從根本上說，中國金融業面臨的問題和危機並不是經營管理造成的，它來自於基礎制度、組織機構和產權安排各個最基本的層面。因此，金融改革也必須從根本處入手，即從制度安排、組織系統、基礎機構方面進行，單靠對於金融運行過程中的中間環節和內部的種種改良已經不足以解決問題，諸如信貸權限的調整、五級分類、經營者的獎勵機制、人事管理中的全員聘任制，等等這些，都不能幫助我們解決根本性問題，但金融改革需要有從基礎體制入手的統一組織的一攬子改革方案。
    中國金融改革面臨着必須解決如下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金融同宏觀經濟運行的關係問題，二是制度安排即選擇何種形態的金融企業組織形式問題，三是金融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作用與發展前景問題。可以判斷，加速從政策上和法律方面調整勞動者同國有生產資料關係模式的步伐已經成為下一步中國經濟改革的唯一的出路，金融改革也需要沿着這條道路進行。
    在這篇導論中，我認為有必要對於中國金融改革的短期前景和長遠未來做一個確切的說明：
    第一、中國金融業的平穩性來自於傳統的農業文化以及經濟行為特點，這就是對於貨幣的基本態度——是一種“先掙錢、後花錢”的觀念，而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金融體制也從客觀上支持了這種消費行為。它所形成的典型後果是，儲蓄成為全社會成員（城鄉居民個人）的基本的經濟行為，現行金融體系最重要的支持力則來自城鄉居民的儲蓄存款，沒有這個因素，就難以想象中國金融業能夠維持正常的運轉，這是整個金融體系最充裕的後續資源的補充者。不研究如何解決和對待儲蓄這個因素，中國金融改革就無法找到正確的策略。
    金融改革受到傳統的國家直接控制金融的觀念的支配，同時，也是中國整體經濟改革中最後的一個完全國有性質的企業體系，是計劃體制所留下的最後一個堡壘。直到現在，我們仍然沒有對其改革的根本方法，但金融系統進行徹底改革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無法繞過的部門。
    第二、金融業的外部環境通過20世紀80---90年代以來的經濟改革和改革開放政策的推動，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質的變化，欲要實現這個系統制度基礎的平穩轉型，必須制定出符合中國國情的一攬子改革方案。
    避開金融危機對於中國經濟增長的危害，這是中國現階段及今後一個時期貨幣金融政策的一個根本目標，但是，從根本上克服和避免金融危機的出路取決於中國實體經濟在國際經濟分工中的競爭力。如果中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得不到快速提高，國內經濟運行中的供需結構性矛盾得不到相應的改善，中國金融就難以擺脫髮生危機的條件。
    由於國內外影響金融運行的因素變化加快，中國金融監管系統必須高效，金融監管改革的關鍵是要建立起良好的職能體系，而不是如何改變監管結構的設置，機構設置必須服務於良好職能的發揮和貫徹。
    下一步中國金融改革最核心的任務是金融制度的設計，金融改革的成功性來自於合適的基礎制度的確立步驟，中國金融改革既不能從利率的市場化開始，也不能從對外開放開始，它只能從自身的基礎結構和制度安排處入手，否則，金融改革就難以獲得成功。
    第三、需要正確認識金融業在國民經濟體系和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金融改革的過程同時是正確合理的發揮金融業作用的過程，在進行金融體制改革的同時，必須兼顧金融對於社會勞動保障的功能和收入分配的合理化原則。金融及金融企業事實上實體物質經濟中的後端服務工具，我們需要充分認識這一點。金融改革必須根據中國社會變革的具體國情，考慮社會文化的、政治的及科技的諸多因素，只有如此，我們才能夠建立起多樣化、多渠道的輕型高效的金融模式。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把經濟增長視為社會的中心和全部希望，的確，經濟增長改善了中華民族傳統的生活質量，但同時也帶來一系列的負面影響，比如自然環境的破壞和信用關係的癱瘓等等，這說明，我們需要在重視經濟增長的同時，需要保護大自然和民族自身優秀的人文風貌。而對於金融業方面，一些不正確的觀念和輿論宣傳已經造成社會生活普遍地存在着對貨幣的盲目崇拜，而忽視經濟運行和物質財富創造的背後的實在性問題。事實上，物質財富的創造和生活質量的提高是一個更廣泛的階段性和歷史化的概念，它需要在經濟之外的更廣的範疇里解決問題。固然，經濟增長是一個提綱，但決不是全部。而金融問題也只是經濟中的一個側面，是幫助解決經濟問題的一種工具。
    中國經濟在21世紀前半葉，依然會是以科技推動性的製造業體系的完善和發展期，金融改革的根本任務和中心使命是實現同實體經濟的接軌過程。我們站在21世紀之初的金融改革，是奠定中國經濟增長及社會發展需要的金融體制的改革，因此，這是一場設計中國金融制度未來的改革，在這裡，需要認清存在於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各種因素的相互關係和實質聯繫，並且察明它們的地位和作用，做到這一點，我們對於中國金融改革才會擁有一個清晰可見的未來輪廓。

             第一章  貨幣——流通及其職能

我認為，人類經濟活動的基本問題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是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結構特徵問題；第二是勞動者和物質生產資料的關係模式問題。前者是每個不同的歷史時期人類經濟的自然狀況，以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為標誌，後者則是人類社會自身的生產關係即經濟制度的面貌。
    分工與交換是人類經濟活動最直接和最外在的表現。貨幣金融問題就產生於人類社會生產過程中供需雙方進行交換的需要。因此，貨幣與金融業既是人類生產分工的結果，也是經濟運行過程中分工的組成部分。貨幣的發行與存儲、流通與借貸、經營與監管的結果導致金融業成為經濟生活中的一個完整的專業分工體系，這個體系自從產生就一直困擾着人類的經濟問題。
    在人類經濟的發展史中，首先是資本主義制度把貨幣金融業發展為一個最完整的體系。在大工業及整個製造業的成熟過程中，主要是通過把貨幣轉化為資本的因素實現和發揮對於物質財富創造的巨大的促進作用。就世界範圍內來看，貨幣金融問題在社會主義的地位與作用是一個仍然沒有得到較好的解決的問題。而且，通過20世紀人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以電子技術為先導的科技革命，從而導致經濟的國際化和金融的全球一體化，又一次從最根本處改變着貨幣金融在人類社會經濟中的地位與作用，中國的金融改革必須牢牢把握這個趨勢，否則，就無法擺正貨幣與金融問題在自身經濟運行及全球經濟一體化中的位置，從而會影響到自己國家的經濟發展。
    因此，貨幣與金融問題不是抽象的，它是同各個不同歷史時期人類經濟生活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一種分工，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和不同的社會制度下都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和內容。我們研究的對象主要是在中國的經濟環境中和制度條件下的貨幣金融問題的特徵與表現、作用和地位。

第一節  經濟運行中的貨幣和金融

    從世界經濟發展史的角度看，貨幣和金融問題對於經濟增長與發展的重要作用，我認為在工業及製造業的大規模擴張和成熟過程中最為重要，因為工業作為提供供給的經濟力量最需要的是交換規模的擴大和交換手段的完善，而以資本為經濟行為基礎建立起來的社會制度，通過一系列的方式把貨幣轉化成為經濟活動中的資本要素，馬克思研究了貨幣向資本轉化的條件，即資本家從勞動力市場上購買到活勞動是實現這種轉化的途徑，顯然，在馬克思的經濟學說中，貨幣並不是無條件地充當資本的角色。對於一國經濟來說，在貨幣職能基礎上發育起來的金融業，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所發揮的是一條貨幣不斷地轉化為資本的渠道,使得貨幣最直接的作為一種最活躍的資源而發揮刺激經濟生活的作用。

但是，我們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人類科技革命所形成的結果考察就會發現，在宏觀經濟運行中，貨幣和金融的地位和作用也發生了根本性質的改變，我認為，這種改變根源於經濟發展動力的轉變，在工業及製造業的發生、發展到成熟的全過程中，經濟增長的最基本的動力一直是土地、勞力、原材料等因素組成，而當20世紀50---60年代的以電子技術為核心的科技革命發生後，人類經濟生活方式和動力發生了根本轉化，經濟發展動力由原來的傳統要素轉化成為了知識、科學、技術、教育、信息等因素，從而導致了經濟基礎結構及各種要素間的相互關係發生變化，我認為，在這場經濟大變革的過程中，貨幣和金融地位和作用的大調整和大改組首當其衝，20世紀80—90年代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就說明問題，我們已經不能依據任何傳統的經濟理論來解釋人類目前經濟生活中發生的金融危機，只能從貨幣和金融同現實的宏觀經濟各種要素間的新的矛盾關係中去探尋來龍去脈和前因後果。
    這次我們所正在經歷的世界經濟一體化和金融全球化，是一場從根本上改變人類經濟構成和國際分工的過程，同時也必將改變人類社會的生活方式，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從現實的和世界經濟發展的高度去重新認識各類經濟要素的地位，我們對於貨幣和金融問題的研究也應該如此。
    在20世紀裡，貨幣和金融的作用在不同的社會制度安排下也發揮了不同的作用，並且形成不同的經濟後果。對於資本主義來說，貨幣在資本主義制度形成的初期，即在大工業分工開始發育的時期，資本主義所形成的企業制度直接把貨幣作為一種最有效的資本資源去加以應用，制度和經濟規律本身都強化了貨幣作為資本的條件和前提。馬克思則揭示了通過把勞動力商品化而使得貨幣轉化為資本，從而開始剩餘價值的創造過程。他認為資本對於勞動者來說具有最殘酷的剝削性質。因此，他認為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都滴着血和骯髒的東西。但這是第一代無產階級領袖帶有感情色彩的對資本的批判。然而，《資本論》的邏輯是科學的和無懈可擊的。
    資本主義經過三百多年的發展歷程，已經把大工業生產推到了今天我們看到的高點，工業生產方式的質的飛躍在世界範圍內首先發生於20世紀50—60年代的美國，以電子技術為核心的科技革命是最實質的引導力量。它不僅促使人類經濟形態發生了根本性質的變革，而且直接成為世界經濟一體化的促進力量，在世界範圍內，金融業處於應用現代科技成果的最前列，這個分工領域已於20世紀80年代完成了全球化的進程。
    事實上，身處人類經濟領先潮流的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們也早已開始研究和論述這種趨勢，並且為這個嶄新的經濟和社會形態尋找答案，分別提出過“後工業社會”、“知識經濟”和“信息社會”等概念，不管人類對於這個噴薄欲出的新社會存有多麼不同的理解，都說明變革已成事實，只是需要進行理論的解釋。
   在經濟增長動力與經濟形態的變革中，經濟領先各國的貨幣也向着無紙化和電子貨幣的方向發展，以電子技術為龍頭的科技革命正在極大地改變着傳統金融業務的服務方式，並且最終會徹底改變貨幣存在的職能和金融運行的基礎。而且，資本主義制度還把純粹的貨幣交易發展到規模龐大的程度。
    貨幣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職能與經濟作用起到了一種與資本主義制度不同的道路、方式和渠道。對於中國來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國民經濟恢復時期，人民幣經過幾次較大的幣制改革而確立起它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唯一的法定貨幣角色。從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改造完成到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的20多年，人民幣至少在兩個方面起到了穩定國民經濟的重要作用：一是恢復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和進行大規模的國家投資建設，一是保障城鄉居民的日常生活。貨幣成為國家手中進行投資與建設的工具，國家不僅發行和監管貨幣，而且直接作為基本建設投資主體和各類企事業單位資金的供應者。國家財政是全社會資金的唯一的渠道和支配者，全國只有“中國人民銀行”一家銀行，並且是隸屬於國家財政的一個部門。在經歷長期戰亂和城市經濟秩序混亂的國民經濟恢復時期，這樣的貨幣和金融體系對於保障社會穩定起到了應有的作用，但卻形成了對於經濟資源的配置和市場要素的發育則是低效益和低效率的，且還存在着極大的貨幣資源浪費，整個經濟運行不符號節約、競爭和效益的原則。
    中國宏觀經濟中的貨幣和金融問題無論在1957---1979年的計劃體制下，還是在20世紀80—90年代的改革開放過程中，都具有十分典型的中國特色。它同中國傳統的經濟行為、價值觀念以及文化氛圍相聯繫，顯然，貨幣和金融問題並不簡單是一個經濟問題，它是同一切社會政治的、文化的、心理的因素緊密聯繫在一起。自1948年12月起，人民幣就隨着新中國的成立而確立起它的法定紙幣位置，並且是純粹的國家信用貨幣。
    在1979年以後的經濟改革和社會開放過程中，貨幣與金融問題的重要性逐步開始顯現，這首先是國內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需要，同時也是對外經濟交流規模擴大的要求，但整個金融體制始終未能有效解決同宏觀經濟的銜接問題，當然，這也是一個帶有世界範圍的普遍問題。由於人類對於貨幣占有的無限制的追求欲，仿佛使得人類已經沒有任何更有效的方法解決自身所面臨的貨幣和金融業的困境,這從西方發達工業國家的大銀行和金融機構的紛紛倒閉和第三世界各國持續的金融危機中都說明這點。
    原因究竟何在？我認為，20世紀80年代金融全球一體化以來的世界各國的金融危機實質是，金融在國際分工中對於世界範圍的總供給與總需求的聯結失衡，發達國家自身的金融危機多半同國際貨幣市場中的匯率機制有關，而在世界主要的工業國家成為貨幣的淨輸出國後，它們對於第三世界各個首先實現貨幣自由兌換的國家衝擊力也就成為必然，因此，經濟落後國家的金融危機也不可避免。從這個角度看，與其說中國成功避免了1997年發生於亞洲的金融危機，不如說中國發生金融危機的時間可能錯後。中國金融危機存在的條件完全是內源性的，在國內供需矛盾不能有效克服的前提下，就是不出現國內政治動盪和外資衝擊的情況，我們依然很難成功的避免金融危機的發生。
    對於中國來說，自20世紀80---90年代開始，貨幣和金融也已成為中國社會生活和經濟運行中的一個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因素，在這20多年裡，貨幣發行和存量得到幾十倍的增加，銀行和各類金融機構也不斷的成立，但從整體上說，中國金融業的發展程度還很低，而且幾乎沒有抵抗金融風險的能力，面對21世紀之初複雜的國際金融形勢和國內金融與經濟運行間的矛盾，都要求各類金融監管決策機關具備高效率的控制能力。
    一個結論性的觀點是，中國經濟增長和規模的擴張、物質財富的創造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已經不能過份倚重於金融。中國五十年來貨幣和金融管理的經驗告訴我們，貨幣和金融政策雖然出現過一些偏差，但是，我們把金融業視為重新分配貨幣的渠道並沒有錯。事實上，計劃體制中的貨幣發行和流通方式對於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的貢獻功不可沒。因此，在研究現實的金融問題時，我們也同樣不能一味只看到計劃體制下所形成的貨幣和金融體系的缺點，而必須對此有正確的認識和評估。認真總結和研究五十多年來人民幣的發行與流通方式以及貨幣金融在中國經濟生活中的作用，這不僅是一個獨特的金融史課題，而且，對於如何推動和實現中國金融制度的轉型有着十分現實的意義。
    就21世紀之初的情況而言，由於全球性經濟增長方式和發展動力的轉移，中國經濟發展的策略已經不能過份倚重於金融業的籌集資金的功能，經濟政策必須統一規劃成一種以“科技、教育、信息、醫療衛生”等社會領域的全面發展所帶動的一體化發展，並且發展是帶動型和擴散型的。
    在中國的經濟發展和金融改革過程中，我們也必須考慮經濟發展動力的轉移對於貨幣和金融在經濟運行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改變，而且，這種改變是一種根本的改變，它首先體現在貨幣職能的轉變、完善和豐富。在中國開始統一籌劃21世紀的金融改革之際，我們必須注意到這一點。
    在未來的經濟運行中，任何類型的金融機構，包括銀行、保險、證券等主要的金融企業，都有可能成為對於宏觀經濟發展沒有多少重要意義的部門，但是，另一方面，金融業務本身包括資金結算、貨幣理財、信用卡消費等等都必不或缺。但無論如何，金融業作為整體的社會分工在現代經濟中，已經很難以成為具有強大的贏利能力的企業組織，同時，資金的流通方式也將發生根本的改變。
    所以，經濟增長動力的轉移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資金的流通方向和性質，我們必須對此有清醒的認識，但又必須使得貨幣和金融成為經濟生活中良好信用關係的創造者和主要導因。在世界範圍內，象中國的人民幣這樣從一開始就是一種純粹的國家信用貨幣的情況是極富特色的，就現實而言，在國內，人民幣正處於從計劃體制到市場經濟的劇烈的轉型過程中，這是體制對貨幣的壓力，另外，它還正經受着來自於供需結構調整雙方的擠壓；隨着中國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正式成員，人民幣的自由兌換也將提到意識日程上來，因此，它還必然受到來自其它貨幣的衝擊。面對這種複雜的內外局面，中國只有正確把握貨幣和金融問題的合適的改革步伐，以期實現宏觀金融的平穩過渡。
     中國金融業在改革開放的20多年，始終保持了平穩的局面。在這個時期，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受到金融業的極大的支持，主要以擴大貨幣發行和增加對各類企業的信貸規模為手段，這也使得金融業積累了以大量的不良資產，而且，到21世紀之初，不良資產仍然呈上升的態勢，我認為原因在於，國家（或中央政府）在運用貨幣金融政策刺激經濟增長的過程中，沒有及時對於宏觀金融制度進行符合市場經濟規律要求的制度調整，包括企業的財務核算體系，致使問題越積越多。形成問題的關鍵是僵化的金融體制失去了對於經濟環境變革的適應能力，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改革開放的20多年裡，整個國家的宏觀經濟體制、商品與勞務的交易規則、價格機制等等，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這就要求貨幣和金融必須適應不斷變化的經濟環境。
    通過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及其後果的衡量，顯而易見，國民經濟受破壞程度最大的是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經濟雖然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但由於其製造業的堅厚基礎和科技程度遠遠高於第三世界各國，其經濟的基礎結構還是健全的。從1982年起自墨西哥等拉美國家的金融危機到20世紀末的亞洲金融危機以及21世紀初的阿根廷金融危機都說明問題，結果是，金融動盪使得財富更加集中在發達國家，世界範圍內的貧富分化更加嚴重。
    由於中國金融業尚不是一個完全開放的領域，仿佛在整個國際性金融危機的過程中都置身事外，但危機是全球性的，因此也就沒有旁觀者，事實上，中國的經濟已經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不僅出口而且在接受外國投資方面都有明顯的下降。
    起自於20世紀50—60年代以電子技術為龍頭的世界科技革命後的金融危機，要求我們必須重新認識和擺正貨幣和金融在現代經濟中的地位與作用。中國作為第三世界國家，尤其需要重新審視自身所採取的貨幣金融政策可行性程度和執行效果，以求在21世紀初迅速找到金融改革的正確方向和可靠方法。解決中國金融問題的路徑和方法必須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任何企圖照搬發達國家處理金融問題的方法都不會湊效。這需要充分利用政府的巨大影響力和控制力，從貨幣和金融的基礎構件進行改革。
    時至現在，我們仍然持有關於貨幣和金融問題的許多不正確的觀念，而且仍然沒有採取較有效的措施從根本處進行改革。金融改革已經是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必須合理解決的一個問題，但這個系統的問題決不是全部經濟問題中最重要的部分。中國經濟發展必須牢牢地抓住兩頭：一是製造業體系的完善和充分發揮其所能夠容納的生產力水平，二是採取政府為主導、企業為先行的以科技、教育、文化、信息為主體因素的發展道路。金融改革在於健全貨幣流通的渠道、體系和目標。無論如何，貨幣和金融業的基礎體制重新的任務已經擺在21世紀之初中國社會的面前。
    貨幣金融政策的最優化設計問題，或者：如何達到和取得貨幣金融政策最佳的執行效果，而又不損害經濟運行的自然法則，這在中國仍然是一個貨幣理論和宏觀經濟學尚未較好解決的任務，當然，貨幣與金融理論並不能夠一勞永逸地闡明金融政策的尺度，這需要根據不斷變化的經濟關係與結構狀況做出判斷。

第二節 人民幣——存量以及流通分析

   自從1948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成立以來，中國先後發行了五套人民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的幣製得到統一。人民幣成為國家唯一的法定紙幣，同時，它也是一種完全意義上的純粹信用貨幣。

在現代經濟運行中，商品與貨幣是一對孿生子，商品沒有貨幣相對應是先天不足的，貨幣沒有商品作基礎是缺乏存在必要的，商品與貨幣通過資本主義制度得到最徹底的發育。貨幣購買商品，商品並不能購買貨幣，但商品本身的價格則是生產這種商品所包含的勞動量的體現，但商品並不是貨幣本身。

全部金融問題都來自貨幣的產生以及它所派生出來的職能。貨幣產生的歷史我們已經無需進行探討，這個問題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已經得到徹底的和全面解決。我們所需要研究的一個關鍵性的問題是，在中國現行的具體的經濟環境中，貨幣（法定紙幣）的存量形態、流通特點及其它對於經濟運行的作用力，這是我們研究和闡明中國貨幣金融問題的出發點和歸宿，沿着這個問題深入下去，也可以找到中國金融運行的實質特徵和模式，並且能夠指示金融改革的路徑。

貨幣存量也被稱為貨幣供應量，它指一國在某一時點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總和，一般包括現金流通量和存款貨幣兩個部分，國際通用的符號是M₀、M₁、M₂。M₀是指貨幣流通量中相對於各類金融票據、單、證、卡等隱形貨幣而言，並以實物化發行的紙幣和硬幣的統稱。最初始化的原生形貨幣的量，即在自然貨幣和人化自然貨幣歷史時期的全部貨幣的量，曾經百分之百由M₀組成，它是隨着信用關係和規模的不斷擴張而擴張其數量的，在中國年度M₀淨投放量1999年末達到2251億元，是1978年的135倍，而市場貨幣流通量1999年末達13456億元是1978年的65倍。M₁指狹義貨幣量， M₂指廣義貨幣量。

根據《中國金融年鑑》等資料統計，可以看出，1979年末，市場現金流通量約為270億元，到2000年末增至   億元，增長  倍，自1979年以來，現金需求增長出現過三個高峰，1985年初，1988年下半年和1993年初。同時，每個高峰期也都是中消費品物價折數的迅速上升時期，即通貨膨脹期。

表1    1979-2000年各年貨幣投放量和年末市場貨幣流量顯

（根據《中國金融年鑑》資料整理）

從統計數據判斷，中國的貨幣供應量隨着國內經濟規模和國際貿易規模及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仍將是一個不斷增長的態勢。中國現金需求量的大幅增加，有着深遠的社會經濟歷史背景和現實根源。

由於金融業的特點，這些統計數據肯定是真實可信的，然而，我們僅從數字中並不能看出隱藏於貨幣供應量的實質問題。我們必須從這些枯燥數字的背後，去探討在中國經濟運行狀況下貨幣流通的特徵，以及它同整體經濟因素的聯繫。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國的貨幣流量特徵並不主要的由貨幣供應量所決定，而是由一國的經濟形態、金融制度、貨幣政策，甚至於這個社會中人們的經濟行為方式所決定的，所以，貨幣流通是一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側面。而我們對於中國經濟條件下貨幣流通特點的分析判斷，也依據自1979年至於2000年二十多年來的經濟改革和社會開放過程為依據，從而指出中國貨幣流通的基本特徵和對於經濟增長造成的後果以其影響。

在現代經濟運行過程中，貨幣作為一種經濟符號和資源因素，它是反映實物（商品與勞務總和）流通和金融資產流通兩個方面的最確切的計價符號，從社會再生產的理論出發，它主要反映和表現着貨幣資金同實體經濟之間的平衡關係，特別是金融與財政的關係。而對於貨幣流通過程的分析，需要建立在資金流通的核算帳戶基礎上，從而對於貨幣流通特徵的揭示闡明這一過程中的實際存在的問題和變化趨勢。在這裡，實際的和數據的分析顯然是重要的，然而，對於中國經濟運行的特點而言，經驗的分析則是最為實用的，並且可以得出最為確切的結論。

關於人民幣的流通特徵的分析，我認為，應該主要的通過對於儲蓄—投資過程的分析中得出，這裡存在着三個不同層次的經濟單位：家庭部分、企業部門和財政部門。三者對於社會貨幣的擁有量基本上決定着中國經濟金融運行過程中的資金結構，而且，它們的經濟行為方式不僅是一種活生生的生產關係的體現，還最直接的影響到貨幣流通的特點。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特別是自1979年改革開放所形成的經濟大規模的增長與發展時期，這樣的一個長達50多年的過程中，家庭部門在貨幣流通過程中都處於一個非常特殊的地位，家庭是貨幣資金的最大的盈餘部門。家庭通常不直接與企業和政府發生任何實質性的金融與投資關係，它們的最直接的和幾乎唯一的金融行為就是參加儲蓄，這使得中國成為世界上位數不多的高儲蓄率的國家。這一特徵同中國人的傳統文化觀念和經濟行為相聯繫，個人和家庭對於貨幣資金的基本態度是“先爭後花”，而建國後的金融制度安排也助長這樣的行為。持有貨幣資金成為個人的和家庭部門保障生活的基本要求，他們不需要投資，也沒有其它的合適的投資渠道安排。這樣的強烈的儲蓄意向和持幣傾向直到現在依然是中國整個金融業平穩運行的支柱性因素，截止2000年城鄉居民的家庭儲蓄存款餘額達到8.5萬億元左右，這是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生存的保證。

中國的企業部門不僅是從計劃體制下脫胎出來的，而且是從政府部門中分化出來的，這個過程自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推行的經濟改革和社會開放政策開始。由於企業部門在計劃體制中的制度安排，我國的各類型和各行業的企業從一開始建立，不僅在實際運行中，還是在財務核算中，乃至於人們的觀念中，企業就不僅作為一個保障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平衡環節的最基本的細胞，而且還承擔着勞動者所需的全部社會福利，它沒有“資本金”的概念，也沒有“股權”（產權）的概念，它只是國家計劃安排的一個部門，在計劃體制下，財政充當着企業資金的唯一的供應渠道，而自1978年後，特別是在80年代，國有銀行部門又充當了工商企業資金的主要的和唯一的供應渠道。這種狀況導致企業從組建到經營的全過程都必然地既是貨幣資金的最大的需求者，又是貨幣資金的最大的負債者。然而，同時，企業制度的安排又不能使得企業具有真正贏利模式，並且在贏利的情況下生存。中國始終沒有真正建立起企業的破產機制，因此，我國的企業部門並不是市場行為主體。這種情況一直到1984年經濟改革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後，特別是在90年代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與企業部門緊密聯繫的是財政部門（或者叫政府部門），它自計劃體制的確立起開始運行，就事實上充當着全社會最大的、最直接的投資主體的角色。財政收支指政府部門收支，財政赤字指政府部門赤字。由於它伴演着投資主體的角色，在20世紀80--90年代的經濟改革過程中，政府只能依靠發行國庫券來彌補赤字，政府證券的形式有國庫券以及銀行貨款申請單等多種形式，同時，改革的過程從“擴大企業自主權”開始，這就在客觀上造成了國家稅收的一種不斷弱化的過程，大量的現金流通也是造成國家稅收弱化的根源。因此 ，與企業負債相似，財政部門的負債規模也處於不斷擴大的態勢。這一點由國庫券的發行規模不斷擴大為證。

在中國，由於資本市場的空缺（缺位），使得這三個部門直到現在，仍然在體制方面是彼此分割地運行着。

在1978年以前，中國只有一家銀行即中國人民銀行，它既是財政的一個部門和附屬機構，又是直接辦理居民儲蓄和工商企業結算和信貸的機構。這樣，中國現行的整個金融業都是從國家財政母體中脫胎出來的嬰兒，因此，它在20世紀80--90年代的經營管理過程中，也自然而然地帶着計劃體制的深刻的烙印，當1984年恢復中國人民銀行中央銀行的職能後，工農中建四大國有獨資專業銀行也一個個從中央銀行的母體中逐步脫胎而出。從80年代開始，雖然各類非銀行金融機構不斷設立，主要是城市信用合作社、中國人民保險公司以及信託投資機構的不斷成立，但銀行業始終處於中國金融業的絕對主導和壟斷地位，其它渠道只是銀行業的補充渠道。

從20世紀80--90年代的金融部門的運行狀況來，具有如下的特點：（1）它主要的依靠對家庭部門的負債來分析運行，並且，高儲蓄增長和規模呈平穩上升的態勢，（2）企業部門成為金融部門的最大的債務人，並且具有無抑制的貨幣需求衝動，（3）政府部門不斷從投資主體轉變為審批機關。

貨幣流通的特點明顯地表現為家庭部門始終充當貨幣資金的淨供應者，並且從不顧及和考慮資金儲存在國有銀行中的安全性問題，企業部門則一直過份倚賴於外部融資，不具備貨幣資金的積累能力，證券市場的發育也沒有能夠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而政府部門的各項收支活動卻在國民可支配收入中處於下降的趨勢。

我們一般認為中國在經濟增長過程中，資本市場發育的滯後是制約經濟改革的因素，然而，資本市場的發育是有條件的，而中國經濟運行過程並不是缺乏資本，而是缺乏經濟資源轉化為資本要素的制度，首先是貨幣轉化為資本的條件問題沒有得到良好的解決。馬克思在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時，對於“貨幣轉化為資本”的問題做了一個專門的研究和論述。他指出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力成為商品”是這種轉化的實質性條件。而建全資本市場必須首先建立起貨幣轉化為資本的條件。在現實的經濟運行中，中國的貨幣流通特點正是缺乏推動使貨幣轉化為貨幣資本的條件。

就21世紀初中國經濟的實際狀況和貨幣資金流通的表現看，我認為貨幣流通的市場化行為處於正在形成的階段，然而，這種局面的形成必須克服和避免中國社會不發生大規模的普遍的金融危機。自1997年以來的貨幣表現形式——通貨緊縮也是促使實現這種轉化的加速力。

歸結起來，人民幣作為唯一法定貨幣的流通特徵可以概況為兩點：一是經濟生活中的存量貨幣以各種收入分配渠道被個人和家庭部門持有的趨勢，這種趨勢具有一般性的特點，並且具有普遍性，但是，家庭部門的貨幣量缺乏投資渠道又必然地作為一種生活保障形態回流到國有金融部門，這是我國貨幣流通特徵的一個極端，二是充當經濟行為及投資主體的角色，正在由政府部門向企業部門轉移，而企業部門充當着貨幣資金的最大的需求者和負債者的角色，同時尚普遍缺乏明確的贏利模式和信用觀念，投資主體對於負債的經濟主體責任不明，同時投資沉澱為固定資產的形態並且其中的相當部分又轉化為家庭部門的收入，這是我國貨幣流通特徵的另一個極端。在貨幣流通的兩個極端“儲蓄一投資”行為過程中，中國的貨幣資金流通失去了作為資本流通的應有的方向。

然而，由於中國經濟的特徵和社會人口眾多的特點，我認為貨幣流通也必須充當和發揮它的社會保障作用，也就是說，貨幣對於勞動者和社會成員來說，必須達到保障人民群眾生活的作用，否則，就有發生社會動盪的可能。

在中國計劃經濟體制與條件下，貨幣流通是一個以計劃型為主導的流通過程。同時，在20世紀80--90年代的經濟改革過程中，我國的貨幣流通無論在其渠道還是方式方面也體現為一種計劃型向市場型的貨幣流通的轉型過程。然而，這一過程和轉型還不徹底。在1985、1989、1993年三個貨幣需求高峰年標明，貨幣供應量與物價指數具有較緊密的相關性，但是，對經濟生活的實際觀察所得出的結論都是，由於價格管制政策有可能使貨幣量與物價處於完全脫節的狀態。在1997年以來的中國經濟表現為，在貨幣量擴張的同時，物價卻處於連續下降的態勢，而由於物價的管制政策，結果往往導致貨幣流通速度下降。

在貨幣流通過程中，貨幣供應量、城鄉居民的儲蓄傾向、貨幣需求以及貨幣流通速度等因素都與價格指數直接相關，但在1979--2000年中國貨幣流通特徵表現中，城鄉居民的儲蓄傾向具有十分明顯的影響力。

貨幣流通的方式與渠道使得我國的金融資產與實物資產相脫節。這也形成金融業自身運行同實體經濟運行間存在着鮮明的矛盾，我們可以根據貨幣流通的方式和渠道把貨幣流通分成個不同的類型；一是生產性流通，二是投資性流通，三是消費性流通，四是產權性流通，五是純粹的貨幣交易形成的貨幣流通。而貨幣流通的最基本的類型是（貨幣與）實物交易形成的貨幣流通。

從貨幣流通的角度看，金融改革的基本任務之一是理順和疏導貨幣流通的方式、渠道。中國的貨幣從其發行到進入銀行系統，並且納入到商品、貨幣市場。中國是世界上首先產生貨幣的古老國家之一，從5000年前的天然貨幣“海貝”，到距今2000年前的稱重貨幣“方孔圓錢”，1500年前宋代的記名貨幣“漢興錢”和近1000年前的面額貨幣“交子”的誕生，以及現行的塑質鈔票的出現，中國貨幣出現並成長的歷史已經存在了數千年，同時也形成了中國社會文化條件下的獨特的貨幣流通方式。只是到了19世紀中葉，由於中國在大工業生產體系建設中的落後於西方，並且自身的資本主義制度沒有形成並得以發展，因此，中國人在管理貨幣及其運行貨幣的過程中也落後於西方資本工業國家，這是由於中國物質生產力及經濟結構的落後性決定的，貨幣在其促進經濟增長與發展過程中的作用並不鮮明。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人民幣的發行及其流通已經有了半個多世紀的歷史，並且在世界貨幣體系中享有極高的聲譽。可以肯定，依靠中華民族的智慧，我們不僅能夠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管理好貨幣發行，同時也能夠治理好貨幣流通。

貨幣發行是貨幣管理的源頭，但相對於貨幣發行而言，貨幣流通方式和渠道的設計與建設對於經濟增長和發展的促進作用更具有重要的意義。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經濟運行過程中的現金流通規模始終是一個十分難以統計和缺乏確切數據的支流，在1979年改革開始後，由於銀行結算仍然處於被嚴格管理的領域，以及個體工商業的發展，促進經濟交易中現金交易的規模越來越大，到1988年進行銀行結算制度改革的時候，現金交易已經發展到相應嚴重的程度，雖然進行了結算改革，但是，即使在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交往中，現金交易的規模仍然處於較快的增長規模中，現金交易是中國經濟運行中所謂灰色經濟或地下經濟的主要形式，這種貨幣流通完全在銀行系統及國家稅收系統的監管之外，從銀行系統中也無法統計出其交易的規模，這是中國經濟增長初期的特有現象，對於現金交易的規模和流量，我們也只有去作出經驗的評估，這即是體制的原因，又有銀行結算發育滯後以及為了避免稅收的目的。

第三節  結構特徵與職能發揮

　 儲蓄不僅對於人民幣的流通特徵來說，而且對於其結構特徵也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中國人的基本經濟行為方式是先存錢再花錢，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並發行人民幣以來，國民儲蓄率一直居高不下，它對國民經濟的增長以及銀行業創造信用及其信用的擴張的影響力極其巨大。不研究和分析中國城鄉居民的儲蓄行為，甚至就可以說不懂得中國全部金融業的基本特徵，中國金融運行是以城鄉居民個人強烈的持幣願望並參與儲蓄的行為而鑄就的。截止2002年，中國城鄉居民的儲蓄存款餘額已達8.5萬多億，在全部廣義流通貨幣的17.8萬億元中占到50%左右。

   儲蓄存款既是金融業創造信用的基礎因素，又是中國金融機構平穩運行的前提條件。同時說明，中國的貨幣——人民幣的主要持有對象已經是城鄉居民個人，但是，就金融研究而言，對於8.5萬億儲蓄存款的結構、數量及持幣人員分配等等事實，我們還相當缺乏應有的研究，諸如中國20%的人持有80%的儲蓄存款數量也僅是一種估計而已，分析儲蓄存款的規律已經成為研究中國金融業現實狀況的一個基礎性的工作，也是正確認識中國金融業運行的一個明確的窗口，中央銀行除了關注貨幣發行外，還應該花極大力氣研究和關注城鄉居民的儲蓄存款的運動規律。並且，應該對8.5萬億的儲蓄存款作一個詳盡的統計和深入的研究，以便為中國金融改革提供正確而明了的思路，這是因為中國的法定紙幣——人民幣的流通特徵，最大的流量特點就是通過各個方式和途徑向城鄉居民個人手中沉澱，這以諸年增加的儲蓄存款餘額為標誌，從而形成極其鮮明的貨幣結構特徵和中國金融的特點。中央銀行應該把研究儲蓄問題作為一個重要的金融課題和系統工程，這種研究可以說明中國貨幣的結構及特點。

人民幣通過各種收入分配渠道流向城鄉居民手中，從而再轉化成為銀行中的儲蓄存款餘額，這是中國法定貨幣流通和存量結構的一個極其鮮明的特徵。有數據表明，中國個人可支配現金為11萬億人民幣，加上物業等固定資產約在26—27萬億人民幣。在11萬億個人可支配的金融資產中，有71.79%是銀行存款，11.2%為現金，在有價證券方面，國債占整體比例為5.8%，股票占7.7%，此外，保險金比例是2%，城鄉居民家庭保險資產為1.7%。但從股票市場的總市值判斷，這種數據可能存在很大程度上的不準確性。
    單就中國貨幣的存量結構而言，其17.8萬億的廣義貨幣存量的幾乎50%被城鄉個人持有，而國有資產事實上已經在貨幣數據的反映方面失真，並且國有資產由於其長期的不能流通，因此更使得它在貨幣存量結構中沒有多少分析的意義。我們可以認為，國有資產只是一個會計數據的問題，而沒有相應的貨幣與其相對應。因此，國有企業中的固定資產就不僅是一個需要重新用價格評估的問題，而且是一個如何促使其向着能夠流通和向着資本的方向轉化的問題，就經濟改革以來，由於其國有資產的性質特點，它只能不斷地提高各種方式流到其它的不同的經營主體手中，這就是國有資產的唯一的流向，國有資產的改革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嚴肅的政治問題，現在看來，解決的方法，一是需要對於國有資產特別是企業的國有資產重新核定會計標準，然後按照比例向社會和企業勞動者派發的方式進行改革，即從根本上變革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關係模式，這才是一種根本性的改革。實行這種改革的條件已經具備，只是需要全國統一的政策方案。
    我們在對待國有工商企業的認識中，一個問題是國有資產的流失問題，然而，國有資產的失流是以實物的損失為主要方式的，它卻不是一種貨幣性的流失。許多國有企業的資產作為實物形態和生產資料已經不能實現其保值增殖的目的，並且最終將失去生產資料應有的增殖能力在市場中消失。但國有企業又背負着向社會勞動者提供貨幣分配的沉重包袱，國有企業獲得貨幣資源主要的和幾乎唯一的渠道就是向國有銀行借款，從而大量的信貸資金又返回來被分配到勞動者個人手中，貨幣在經濟循環過程中的這種流通，在中國已經形成了一種信用關係的惡性循環和難以解開的怪圈。

國有企業中的實物（包括土地、廠房、機器設備等等）難以進行自由交換實現其貨幣價值，而同時也沒有真實的貨幣數量相對應。因此，中國金融業存在的矛盾與問題只是計劃經濟體制的一個縮影。

如果不根本變革貨幣的流通渠道和方式以及它的存量結構，不根本變革金融政策的方向和金融監管的職能，僅僅依靠貨幣發行數量的增加只能為中國金融業積累更多的問題，最終的結果就是發生大規模的金融危機。貨幣發行數量的擴大和增加從來就不能解決金融同經濟運行存在的實質性矛盾，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幾乎飽嘗了通貨膨脹的痛苦，但到90年代以來，由於貨幣資金的大量浪費以及國有銀行系統風險意識的不斷提高，並且由於資金的沉澱，形成了持續的通貨緊縮現象。但貨幣的多少從來就不是促進和阻礙經濟增長的根本因素，這裡的根本因素是社會供給與需求結構的失衡，以及勞動者同生產資料關係的扭曲。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根本出發點也在於解決這兩方面的問題。而且，此兩者構成社會制度下經濟運行基本問題。

人民幣的流通特徵除了表現為持幣餘額不斷向城鄉居民個人轉化為儲蓄外，另一個基本的特徵就是國家或各級政府作為投資主體的大規模投資，由於中國社會經濟的特點以及整個歷史傳統，國家從來就是組織大規模的工程和基礎建設的主體。在長達兩年多年的封建社會中，封建國家歷代修建的大規模的皇陵和園林、隋朝的大運河的開鑿以及歷朝修築的長城和各類軍事工程，都有政府承建。其實，至到現在，在中國社會中，各級政府仍然充當着首要的投資主體的角色，只是現代運用較多經濟的手段，在20世紀80年代發行國債以來，國債發行規模越來越大，到2002年底，國債的餘額達 6000萬元 ，國家（或政府）充當投資主體的角色，形成了貨幣流通的另一個主要特徵。

儲蓄作為國有銀行主要的貨幣資源和創造信用的基礎，國債的發行則使政府充當和扮演另一種投資主體的角色，這兩者構成了中國貨幣流通的基本特徵。但是，前者貨幣發揮的是貨幣的貯藏職能，後者發揮的是投資職能。

人民幣的基本特徵是完全信用貨幣，在此條件下，結構特徵表現為儲蓄和國家負責組織貨幣流通的角色，進而充當和扮演投資主體的角色。

人民幣的存量結構特徵的結果是：這些特徵阻礙並且影響着貨幣轉化為資本。對於經濟增長與發展來說，並不是貨幣的流通量和發行刺激經濟增長，對經濟增長最起作用的是貨幣在生產過程中扮演和充當資本的角色。然而，貨幣在中國現有的經濟環境中不能夠通過各種市場渠道順利轉化成為資本因素，經濟運行缺乏貨幣轉化為資本的制度支持，資本的要素市場不健全，這些都是貨幣流通的障礙。

當一種貨幣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失去了轉化為生產過程中資本條件後，它所發揮的作用和職能發揮也只能是殘缺不全的，而且，在貨幣執行價值尺度的職能中，由於價格的被扭曲，價格不能最直接地反應市場供求關係，同時，交換手段由於缺乏自由交換的規則而失去效率，貨幣在它的持有者手中只能被當作“財富”而轉向儲蓄，而銀行業這種間接的方式更使得貨幣不能有效地轉化為資本因素。

因此，貨幣的結構特徵是決定貨幣任何發揮職能的基本條件，貨幣在中國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和職能，從一開始就存在着先天的缺陷，它缺乏完備的流通渠道和刺激發展和市場發育的動能。

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隨着經濟增長發展動力變革，經濟發展的動力已經越來越迅速地轉移為科學、技術、知識、教育等因素，貨幣在經濟生活中的職能也在發生極大的轉移。如何管理傳統的貨幣和現代經濟條件大的貨幣（諸如電子貨幣的產生），貨幣的流通方式和渠道，貨幣的作用與職能的變革也必將極大地影響到社會收入與分配機制的轉型。因此，在金融監管的過程中，應該充分而清醒地認識到貨幣職能的轉移，從而使其豐富和更新。一種是，貨幣在發揮傳統職能之外，必將發揮社會中勞動者個人的生活保障職能，另一方面，它的資本性質將明顯地發生轉移，那種認為“錢能生錢”的觀念將失去市場和意義。

二、人民幣發揮職能的條件

人民幣發揮職能的阻力來自於兩個原因，一是經濟運行過程中的市場規則即交換規則尚不完備，二是商品與勞動的市場價格扭曲。

在研究人民幣的存量特徵時，另一個非常鮮明的和不可忽視的特徵是國有資產的存量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基本失去了貨幣數量的真實的對應關係，這是改革以來，由於財務制度以及經濟調整和所有制關係的變革形成的結果。也就是說，國有資產已經僅是一種財務數據的表示，而沒有它的價格和貨幣對應基礎，從這方面說，中國必須開闢國有資產流通的一條可行的思路，在證券市場上，明顯地存在着一種恐懼國有股流通和減持的心理，而且，國有股的轉讓也已經成為久懸未決的問題，但是，如果我們從另一個角度思考問題，那麼，一個切實可行的切入點就是如果國有股上市的話，那麼，在上市之前就對國有股接數量向二級市場的股東分攤，而改制時，不能夠上市的國有企業應該把其股權應該採取合理的平等方式分配給社會和國有企業的員工。在中國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中，自198４年以來，企業改革在所有制關係方面尚未走上一條正確的道路，從80年代的“承包租賃制”到當前的系列政策措施都是如此，這有可能使國有企業改革失去正確的方面，並且，會從根本上失去國有企業員工對改革的支持。

人民幣的存量特徵已經直接影響到中國貨幣的流量特點，也預示者中國貨幣市場建設和資本市場發育的方向。而金融改革就是迫切需要對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提供出暢通的管道來。

從上述人民幣的存量特徵來看，貨幣持有者的個人化程度很高與貨幣市場的發育程度以及流量體制的矛盾越來越明顯，甚至發生嚴重的衝突，從現實的表現看，地下金融活動的活躍已經給現行體製造成巨大的壓力，政策和經營方面的壓力。不僅貨幣市場是這樣，而且證券市場中大量有在的私募基金等等，都說明體制本身的弊端。

自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出現的所謂的“亂集資、亂拆借、亂提高利率”的三亂問題，其實，換一個角度去考察，資金流通本身有其內在的運動規律，而只有當體制與市場規律發生明顯衝突和矛盾時，資金必然會通過體制外的渠道尋求出路和流動的方向。因此，許多問題並不出在市場行為本身的混亂，而卻出在落後的體制力量對於市場因素的壓抑，但結果卻是說“抽刀斷水更流。”體制的作用在於疏導和慣通以及不斷消除流通的障礙，而決不應為其設置障礙。

人民幣的存量特徵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它的流通方向及其結構。直接造成如下的幾個方面的結果：一方面人民幣的持幣結構形成了一種消費貨幣，加之體制安排，導致社會投資力的弱化，這在90年代已經明顯表現出來，故有的專家者要啟動民間投資，另一方面社會資金對於刺激經濟增長能力的弱化，生產企業嚴重缺乏流動資金。

貨幣作為社會的財富的符號，同生產過程中的生產資料及價值相割裂，也就是說，貨幣同社會物質財富的價值和價格存在着不符合經濟規律的矛盾。從而導致貨幣失去了向資本轉化的方向。當着貨幣不能夠在物質生產領域發揮職能作用後，貨幣自由組合成為企業組織並且企業資本金的充實渠道也就被堵塞了，而且，中國企業財務制度的安排始終沒有把對於資本金監管作為治理企業和公司治理的首要問題。這樣，不僅金融企業，而且各類行業的國有工商企業普通產生資本金失實和財務數據失真，同時缺乏補充資本金的渠道，加之中國企業的破產制度始終沒有建立起來，最終，信用關係的已經面臨崩潰的危險。

監管成本過高的原因除了監管機構的分設和規模龐大外，從金融企業而言，由於金融企業在實際運行過程中成為一個沒有任何自我約束力的機構，內部運作缺乏負責的機制和良好的基礎體制，這就對監管提出很大的壓力，倒逼金融監管的機構和人員成本增加。

因此，儲蓄存款餘額成為人民幣存量特徵的是最鮮明的表現，這同中國人的消費習慣“先掙錢、再花錢”的經濟行為方式相適應，同時，整個金融系統長期以來就沒有為城鄉居民個人提供除儲蓄之外的任何金融服務工具和品種。

第四節  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人民幣問題

自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是全球金融一體化的完成時期。世界各主要經濟發達國家的貨幣都處於自由兌換的狀態。就21世紀初的情形看，儘管美國經濟出現一連串問題，但美元仍然處於國際貿易中貨幣的中心地位而不可取代。歐元於1999年1月1日開始面世，歐元的產生則是國際金融一體化的結果，它會將歐盟經濟區域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最終使歐洲形成一個統一的政治力量來面對世界。歐元也極有可能成為世界貨幣體系中的重要貨幣，在亞洲，日本貨幣處於最重要的位置，但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也困難重重，而東南亞各國在經歷了1997年下半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打擊後，其經濟增長勢頭明顯減緩。

中國的人民幣自1948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成立並發行第一套貨幣——人民幣以來，基本上說在世界上享受高的聲譽。但也必須認識到，它從一開始就是一種純料的信用貨幣，而且在長達50多年來，一直處於封閉的狀態中。至到1996年12月提前3年實現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第八條款的承諾，即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

從根本上說，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取決於中國經濟基礎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和自身經濟規模的健康壯大。貨幣只是相對於實體經濟的符號體系，如果沒有商品（勞務）的基礎和後盾，貨幣本身也就沒有任何意義。日本貨幣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也是來源於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國內培育出了一大批具有全球競爭性的國際化企業決定的。

探討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人民幣問題，主要的包括如下兩個問題：一是人民幣的匯率及其走勢問題，一是人民幣的可自由兌換和時間表問題。

一、人民幣匯率及其在21世紀初的走勢

我們可以對人民幣的匯率機制及管理辦法做一個簡要的回顧，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人民幣自1948年12月1日生後，由於天津是第一個解放的大口岸，1949年1月18日首先在天津公布了人民幣對資本主義國家貨幣匯率，美元折合80元舊人民幣，1950年3月13日調為42000元舊人民幣。到1950年7月8日，人民幣實行了全國統一匯率，由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公布。至1952年初至調至1美元為26170元舊人民幣。

中國自1953年後對私人資本主義進出口完成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後，對外貿易由國家外貿部所屬的全民性質的外貿進出口專業公司按照計劃，統一經營、統負盈虧、外貿系統採取了進口統算，以進貼出的辦法。1964年起還採取了對一部分進口商品加成的辦法，即以進口盈利彌補出口虧損，不需要再用匯率來調節進出口貿易。這時期人民幣匯率的作用主要是便利僑匯和非貿易增收支出。人民幣對美元從1955年至1971年12月美元貶值7.89%以前，一直保持在1美元合2.4618元人民由，而對英磅只在1967年11月英磅貶值14.3%後，才從1英磅合6.893元人民幣調至5.908元。這一時期，匯率變動同物價基本處於逐漸脫節的狀態。

中東石油危機發生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在1973年2月，西方國家貨幣紛紛實行浮動匯率，匯率波動頻繁。這也標誌着世界範圍內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完全純粹信用貨幣體系的開始形成。人民幣匯率為了保持相對合理的比價，必須根據國際市場匯率的波動而相應調整。1973年後，人民幣匯率是參照國際市場上若干種貨幣平均匯率的變化情況來計算和調整的。1972年9月10日重掛美元匯率，這期間，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由1美元合2.4618 元調至1980年7月的1.4480元，人民幣對美元升值70%，人民幣上具有嚴重高估的傾向。

1979年8月，國家院決定對匯率制度進行改革，政策目標是，鼓勵出口，適當限制進口，加強外貿經濟核算和適應對外貿易體制的改革，又不影響非貿易外匯收入。從1981年起，中國實行兩種匯率，一種是使用於非貿易外貿收入的對外公布的匯率（即官方匯率）；另一種是使用於貿易外匯收支結算的貿易內部結算價（匯率）。對外公布的外匯牌價沿用後來的一攬子的貨幣加權平均計算方法，內部結算價系按1978年全國平均換匯成本再加上10%的利潤計算，定為1美元合2.8人民幣。由於雙重匯率的矛盾，從1985的起取消了貿易內部結算價。而1985年至1993年的，是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市場匯率”的並存時期,1985年11月，深圳首先建立外匯調劑中心，1988年9月，上海開辦了中國第一家外匯調劑公開市場，隨後，一些大城市也相繼開辦了外匯調劑公開市場。

進入90年代後，從1991年4月9日起，考慮到一次性人民幣匯率貶值對國民經濟衝去太大，對官方匯率採取經常性微調的方式，由1美元合5.22元人民幣，逐漸調至1993年底的5.7元人民幣，1993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關於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要求“改革外匯體制，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度和統一規範的外匯市場，逐步使人民幣成為可兌換貨幣。”1993年12月28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關於進一步改革外匯管理體制的公告》，從1994年1月1日起，兩種人民幣匯率實行並軌，取消官方匯率，以1993年底外匯調劑市場匯率1美元合8.72元人民幣作為全國統一的人民幣市場匯率，並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1994年4月1日起，國有企業退出外匯調劑中心，外匯指定銀行成為外匯交易的主體。

值得一想的是，在這一時期，由於人民幣匯率頗動較大，外匯黑市也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在黑市人民幣對美元的交易中，一度達到1美元兌12元人民幣。

1996年3月17日通過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要完善結售匯體制，在2000年前有步驟地實現人民幣在經常項目下可兌換”。至此，至1996年12月1日，提前三年宣布人民幣實現經常項目兌換。

人民幣成為中國的法定貨幣後，從一開始就是完全信用貨幣，它不與黃金儲備掛鈎，也不與任何其它國家的貨幣掛鈎。在長達50多年的人民幣匯率管理中，人民幣匯率的確定是選擇我國在對外經濟貿易往來中經常使用的若干種貨幣，按其重要程度和政策需要，確定權重，根據這些貨幣在國際上的升降幅度，加權計算出人民幣匯率。由於中國對外貿易規模的比例較小和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很小，這種方法具有可操作性，但同時也會導致人民幣匯率的失真。

自1978年以來，人民幣兌美元的名義匯率從1978年的1.836元/1美元貶至1998年的8.2783元/1美元，人民幣貶值79.7%。

表2  人民幣名義匯率和實際匯率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人民幣實際匯率保持在升值的水平，但實事上，這段時期人民幣的幣值顯然被明顯高估,而國內的物價零售業價格的持續走低，以及外貿出口的形勢，造成的國內經濟生活的“通貨緊縮”現象，也使得人民幣幣值不貶反升，至到21世紀最初同樣維持着這種局面。

匯率是一國貨幣在國際貨幣市場對其它貨幣的價格表現。它必須體現國際貨幣市場上實際的均衡價格。如果匯率失調，就會給國內經濟造成負面影響。同時，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貨幣匯率的持續高估有可能導致貨幣危機。在亞洲金融危機後，人民幣幣值的是否被高估成為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直接關注的問題，而在一個開放的經濟體系中，如何尋求和制定人民幣匯率的均衡價格，這已經成為不僅是經濟學家和金融家，甚至是政治家們的現實課題。而經濟學界對於均衡匯率的研究則主要針對發達國家。那麼，對於中國這樣的經濟發展中的國家，如何制定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匯率機制，以及怎樣避免幣值高估有可能帶來的金融危機和避免貨幣低估對國際貿易的負面影響。這必須充分考慮人民幣的特點以及國際經貿形勢。必須把宏觀經濟關係和國際貨幣體系中的變量，結合我國對外貿易的規模來制定。經驗說明，當外貿出口虧損而進出口盈利後，人民幣是以淨流出為前提的，因此，提高中國經濟的國際充爭力至關重要。

二、人民幣資本帳戶的開放問題

在人類刀光劍影、槍林彈雨的戰爭結束後，回到真實的物質生活中來時，經濟競爭同樣無異於一場不流血的但又持續的永恆的戰爭。只是經濟競爭中的勝方以占有物質財富為結果，而失敗的一方必須忍受貧困和許多經濟痛苦，諸如貨幣貶值、通貨膨脹、失業加劇等等。可以說，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範圍內的經濟增長始終是20世紀下半葉人類生活的主流，經濟學家也獲得比政治家更崇高的地位和榮譽。對於亞洲來說，以1980至1990年間人均實際GNP增長的百分比為例，韓國121.8%，台灣地區88.0%，香港地區64.2%，新加坡為77.5%，而實際收入增長更加令人驚訝：韓國為115.8%，台灣地區為102.7%，香港地區為60.0%，新加坡為79.8%。這一地區成為國際社會公認的“四小龍”。

但經濟增長與人體的增長一樣，同樣是有代價的，人體增長的代價是衰老，而經濟增長的代價是形成基根不牢而引發經濟危機。當東南亞經濟發展至1997年下半年後，幾十年增長與繁榮積累的後果一併通過貨幣市場爆發，從而引發整個亞洲地區的金融危機。泰國是亞洲金融危機的風源，直接導因起自國際貨幣投機家（或者叫做國際金融投機商）的操縱，從而導致泰銖大幅度貶值。當亞洲金融危機初現端倪之時，在香港召開的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年會上，馬來西亞的總理馬哈蒂爾·默海默德博士義憤填膺，他指責說：“貨幣貿易既無必要，也沒有成果，而且是不是的。”“因此它應該被取締，應該為法律所不容，”“貨幣交易者們發財了——他們的財富來自於他人的貧窮。”而全球最大的“套頭交易基金”——“量子基金”的首席顧問美國人——喬治·索羅斯則針鋒相對的指出有關貨幣貿易應被取締的說法荒謬，不值一提。他說：“在現時情勢下干預資本的轉換性是引發災難的最好辦法。馬哈蒂爾博士本人才是他的國家的最大威脅”。就這樣，在水火不相容和截然對立的觀念支配之下，卻是實實在在的經濟實力交量，一方捲走了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傾國之財，一方的貨幣應聲倒下，從而整個亞洲貨幣的“多米諾骨牌”效應爆發，固然，在觀念的交量中，雙方各持一詞，站在自己的立場上，都不無道理，而且可謂道理充分。然而，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這麼做是不公平的。兩方發達國家的一個人——索羅斯或者說一個基金組織，已經發展到有能力、有實力衝去一個國家的貨幣的程度。

在1997年，中國大陸仿佛始終顯身於東盟及東南亞地區的貨幣危機之外，表現的風平浪靜，而且給予了剛剛回祖國大陸的香港以充分的支持。當然，中國雖然平靜，但也決非這場亞洲金融危機的受益者。

問題在於，在經歷了20世紀80--90年代全球性的金融動盪之後，中國應該如何採取和制定切實可行的外幣政策以應對各種危機挑戰，並且在這種極其複雜的國際經濟與金融環境中促使中國貨幣——人民幣真正成為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一分子。

一個國家資本帳戶開放的問題，不僅是個匯率機制確定和資金支付轉移問題，而且是一國經濟同世界經濟體系的接執問題。在目前情況下，資本帳戶的開放在國際上尚無統一的定義。根據國貨幣基金組織所稱的資本帳戶可兌換是指“消除對國際收支資本和金融帳戶下各項交易的外匯管理，如數量限制、課稅及補貼。”

在20世紀70年代，資本帳戶開放只有少數發達工業國，進入80年代以來，全球貨幣可兌換進程加速完成，從90年代初到1995年6月，幾乎所有發達國均實現了資本帳戶的可兌換，發展中國家也紛紛取消了部分外匯管制。到1992年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155個成員國中，有72個國家實現了資本帳戶可兌換，到1999年185個成員國中，有150個國家實現了經常項目可兌換，不少發展中國家也實現了資本帳戶可兌換。

中國的人民幣已經在1996年12月1日實現經常項目可兌換，關於人民幣實現資本帳戶可兌換的時間表問題，經過1997年7月發生亞洲金融危機後，有些學者認為應該在10--15年即2015年前後完成，也有不少人認為，應該放緩人民幣自由兌換的步伐，再過30--40年也為時不晚。我認為，單純的時間規定可能並沒有多少意義，而人民幣在什麼時候完成自由兌換的進程，必須綜合考察賴以實現自由兌換的條件。這些必要條件首先取決於中國經濟的發展規模和速度，它們包括：

1、就國內生產總值的發展規模而言，至2002年，中國實現國內生產總值達10萬億人民幣，這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突破，但這樣的GDP規模與美國、日本和歐盟各國相比還有大致10—15倍的差距。

2、就中國對外貿易的水平和規模來說，至2002年底，中國的對外貿易達6000億美元的水平，在20世紀末世界經濟疲軟的態勢下，這是一個不小的成績，但仍然無法和發達國家相比。

3、在人均收入水平方面，到20世紀末，中國的人均收入在700多美元的水平，同七個西方發達工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還有20—30倍的差距。

4、從世界主要經濟發達國家的貨幣數量中的占比，中國的人民幣數量從廣義上說到2002年大致在18萬億元人民幣左右，其社會財富的總價值估計在50萬億元人民幣的水平。
    當然，從經濟數據簡單的對比並沒有多大的實際意義，在中國欲要把自己的經濟納入到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中去的時侯，必須考慮經濟規模的巨大差距對本國經濟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從而努力改善自身的經濟制度、投資環境、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與科技水平等方面所存在的問題。從這些方面提高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以及整個社會創造物質財富的能力。
    因此，中國經濟規模的擴張和民族企業的產業技術水平的提高對於實現人民幣自由兌換是最重要。據我估計在未來的5--10年時間裡，中國經濟規模和人民幣的擴張必須要在GDP的10萬億和廣義貨幣的18萬億人民幣的水平擴大3--5倍，分別達到30—50億元和60--100萬億元人民幣的規模，方能夠有效抵禦發達國家短期資本流動的衝擊。這種估計可能並不準確，但根據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位置來逐步開放金融——這一實體經濟之上的領域卻至關重要。

從上述四個方面的條件衡量，即國民生產總值、外貿規模、人均收入水平、貨幣及社會財富的數量四個方面衡量，就21世紀初的中國經濟的發展的程度而言，我判定目前情況下尚不能推行資本帳戶的完全開放。
   中國政府事實上也已經充分認識到這一點，認識到資本帳戶的開放必須循序漸進。國務院副總理溫家寶2002年10月在東盟與中、日、韓“短期資本流動管理與資本帳戶開放高級研討會”開幕式上表示，開放資本帳戶必須堅持循序漸進原則。資本帳戶的開放進程必須與本國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必須有利於本國金融的穩定。良好的經濟發展形勢，正確的宏觀經濟政策，充足的經濟實和，健全的金融體系，完善的金融監管，應是審慎開放資本帳戶的前提。

溫家寶指出，資本有序的跨國流動，是現代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但是，國際資本的流動，也會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尤其是短期資本大量無序流動，加劇了金融市場的波動，甚至危及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和金融穩定，引發政治和社會動盪。因此，在經濟和金融全球化發展的形勢下，加強和改善對短期資本流動的管理，穩步推進資本帳戶開放，有效防禦國際資本對本國金融市場的衝擊，維護經濟和金融穩定，是我們共同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

溫家寶說，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穩步推進資本項目對外開放，統一協調資本開放、人民幣利率和匯率政策。目前，根據我國資本市場的發育程度和金融監管水平，尚未開放外資購買以人民幣標價的證券資產，目的是為了防範國際期資本的衝擊。實踐證明，按照循序漸進原則實行資本項目開放，使中國成功地抵禦了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促進了經濟發展，也為維護亞洲金融穩定作出了貢獻。

中國在未來5--10年內的主要任務將是解決和調整國內企業體系的問題，這個問題得到順利的解決後，人民幣資本帳戶的開放也就水到渠成了。

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取決於中國經濟國際競爭力的增加，中國經濟在國際經濟中所占的份額還太小，還不足以同發達國家在貨幣金融市場上占在同一條起跑線上。21世紀初的國際經濟結構大調整中，預計美元、日元、歐元三大貨幣的匯率機制將被通過調整而重新確定下來，這取決於這三大經濟實力集團在國際分工中地位的重新確定。


  第二章  20世紀80---90年代中國金融業的現狀

    從金融史的角度考察，對於中國金融業來說，20世紀80—90年代是形成和確立起金融的行業分工地位的時期。金融系統在社會經濟結構的分工中得到大規模和普遍的發展，金融業的發育有着三個顯著的標誌：其一，自80年代起，以商業銀行營業網點和經營規模的迅速擴展為主線，各類金融機構的廣泛設立以及從業人員的不斷增加，到90年代初，開設了深滬兩個證券交易所，這為中國金融系統開闢了一個全新的領域， 2002年10月，又在上海成立了黃金交易所，中央銀行宣布，中國主要的金融市場交易品種已經建成；第二，信用工具及金融業務品種不斷創新與應用，促使金融活動同整個經濟生活的關聯度越來越高，這既是中國經濟規模擴大的結果，也是金融業自身發展的結果；其三，從金融業的性質來看，它是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中間層的分工領域，它的經營利潤來自於各個實體經濟中的贏利部門。由此三個方面來看，可以把改革開放的20多年視為中國金融業確立起自身行業分工地位的時期，同時，中國金融業也正處在現代化，信息化、規範化和法制化的開端。
    從現實看，我們經常說，中國已經形成了以中央銀行為核心的包括多種金融機構並存的金融體系。而且，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金融業便處於運用科技成果的最前沿。
    在20世紀80---90年代，中國金融業的基礎設施、業務領域以及服務方式都得到快速的成長與發展。完全可以說，中國經濟改革的整個過程以及經濟政策的選擇都十分倚重於金融業。在中國金融業的發展方面，即用了大致20多年的時間，在某些領域大致走完了西方國家的200多年的道路，另一方面，各類金融機構辦公條件迅速改善，金融業始終處於應用先進科技成果的前列，主要是運用先進的電子技術改善金融業務的處理方式，首先完成了辦公的自動化，到90年代中期，城市商業銀行基本上告別了手工記帳，算盤——這一中國人發明的古老的工具被電子系統所取代。但是，在農村金融金融中，則要用較長的時間完成金融辦公現代化的進程。

第一節  金融業的現實狀況及發展進程

    在中國金融業的全部構成中，銀行業事實上是中國金融系統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因為在中國經濟改革開始的時侯，金融業的發育首先是從組建工、農、中、建四大國有專業銀行開始的，這就在客觀上導致中國金融業的發展模式和路線是以銀行業為主體，在1983年恢復了中國人民銀行的中央銀行地位後，1984年人民銀行與工商銀行分家，之後，中國金融機構按着城市、農村、基本建設及外貌進出口四大塊分別組建了工行、農行、中行、建行四大專業銀行，而為了促使誠鎮中“兩小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發展，於1982年開始在各大中城市允許成立城市信用合作社，可以說，城市信用社在80年代是一種極其複雜的金融現象，從其組建主體來看，包括人民銀行、各個專業銀行、地方政府、企事業單位等等，但它們的成立也並不符合企業組建的基本條件，一是幾乎都沒有相應的資本金，二是也沒有真正建立起合作金融機構所要求的股東大會管理制度，經營處於放任的和混亂的局面。
    中國銀行體現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主要的在如下兩個方面：一是表現在提供資金結算方面，一是表現在最充分和全面地發揮了貨幣的儲存職能。由於國有商業銀行幾乎壟斷了全社會的貨幣資源，它也充當了工商企業幾乎唯一的資金供給者的角色。人們一般公認的觀點是，金融業通過信貸活動促進經濟的增長。其實，在我看來，用最實際的經驗觀察去判斷，中國80年代的信貸擴張不僅沒有對經濟的高質量增長和持續發展起到良好的促進作用，相反，由於市場要素的不完整，也由於國有銀行系統同各類性質、各行業企業在制度和經營方面的改革步伐失調，金融業在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結構調整中，根本不具備把貨幣轉化為經濟運行中的資本的成分的條件和自覺意識，這是造成以國有企業和各類鄉鎮企業粗放經營和信用關係被普遍破壞的重要因素，銀行信貸無論對於整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還是結構調整都沒有能夠發揮應有的良好作用，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宏觀經濟政策對於企業制度錯誤安排的結果。銀行信貸並不是一種在嚴格自我約束機制下的經營活動，信貸資金沒有轉化為資本因素的必要條件。進入90年代後，大量的不良資產開始對國有銀行系統的經營造成負面影響，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主體的金融企業開始從經營實踐中學到了風險意識，但此時已經為時太晚，大量的難以計數的有問題貸款已經如覆水難收。而在通貨方面的表現也就是緊縮了。
    同時，銀行業的自身業務結構也處於不斷的調整之中。在80年代，銀行業的主要功能是儲蓄、結算和信貸，而儲蓄則是城鄉居民同金融機構聯繫的唯一渠道，結算和信貸都是為各類企業服務的，特別是國有工商企業，在整個80年代，金融機構除了個人儲蓄外，幾乎沒有任何面向居民個人的金融服務品種。在信貸管理方面，四大專業銀行執行國家統一的信貸計劃，沒有風險管理意識，信貸的審批也沒有相應的業務控製程序。進入90年代後期，銀行業的服務對象已經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最顯著的變化就是開始面向居民家庭和個人提供消費信貸，諸如個人住房貸款、汽車貸款、耐用消費品貸款，乃至於助學貸款。可以說，這是中國金融業經營方式的一個實質性進步。但是，由於中國社會的個人徵信系統尚未建立，金融服務在向個人全面開放還要走很長的路程。
    在80年代的信貸管理中，四大專業銀行幾乎沒有任何風險意識，它們是國有工商企業唯一的資金供應渠道，貸款數量的依據是國家的信貸計劃和項目批准文件，信貸處於盲目的擴張中，另一典型的現象是大量的“人情”貸款的存在。發放貸款的數量有嚴格的計劃控制，但是並沒有一整套風險控製程序，貨幣資金失去了轉化為生產過程中資本因素的前提條件，可以說，80年代的信貸擴張是形成90年代國有銀行困境的基礎。
     1988年7月，在中央銀行的統一指導下，開始進行銀行結算改革，其主要的內容包括：1、放寬開戶條件。2、發展信用支付工具，大力推行使用票據。3、對保留的結算方式進行改進。為便利企業單位、個體經濟戶主動付款和主動收款，保留、改進匯兌和委託收款兩種結算方式。4、廢止不適應的結算方式。（對托收承付、現行的國內信用證、付款委託書、托收無承付、保付支票和省內限額結算等六種結算方式予以取消）。5、建立清算中心，加速結算手段電子化進程。6、完善銀行結算管理體制，實行集中統一和分級管理相結合。7、充實結算人員，加強結算工作。8、加強結算管理，嚴格結算紀律。9、制定票據法規，加強法制管理。10、減少行政性監督。11、改進現金管理。12、調整結算收費標準。可以說，上述的12項結算改革內容大部分得到了較好的貫徹執行，但在有些方面也存在反覆的情況，尤其是在放寬開戶條件這一條上，個人結算帳戶到現在仍然沒有真正的開放。銀行結算制度改革是80年代末最富成效的一次改革，它是中國銀行業大規模的和普遍的使用電子技術的開始，奠定了向現代化結算方式轉變的基礎。因此，對於中國的金融改革來說，這項改革是最值得一提的，它要比銀行信貸的各項改革成功的多。
     在這次結算改革後，銀行業務類型的另一個品種是信用卡的發放，自80年代後期以來各家商業銀行相繼開發信用卡，據統計，到2001年底，中國銀行卡的發行總量已經超過4億張，在這項業務方面，各商業銀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財力和物力。目前，銀行卡的網絡系統基本覆蓋了地市級以上城市，已有11家全國性商業銀行和16個城市的銀行卡信息交換中心，實現了與銀行卡總中心的聯網運行。但銀行卡的發行受到其受理環境的嚴重製約，銀行卡受理環境的發育落後，造成大約有60%的“空卡“或者”睡眠卡“，而使用銀行卡進行個人直接支付的比例也就更微不足道。銀行卡是商業銀行的一項新業務，但它還不能很快地成為商業銀行的盈利來源。中國的網上銀行起步於1996年2月，目前已有200多家分支機構擁有網址和主葉，其中開展實質性網絡銀行業務的分支機構達50余家，企業和個人客戶超過1000萬戶。在管理方面，2001年7月，第一部網上銀行業務管理規則《網上銀行業務管理暫行辦法》制定出來，到2002年4月，又頒發了《關於落實〈暫行辦法〉有關規定的通知》，說明中央銀行已經關注對網絡銀行業務的管理。
    目前來說，金融學家及經濟學家已經給予金融問題的關注主要集中在對於中國銀行體系的批評、比較和未來需要的改革方面。通過比較，中國銀行業所存在的問題是顯而易見的：中國的銀行業已經失去了盈利能力，二是占比很高的不良資產問題，這個數字金融業內人士、中央銀行、金融專家等都各有各的估價，我的基本估計是，如果以能否完全收回的標準去衡量，不良信貸資金的數量應該在50---60之間，三是沒有充足的資本金及補充資本金的渠道。毫無疑問，這一切都是中國銀行業存在的事實。但是，我們還必須去從這些所謂的業的缺點的反面去尋找中國銀行賴以正常運行的實質，我認為，做不到這一點，就是不了解中國金融的基礎因素和運行性質的表現。上述的對於中國銀行業缺陷的觀點並沒有考察中國銀行業的發展過程以及全部經濟與生產關係的特點。與其說中國銀行業是計劃經濟體制的產物，到不如說中國現行的銀行業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產物，是全社會對於國家的法定貨幣和國有銀行信任的結果，它同一切民族的經濟行為特點相聯繫。
    因此，我認為，對於中國銀行及整個金融業實質的探尋，簡單的和西方經濟發達國家的對比幾乎沒有實際意義。必須把銀行業的問題放置在中國經濟運行真實的聯繫中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和改革出路。中國金融危機及潛在的危機因素已經存在並不斷增長，然而，避免危機發生的措施也同樣存在。只要政策選擇得當，中國金融業在21世紀的發展必然將擁有柳暗花明的前景。
    中國證券業在很大程度上是從銀行這個母體中裂變和脫殼出來的。銀行業存在的問題同樣適應於證券業。中國在1990年開始成立證券公司，股票市場於年底形成。滬深兩個證券交易所的成立和運行對於中國金融業的發展來說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金融業是以銀行業為主體機構的模式發育的。自1979年至1993年可以認為是中國金融改革的第一階段，在這個階段里，完成了金融機構多樣化的進程，各類金融機構如雨後春筍一哄而生，但同時，這個階段的金融機構也是其粗放經營與發展的時期，基本上說，中國銀行業的經營能力在這很短的時間裡便從輝煌走向衰落，但工農中建四大國有獨資銀行也在這個時期里事實上形成壟斷，金融競爭主要以吸收存款為主，新的金融業務品種在這一階段並沒有隨着金融機構的多樣化而顯現出來。
    自1993年到1997年是中國金融發展的明顯的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這個階段的顯著特徵是中國金融業在宏觀金融政策的推動下，完成了銀行、證券、保險三大領域的“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體制模式。這同時也是經濟學界最具爭議的金融政策選擇。1992年10月，國務院證券委員會和中國證券監管委員會宣布成立，中國人民銀行把證券業監管的部分職能交給證券委和證監會，人民銀行依然負責證券機構的市場准入、機構變動、市場退出等方面的監管，證券委和證監會負責對證券和期貨市場進行監管。1993年12月，國務院發布了《關於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國人民銀行實施金融監管的地位得到明確。1998年11月，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宣告成立，從此，由中國人民銀行監管保險機構的職能移交保監會。同時，中國人民銀行也進行了內部組織機構的重大調整，即撤消了以行政區劃為基礎設立的省級分行，建立9個跨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大區分行，於1999年初正式運行。
    這個時期是金融改革的政策措施出台最為頻繁的時期，也是微觀金融領域積累問題最多的時期。外部經營環境的變化迫使銀行業不斷採取各種方法加強自身的自我約束機制，金融企業自覺地具備了強烈的 風險意識。然而，整體金融運行無論在體制基礎還是在經營管理方面，基本上仍然在計劃體制舊的殼子裡進行。
    在這個階段，民間各類金融活動得到了隱形的發展，地下錢莊的資金實力已達到相當大的規模，在證券市場上，私募基金的規模也迅速膨脹，它們無不試圖衝破現行體制的束縛，然而，直到現在，如何正確引導民間金融活動的合法性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另一方面，體制內的金融機構也試圖探索自身的經營模式和管理制度的變革，但是，由於體制基礎的約束，諸如利率市場化的條件尚不具備，而內部激勵機制比如經營者年薪制的實施也只能成為經營者自身謀取高收入的藉口，貸款權力的逐級上收則嚴重影響到決策的效率，總之，試圖從現行金融體制的任何中間環節進行經營管理的改革都不能獲得成功。
    為了幫助工農中建四大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改革，一個大的政策選擇是在1994年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銀行，其目的只是在於通過政策性銀行和商業銀行的功能分離，而更好的促進商業銀行的改革。然而，事實決沒有想象的那麼簡單，政策性銀行的設立並未能對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起到多大的幫助作用，同時，政策性銀行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以及下一步的出路問題也擺在人們面前。
    統一貨幣市場和外匯改革是這個階段的兩項重要的措施。它是以分散的同業拆借市場為基礎逐步形成的，開始以同業拆借為主，後來允許工農中建成立資金市場，各級人民銀行也在當地成立融資公司（或叫資金中心），結果造成資金流通渠道的混亂，最後，到1996年才把全國同業拆借市場統一起來，至此形成全國統一的貨幣市場，也才有了銀行間拆借市場和債券市場。我認為，應該發揮全國統一的貨幣市場的形成基準利率的作用，以為利率的市場化奠定基礎。
    外匯體制改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已經開始，最初實行匯率雙規制，即存在官方匯率與調劑市場價格，標誌性的產物是外匯兌換券、企業現匯留成（即企業創匯可以按一定的百分比提留）、企業創匯補貼等等。1994年1月1日，人民幣匯率並規一步到位，取消現匯留成，實行企業結售匯制度，全部回到強制結售匯體制，從此調劑市場取消，匯率統一，進而建立起銀行間的外匯市場，1996年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
    但是，我認為這一階段的改革，就中國金融業自身而言，並沒有能夠沿着一條明確的統一的市場體系的方向進行，宏觀金融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明顯的主觀傾向，固然，我們尚不能完全預見到這一時期金融政策的全部後果，但可以肯定，它對21世紀中國金融改革的路徑選擇具有很大的決定性影響。
    至此，中國金融業的銀行、證券、保險分業經營與監管的模式已經確立。在全球性經濟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中國的金融風險主要集中在現行的國有銀行系統。如何處理和解決國有銀行系統的不良資產問題，已成為銀行改革的重中之重，為深化國有銀行改革，在1999年，成立了同工農中建四大國有獨資銀行相對應的華融、信達、東方和長城四個資產管理公司，按帳面價值收購四大國有銀行和國家開發銀行1.4億元人民幣不良資產。每家資產管理公司的資本金為100億元，由財政部劃撥，其餘的收購資金通過負債籌集，包括向央行再貸款和向對應的國有銀行發行長期債券。按照國務院規定，無論是再貸款還是債券的利率均固定約為每年2.25%。
    成立資產公司解決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的政策選擇是借鑑外國經驗的結果。然而，我認為，對於如何解決國有獨資銀行的不良貸款來說，從一開始就存在多種不同的政策渠道。我認為，通過國有銀行的內部直接核銷解決，對於中國這個具有特殊經濟行為特點的國家來說，是一種既節約成本又簡便的操作方法，使用這種方法的結果固然可能造成商業銀行的資產在帳面大量縮水，但只要在技術和財務方面處理的得當，就會比任何其它的方法更加有效。
    對於中國金融改革進程的基本判斷是，完全市場化和自由化的選擇只能引發混亂和金融危機。中國金融改革在21世紀的實踐必須走出一條超越計劃和市場的改革道路。這條道路是促進貨幣和金融職能的回歸，促使貨幣充分發揮對於勞動者的收入分配機制和對於社會成員的保障能力。
    目前的問題是，我們仍然缺乏對於中國金融業未來的明確的目標體系和清晰可見的輪廓，同時，我們還缺乏有關對於貨幣職能和金融業自身作用的正確的理念。我們總是一味強調和試圖利用貨幣金融業刺激經濟增長，但我們卻看不到由於經濟增長動力的變革所帶來的金融作用的轉變，因此我們也並不明確金融改革的現實選擇，一系列金融改革措施並不能抓住金融變革的實質，也不符合貨幣金融業同經濟運行的必然聯繫。因此，在金融改革方面，我們是說的多而能夠做的卻很少，而在做的事情中，能夠觸及到從健全金融運行的基礎環境的也就更少。金融改革，事實上是一種工夫在金融業之外的改革。
     從整體上衡量中國的金融業，我們可以認為，中國銀行業在為社會企事業單位提供結算工具和城鄉居民個人儲蓄兩個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其運用信貸資金的方面，由於金融制度和金融環境兩個方面的原因，它基本上是失敗的，這是形成銀行業困境的根源。銀行業作為社會資金的集聚地，並沒有自覺地研究中國經濟發展規律和選擇符合各種產業發展的信貸政策。銀行業的現實困境是多種因素形成的。在未來的經濟運行和社會生活中，銀行業所能夠留下的也只是方便快捷的資金結算渠道和理財工具，而不會再是大規模的融資和向各類企業提供信貸資金支持。
    證券業的大規模發展和蓬勃興起是20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中的一個最亮麗的風景。但證券業也短短的十幾年的發育中積累了許多深層矛盾與問題，最典型的表現就是上市公司的股權被分割成為國有股、法人股和個人流通股，最本質的問題是流通股東不能和企業生產資料結合起來，從而導致上市公司的經營管理同國有企業沒有兩樣，因為最大的股東仍然是國家。企業上市，只是解決了它的經營所需要的資金問題，上市只是充當了企業從證券市場借款的另一渠道，上市企業並不能通過上市真正成為一家股權分散、經營透明、監管有效的社會公眾公司。
   保險體系的完善應該成為社會保障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在80年代，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是唯一的保險機構，它的體制和國有銀行一樣，到90年代，保險業打破了大一統的局面，成立了一些股份制的公司。
   中國金融改革過程是漸進性的和隨機的，但是，問題在於我們的每一具體政策選擇和立法行為必須符合中國金融業未來發展的要求，並且對於未來存有一個清醒可辯的圖景。
   在金融改革方面，已經不允許我們裹足不前，對於中國的經濟改革的整體布局來說，金融改革已經成為下一步我們所面臨的不容迴避的內容，而且不允許失敗，因為任何局部的失敗都有可能導致經濟改革整體性的失敗，金融改革失敗的後果更加嚴重，中國已經不能承受也承受不起這樣的失敗。
   在過去的20多年裡，中國金融系統的特點如下：
   1、以國有銀行業為主題的金融系統，充分發揮和體現了貨幣的存儲職能，中國銀行是世界上擁有儲蓄最高的銀行。對於個人來說，個人資產完全貨幣化，而社會的物質生產資料卻和這部分資產卻是分離的。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地方政府對於銀行經營的影響力越來越小，但銀行業的不良資產存在也已經使得國有銀行面臨生存危機。
    對於城鄉居民個人儲蓄的態度，經濟學界和政府在80年代和90年代有着很大的差別，當80年代中期社會出現了搶購風潮後，個人儲蓄被經濟學界認為是“未出籠的老虎”，政府害怕貨幣轉化成為現實購買力，因為商品供應處於短缺的狀態，央行執行的是高利率的政策。經過住房制度和醫療制度改革，特別是當經濟結構調整造成大量的下崗失業人員後，城鄉居民毫不懷疑地把收入所得存入銀行，從而使貨幣轉化為儲蓄。儲蓄存款的增長速度同宏觀經濟中貨幣發行數量的增加比例大致相當，這個事實從另一方面印證國有金融系統投資的無效性程度很大。
    中國的債務關係有自身的特點，金融改革必須順應這些特殊性才能獲得成功。
    2、以現行的國有銀行為主體的金融體制已經客觀上成為資金流通的障礙，因此它也成為最不活躍的生產力因素，甚至影響生產力的發展。現行的金融體制對於宏觀經濟形勢缺乏應有的適應能力，同時對於中國的產業變革趨勢更缺乏相應的研究能力，中國金融機構中缺乏總攬全局的宏觀研究部門，也沒有對於金融產品創新的較強的開發能力。
    在中國經濟生活中，已經明顯地存在着一個事實，這就是可以被叫做“貨幣崇拜”的現象，在現實中，中國人對於貨幣的崇拜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從改革開放初期的“一切向錢看”，到90年代後期形成的信用關係的幾乎完全被破壞，都反映着對貨幣的崇拜程度的日益加劇。這個現象也反映在我們民族的心理方面，但是，經濟發展必須儘快走出這樣的局面，把對貨幣的崇拜轉移到一心一意地創造物質財富的方面上去。這種改變首先也是政府的責任。
    3、從世界範圍的經濟發展和生產方式判斷，貨幣金融政策賴以發揮作用的條件、環境和前提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中國的金融改革必須適應這種變化的趨勢。
    在改革開放以來的20多年裡，中國經濟的基礎結構、體制以及供需關係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金融從一時輝煌到衰敗下來也用了很短的時間。中國金融還完全沒有對於供需結構調整的適應力，也還不完全清楚自己在經濟運行中的責任和使命，金融業其實已經處於十分可悲的境地了。
    20世紀90年代中國的金融政策存在較多的主觀傾向和不切實際之處，這在金融界和經濟學界也引起了很大的爭論。而對於那些已經生米熟飯的結果，我們也只有去正視和面對它。

第二節   金融立法

20世紀90年代可以被視為是新中國金融立法的開端。立法是一種最能體現不同治理理念和行為方式的結果，我們觀察20世紀80--90年代中國金融業的狀況，可以說對金融業的監管是一個最大程度受到計劃經濟體制觀念影響的領域，它也將是中國經濟改革由計劃特徵向市場體制轉型的最後一道門坎，在這20多年中，金融領域反映出的問題也最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兩種觀念和行為方式以及兩種體制都典型的存在着，“長城公司”、“無錫集資案”和證券市場中的“億安科技事件”，都無一例外的既是對現行體制的挑戰和衝擊，又是一種民間金融力量的無序的發展結果，因此，我們必須反思對中國金融業的治法方式。

法律的前提是要給予各種社會因素以公平的環境，經濟立法尤其如此，金融立法也是要給予各種金融要素和責任主體以公平的競爭環境和基礎，在這方面，我們的立法理念尚存在着極大的缺陷。如果說某個方面的金融政策造成的失誤尚容易糾正的話，那麼，由於立法的缺陷形成的制度安排的偏差和體制基礎的錯誤，糾正起來就會利用很長的時間，甚至阻礙金融業的正確的發展方向，把各種市場因素的行為扭曲。

就銀行業來說，中國一直堅持不允許私人銀行的存在的理念，然而，恐怕在當今世界範圍內也已經不存在單純的私人銀行，銀行業是最容易做到股份制和股權分散的社會分工形態，在中國，民生銀行的成立開闢了私有企業參與金融業的先例，但民生銀行能否成為引導金融體制和金融業務品種創新的銀行還有待觀察。

在證券領域同樣存在着立法觀念落後的問題，《證券法》從一開始就存在許多矛盾，並且迴避國有股、法人股的問題，但公司上市依然使用老方法，基金立法仍是企圖繞開私募基金的問題，說明立法的理念和思路還存在嚴重的缺陷。

在20世紀80--90年代的20年中，就金融業自身而言，體制衝突始終嚴重的存在着。基本上說，金融改革的主導因素和力量是由貨幣金融政策決定的，但宏觀金融政策對於實際情況反應緩慢，這客觀上為體制外的各種金融活動的存在提供了不小的生存空間，而問題也就出在這裡。

縱觀20世紀90年代的金融方法，我們還是要給予中國金融立法以很高的評價。但是，另一方面，在立法中也存在着比較明顯的不符號實際情況的局面，第一：金融立法尚缺乏對於中國宏觀金融體系摳架的整體結構的完備的設計，第二：立法對於中國社會經濟情況及其真實的金融關係缺乏充分的把握和全面的認識，第三：對於解決具體問題方面的滯後性，缺乏前瞻性，往往是一經立法就同時顯現出立法理念的落後和法律缺乏對現實經濟金融真實關係的規範。

金融立法固然是受到傳統的計劃經濟觀念最大約束的領域，立法也總是試圖適應計劃經濟體制而不能夠在市場因素中找到平衡。另一方面的問題就是金融監管的職能設計主要的依據仍然來自於政策而不是法律，這在很大程度上形成法律體系與現實政策的脫節和不同步。

金融立法的着眼點往往在於解決微觀金融活動問題時，在許多方面卻採取了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做法，並試圖從中國經濟關係中去解決具體金融活動的規範性和順暢渠道問題，這是金融立法存在着的明顯的不足之處。

縱觀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的金融立法行為，可以得出的一個基本的判斷，金融立法對於金融改革所起到的作用具有明顯的落後性，就是說，中國20多年來的金融改革措施基本上是通過中央政府的貨幣與金融政策為主導型的。但是，這並不是說金融立法的地位和作用不重要，而恰恰相反，中國金融改革下一步的任務必須回到金融法治的軌道上來。

自1995年以來的中國金融立法尚帶有中國經濟轉型時期的一系列特點。而且，立法的思路基本上是在重大金融政策的推動下實現和完成的。金融立法對於調整宏觀經濟運行中金融同社會經濟生活的關係，金融監管的依據，金融企業活動的範圍等等是一種基礎制度方面的規定。

在這一階段的金融立法，首先受到立法原則和立法目的兩個方面的制約，在立法原則方面，主要來自於計劃經濟體制方面的一系列觀念的約束，同時對中國金融基層運行的實際和未來趨勢缺乏深刻的洞察力和前瞻性，在立法目的方面，則主要側重於對金融機構的社會及經濟功能方面的規定，對於一個完善的法律體系來說，對金融企業的功能作出規定是必要的，但在中國的實際的金融運行中，這些都成為影響和抑制金融業務創新的因素，而符合經濟規律要求的金融立法應該是屬於金融機構的設立程序，經營組織體系和終止清算的三個基本環節在這方面，尤其是金融企業的破產終止的法律規定方面，我們還沒有任何詳盡的法律程序和可實際操作的途徑，問題在於，中國尚沒有金融機構大量破產的實際經驗，而對於90年代末期在清理信託投資公司以及信用社的過程中，都是採取了政府直接干預的作法，而且對於城鄉居民個人的存款優先支付的方式。但這種處理方式顯然只是具有特殊性的意義，而難以符合經濟規律的普遍的要求。因此，中國下一步的金融立法應該着重關注金融機構的組織程序方面。金融立法的使命在每個國家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固然有不同的目的，但是，從普遍意義上說，金融立法必須給予一切金融活動確立起符合經濟規律要求的渠道和體制框架。

通過中國20世紀90年代金融立法的實踐，我認為需要明確中國下一步金融立法工作的幾個基本原則及思路，只有這樣，才能夠達到金融立法為中國經濟發展和金融平穩運行的目的。

第一個原則：着眼於給予一切金融活動主體以平等的法律地位的原則。未來的金融市場必然是一個更加開放，更加分散，組織體系更加多樣化的市場，而對眾多的從事金融活動的各個不同的主體，金融立法首要的着眼點應該是在給予各種不同的金融活動主體以平等的法律地位方面進行規範，而且，只有這樣，才能夠達到在平等的法律體系內進行公平競爭的目的。

第二個原則：鼓勵符合經濟發展需要的金融業務創新的原則。而相對於金融業務的創新而言，其主要的承擔者則是各類不同的金融機構，金融立法的目的應該倡導金融機構對於金融業務的創新實踐，以促使金融機構根據對於經濟生活的各種現實的金融需求進行業務活動的創新，在這方面，中國金融機構自20世紀80年代對城鄉居民個人提供的服務只有儲蓄，而從90年代中後期開始，金融機構的服務開始明顯地把個人作為服務的目標和對象，比如，信用卡的廣泛發行和推廣使用，各種類型的面向個人的消費性貸款等等，這已經成為金融服務方式改革的方向，因此，金融立法也必須適應這種趨勢。

第三個原則：金融立法的前瞻性原則。一國的金融立法活動無疑是根據本國的經濟形態、特徵和金融活動實踐，對於一切金融業務主體的行為提供準確依據和規範，所以，金融立法所提供的是一種尺度，而面對日益複雜的國際金融一體化的局面，可以說，具有高度專業化分工特點的金融系統呈現了越來越複雜的局面，金融立法工作應設具有前瞻性，否則，法律一經制定出來就會落後於經濟及金融發展的趨勢，這樣，就會不僅導致金融法律對於金融運行約束力的失敗，同時也會嚴重影響金融良好發展的態勢。

中國金融立法的方向在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仍然是需要完善對於各類金融活動主體的設立、組織、和終止程序方面的完善，同時，在保障金融活動主體的法律地位的平等的前提下，對於有效防範可能發生的金融危機作出制度治理方面的貢獻。

不論金融立法對於實際的金融運行及金融活動發生什麼樣的影響，它都是直接影響到未來金融制度以及金融改革方向的重要的工作，因為立法是以國家的名義對經濟及金融生活作出的規定，具有強制的效力。也正因為此，由於中國金融發展尚處於比較幼雅的階段，固此，也才需要金融立法從一開始就應該探明符合中國國情的立法原則和目的，以達到法律對於經濟及金融生活的促進作用。

成功的法律體系建立必須在兩個方面發揮作用，一是促進金融行業的良好的發展趨勢和革新能力，另一方面是維護金融運行和平穩和避免金融危機的發生。就前者而言，法律需要給予一切金融活動主體以充分的自由即創新金融業務和滿足經濟發展的金融需求能力的自由，而就後者而言，法律需要判明和有效制止那些可能會帶來危機的行為因素。這對於金融立法而言。顯然是是有很高的要求，它需要金融立法者在對金融立法方面既是瞻前的又具有顧後的能力。

金融立法是一種工具，中國需要運用立法工具進行金融制度的創新和設計，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大陸只有一家銀行即中國人民銀行，它既是國家機關又是對工商企業服務的經濟單位，而現在通過20世紀80--90年代的社會改革開放，金融業無疑是中國曆時持久的經注增長局面的最大的受益者，在這20多年中，金融業逐步在從計劃體制的母體中脫胎和裂變出來，已經成為中國經濟運行中最重要的中介性的經濟因素，它同經濟生活發展越來越複雜的聯繫，而且它的進一步發展將其使首先走向國際化的一個經濟領域，但是，問題在於在中國普遍的物質經濟即生產部分尚普遍落後和缺乏國際競爭力的情況下，中國政府及金融立法部門如何正確把握這種趨勢，使金融全球一體化的態勢有助於和有利於本國經濟的增長。這是一個十分現實的任務。因為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對經濟生活的經驗判斷和統計數據都表明，中國的資金外流達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如果不採取嚴歷的措施加以制止，會對中國經濟的未來增長造成不利影響。

金融立法也是國家政治領域內的重要事項，通過中國金融業的20多年的發展，金融立法需要在金融制度的創新方面取得顯著成效。

第三節 改革開放以來貨幣金融政策的評述

自1979年以來，中國的宏觀貨幣金融政策一直處於不斷地調整中，一般說來調整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方法都是依據國家在每個階段宏觀經濟形勢的特點和面臨的問題採取銀根的“松”與“緊”的策略。可以說，20世紀80--90年代以來的20多來期間，中國的宏觀貨幣金融政策在經濟高速增長的歷次大的周期中各自顯現了不同的作用，並取得了不同的成效 ，從而貨幣政策是成為是國家客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的組成部分。

根據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不同階段的經濟增長特點，可以把20多年來執行貨幣金融政策大體劃分為二個大的階段。1979年到1993年為第一階段，1994年至21世紀初為第二個大的階段。

可以說，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79年這個時期，中國的經濟制度是高度集權化的計劃經濟時期。我國只有一家銀行即中國人民銀行，它既然負責管理國家金融事業的政府機構，又是負責辦理一般商業銀行業務（存貸款業務）的經濟組織，代表國家統一集中管理和分配信貸資金。同時在新中國成立後的50年代，其金融領域的政策大體包括：1、接管官僚資本金融機構；2、對各類私營金融業進行管理和引導；3、取消在華外資銀行的各種特權；4、制止貨幣金融投機行為，平穩市場物價。

而我要評述的貨幣金融政策則是自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以來的政策情況。

在1979年至1993年的階段，經濟體制改革是中共中央作出的戰略決策，由此開始，中國金融體制也隨之發生了深刻的變革，這個階段主要是完成了奠定金融機構多樣化的基礎。在對於大統一的中央銀行體制進行改革的過程中，中國政府以允許成立各類不同的金融機構入手開始了對大一統的金融體制的改革，其採取的具體步驟和方法是，1979年開始組建信託投資公司，1982年在大中城市組建城市信用合作社；1984年中國人民銀行與工商銀行分離，中國第一家專業銀行成立和開始運行，並相繼成立面向農村的中國農業銀行、專門為外貿進出口業務服務的中國銀行和從事基本建設投資的建設銀行，至此，工農中建四大專業銀行成為中國金融業的主體；1986年設立股份制商業銀行，以恢復成立1908年清政府組建的交通銀行為標誌，交通銀行的成立旨在探索與國有專業銀行不同的金融機制，1990年開始成立證券公司（並於同年年底形成股票市場）；1990年組建股份制保險峰公司（以交通銀行資金附屬的太平洋保險公司和平安保險公司為標誌），並允許以大企業集團為軸心的成立財務公司等等。

金融機構的多樣化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金融體制變革的主線。但這一系列金融機構的成立都是在計劃體制的模式和國家支配金融的觀念下成立的，一方面其成立的開始沒有考慮金融企業的產權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其財務制度基本沿用計劃經濟體制的核算方法。

這樣的波瀾壯闊的金融局面的形成的確是對於大一統金融體制的偉大超越。但同時，我們站在今天中國經濟發展運行的結果處去探索這一時期的特徵，確實也可以給於我們很多深刻的教訓和金融改革的經驗。經驗與教訓之一是，金融機構的多樣化並不代表社會經濟生活中貨幣資金的良好的流通秩序和暢順的流通渠道，也並不表示經濟運行中貨幣能夠發揮充分的促進經濟增長的職能，甚至，眾多的金融機構在爭奪、分配、使用社會資金的過程中，很容易形成混亂；二是不規範的金融機構只能造成社會資金的使用方面的浪費現象，中國經濟運行中的浪費除了對於人力資源的浪費，就是現行的金融機構在對於社會資金使用方面的巨大浪費，而這種浪費現象至今所仍然是一切金融機構尚未全面克服的弊端；三是金融機構的產權制度和組織形式沒有實現同物質經濟生活其它領域企業的同步改革。由於金融業市場准入的嚴格限制，與社會經濟生活中湧現出來的各類不同性質的企業不同，金融機構雖然是多樣化的，但其產權制度及組織結構安排卻是仍然沿用傳統“公有制”的模式，造成整個金融運行同經濟增長的不適應局面。

但無論如何，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金融業發展的黃金時期，在這個時期里，金融機構可以被比喻為雨後的春筍。但是，以四大國有專業銀行為主體的金融業充當了各類企業主要是國有企業的資金的唯一的供應渠道，金融企業同各類工商企業的體制失調、信息失調、結構失調及其財務制度安排失調是造成日後大量不良信貸資產的根源。

進入90年代以來，表現在金融領域中，又出現了一種向房地產投資的熱潮。這股投資熱是國有金融機構最後的及規模最集中的投資潮，也同樣是對於各類金融機構帶來巨大損失的投資。可以說，發生於90年代初的房地產熱是中國金融業被迫走向規範的開端。在歷次經濟周期中，由於幼稚的中國金融業所持有觀念和對於經濟運動規律的缺乏認識，同時由於自身體制方面的問題，自90年代初之後，由於80年代中期以後所形成的不良資產問題到90年代中期已經有了充分暴露，中國的金融機構開始逐步具備風險意識和觀念，只是這樣的風險意識的獲得付出了殘痛的代價。

以1993年開始的中國貨幣金融政策的第二階段，在宏觀經濟形勢方面，在中國80年代經濟的高速增長的同時，也經歷了長期的物價上漲和通貨膨脹的壓力，以及金融運行過程所表現出來的體制性弊端和程序的混亂，在貨幣金融政策方面，開始自覺地採取有步驟統一規劃的金融改革實踐階段。1993年12月，國務院發布了《關於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國人民銀行實施金融監管的地位得到加強和鞏固。對於90年代初全國各地不同程度存在的“亂設機構、亂抬利率、亂拆藉資金”的金融活動予以嚴歷的打擊，最為典型的代表性事件是“沈太福長城公司案”和“無錫集資案”，事實上，這些現象是民間企業試圖衝破傳統體制壓力的表現。

1988年進行了結算制度改革，主要是為了減少流通中的現金量和強化結算紀律。
   進入90年代後，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問題和企業間的“三角債”問題已經明顯地表現出來。為了解決國有商業銀行存在的問題，1994年組建了三家政策性銀行，企圖通過政策性銀行和商業銀行的功能分立，達到促進國有專業銀行向商業銀行轉型的目的，然而，真實的金融經濟關係決沒有如此簡單，依靠增設政策性銀行的方法根本無法達到預想的目的，而且，政策性銀行的如何生存問題也成為一個十分現實的需要解決的問題。

到1996年形成全國同業拆借市場，從而形成全國統一的貨幣市場，銀行間拆借市場和債券市場也隨已形成，然而，由於中國金融上基礎體制尚未得到根本轉型，全國貨幣市場仍然難以發揮應有的功能，統一的貨幣市場的功能應該包括：一是對於資金利率的形成依據；二是促進金融市場的整體發育的作用。

由於1993年開始的宏觀調控是以治理經濟過熱開始的，在1993年到1995年央行執行“從緊”的貨幣政策，這種局面一直維持到1997年。在1996年，我國有第三產業的就業人口超過了第二產業，從宏觀經濟形勢方面，實現了經濟運行過程中的“軟看陸”，即既維持經濟的高增長率又實現了抑制通貨膨脹的目標，然而，自1997年開始，與通貨膨脹完全相反的另一種通貨緊縮現象也表現出來，自1997年，貨幣政策也從“適度從緊”過渡到“穩健的”方面，然而，貨幣政策和各種具體操作卻遇到了嚴凌的考驗。

自1998年以來，央行陸續出台系列政策措施，試圖拉動消費和經濟增長，其中包括：1、取消對商業銀行貸款限額控制，賦予商業銀行充分的貸款自主權，貸款按比例控制，這樣有利於商業銀行增加貸款；2、改革存款的準備金制度。兩次降低法定準備金率，累計下調7個百分點；3、利率政策的靈活運用和連續下調，自1996年5月以來連續7次下調存貸款利率，使目前利率水平處於1971年以來的最低水平；4、兩次下調央行準備金率、再貸款利率、貼現與再貼現利率；5、擴大了債券回購公開市場業務操作，發展銀行間債券市場，滿足其它商業銀行的資金需求，多種途徑擴大貨幣投放，6、支持中小金融機構化解金融風險，並對支付有風險的中小金融機構再貸款的支持力度；7、先後頒布《關於改進金融服務，支持民經濟發展的指導意見》、《關於開展個人消費信貸的指導意見》、《關於股票質貨項管理辦法》、《信息貸款管理辦法》等刺激消費信貸的政策措施。

同時，在防範金融風險方面，對商業銀行的貸款進行了五級分類管理。

為了化解四大國有獨立產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於1998年成立了信達、華融、長城、東方等4家資產管理公司，從國有商業銀行中接管1.7億不良資產。

1998年以來執行的貨幣金融政策對於解決金融與經濟運行中的問題發生了什麼程度的影響，目前還很難以看到和給予全面的評價。這一系列政策措施是在國際上尤其是1997年下半年亞洲金融危發生後，而國內的消費不振的情況下推行的。

從一般的原理而言，中央銀行手中掌據的貨幣政策工具有三種：一是利率，二是存款準備金率，三是公開市場業務。而從90年代末中國央行對於三大工具的實施的經驗觀察方面，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它們都末能迅速有效地達到拉動消費和刺激經濟增長的作用。這究竟是貨幣政策工具的失靈，還是中國經濟基礎結構的問題，仍然是一個有結詳盡論證的經濟課題。不過，縱觀20世紀80--90年代以來的世界經濟增長以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問題，我們必須對於傳統的貨幣政策工具的作用和價值給予重新客觀的定位。其實，通過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後，不僅對於第三世界各國的經濟，就連發達國家的經濟問題來說，單純依靠傳統的三大貨幣政策工具，也難以湊效。20世紀末世界經濟第一大國美國的情況就說明問題。我們需要認真研究傳統意義上的三大貨幣政策工具的效率問題。

那麼通過對於20世紀80--90年代世界經濟形勢的判斷和中國自身經濟問題的特徵，我們必須解決的一個問題是究竟需要什麼樣的貨幣金融政策同實際的物質經濟領域發生聯繫？這是一個需要用全新的經濟觀念才能夠得到徹底解決的問題。

研究和探尋中國宏觀經濟關係的真實面貌對於利率、存款設備金率以及公開市場三大貨幣政策工具的執行環境，必須充分正確的認識中國經濟關係對於三大貨幣政策工具的反作用力和影響，我們才能夠找到合理的貨幣金融政策執行的切入點和根本出路。

就單純的利率來說，利率是貨幣資金的價格形態，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異口同聲地主張我國利率必須實行市場化，但是，卻並未充分認識到和探索貨幣利率市場化的基礎和條件究竟是什麼？對利率功效的考察必須從經濟生活中的信用關係的特徵入手。就現實而言，中國經濟運行中的信用關係主要體現在沒有責任主體的狀況，而且，實際的物質財富同貨幣形態沒有相應的合理的價格尺度，因此，就這種經濟環境下的銀企關係而言，利率對於擴大消費支出和增加貨幣供應量的作用從一開始就是無效的，在我國，利率對於經濟運行中的影響力完全可以忽略不計，它的作用只是對於金融機構的收益水平以及工商企業的借貸成本即財務費用支出發生輕微的影響，而同貨幣供給與需求，以及社會消費行為沒有直接的聯繫。真實的經濟關係在於，對於貨幣需求方的工商企業來說，只要能夠獲得貨幣資金它們從來不顧及利率水平的高低，它們都會義無返顧的借貸，而對於金融機構來說，雖然已具備了強烈的風險控制意識，但信貸資金仍然是獲得利潤的最大的和幾乎唯一的途徑，它們只有擴大貸款規模才有可能獲得帳面收益。

而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和公開市場業務是改變央行和商行關係的金融系統內部的調整，並不是改變金融外在環境的必由之路，因此，也難以起到和發揮相應的作用。

通過90年代末世界經濟形勢和中國國內一系列貨幣金融政策實踐，把貨幣金融政策放到真實的各種經濟聯繫的過程中去考察，可以認為，貨幣金融政策（甚至包括財稅政策）外在的經濟基礎環境已經發生了根本變革，這種變革不可避免地導致貨幣金融政策作用的弱化，這個原因和根源就在於世界範疇內的經濟發展動力的轉變。

經濟發展動力的根本轉變以及世界範疇內的工業經濟的成熟，這個因素必將徹底改變貨幣金融政策的操作方式和同經濟運行的聯繫。在過去的20多年時間裡，我們對經濟生活的看法和態度不斷發生分歧和爭論，而事實上，發生於中國和世界各地的經濟事件已經合不上任何傳統的經濟理論的套。對於中國而言，必須在全球性的經濟動盪中重新尋找、探索和確立貨幣金融政策的地位、作用、模式和途徑，也必須用一種全新的經濟觀念認識中國經濟的運行特徵，以為整體性的經濟改革（包括金融政策）打開思路。

總結20世紀80--90年代中國所推行的一系列貨幣金融政策，我認為中國還始終沒有找到和確立起貨幣金融對於未來的和現實的經濟增長所具有的作用，也可以說，我們還尚未充分認識到新的經濟形態以及經濟增長過程中貨幣金融所發揮的作用，對於20多年來中國執行的一系列貨幣金融政策的出發點而言，都是為了刺激和拉動經濟的增長與發展，然而，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動力已經發生變革，在這個變革過程中，不僅貨幣金融政策，就連財政稅收政策往往也難以湊效。我這樣說，是希望通過對於整個經濟生活的事實分析，從而達到深入了解和認識金融系統的作用，這並不是無視貨幣金融政策對於促進經濟增長的積極意義和價值，也不是要充當事後諸葛。而是要通過研究中國社會自改革開放以來所經歷的種種混亂的經濟秩序中，找到貨幣金融政策在21世紀的切入點和通途。

通過對於中國經濟形態及變革歷程的觀察，在貨幣金融政策的選擇方面，中國必須進行如下幾個方面的改革：1、必須屏棄企圖運行傳統的貨幣政策工具調整社會供需結構以及生產與消費的觀念，2、必須改變試圖通過向西方發達國家學習金融政策的方式解決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問題及其特殊，同樣，中國經濟運行中的貨幣金融問題也十分特殊，它同任何西方的貨幣理論都難以對號，3、只有通過對於中國真實的經濟聯繫作出判斷，才能夠找到解決中國所面臨着金融問題的方案和出路。

中國的金融改革從金融運行的中間環節入手，即從利率市場化，或者貨幣政策工具的調整入手已經顯然不能湊效，改革必須從基礎結構入手，通過貨幣金融手段，調整勞動者同生產資料的聯繫方式才能取得經濟改革和社會發展的最後的成功。

縱觀20世紀80--90年代，一個非常典型的現象是，對中國金融業發展影響最大的是國家的宏觀貨幣金融政策，而立法卻居於次要的位置。一方面說明中國金融業運行的市場化程度還較低，另一方面反映中國金融具有較強的體制與經營兩個方面的可塑性，對於中國金融改革來說，完全市場化和自由化顯然不是最有利於中國金融及經濟發展的選擇，在中國經濟整體發展的現有階段和物質生產力水平上，中國金融業發展（包括金融改革）必須採取“政府主導——監管部門執行——金融企業配合”三為一體的方式進行。

第四節 中國金融業的基本趨勢

可以說，中國金融業的發展在20世紀80--90年代始終面臨着極其複雜的國內經濟轉型及國際金融動盪的局面，但是，從整體上說，由於中國經濟發展的落後性，中國金融業的整體發育程度也很低，因此，在這20多年的過程中，它基本上仍然處於國際金融一體化進程之外。不過，國際金融危機以及國內經濟的急劇轉型也從各個方面影響到中國金融業的運行狀態，通過20世紀80--90年代中國金融業的發展歷程和中國經濟轉型的各種因素，我們可以從中認識到中國金融業發展的基本趨勢和變革的方向。

由於中國金融業在其發展的一開始就面臨着極其複雜的內外部局面，而且，就目前來說，金融業又越來越受到國際金融一體化的影響，因此，要分辨出哪些是中國金融業發展的根本趨勢，哪些因素是金融業發育過程中的枝節因素非常關鍵，這也是決定中國下一步金融改革的政策選擇和立法趨向的一個實質性的問題，在過去20多年的經濟增長中，可以肯定地說，我們在很大程度上錯誤地安排了金融業在經濟發展運行過程中的地位，而且在貨幣金融改革的政策選擇方面也有所偏差。這使得我們在考察中國金融成長趨勢方面沒有認清的根本性的因素。

就目前來說，判明中國金融業的基本趨勢，已經離不開對於國際經濟形態以及全球金融業的動向的認識，同時，最關鍵的需要是對於金融業在自身經濟增長與發展中的作用以及如何發揮作用的問題要有最全面和最充分的認識。趨勢才是能夠指明未來金融業基本輪廊的因素，它也是活生生的現實因素。因為它產生於現存的金融業的運行過程中，趨勢是一種健康的成長因素，那麼不健康的因素不能代表中國金融業發展的方向，可以肯定，最基層的實踐者才是中國金融業發展趨勢的創造者。

還有一個因素，就是通過20世紀80--90年代的經濟的高速增長，中國經濟運行的狀況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和哪些變化？而這些變化對於金融業的影響又是如何？它又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到了金融業的變化和促進金融的革新？以及金融業為了適應中國經濟運行本身的變化對於自身的經營管理應該作出了什麼反應和變新？這一系列問題都是認識和把握現實金融改革方向的關鍵性問題，中國金融業的發展程度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尚存在很大的差距，事實上中國金融業尚處於很低的發展水平上，無論是在社會分工中的服務體系的適應性方面，還是在對於宏觀經濟的影響力方面都是如此。縱觀全球，在經濟人類歷史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電子技術為領先成分的大規模的科技革命和在此之後不斷發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已經表明，金融業在人類經濟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正在發生着實質性的轉型，在20世紀的後半葉的全球經濟發展中，金融業自身在其發展變革的模式方面，主要有三種形態：一是以美國為代表的金融體系模式，在這種金融體系中，證券市場對於經濟增長和金融業結構起着主導性作用，在這種制度安排中，傳統銀行業的作用走過了一種不斷的資產萎縮的線路，而證券市場的規模不斷擴大；二是以亞洲的日本和歐洲主要國家的以銀行業為主導型的金融模式；三是以台灣地區為代表的企業自主融資和非正式融資占主導地位的模式。而在中國，到目前為止，由於證券市場的發育較遲，同時由於在金融體系中國有銀行始終占居了主導的和支配的地位，事實上，到現在為止，中國的金融模式安排較類似於日本及歐洲國家，然而，由於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內部因素的複雜性，各種因素的相互發育以及銀行業自身的問題存生，已經使得國有銀行系統在經濟發展中處於十分不利的地位。中國需要存在多種形式的金融發展模式，這是由於中國同時存在多種經濟結構所決定的，而且，由於中國經濟仍然是一個以傳統農業為基礎的結構，所以，在金融業的發展方面，也明顯地表現着這種特點。

從實質上說，經過20世紀50--60年代以來的人類科技革命所導致的經濟發展動力的轉型，是導致金融業在經濟運行過程中地位變化和作用不斷減弱的根源。以美國20世紀的經濟增長為例，在20世紀初的汽車大王福特和金融家摩根為代表的企業力量，把金融推到了至高無上的境地。可以說，在以工業及製造業為主導力量的經濟體系中，金融業始終處於十分特殊的地位，它的中心作用就是把貨幣通過金融運營而轉化為資本的力量，因此，大工業的發展是推動金融業發展的原始推動力。而到20世紀的下半葉，以微軟的比爾·蓋茨為代表的新一代的企業家，他們創造財富的方式首先不再是依靠金融，而是通過自己的頭腦，也就是說，在科技成為經濟增長動力的環境形態中，金融業的作用必須重新安排。也許在不遠的未來，任何金融機構都會成為可有可無的企業組織，但是，也必須認識到，金融業務會是始終存在的和不可或缺的，只是金融業的作用也需要從貨幣—資本—貨幣的循環中走向職能的真正回歸。

那麼，對於中國來說，在經濟發展的現行階段和金融業發育的目前狀況下，中國金融業的基本趨勢究竟包括哪些方面呢？我認為，這些趨勢比較典型的表現在如下的幾個方面：

第一種基本趨勢，資金結算功能和理財能力的發展將成為金融業務的主要方面。可以肯定，在未來，對於金融企業來說，一切金融活動只會主要的留下的資金結算的渠道和多樣化的理財方式，對於具體的金融業務來說，銀行信貸在全部金融業務的經營活動中將會越來越走向次要的位置，這不僅是由於銀行系統的大量不良貸款形成的，而且，這是金融業發育的一種基本的趨勢，這也就形成另一個基本的趨勢，那就是金融業務越來越會向着個性化的理財的方向發展，個性化理財將成為未來中國金融業的主要的發展方向。

第二種基本趨勢，貨幣資金的組合方式越來越自由化和具有多樣化的特點。這個趨勢通過中國金融業在20世紀90年代後半下葉的發展，越來越明顯的表現出來，貨幣作為經濟活動的因素，作為經濟資源具有最易流動性的特徵，不管金融制度任何安排，它的流通規律都具有不能夠人為控制的特徵。貨幣流通的自由化必將從根本上改變金融企業的組織方式，也會極大地變革貨幣在人類經濟生活中的職能。

第三種基本趨勢，由於經濟發展動力已經轉化為科技、知識、信息、教育為一體的因素，經濟運行已經在很大程度上由需求來決定，這意味着供給不再是經濟運行的主導力量，因此，金融業在經濟與社會生活中的作用也會向着貨幣原始職能的回歸，我們已經知道，在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經濟運動規律的時侯，對於貨幣產生的歷史過程進行了詳盡的揭示，同時指示了貨幣的兩個方面基本職能——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在這兩個基本職能基礎上，貨幣職能還包括：支付手段、貯藏手段和世界貨幣三種形式，我們通常說貨幣就是有這五個方面的基本職能所組成。貨幣從一開始並不具備資本的性質或屬性，對於人類社會生活來說，它作為一種經濟因素，只是人類創造出來用於進行交換的符號，然而，由於它充當了“一般等價物”的作用，它在整個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越來越被神奇化和神秘化，仿佛它成為人們一切社會經濟動的目的，而人類社會生存的根本意義卻在對於經濟活動對於貨幣的追逐中喪失了。

然而，不管中國金融業的發育程度還多低，我們從現在開始，就必須充分認識到，由於經濟發展過程根本動力已經轉化成為科學、技術、知識、教育、信息等等因素，貨幣以及在此基礎上產生的整個金融業也面臨着自身作用與地位的回歸。這就是說，貨幣金融在經濟運行過程中並不是首要的和第一重要的因素，它只是相對於經濟交換不同過程、不同領域所提供的流通方式和渠道。而金融監管的目的和過程也正是在於不斷幫助疏導貨幣流通的渠道，並且使之的暢通無阻。

貨幣金融作用不斷的和漸次的回歸的趨勢，要求在社會經濟建議方面，必須十分重視運用貨幣金融的手段發揮對於社會勞動者的社會保障功能。中國在整個社會高速成長過程中已經擁有較為豐富中的經驗，只是我們過去並沒有站在理論的高度，從金融的作用、貨幣職能的回歸等方面去認識問題，而只是從社會主義優勢性的政治意義上認識問題。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各級政府所推動的社會保障體系的速度也正是一種良好的嘗試和實踐。這說明，貨幣作為資本因素和轉化為資本因素確實是有條件的，而且還需要有一定的限度，即使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貨幣金融也正在發揮着社會保障體系的功能。

通過對於金融業發展基本趨勢的探討，最關鍵的問題在於，中國的經濟建議和金融改革必須充分認識到這些基本趨勢，並在此前提下，把握金融改革的正確方向和選擇正確的道路。金融改革的主要原則之一，並不象有些專家學者所認為的那樣要把貨幣金融因素轉為成為資本市場的發育，我認為，正是恰恰相反，對於中國這樣的經濟技術因素髮展落後的國家來說，貨幣金融改革必須首先面向全社會的勞動保障體系的建議和金融的穩定。並且通過政府金融監管部門和金融系統的結合，不斷理順和廓清貨幣在經濟運行中的流通渠道。

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貨幣金融的效率並不是要把貨幣因素轉化為資本要素，而是需要首先完成對於良好的貨幣流通渠道的建設。

面對眾多的金融趨勢，金融監管部門已經嚴重不適應現實情況的要求，各種決策壓力有可能把其壓跨，一方面金融系統體制內的問題需要解決，另一方面體制外即民間金融活動存在的問題也需要解決。其實，金融系統存在的問題的解決還是一個全社會財富的更合理的分配問題，這裡需要兼顧公平、效率和節約的原則。


          第三章 金融改革的目標體系

中國經濟增長的國際背景以及進行金融改革的國內外環境極其複雜。欲要進行金融改革首先需要確定明確的目標體系，通過20世紀下半葉尤其是80--90年代的全球性金融動盪，站在21世紀的高度，要確立中國金融改革的目標體系必須滿足兩點：一是放眼國際經濟金融的格局的變化，二是適應中國經濟本身的變革趨勢。順應這兩點所制定的目標體系也就具有引導金融業發展潮流和發展趨勢的作用。

我認為，通過20世紀下半葉國際經濟的發展，一個實質性的問題在於，對於人類經濟生活來說，經濟發展的動力因素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在經濟發展中，科學、技術、知識、信息等等因素已經取代傳統意義上的土地、勞力、原材料、資本等因素。而這種變革對於人類經濟生活來說具有根本的意義，不僅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就連發達國家也沒有能夠充分做好準備和迅速而自覺地在金融政策方面對此作出反映。但是，這種變化卻從根本上改變了貨幣及整個金融活動在經濟運行中地位和作用。無怪乎對於經濟變革趨勢來說，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也驚呼任何理論都對不上號，也認識到對於目前的社會經濟變革而言，單純的財政稅務改革和金融工具的調整不能湊效。在這方面，美國經濟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的表現已經說明問題，美聯儲的利率手段對於本國經濟而言同樣難以湊效。而對於作為第三世界的中國來說，在進行我們自身的金融改革方面，一方面需要充分總結和認識國際經濟及金融發展趨勢，另一方面需要深刻把握本國生產關係的特徵。從而制定出相應的符合實際的明確的同時又高屋建瓴的目標體系。

基於上述對經濟發展動力的變革以及國內經濟結構的趨勢，我從如下三個層次上分別闡述中國金融改革的目標體系：

第一層次是金融系統自身的適應性，主要探討金融監管的體制與職能問題

第二層次是金融同國內經濟的聯結，主要論述金融企業問題

第三層次是金融的國際化程度，主要說明金融市場的發展目標

第一節                金融監管——體制與職能

可以說，體制與職能的設計不管在一國經濟與金融發展的任何階段中都處於金融監管的軸心地位，它要解決的問題無非有三個層次，一是怎樣監管金融；二是由誰來監管；三是監管的渠道程序及其方式。

我們可以設想，中國未來的金融體系是一個以職能完備的組合型的金融監管當局為軸心，以眾多富有經營活力和創新意識的金融企業組成的貨幣流通渠道，為城鄉居民個人和各類企事業單位以及經濟組織提供富有特色的金融服務體系。這個體系中的市場層次是分散的和多功能的，並且必須具有強大的國際金融活動的競爭力。

因此，在體制改革方面，我認為中國金融監管體制的改革並不是要建立一個龐大的和固定的層次分明的等級機構的系統。這個系統必須是一個靈活反映經濟形勢的工作單位，能夠及時發現和處理宏觀經濟運行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問題，並且具有很強的預見性。因此，這個工作機構需要成為和充當反映宏觀金融運行經濟增長的思想庫的組織。

現在的問題是現行的監管體制在機構設置方面的強化而在職能方面則與實際金融形勢失調。

在20世紀80--90年代的中國金融監管體制的改革中，自1983年中國人民銀行被確定為獨立發揮中央銀行的職能後，經過90年代的金融“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政策調整，從1999年起，在金融監管體制方面，中國金融系統形成了以中國人民銀行作為中央銀行管理銀行業、中國證監委負責監管證券業，中國保監委監管保險業的三大監管機構。

但是，金融監管體制完全可以選擇另一條思路，即在一個中央級監管機構的統一協調運作下，通過不斷充實和完善它的監管職能，從而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發揮作用的中國金融監管當局的監管模式。

監管機構的分離是一個不斷加大管理成本的過程，同時也不便於職能協調和建立起靈活的信息及政策溝通的渠道。機構不能解決任何問題，而解決問題的始終是機構所具有的良好的監管職能。機構好比人的骨架，而職能則好比血肉，如果沒有血肉，那麼，機構也只是一架沒有任何功能的骷髏，同時，機構與職能的關係又好比電腦中硬件和軟件的關係一樣，機構是硬件，職能是軟件，而沒有軟件的電腦也只是一堆廢鐵。

監管是什麼？監管是按着市場需求的原則，對於各種金融服務需求的疏導和貫通的過程。監管的根本目的引導金融業的發展，而金融發展在每個時期有着不同的表現和方法。自1979年以後的20世紀80--90年代，中國金融系統是以國有銀行為主體的間接融資方式占絕對支配地位的局面，而在這20多年來的國內經濟動盪中，國有銀行無論從體制上還是從經營方面，卻已經面臨着危機，怎樣解決和克服國有銀行系統的體制和管理質危機，同時，在21世紀之初，怎樣在統一的法規和政策的指導下確立完整的金融市場體系，這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不同的方面，而開拓和確定中國的金融市場體系成為金融改革過程中矛盾的主要方面。

金融的“分業經營、分業監管”政策選擇從一開始就受到來自經濟理論界的許多批評，批評者的主要理由是它不符合國際金融一體化和混業經營的趨勢。但是，批評者也並不理解中國金融業落後的經營與管理的現實情況，這裡的問題在於，對微觀金融企業的分業經營是否需要把監管機構也分割成三個不同的機構來進行監管，這樣做無疑不利於發揮統一協調的作用和主導性職能職能的發揮。

金融監管機構的設計應該沿着一條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向改革，高成本、高效率的選擇也是防範金融風險的需要，而關鍵在於只有高成本，卻沒有相應的監管水平和效率的提高，這樣的監管體制的設計所導致嚴重的結果，雖然在短期內可能顯現不出來，但是，對於金融業的監管來說，已經不是機構如何設立的問題，而完全是職能如何設計和發揮作用的問題。但一系列機構的調整所顯現出來的結果說明，監管職能並沒有得到有效的發揮，一方面，許多政策達不到預期的目的，另一方面，監管依然沿着過去的老方法進行。然而，監管成本卻增加了一倍甚至於數倍。因此，中國金融改革在宏觀方面以及監管體系方面的主要矛盾已經成為如何確定和形成完善而有效的監管職能，這是金融改革在21世紀初的重點。

另一方面，監管人才的缺乏是導致職能失調和有效職能缺乏的一個十分突出的問題。我們看到的許多監管措施和方法都是根據西方發達國家的模式用於解決中國的金融問題。比如自1997的開始的對銀行信貸資產的五級分類，則完全移植了美國商業銀行的作法。然而，試圖照搬西方商業銀行的經營管理方法而充實到中國現行的商業銀行中來，卻必然不會成功和達到預期的目的。

對於微觀金融企業的監管來說，產權制度的安排、經營成果的透明化、人才選拔公平性已經成為三個最首要解決的問題。對金融業監管的僅有的重視遠遠不夠，推動中國金融發展必須首先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監管體系，確立符合市場需求的職能和一大批懂得中國金融市場發育和成長規律、了解中國經濟運行及產業結構調整方向的人才。在金融改革方面，試圖挪用西方國家的經濟理論和現成的措施必然達不到預期的成效。

形成符合中國國情特點的金融監管機構系統需要遵循高效、靈活的原則。中央銀行、證監會、保監會在將來需要納入到統一協調的金融監管機構的旗幟下。 在適當的時機構造相對獨立的全國性的金融監管當局，統一協調和主導金融改革，把現行的中國人民銀行、證監委和保監會三大機構納入統一的金融監管當局中去。這是金融改革在體制架構方面的正確選擇。自上而下的推動金融監管的方式應該進行徹底的變革。這就需要在統一協調指導下變革現行金融監管職能，只有職能的變革對於金融改革才是有根本的意義。而機構設置的變革去只能增加監管成本，同時不利於解決現存的問題。

現行的體制已經對於商業銀行已經大量的不良資產，證券市場以股本結構畸形，保險市場的惡性競爭束手無策，其實，監管層及經濟學界和金融理論界也都深知這些弊病，但卻誰也無力解決。在此關頭，我們應該徹底變革的現行體制賴以存在的基礎因素，找到嶄新的適應21世紀金融業變革的體制模式，構造出能夠及時迅速對金融局面提出和制定改革的機構主體，這些必須要求體制運作的基礎是網絡型和思想性的，而不是舊式的官僚式的等級機構組織。

在統一協調的最高金融決策機構的宏觀指導下，採取一系列組合性的職能。正確合理的分配監管權力，以激勵金融企業的微觀創新能力和贏盈利能力為目標，金融企業的贏利能力事實上來自於對於實體經濟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的認識和把握程度，這樣，金融企業就能改變成為迅速適應經濟變革的微觀企業組織。金融改革在宏觀方面的主要任務，是需要重新組合和配置監管職能。機構如果沒有完善而豐富的職能，就無異於一架骷髏，不會解決任何問題與矛盾。金融監管仍然需要解決監管什麼和怎樣監管的問題，良好的金融秩序的建立需要符號市場要求的監管職能。

對於金融服務業來說，最根本的外部變化是來自生產資料組成構件的作用和地位的根本變革，而金融服務業的經營結合尚未隨之改變，從傳統意義上說，生產資料包括土地、原材料、勞動力和資本等各個構成因素，而現在的經濟運行中，科學、技術、知識、信息等都成為創造利潤的最為重要的生產資料。

對於金融監管來說，現行的模式是機關式的，固定的機關充當金融業各個三大重要的組成部分的主體，各個機關的工作程序組織自上而下的逐步分配和下達監管任務，不利於監管職能的主導性和協調性的發揮，對經濟生活的現實狀態和反映能力滯後。

金融監管當局最首要的任務是設計和落實明確而有效的職能。因此，要求金融監管不僅是金融運行的權力部門，同時應該充當創新金融業和推動金融服務不斷發展和完善的思想庫，必須及時對宏觀金融狀況及各類金融企業的信用程度作出符合實際的評估。

現行的分業監管的機構無法解決金融業實際運行過程中的諸多問題，對於防範和化解可能發生的金融動盪也無能為力，甚至對於金融業實際狀況了解不深不透和對金融業的變革方向把握不清,這就造成監管方式、措施、政策同實際相脫節的現象。

對於中國金融改革來說，能夠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敏感的神經究竟是什麼？無異是基礎體系中的產權制度安排，然而，也必須看到產權制度並不是萬能的。對於今天的國際金融發生的一系列問題而言，甚至可說，金融業的道德風險的防範要比產權制度更為重要，而道德風險卻是異常不確定的因素，是任何制度（包括產權制度）也不能夠完全解決的風險指標。而防範可能發生的道德風險，反正來說，又只能依靠適當的制度。

我們可以設想，未來中國的金融業將是以一個獨立發揮作用的符合市場要求與職能的監管體係為運作軸心，由多樣化的能夠滿足社會經濟生活不同的金融服務需求的經營性機構，它們在統一協調的市場規則中為推動經濟增長服務的系統。

未來的金融監管體系將不是一個永久性的和固定的工作機構，而是一種具有對中國經濟運行和金融發展的敏銳洞察力和反應能力的思想庫式的組合型機構，及時對於發生於金融業的重大問題作出反應，是一個經常性的研究機構和提供新的金融監管與發展原則的組織。它不是堵塞型的，而是不斷疏通和治理貨幣及資本流通的渠道。現有的永久性的固定的工作機構改革的任務是完善發揮監管作用的職能，嚴格控制其機構規模和人員數量，使其成為能夠統一到金融改革全盤棋上的一個高效的傳導工具，而不是按着傳統的監管思路從事日常監管的限制性的機構。

一、組合型的體制構架：

自1948年中國人民銀行成立到1983年，中國人民銀行既是管理金融業的國家機關，又是辦理經營性存貸款業務的經濟組織。自1983年開始，恢復中國人民中央組織職能，金融業的主要組成部分——銀行、保險以及90年代起的證券業卻歸其管理，至到1992年10月，國務院證券委員會和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宣布成立，人民銀行即把證券業監管的職能夠交出去，隨着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國家對於金融機構監管的分業管理的思路也確立起來，1998年11月宣告，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人民銀行監管保險機構的職能也移交。證監會成立的時候，只是出於系統監管的原則，而當國家對於金融業實行分工管理後，以銀行、保險、證券為主要組成部分的金融業便形成了“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監管模式。在這一過程中，對於金融監管來說，也是一種不斷增加金融監管成本的過程，因為金融監管機構的建設本身就會加大監管成本。這種監管模式是出於防範金融危機和計劃體制觀會的相結合的產物。

其實，讓我們回過頭去看，對於一個國家的金融監管來說，最關鍵的是監管職能的不斷完善和豐富是監管方式與手段的完備的過程。機構的增設只能增加人員並增加監管的成本，而且根本上並不會改善監管職能。金融分業管理從一開始就具有較大的爭議。特別是受到來自經濟學界和金融界的一些批評意見。但是，問題不在於對於微觀金融企業的分業經營。而問題的實質則在於國家的監管體制框架有沒有必要組織起相互各自獨立的三大監管機構，在把金融監管機構分配為中國人民銀行、證券會、保險會後，中國人民銀行的機構設置在1998年也進行了極大的變革，設立了九個省、治區、直轄市的大區治行，並於1999年初開始動作。

在20世紀90年代未，中國的金融產業經營的思路走的是一條“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道路，監管機構也是按照這樣的思路設計的，但是，從結果處看，分業經營的確是治理金融秩序的需要。然而，分業監管所設立的機構從一開始就沿用了計劃體制的思路，主要的問題在於缺乏對監管機構的職能設計，而一個機構的殼卻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因此，分工監管不僅是監管的機構和人員規模困境，同時也無謂地增加監管成本統一協調監管，這樣的思路應該更加符合實際，對於中國金融業的監管來說，最關鍵的問題已經是職能的設計和不是機構的增設和撤併。正象三家政策性的金融的成立一樣，也難以起到和發揮應有的作用。監管的任務是疏導和理順貨幣流通的各種管道，而不是為其設置體制和規章的障礙。

鑑於對目前“分業監管”體制的思路，我認為中國金融監管體制下一步的改革任務應該選擇“分業經營、統一監管”的體制框架。以形成強有力而且靈活發揮職能的統一協調整個宏觀金融運行局面的監官當局。

           “分業經營、統一監管”的模式和組織流程

立法機構                       中央政府

銀行業                 其它金融企業

證券業          保險業

二、監管職能：

體制是監管的骨骼，而職能是神經系統，沒有良好的職能設計的體制只能形成許多“體制病症”。

1、監管體制的主導性職能：

在過去十幾年的金融監管實踐中，回過頭去看，我們會發現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十分不力，同時，央行對商行及非銀行金融機構的日常監管也處於十分無力的狀態。這裡不是監管體制的問題，一方面表現監管職能的失位，另一方面表現監管的外部環境及時監管對象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監管職能卻沒有相應地作出應用的調整。

在未來的金融運行中，各類金融機構無疑將發揮越來越大的自主性和獨立性，同時其在金融創新方面的能力也會不斷得到更強，金融業務的創新越來越多，並且會成為整個金融業發展的主流，而監管部門的必須對此作出迅速及時的反應，才能夠應付越來越多的金融決策壓力和疏導整個社會業和正常運行，否則，就會出現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大量積聚的問題得不到及時的解決，二是無形中壓抑和抑制了金融創新的步伐。面對金融業越來越多的新變化，這就需要發揮監管部門的貨幣金融改革的主導性職能，這將成為治質未來金融業的金融監管的最重要的因素。

現實的金融改革和貨幣工具的運行方面，存在的問題是，許多政策性措施的出台都十分倉促和缺乏論證，同時不能充分估計和預見政策執行的後果，貨幣金融改革的選擇、制定、執行以總體上還缺乏對於現實經濟生活的適應能力。因此，必須發揮貨幣金融政策在中國經濟運行過程中的主導性職能，以從政策選擇方面追求金融運行同整個經濟生活的平衡發展。固然，金融運行在其社會經濟增長的每一階段都存在不同的任務和特點。但是，貨幣金融改革就必須在每個不同的經濟階段對其發揮主導職能，以達到社會同經濟的和協發展，由此可以，我認為所謂主導性職能就是金融政策對社會經濟運行的引導力和控制性的特點。同時，這種金融政策的主導性職能提供着社會經濟的發展動向和基本趨勢，它能夠幫助各種經濟因素正確地制定其參與經濟的行為準則，從而達到引導社會經濟增長的目的。

顯然，貨幣金融政策的主導性職能的發揮不僅僅簡單地是一種經濟問題，或者它是經濟政策的組成部分，更重要的一點在於，宏觀的金融改革的選擇必須顧及中國社會文化的和政治的特點。從中國20世紀90年代一系列貨幣政策的執行實際績效考察以及宏觀金融政策的選擇方面判斷，不難得出結論，必須把貨幣金融改革的選擇放置在中國社會特定的文化背景下面才會有良好地發揮作用，因此社會文化因素是引導普通的人們的經濟行為的重要關要的因素，特別是1998年以來所執行的一系列貨幣政策的實踐中，促使我們必須反思傳統貨幣政策的方式和途徑，這對於中國在21世紀的經濟增長過程中如何採取正確的符合國情的貨幣金融政策的意義至關重大。

主導性職能要求監管部門具有迅速處理大量的日常社會經濟與金融信息的能力，而不是僅僅設立一個機構的殼。這就要求監管部門標是中央級的金融監管部門應該充分中國金融運行的思想庫的角色。對金融同經濟的各種因素的實際聯繫具備深刻的認識和把握能力。因此，主導性職能的發揮作用有賴於一種更加合法和監管體制的形成，並且，主導性職能要求中國金融監管必須形成一個高級而強大的權力抽心，它制對於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起到主導性作用和居於支配的地位，而不能象現行監管系統的設立的等級設計。

2、金融監管的協同性職能：

只要稍微細心觀察一下現有的金融監管系統就會發現，這個機構的日常工作以及其賴以從事日常工作的許多原則已經過時了。因此，它的工作對於現存的各類金融機構的監管能力以及對於防範金融風險發生的目的也不會起到任何作用。而且，監管機構的工作程序、日常監管方式與手段，以及同整個各種類型的金融企業間的聯繫，對於宏觀經濟生活的認識和理解都處於十分陳舊的程度，這就難怪它難以發揮正確的引導性作用了。

其實，金融監管是一種要適應經濟形勢的發展要求又必須推開勢發展結果的事業。因此，金融監管的第二大職能就是必須發揮金融監管對經濟運行其發展趨勢的協同性職能。在從1983年中國人民銀行獨立發揮中央銀行的職能以來，宏觀貨幣金融政策對於保持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許多方面也表現出金融改革對於宏觀經濟變革的巨大的不適應性和滯後作用，這也使得金融業積累了一系列的問題。

金融監管的協同性職能強調金融與整個社會經濟增長方面及模式的一致性和平行發展能力。其實，從人類所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科技生命對於經濟增長的影響力來說,我認為人類社會經濟增長和運行過程中的各種經濟因素的關係也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革。這直接影響到金融因素對於經濟增長的作用和地位。因此,監管的協同性職能並不是過份要求實現金融對經濟增長的促進力和推動力,而是必須以其自身的改變去適應迅速變化中內外在的經濟形勢。達到金融同經濟運行的協調一致。

因此，金融監管的協同性職能是保持和實現金融系列同社會宏觀經濟發展局面的平衡能力。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都是金融同經濟平衡能力的補破和不協調的局面。而在協同性職能的發揮方面，也必須處質好兩種關係，一是金融同不斷增長的經濟規模及速反的關係；一是金融系統內部各種監管機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監管部門同的金融企業的關係。這是在國中國金融企業經營國的十分重要方面。分業監管體制更需要各個不同監管部門的協調性和合作能力。

事實上，金融監管的協同性職能是對於主導性職能的加強。這兩種監管職能的發揮，要求在適當的時機調整“分業監管”的體制，以增加金融監管職能的發揮和效率。

20世紀80--90年代中國金融發展的實踐，已經培養起了一大批具有國際金融眼光的監管隊伍。但是，就金融監管的目前狀況看，金融監管在對於中國金融業的治理方面和有效防範金融風險方面所發揮的作用尚十分有限，而且，監管隊伍在很大程度上在自身的監管，對金融業務的了解以及金融創新的適應力方面還有其不適應，這也是金融運行過程中許多問題得不到順利有效的根治的重要原因。當然，中國金融業的發展的必然突破和打碎不適應的體制及職能，而對於金融監管者自身來說，這應該成為一種極其自覺的行為。

主導性職能始終是在開闢解決現實金融運行的問題的辦法和出路，而協同性職能則是強化金融對經濟運行及社會生活的適應能力。

理想金融系統框架

第二節 金融企業——服務創新與競爭力

在現代經濟運行中，金融企業是最具有專業化分工的一個部門和領域。其實，這個系統是全部經濟增長的結果而不是經濟發展的原因。它的成長曆程及企業組織同整個經濟史的大工業體系的發展相緊密聯繫，因此，金融業可以被視為是工業化文明的結果。它作為一個經濟因素而存在，充當着經濟活動中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平衡關係中的中間環節，把所有的經濟活動中的因素——商品、勞務、原材料等等運用價格的渠道聯結起來。顯然，金融業是全部經濟構成因素中發揮最重要的中間傳導職能的一個分子。

在中國，通過20世紀80--90年代高速的經濟增長，一個最明顯的趨勢是在計劃體制被打破後，依靠計劃體製成立起來的許多中間環節被徹底催垮，包括國有外貿、物資供銷、大型商業等等許多中間領域，但在另一方面，經濟運行過程中的新型的各種中間環節的分工體系也一下子豐富和發展起來。而且所有的經濟中間因素和環節中，整個金融業的發展又極其突出和引人注目。在過去的20多年的時間中，各種類型的金融企業一涌而現。而且，其它行業的企業也紛紛試用擠上尚未完全開放的金融市場之中來。

金融企業是經濟活動中籌集和運用、轉化與分配貨幣資源的主體。這個作用在中國首先是由國有商業銀行來承擔的，至到現在，工、農、中、建四大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所毫例外地占居着全部社會貨幣存量的壟斷地位。但是，也正是由於如此，在中國經濟運行的過程中，也才導致這種商度集中、統一計劃的國有商業銀行的體制性崩潰，對於國有商業銀行業已形成的占比很高的不良貸款的形成原因，一方面是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的結構調整造成的，另一方面是它與外部經濟信息的不對稱造成的。總之，這個中間環節已經出現問題。如果這種局面在短期內得不到根本改變，那麼，其結果就只能造成從體制到經營的全面瓦解，最終形成金融危機的局面。

關於如何設計中國金融企業改革的目標問題， 我們必須跳出傳統的思路和擺脫陳舊的思想觀念。但又不能過於理想化，必須目光遠大，在深刻把握金融運行規律和發展趨勢的基礎上，面向未來設計具有特色的金融企業制度和經營模式。

我的主張是，中國未來的金融企業必須是一大批規模適中、經營靈活、對經濟形勢反映靈敏的更小型、更分散、更具競爭力的組合為一體的多元化的、多層次的市場渠道，它們各司其職，在不斷增長的經濟生活中發揮自身的作用。

在經濟運行中，貨幣與資本具有不同的含義和性質。貨幣是用於購買商品的價值（或價格）符號，而資本則是用於使自身增殖的生產性因素。但可以肯定，中國的金融改革的過程卻並不是一味推動使貨幣轉化為資本的過程。在世界範圍內，由於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和發展動力的革新，同時也直接影響到金融企業的地位和作用。金融業的發展已經面臨着向貨幣基本職能即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回歸問題。因此，宏觀的金融及經濟政策也需要側重於利於金融手段和發揮收入分配功能和對勞動者的社會保障作用。

顯然，對於中國來說，金融企業的改革目標也決非一種單純的經濟目的，它必須符合中國經濟增長現階段的要求，同時，也要符合中國文化環境的需要。既然如此，對於中國金融企業改革的目標制定和制度設計來說，它就是一個“政治家+專家+金融企業”的共同決策的過程，不過，可以肯定，現行的金融企業從體制到經營管理的各個方面已經是行不通了，它不僅對於經濟增長不能夠發揮良好的循環流通作用，而且其陳舊的殼——體制已經成為社會物資生產力發展與進步的障礙因素。因此，不僅從金融系統內部而言，就是其外在的經濟環境和社會需要方面，都需要現行的金融企業系統必須迅速制訂符合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新的目標體系。

我認為，對於金融企業改革的目標體系而言，應該被描繪成這樣的一種態勢：金融企業能夠向城鄉居民個人和各類企事業單位提供暢通的資金結算渠道，同時發揮良好的專業理財能力，為需求者提供個性化的理財工具，並且在宏觀經濟的層面，保證貨幣對於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關係的平衡，這既是金融企業改革的目標，也是一種實現的任務。

由於中國經濟運行中絕大多數企業都屬於中小型企業，它們不僅在產值，而且在滿足社會就業方面都承擔着首要的使命。而現行的以工農中建四大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為主體的金融企業系統無論在貨幣資源的分配、經濟信息的傳導和貨幣政策的執行方面都客觀上成為經濟增長的阻滯因素。必須首先尋找一種劃整為零的改革方案，使其小型化和增加它們經營決策的靈活性。現實的情況是以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為主體的銀行系統，已經能夠以其較為先進的結果手段滿足各類組織的資金結算需求，同時，以其遍布城鄉的網點分布滿足城鄉居民個人的儲蓄需求，可見，中國金融系統存在的問題並不在於如何積聚資金方面，我們的銀行體系已經把這種能力發揮的淋漓盡致，而關鍵的問題在於如何運用和分配貨幣資源方面，卻沒有能夠發揮相應的功能。金融體系的問題也就出現在後一方面。

下面我將着重闡明關於金融企業改革的幾個具體的和最有爭議的問題：

1、中國金融企業的產權制度設計：

近幾年來，中國現行的金融企業體制越來越受到來自經濟學界的批評，雖然許多批判性意見是嚴肅認真的，但我仍然感到許多專家對於現行國有銀行體制的批判仍然沒有挖出根源，沒有能夠從金融現象之外全面揭示金融同中國經濟運行各種實際因素間的相互聯繫和真實面貌，同時對於許多問題的認識也多半存有“事後諸著”之嫌。而我的觀點是，起自1979年的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在20世紀80--90年代所造就的銀行體系基本符合和適應了中國工業化的要求。因為人民幣從一開始就是完全純粹意義上的國家信用貨幣，它只有在一國範圍內封閉運行來強化其生存的基礎，這也使得中國繞開1997年下半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這並不是說中國不會發生金融危機和不存在金融危機的條件，而是說由於中國經濟因素及整個社會關係的特徵，直接影響着中國金融危機的發生方式和表現形態。

從國際金融危機的教訓中，需要我們站在更高處和超越金融企業的產權制度範圍去認識和研究金融運行的規律性特徵。顯然，不管一國如何安排其金融企業產權制度即所有者制度，都並不表明發生金融危機和出現金融問題的直接原因在於其產權制度的如何安排，而在於來源於產權制度之外的種種因素：物質經濟與貨幣體系的價格扭曲、貨幣市場的交易衝擊、匯率機制的失衡，甚至於純粹的道德風險。而這些因素則是不管金融企業的產權制度如何都慣穿於整個金融運行過程中的因素。

我決無意做現行的中國金融企業制度的維道士和對其中發生一系列錯誤辨護。只是要求金融理論的研究方面必須擴大自已的視野，從更廣闊的和更直接的經濟與金融因素的聯繫中去認識和探討中國金融企業的產權制度問題，中國的金融企業制度需要改革，這我在下一章有較詳盡的探索。

目前，對國有商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造和達到標準後上市幾乎成為金融業及經濟學界的共識。然而，殊不知這樣沒想從一開始就是在對於國有企業傳統的改革思路支配下的辦法，而且也不符合證券市場容量的要求，以及國有商業銀行產權改革的根本出路。上市決不是包醫國有企業百病的靈丹妙藥，對於國有商業銀行的產權制度改革來說尤其如此。

這裡需要提供有關中國金融企業改革目標的兩大原則：

（1）、金融企業對於貨幣資源的有效轉化原則。

（2）、金融企業對於產業發展規律的快速適應性原則。

只有在這兩大原則的基礎上，才能夠合理達成有關金融企業改革的各項具體目標。

對於工農中建四大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產權改革來說，是一個國家採取什麼樣的途徑從其產權主體角色中退出的問題，顯然，無論採取分拆上市和整體改制上市的方案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其產權制度的重新設計問題。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上市的思路有可能加速金融危機的發生，而採取國內商業銀行與國外金融機構的合資合作的方式，也不會迅速地和卓有成效地解決已存在的問題。

在產權制度建設方面，中國的商業銀行必須有整齊劃一的步伐和政策措施。我所設想的解決四大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產權制度的出路是，對於現行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採取劃整為零的分拆，然後向城鄉居民個人招股權的方式，主要通過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股權轉移，把儲蓄存款轉化為商業銀行的股權。

2、把國有獨資商業銀行進行分拆、劃整為零，使之成為小型的靈活的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經營實體：

由於計劃體制的原因，中國的商業銀行主要採取了統一法人的總分支行的體制，在20世紀80年代工農中建四大國有專業銀行組建起來後，後於90年代初改稱國有商業銀行，其經營體制是以總分支行為主體的層次分明的組織系統，後來所組建的商業區銀行也秉承這樣的組織體系，採取分支行制的結構，但是，這樣的組織結構同計劃體制下的企業以及政府形成了非常固定的聯繫，政府負責申批項目，銀行負責提供資金，企業根據計劃從事生產和經營活動。

銀行在供需結構中的地位完全被安排為資金提供者的角色，而事實上，無論在產權制度以組織結構方面，我們都錯誤地安排了銀行在經濟運行中的地位，同樣，各類工商企業同銀行的關係難以有效改善整個經濟關係中的信用環境。

把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改造成為更小型、更分散、更是有活力的獨立經營的商業銀行是必要的，我們需要採取適當的方法和途徑。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資產需要進行一次徹底的清產核資。
    在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中，首先從體制上崩潰的是完全依靠國家計劃組織起來的幾個大的中間系統：國有物資供銷、外貿進出口，還有集體企業性質的農業生產資料供銷社系統，這些個中間經濟環節在改革之初就受到首當其衝的衝擊，最種是整個系統崩潰，而企業組織小型化，原來的企業只剩下一個負債纍纍的殼，而且不管用什麼手段，也救不了它們。
    國有銀行業也屬於計劃經濟體制中的中間環節，但這個系統時至今日還仿佛四平八穩地運行着，然而，它其實也和其它的大的中間環節一樣，已經走到接近崩潰的邊緣，它只所以還能夠原封不動的生存着，只是因為它經營和管理的是貨幣，在這方面，它的確是一種特殊的企業。但它運行到現在，從各個方面已經表現出對於市場要求以及經濟規律的不適應：1、它的體制在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結構方面已經嚴重失調，既不能夠幫助製造有效供給，也不能夠實現擴大需求，也就是說，整個金融系統在國民經濟運行中的體制已經僵化，不能夠發揮應有的作用，2、就其自身而言，它的組織系統自上而下形成了一種行政體系，並且各級都相對應有行政級別，對經濟生活的反應能力滯後，在對於自身機體的監管方面也首尾不能兼顧。
    而現在，這個大的系統已經受到來自供給與需求雙方的強烈擠壓，它如果再不能夠迅速適應經濟變革和社會結構變化的步伐，就只會象其它的依靠計劃體制組織起來的系統一樣崩潰。面對這樣的形勢，金融系統只有毫不猶豫的、勇敢地改革自己的基礎體制，完成從經營到管理的脫胎換骨般的變革。

3、逐步建立起商業銀行的破產機制。

中國還沒有比較完備的商業銀行的破產法律，同時，我們仍然缺乏如何處理金融機構和商業銀行的破產的經驗，因此，法律制度的制定需要一個經驗的獲得和措簽的過程。
   在完全的市場經濟中，企業破產是完成資產重組和淘汰無效供給能力的最有效的途徑和方法，同時能夠達到刺激企業創新的作用。中國是一個沒有經歷過資本主義經濟運行階段的社會，在經濟運行中，資本既沒有形成的充分必要的內部條件，也沒有發揮作用的外部環境，從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史的角度判斷，我的結論是，資本是一種在經濟運行過程中發揮綜合作用的經濟因素，主要是指生產過程中勞動力的部分即活勞動的部分，因此，資本始終是生產力中的有效組成部分，它是依靠活勞動的經濟創造力而獲得升值的。
   企業組織是經濟生活的最基層的承擔者，是供需結構調整、物資財富創造、科技水平提高的基本的社會單位。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生產理解為“單個企業生產的有計劃性和整個社會生產的無計劃性的矛盾”，因此，在社會主義組織生產的過程中，企圖在組織生產過程中解決這一矛盾，而事實上，用整體性的社會計劃組織企業進行生產同樣不能夠取得成功。顯然，市場和計劃都不能走向極端。
   在中國經濟改革的過程中，已經客觀地存在着大量的企業破產的事實，而企業破產的法律機制仍然尚未建立起來。在現實中，國有企業破產後，勞動者便藉助於國有企業原來的殼另起爐灶，以創造自己的收入，這樣的結果便是，大量的債權債務被擱置起來得不到處理，從而形成了普遍的信用關係的破壞。
   可以說，起自1996年以來的經濟運行過程的通貨緊縮現象的主要原因就是由於長達十幾年的國有銀行所造成的大量的無效投資，不客氣地說，國有銀行系統充當了社會貨幣資金的主要的浪費者角色，它的體制與經營機制使得它不能作為產業升級和供需結構調整的有效的促進力量。
   計劃經濟體制把國有銀行建成了大到不能夠破產的程度。經過20世紀80—90年代的經濟轉型過程，幾乎所有的經濟問題都已經最後毫不含糊地集中到金融領域中來。金融界和政府部門對於這些問題還表現的束手無策，既擔心處理不好會引發大規模的金融危機，又害怕不進行改革會積累更多的問題和影響整體經濟的發展速度，從而使得金融改革走走停停，而且始終觸及不到改革的根本點上。
   金融改革需要建立起各類金融企業的破產機制與法律程序，但前提條件是必須首先對現行的依靠計劃體制組織起來的國有銀行業和整個金融系統進行一次徹底的改革，從根本處即所有制關係方面理順金融企業的運行基礎。

第三節  金融市場——有效的傳導機制

在經濟學中，貨幣與資本是兩個有着根本性質不同的概念。貨幣其實體現一國政府同社會實際財富間的交換關係，而資本無論在其原始的和經濟學意義上都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和範疇，是包括貨幣在其中的一個綜合性經濟因素。馬克思在探討資本主義經濟形態中的“資本”概念時，強調了資本對僱傭工人的剝削性，這是馬克思站在他的時代歷史的發展高度上，即資本主義在馬克思的時代對資本的基本評價。從整個人類經濟在20世紀的發展結果看，尤其是通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類在20世紀60--70年代完成的以電子技術為主導的科技革命成果看，我們便可以從完全不同的經濟角度和社會價值的方面去探索資本的轉化過程。資本——這個作為推動物質經濟和社會增殖的因素，已經同它的傳統的經濟內容發生了根本性質的變化。我們已經有理由把資本作為推動經濟增長的一個綜合因素來看待。而且，資本首先已經作為一種存在於勞動力自身的和經濟運行中的科學、技術、知識、信息的因素而體現在現代社會的經濟運行過程中。因此，資本已經不是一個單一的經濟因素，而是一個整合型的形態，涉及勞動力及生產資料在內的各個部分。

如果我們能夠全新的意義上理解“資本”的經濟價值和資本的動態轉化過程，我們也就能夠從全新的視角探尋全球金融市場特別是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方向，從而能夠準確地把握中國金融市場的目標體系。

我把全部經濟運行的基本問題確定為兩個方面的關係：一條是宏觀經濟中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結構關係；一條是微觀經濟中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關係問題。其實，此兩者體現一切社會經濟的基本關係。而金融市場則是通過專業化分工從社會的總供需結構中分化出來的中間層次。由於供需雙方的結構特徵及在經濟運行中不同的運行方向與性質，加之政府的作用力，使得金融市場深入到社會發生的一切部門和領領域之中。其實，我相信，如果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雙方總能夠保持和維護在平衡的態勢下，或者能夠在直接兌接的情況下，經濟運行甚至根本不需要金融市場的中介力或中介作用。

撇開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歷程，因為在這裡不能夠對於抽象的金融觀點談的太多。我們通過20世紀80--90年代的中國金融市場的發育過程去判斷，也可以看到在宏觀的經濟運行過程中金融市場一直處於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雙方的擠壓過程中。金融市場一方面充當供給者的角色，又要扮演需求方的支持者角色，正是在這種聯結的矛盾中，已經造成金融運行的困境。

從本質上說，金融市場的發育決不是體現在金融機構的類型有多少種或多完善方面。金融機構在任何情況下都是金融運行所表現出來的外殼，而不能完全代表金融運行的內在實質。中國金融業在金融機構的設立方面已經建成了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主體的，多種金融機構並存的局面，而且，隨着2002年10月在上海開業的黃金交易所的鳴鑼開張，中國金融的機構的外殼已經看似十分完備，但事實上，金融機構的多少並不是從根本解決內在金融運行狀況的實質性問題。而如果制度與職能、渠道與流通發揮不良好，反而會給已經問題成堆的金融業積累更多的困難。

既然把金融市場視為最全面聯結經濟運行過程中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雙方的成份和環節，那麼，我們就試圖從這個角度出發選定中國金融市場的目標體系。

依我之見，金融市場的目標體系和根本任務應該是：

金融市場必須確保中國經濟運行過程中供給與需求雙方的平衡關係，並為達到這種平衡提供相應的金融服務職能與渠道，而且需要嚴格控制金融市場的盲目擴張態勢，以有效控制經濟運行的成本，進而有效發揮金融市場對於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雙方的全面迅速的傳導作用。

如果我們對於中國現行的金融業有着清楚的了解，我們就不難確立和明確中國未來金融市場的基本輪廊，它必須是一個採取各種分散的、各自發揮職能作用的金融服務機構，為達到促進社會供需雙方的平衡結構而獨立發揮作用的經濟組織。然而，也必須看到金融市場發展的另一面，就是這個市場並具不有無限發展的能力，它必須是根據物質實體經濟的發展程度和中國企業規模、產品質量和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力等各種因素相符合的。

國有商業銀行所存在的問題，從根源方面說，是在直接充當社會供需結構中的“二傳手”的過程中所發揮的職能作用的失敗。而對於證券市場（包括基金業管理制度）以及其它一系列金融機構的建設方面，幾乎都不是在具備完善的制度目標的前提下組織起來並且進行運行的。金融市場的整體以及其各個組件缺乏整齊劃一的制度設計和目標，這是我們從事今天的金融改革的最重大的失誤。

從更廣闊的人類經濟發展趨勢看，中國金融市場建設必須不僅關注其各種經濟職能的發揮，而另一個重要的方面，是要金融市場在國家社會生活中扮演一系列收入分配和勞動保障體系等的社會職能。而且，社會勞動生產力越高，由於中國社會的人口基數太大，在這方面的職能就表現的越加明顯和迫切。金融市場的建設必須把充分發揮收入分配機制和勞動保障的兩大功能納入到自身的社會職能中去。因此，在我看來，在過去幾十年的中國的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主體的金融組織體系中，利潤並不是這些機構所追求的最大目的，而現在，一種普通認可的觀念是商業銀行經營的目的是利潤的最大化。然而，經濟發展的方式變革以及由此帶來的對於金融市場作用的衝擊下，已經使得金融機構的使命發生了根本變化，在未來，金融市場中任何經營主體都不會成為最大的自身利潤的實現者，而必須首先顧及社會的整體效益。

在這方面，我認為必須保持中國業已形成的金融制度的一個基本的優勢，這個優勢在於，國家（或政府）能夠直接通過對於金融市場的監管而影響宏觀經濟的運行目標。我不認為這是中國金融制度的一種缺陷，相反，在中國現行的經濟發展階段以及如此脆弱的金融體系方面，應該繼續保持和保證政府對於金融市場的強有力的調控能力和控制力。而且，從中國傳統經濟行為的特點而言，也需要保持一種中央政府對於宏觀金融市場的控制能力。只是政府需要改進對於金融市場的干預手段和方式。

從現實看，自1997年下半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基本選項轉變為以刺激和擴大內需為主，然而，通過1998年以來幾年來的實踐，包括政府官員以及經濟學家在內，人們普通感到沒有達到和實現擴大內需的政策目標。那麼，在目前階段，我認為需要認真研究擴大內需所選擇的政策方向和根據。我始終認為，擁有13億人口的中國社會擁有世界上最大的需求能力，站在21世紀之初，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方向應該轉向具體調整勞動者同生產資料的關係方面，從而根本改變社會經濟運行的所有制關係，從而進一步建全價格開放的市場體系。這也應該成為金融市場建議的方向。
   顯然，所謂金融市場，主要是指以貨幣為基本的經濟資源的流通和傳導體系，衡量一國金融市場效率的因素和標準是外在的。金融市場是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結構的中間環節，從其發展史看，它在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和整個製造業的成熟過程中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而現在，隨着製造業的成熟以及全球科技革命推動的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實現，金融市場的作用也正在經歷着極大的轉型。金融市場在供給與需求之間的作用是傳導性的，離開那一方它都不能夠發揮作用，但是，現代經濟已經成為以需求為主導力量的運行態勢，而人類生活的需求具有無限發展的可能性。但也必須認識到，金融業本身既不能夠製造供給，也不能夠幫助社會擴大需求，它是存在於供需結構之間的因素，是一種傳導性的力量，它必須依據不斷變化的供需結構而改變自己的服務方式，在這裡，最重要的問題存在於兩個層面上：一是一國政府運用什麼樣的貨幣政策和金融制度模式同社會物質財富尤其是生產資料進行交換，這種交換也是整個經濟制度的決定性力量，因為國家是貨幣的發行者，而貨幣是代表社會實際財富數量的符號，二是採取什麼樣的方式和渠道、由誰來支配和怎樣支配貨幣資金的流通，這是一個微觀層次的問題，主要涉及金融企業的組織體系。
   有效的金融市場在社會供需結構中發揮兩種功能，一是幫助把供給轉化為需求，實現消費，二是促進需求成為實際的經濟因素，擴大市場規模。從這兩個方面來衡量，中國的金融市場在很大程度上浪費了貨幣資源，金融活動不能夠促使和推動供需雙方的連接，從而形成大量的無效投資，不僅極大地浪費了經濟資源，而且它是造成社會分配不公、經濟競爭秩序混亂的重要原因，也是自1997年以來的通貨緊縮的根源之一。中國金融在經濟改革過程中由於自身體制和基礎制度的原因，沒有能夠發揮良好的供需傳導作用，也沒有能夠把貨幣因素轉化成為經濟運行過程中的資本力量，這才是金融業經營失敗的終極原因。
   對於中國來說，在計劃體制下所形成的社會分工體系中，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中間層——商業、勞務、金融等等分工，都不是通過市場經濟的自然發育而逐步發展起來的，而是依靠國家計劃製造出來的一個個所謂的“條條”，它們都自成一體，是一個大的系統。而在中國的計劃體制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首先發生崩潰的也是這些大的系統——集體所有制的農業供銷系統、國有外貿系統、物資供銷系統、商業系統等等，都被市場經濟沖的七零八落，金融系統則是計劃經濟體制所造就的最後一個堡壘，這個堡壘現在也逐漸現露潰敗的勢態，但我們必須挽救它，不能使其發生危機，現在的問題是，每個這樣的系統性崩潰以及國有企業的問題與矛盾都毫無例外的積累到金融系統中來，使得整個金融系統搖搖欲墜。
   中間層的崩潰一方面是體制轉型的結果，另一方面則是供需結構劇烈調整的結果，前者是外因，而後者是根源，。最後的結果便是，供需雙方最終將把各個不能夠適應其結構調整的因素全部壓跨，迫使它改變在經濟運行和社會分工中的地位，並且改變它們發揮作用的方式、渠道和聯繫。
   金融系統也面臨着被壓垮的趨勢，它之所以表面上仍然平穩的原因在於中國經濟存在着不同的結構，而實質上金融業從體制到經營的各個環節都已經不適應經濟結構的改變和經濟發展動力的變化。如果我們欲要避免金融系統發生總崩潰的危機，就必須從現在開始，未雨綢繆，變革金融業的基礎體制，使之適應分工規律的要求和經濟結構調整的方向。
   因此，對於中國來說，金融市場既是一個新生事物，又是一個重建和再造的社會分工體系，我們已經不能夠按着資本主義發展的方式規劃自己的金融市場體系，當然，我們可以借鑑和學習，但決不能盲目。
   一切經濟行為發生都同一國的特定的上層建築相聯繫，然而，通過我們對中國經濟20多年來的發展進程的觀察，在金融運行方面，中國金融是最大程度受到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影響的一個經濟領域，中國的金融市場的建設和發展必須充分適應這種文化特點，而企圖脫離中國社會文化環境的金融市場建設是不會成功的。

       第四章 金融改革的路徑安排和具體操作過程

    對於中國金融改革來說，經濟學家、金融專家、金融界的實際工作者都承擔着不同的責任，但是，也許政治家對於中國金融改革的責任最大，因為中國金融改革在21世紀之初，最需要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金融制度的設計者，就目前來說，有關金融改革的各種改革方案也在不斷地提出，各種藥方可謂魚龍混雜，但是我們必須具有通過現實因素選擇出正確的改革道路的能力。
    國有銀行的改革是整個金融改革的軸心，這項改革如果搞不好，就意味着整個中國金融改革的失敗。在所有的經濟部門中，依靠國家計劃組織起來的大的中間環節大都已經崩潰，唯獨國有銀行系統還苦苦支撐，這已經是計劃體制所剩下的最後一個陣地，而這塊陣地已經不需要修修補補，需要的是奠定新的基礎和換上新的武器。另外，證券市場及其資本市場是一個關鍵，這項金融分工的發展對於經濟運行的影響越來越重要，但它同樣需要改革。
    這章也試圖為中國金融改革開出藥方，回答中國金融改革“應該怎麼辦”的問題。金融改革既要符合企業改革的一般原則，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而且，它不僅是一個重要的經濟領域裡的問題，也是一個關係社會穩定的政治問題。

第一節  銀行業的體制與經營改革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金融業的巨大變革在中央政府的直接參與和引導下，已經形成了以國有商業銀行為金融運行的主要的和占絕對優勢的狀況。而國有商業銀行在其同中國人民銀行分離的初期，是以負責某個具體經濟領域的金融業務而劃分成的專業銀行，它是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的產物，隨着80年代末期銀行業的競爭態勢的形成，其按不同行業和經濟領域劃分的專業性分工被逐步打破，形成了一種所謂的“工行下鄉、農行進城、中行離岸、建行拆牆”的局面，這一過程並不是四大銀行對自己經營方向和目標的重新定位問題，這種狀況直接反映了按不同的專業領域劃分銀行業務的不符合經濟發展需要，同時也不適應現代銀行的經營需要，因此，專業銀行發展到90年代初，從政策和金融管理的角度便開始引導國有專業銀行向商業銀行的方向轉化，但這一進程自提出以來，雖然銀行的名稱得到人們的普遍認同，然而在其體制內核和經營模式的一些最重要的方面卻始終沒有能夠順利實現轉型。

然而，由於國有商業銀行通過20世紀80--90年代的經營，已經建立起深入城鄉龐大的經營網絡，而且占居中國金融業的主導地位，並且事實上在金融業形成了壟斷的地位，因此，工農中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體制與經營改革始終是中國金融業改革的重中之重，由此說來，對於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是中國金融改革不能避免也不能繞開的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改革只能從這裡開始，並且必須選擇合理的方式和路徑。

在中國金融系統，現行的金融結構已經形成這樣的幾個大的板快，一是銀行業，二是證券業，三是保險業。而對於銀行業而言，又包括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股份制銀行、地方性商業銀行及城鄉信用社，而保險與證券業的企業組織隨着金融開放步伐的加快，其構成也開始複雜起來。

一、關於工農中建四大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改革：

現實的情況是，四大國有銀行在資產方面占居着國內金融市場90%左右的份額，工商銀行已經成為世界上擁有最大的儲蓄數額的銀行，而存款和貨款的比重則占在70%以上的份額。然而，從其擁有的資本金比例看，四大國有銀行的所有者權益大約在5000億元人民幣的水平。

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中國在銀行體制的選擇方面具有兩個典型的特徵，一是銀行的國有性質，二是按總分行設計了中國銀行業的組織系統。就目前經濟學界和金融學界所指出的中國銀行系統的缺陷方面，普遍認為四大銀行存在的首要問題是產權關係不清，處於所有者缺位的狀態。然而，從中國宏觀經濟關係及銀行業的外部環境判斷，在中國經濟發展的現階段以及市場發育程度方面，我認為中國通過中央政府建立起來的以國有產權為主體的銀行組織模式和所有制形態並不是銀行業首要的或根本的缺陷的標誌。從根源上說，這種體制的基礎在於中國的貨幣——人民幣一開始就是作為完全純粹的國家信用貨幣而發揮職能，它既不與黃金儲備掛鈎，也不與任何其它的外幣掛鈎。人民幣的完全純粹的國家信用貨幣的性質和特點決定中國貨幣經營體制的國有性質。另一方面，從中國人民幣的發行、管理與經營過程的幾十年的實踐來看，以國有銀行為主體的金融系統也恰恰體現了整體性抵禦金融風險的能力以及金融對於保持經濟運行的增長與平穩運行的優勢。但是，對於現行銀行體制的優勢的認識並不能成為不進行改革的藉口和依據，恰恰相反，優勢是體現在過去幾十年來中國經濟運行在計劃體制下的情況。

在20世紀80--90年代的中國金融業發展中，國有商業銀行的體制缺陷逐漸暴露出來，在我看來，主要表現為如下幾個方面：一是在金融對於產業結構調整方面的低效率或者完全失去效率，這同國有銀行的體制失調和經營僵化相關，二是總分行的組織系統形成了龐大的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型的等級制度，不僅造成經營決策層面的首尾不能兼顧，同時失去了經營效益和犧牲了工作效率，而且，在這種組織系統的基礎上，已經不能建立起整個金融企業化的組建和破產程序，尤其是現行的組織系統不管存在多麼嚴重的問題，都無法便其破產，國外對於中國金融上的研究說中國金融已經技術性破產，而事實上，這可以被稱為一種體制性破產，三是金融資產難以同物質經濟的實體部分相對應，並且嚴重浪費了所占用的貨幣資源，客觀上造成大量的無效投資，它對於經濟結構調整起到的作用與其所占有的貨幣資源數量不相應。這些矛盾和問題都是深層次的。

歷史地看，政府對於商業銀行體制的總分行制的制度安排並不符合中國經濟發展的狀況和內在結構，這才是形成現有的所有金融問題的根源。在我們的金融觀念中，銀行越大抗風險能力也就越強，而事實上則是另一種境況，銀行越大其決策效率越慢，對經濟形勢和信息處理速度越慢，且無法形成銀行及整個金融結構自身的調整，即無法建立銀行的破產機制以通過市場行為調整金融同實現經濟結構的關係。

這樣判斷，我認為，在改革之初，如果我們選擇單一銀行制的發展模式，更有利於商業銀行的市場化經營和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而在現行金融結構與總分制為基礎的國有銀行基礎上如何採取和推行，單一銀行體制既存在體制阻力，也存在政策選擇的阻力，使這種選擇幾乎成為不可能的途徑。

關於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改革問題，中國政府已經提出和制定了一項計劃，擬用5年或者更長的時間，把四大國有獨資銀行改造成為“治理結構完善，運行制度健全，經營目標明確，資產狀況良好，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大型現代商業銀行”。在改革的具體步驟方面，分為對其進行商業化經營，公司化和上市。然而，根據中國經濟與金融體系基本特徵判斷，這樣的政策思路尚缺乏實現可行的基礎和條件，首先是國有商業銀行的商業化經營受到大量歷史形成的不良資產的拖累，而公司化改革則受到現行體制的阻礙，而無論採取整體上市和分拆上市的條件和標準更是難以具備。而且，從根本上，試圖通過股票市場解決國有獨立銀行存在的問題在實際金融改革中根本難行通。顯然，改革的政策選擇方案尚存在根本的缺陷。

那麼，應該選擇怎樣的現實可行的方案解決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改革呢？

1、解決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問題，宜採取通過在銀行體制內部解決的方法：

中國國有銀行業的不良資產問題，既是長期經營過程中的問題的積累，又是一種體制病症的結果，由於中國銀行業的特點，中國金融運行中從來沒有形成銀行的破產機制，從而通過銀行破產的市場手段解決和調整金融同經濟其它領域的不對稱問題。由於銀行的不能破產，而且由於財務核算體系的限制，中國銀行業（主要體現為國有銀行業）只有背負所有的歷史遺留問題運行。

政府對於四大銀行如何解決不良資產問題從1994年開始已經非常重視，先是成立三家政策性銀行，試圖通過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定和的分離使商業銀行的問題得到解決，同時，1999年又相繼在四家同國有銀行相對應的資產管理公司，接手大約1.2萬億人民幣數額的不良資產，並推行“債轉股”的政策。然而，這些政策措施卻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國有商業銀行體制與經營問題，因為這些措施都不能從根本上調整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的關係即所有者關係。

應該採取怎樣的方式解決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在我看來，解決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問題只有通過國有銀行內部即體制內去解決，採取分步驟、分類別的直接核銷處理的方式進行。這樣的方式雖然顯得過於簡單，卻是可行的。通過國有銀行系統內部核銷處理自身的不良貨款，會造成銀行資產的大量縮水。會不會引發中國的金融危機或者金融風險呢？我認為在目前經濟運行環境下不會造成金融危機，而是最便利和最有效地解決金融尤其是國有銀行系統存在問題的直接方法。但是，大幅度分期分批地核銷不良資產必然會造成國有銀行的資產縮水，同時消弱國有銀行的信貸能力，這是處理不良資產的必然結果，因為四大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已經大到不能也根本無法使其破產的地步。只有制定“一攬子”方案，在“政府——央行——商行”三位一體的聯合運作下使之得到解決。

儲蓄存款仍然是城鄉居民的主要金融行為選擇，這成為上述辦法的有效支持。當主要國有銀行的頭寸不足時，中央銀行可以採取增發貸幣的方式去解決，既便在目前情況下，增發貨幣也是明智的選擇。而核銷國有銀行不良貸款的過程中增發貨幣不會引發大規模的通貨膨脹。

選擇通過國有商業銀行直接核銷不良資產的方式，一是直接減輕國有工商企業的債務負擔，二是不增加商業銀行的體製成本，並減輕商業銀行的運行包袱，三是擴大貨幣發行規模和經濟運行中的貨幣規模，四是最有效最直接地調整經濟運行中的銀企關係，並能夠達到保障社會生活穩定運行的作用。

因此，中國銀行解決不良資產的方式，根本不可能借簽任何發達國家的方式以及第三世界各國的做法，中國處理銀行呆帳的方式只能是中國式的，那就是，從國有銀行業內部去解決問題，直接核銷在計劃經濟體制及20世紀80--90年代以來歷次經濟波動中形成的呆壞帳，而順利解決了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問題，也就等於解決了中國金融存在問題的一半，並為新興的商業銀行包括股份制商業銀行或民間銀行的發展闊清道路。

在解決國有銀行不良資產問題方面，不僅政府甚至包括經濟專家都存在一種幻想，即在不導致銀行資產縮水的情況下變現，而事實上，這已經成為難以做到的事情。

採取“統一標準，分期分批，集中核清，調整結構”的方法處理和核銷不良資產，可以達到如下的結果：1、徹底的一攬子解決債權債務關係，2、信用關係得到調整，3、企業破產機制重建，4、國有銀行信貸能力的下降。

相比較而言，在中國經濟內部環境和運行特點下，採取通過國有銀行內部直接核銷大量不良資產的方式，更容易和簡單地解決問題。而且，這樣的方法不會危機和影響到國有銀行的先進資金清算能力和結算渠道，同時有利於國有銀行理財功能的發育。

2、在體制改革方面，可以考慮償試把機構龐大的國有商業銀行進行“劃整為零”的組織體制轉型：

就中國經濟生活的目前狀況來說，我們並不缺乏銀行機構（或網點）的殼資源，而是缺乏金融創新的活力和效率。完全可以說，國有銀行問題如果解決的好，甚至我們不需要增加所謂的中小銀行或者民營銀行，而相反，如果國有獨立銀行的問題解決不好，那麼，增設幾家甚至幾十家中小銀行或民營銀行也不會解決中國經濟運行中存在的金融問題，事實就是如此清楚地在我們面前，現行的龐大的恐龍般的國有獨資銀行的體系是中國金融改革無法迴避和無法繞過的山嶺。

這需要把現行的國有獨資商業銀行進行機構分拆，從而徹底打破國有銀行所形成的事實壟斷。在我的構想中，分拆國有獨資銀行並不是為了使其上市，我認為通過股票市場難以解決中國金融業存在的問題，一是股票市場現有的規模不足以解決問題，二是銀行上市不能對宏觀的金融體制構成多大程度的改善。在分拆國有商業銀行的思路中，有一種觀點是，將原來的國有獨立銀行（簡稱為總行）變成了股份制上市銀行的國家控股公司（即國家授權投資機構），同時直接管理未被剝離的存繼銀行的業務，將優良的有用的核心“資產”裝入上市銀行，另一種觀點認為應當選擇整體改制的方式，而屏棄分拆上市，第三種觀點認為可以縱向劃分出一種新的業務領域去上市。但是，我則認為，對於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必須跳出上市的思路去解決問題，那就是通過宏觀經濟與金融政策的選擇，徹底改革現行的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運行基礎，再造中國銀行業運行的新的基礎體制。

因此，我所提出的分拆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旨在改變現行國有銀行的運行機制和徹底打破20多年來國有銀行的事實壟斷，推行總分行制的商業銀行體制向更分散、更小型、更靈活的銀行過渡，較徹底地完成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制度轉型任務。從而改變四大國有銀行機構重疊、人浮於事、效率低下、不求效益的問題。

從現行的四大國有銀行的資產規模以及大量核銷不良資產後的情況判斷，將四大國有銀行分析成為100--200家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單一的商業銀行體系是完全可行的。

分拆後的銀行的資本金來源可以是多渠道的，一是接手和分配使用現行國有銀行的資產，二是接受各類企業包括引進外資的股本來源，三是可以通過國家政策的推動，直接動員儲蓄存款向銀行股本轉移。

我相信，四大國有銀行的改革已經不能採取修修補補的方式進行，必須採取徹底的體制創新的方法，激活和發揮國有金融的活力。把國有銀行進行分拆以實現其制度轉型是比較符合21世紀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的金融模式選擇。這樣的改革便於建立起金融企業的破產機制，從深層的經濟結構調整去考察，可以得出的結論，企業破產機制的形成是推動物質生產結構改組的有效的途徑。同時是優化資產配置的市場手段，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自然而然地必須有不能創造有效需求的企業死掉，這就像人的生老病死一樣，是經濟運行過程中的自然現象，而沒有和看不到企業破產局面的經濟運行才是不正常的和不合理的。

因此，我主張徹底改變和打破現行的四大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舊的體制，迅速代之於和建立起更輕型、更靈活、更分散、更富有競爭力和決策效率的商業銀行體制。在這方面，不得不提及的是，我認為在大中城鄉中將原有的城市信用社簡單並為一城市商業銀行的作法並不成功。

3、中小銀行的生存空間及其必要性問題：

在過去的20多年時間裡，由於工農中建四大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壟斷地位，並且它們是面向中國城鄉各類企業的幾乎唯一的金融服務產品的提供者，這不僅對於中國的經濟運行中供需結構來說不合理，同時，對於各類中小企業參與市場競爭也不公平和發展不利。然而，這種現象的存在同時也客觀上形成了四大商業銀行同經濟運行中的企業信息不對稱，並且造成了大量的信貸資產的損失和流失。這種局面至到21世紀初也並沒有發生根本改變。

不過，另一方面，在現行的金融體制之外，卻始終存在着試圖衝破現行體制的各種金融力量，並且，這種力量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始終處於生長和發展的階段。比如在南方經濟發達地區存在着大批的地下的“錢莊”，在基金業也存在着難以得到確切統計數字的私募基金，這些既反映了中國金融監管的嚴歷性，也表現出監管本身的落後性，但是，無論從現實的和理論的角度，我們都應該給予這些因素以正面的判斷和分析。民生銀行是以各類私營企業為服務對象的銀行，在2002年有報道說這家銀行開始對“地下錢莊”開始收編，並得到央行的批准，其實，這無論對於民生銀行還是已存在的“地下錢莊”而言，都體現了監管職能落後的一面。經過幾年的醞釀而仍然難以出台的《證券投資基金法》也是如此，其實在金融監管的許多方面，都體現着監管理念和監管職能的不切實際。

中國是否需要一大批中小銀行或民間銀行的問題，在我看來，中國經濟運行以及社會生活已經不缺少銀行的“殼”或機構、網點。缺乏的只是資金流通的渠道、經營手段的完善、服務體系的創新以及監管職能的變革。可以堅信，如果四大國有獨資銀行在體制方面和經營創新方面能夠迅速適應人們對金融服務的需要，中國就根本不用再增設銀行機構和網點。

在中國成立中小銀行和民營銀行的問題不僅來自於金融運行的實際狀況的壓力，而且還來自於金融學界和經濟理論界的巨大壓力。進入20世紀90年代末，經濟學界不斷通過各種渠道呼籲允許組建民營銀行，而且這些呼聲一浪高過一浪花。這裡的關鍵還在於如何設立民營銀行的運作體制。其實，在90年代末期的城市信用社改革過程中，大多數城市將信用社合併為城市商業，目前中國共有大致100多家這類銀行，其中規模大的23家允許進入同上間短期拆借市場。實際的情況是，將城市信用社的簡單的合併客觀上加大了潛在的金融風險程度，同時降低了這些機構自身對各類小型企業的服務效率，以經驗的判斷，這是一項並不成功的措施。

事實上，對於中國金融業來說，成立民營銀行並沒有任何觀念的和法律的障礙，而障礙來自於中國整體經濟生活本身和基礎結構的不合理性。在現行體制下的國有銀行和各類股份制銀行，地方性銀行的體制改革和經營創新尚未完成之前，民營銀行的進入市場只會更大程度上造成無序的、低效益、高成本的競爭態勢加劇。

顯然，在現行的銀行業的制度條件下，設立中小銀行和允許組建民營銀行並不能有效地解決金融業存在的整體性問題，也不會迅速地解決中小企業的貸款難問題。

4、分業還混業：

在20世紀90年代末，中國金融業在中央政府的政策推動下，從法律和政策的方面確立起了銀行、證券、保險三大系統的“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體制模式。而與此同時，在全球範圍內，通過80年代國際金融一體化的進程，美國國會於1999年初通過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結束了自1929--1933年經濟大蕭條後長達60多年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業務劃分的歷史。1923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這一法案確立了美國對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業務的劃分，從而結束了30年代以前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混業經營的歷史，建立了分業經營基礎上的商業銀行體系。而直至1999年底《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又結束了行業經營的狀況。

對於中國來說，新興的證券業基本上說是從國有銀行的母體中分離出來的，其發展歷程開始於20世紀80年代，到1986年恢復組建交通銀行的時候，最初的設想是把交通銀行建成“金融百貨公司”，它既可經營商業銀行的一切業務，又可以搞保險業務和證券業務。但其經營實踐的結果卻不成功。

從2000年初開始，簽於美國國會通過的《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中國國內的經濟學界和金融界的一些專家學者以及一些監管高層人士，便積極呼籲中國金融業也應混業經營。對於金融業究競是分業還是混業的爭論，雖然各持一詞，各有各的論據和理由，但在法律和政策的方面已經成為事實。其實，即使在美國，在《格拉斯法案》實施了約半年世紀後，美國理論界和學術界對於分離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業務的基本理由進行了嚴肅的考察後，結果卻是：可以獲得的歷史證據，很少能夠支持當時立法基於的基本理由！考察的主要結果如下：1、沒有證椐表明，商業銀行從事證券經營和投資導致了自身的倒閉，或金融體系的崩潰；2、所有的證據都難以證明商業銀行通過將兩種業務結合經營，進行了大量違規、越權操作，從而欺騙投資者，存款人和其他機構、個人、謀取自身利益。

從理論上和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改革走勢上分析，人們更容易得出批評中國金融業的分業經營政策的理由，既使在美國，1933年通過《格拉斯法案》的理由也顯得不十分有力。而在中國，即使支持中國金融業分業經營的人士也認為從長期趨勢而言，中國金融業也必須走混業經營的道路。這是否說明中國的政策選擇從一開始就不符實際或者有違國際金融一體化的潮流呢？我認為，問題的關健在於，中國現行的以銀行業為主要構件的金融體系是否能夠容納並有助於證券、保險、信託等等一系列金融分工的發展？從現實的狀況判斷，回答肯定是否定的。因此，我認為中國金融分業經營的選擇符合現狀並對金融未來的發展並不構成阻力。只是在監管機構的安排方面，我認為應該選擇一條“分業經營、統一監管”的方式，這樣做既不過多增加監管成本，同時還有利於在統一協調下監管職能的變革。而對於金融監管來說，解決問題的啟示是良好的職能設計和發揮作用，並不是機構本身。

當2002年，中信集團成立後，有金融界權威人士宣稱這是金融走向混業經營的可行途徑。然而，我認為，金融控股公司型的混業經營能否走向成功的企業之路，這仍是一個有待觀察的償試，可以肯定地說，如果在基礎體制本身設計沒有根本變革的前提下，所謂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最後只能直到一條死胡同。這已經被20世紀90年代初國有銀行直接辦所謂的“三產公司”所證明，銀行業自身投資的房地產和各類股份公司無不形成了大量的壞帳損失。

巴塞爾銀行監督委員會、國際證券聯合會、國際保險監管協會三大國際監管組織支持設立的金融集團聯合論壇，經過了幾年的工作，在1999年發布了《對金融控股集團的監管原則》。根據該原則的定義，金融控股公司是指在同一控制權下，完全或主要在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中至少兩個不同的金融行業提供服務的金融集團。依據此定義，在中國的金融控股公司主要有兩類：一類是企業類型的投股公司，即控股公司作為母公司其本身具有主營業務，同時控制兩個以上從事不同金融業務的金融機構，二類是純粹管理型的控股公司，母公司沒有具體經營業務的純粹的控股公司，公司的主要服務是投資管理。

金融控股公司在中國應該如何組建、經營及監管。這在法律體系中是一個尚未完全明確的問題，因此，成立和組建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需要完備。

至於中國金融“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時間究竟需要走多長才算合適，這在目前仍然是一個無法作出回答和判斷的問題。相信中國金融實踐能夠對此做出各方面的有益的探索。同時，我的一個基本判斷是，改革應該首先從監管體制與職能設計入手，將來既使需要選擇混業經營的時機成熟後，也應該首先由現行的“分業監管”轉變為“統一監管”，然後通過法律程序解決問題，而現行金融改革面臨的最關鍵的問題是監管職能的變革與微觀金融企業的經營活力問題。

第二節 農村金融問題

中國改革開放新時代的形成首先從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這對於“一大二公”的農村生產關係來說，有效地調整了農民——作為勞動力同其基本生產料資——土地的關係，因此，它迅速改變了農村的面貌並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無論這種政策多麼成功，然而整個農村無疑都是中國社會發展的最沉重、最落後的物質基礎和經濟組成部分。更由於中國農民人口占全社會人口總數的絕大多數和農業科技應用水平的緩慢，農民、農業及整個農村社會不可能成為物質生產力發展的有力的推動因素和帶動力量，相反，在中國社會內部結構的巨大變遷中，農民還很難以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或者通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過程就能夠轉化成為具有現代化科技知識和文化素質的公民，而中國完成工業化的程度有以及城市發展進程也在短時間內難以一下子消化大量的農業勞動力，因此，由於中國社會結構和歷史發展的特殊性所決定，通過20多年的高速經濟發展，雖然在20世紀80年代中葉農民由於其自由勞動者的身分而獲得經濟上的好處，然而，到90年代末及21世紀初農民已經難以在自身土地的耕作中獲得物質財富，同時，也難以迅速適應新的經濟形態的發展趨勢，這種狀況使得農民自90年代中期以來就成為在收入分配中的經濟利益受損者。在21世紀初，中國的政治家及經濟學者們又普遍關注農民、農業和農村這“三農”問題，並且也試圖對此找到解決問題的出路。

中國社會結構和經濟基礎的典型特徵在於，產業結構的變革以及物質生產力的發展並沒有形成勞動力構成比例的根本轉變。在整個20世紀的經濟歷史過程中，農民始終占全社會人口的絕大多數，而且，即使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的工業化的階段（1956年--1978年），人口結構在比例方面也沒有發生大規模轉移，在20世紀80--90年代，中國人口城市化的態勢雖然明顯加劇，但由於社會總人口的基數太大，中國社會的城鎮化的進程將十分緩慢。而且，傳統的城市化道路也顯然不適合廣大的中國農村所要選擇的發展道路。

從經濟角度探討，農民、農業與農村社會的發展與進步需要金融的支持，但是，單純依靠從農村社會中形成的金融力量不會對於整個農村問題起到多大程度的促進作用。在農村的經濟活動中，金融活動主要由數量眾多的農村信用合作社來承擔的，中國農村信用社自新中國成立後50年代建立以來，始終作為農村經濟中一支最主導性的金融因素而存在，在1985年農業銀行與中國人民銀行分離後，農村信用社被劃歸農業銀行管理，而通過幾年的實踐，又與1987年農村信用社又同農業銀行分家，成為兩個相互獨立的金融實體。

從中國人民銀行合用金融機構監管司提供的數據看，1999年末農村信用社的基本情況為：1、機構數：其獨立核算的農村信用社39333個，經撤併：縣（市）聯社2422個。人員數：正式職工64.2萬人，臨時工7.7萬人，不脫產代辦員20.3萬人。2、業務情況，截止1999年末，農村信用社資產總額為14260億元，其中各項存款餘額13358億元，僅占全國金融機構當年存款餘額的12.3%。各項存款中儲蓄存款11217億元，占全部信用社存款總額的84%，可見，對於農村信用社的存款結構而言，其儲蓄存款占絕對多數，說明農村經濟中的企業組織發展嚴重落後。各項貸款餘額9226億元，占金融機構當年貸款總額的9.8%。各項貸款中農業貸款餘額3040億元，占貨款總額的32.9%，在整個金融機構農業貨款中占比63.4%。鄉鎮企業貸款餘額4187億元，占貸款總額的45.4%，超過農業貸款的數量，在整個金融機構鄉鎮企業貸款中占比68%。可見，農村信用社承擔了農業貸款和鄉鎮企業貸款的60%以上，這也是形成農村信用社貸款風險的主要因素。事實上，對於全部農村信用社的貸款數量而言，一個基本的判斷是從統計數字上已經無法判斷和測量出不良貸款的比例，經驗判斷是，除了小額抵押貸款以外的全部貸款中的70%以上可能會造成損失和形成不良貸款。而且，由於整個農村信用社體系在資金結算及支付系統方面的落後性，首先富裕起來的農村居民已經開始把自己的存款轉到城市的金融機構中，從而形成農村儲蓄資源的進一步流失，這個相信已經明顯地發生了，並且，所有的個人投資性活動也主要的向城市轉移，金融活動的這些實際情況更加劇了農村經濟發展的困境，同時，農村信用社對於農民和農業生產的信貸資金支持力也呈下降的趨勢。

通過農村信用社的經營與管理實踐，可以看到，農村的信用關係處於破產的狀況下，而同時，農村信用社已經沒有能力承擔起整個農村經濟發展的任務，而農村又是最需要得到金融支持的部門和領域。

從農村社會發展在21世紀的任務而言，我認為必須從兩個方面牢牢抓住其發展的實質：一是解決農村社會的交通、通訊、能源和食品等物質基礎，一是大力發展農村社會的教育、科技、文化和醫療衛生等分工形態。這兩個方面是促進和帶動中國農村發展的主要力量。在農村金融體系的構建方面，中國政府必須有長遠的眼光。

在21世紀之初，中國農業的國民經濟基礎地位受到嚴重的考驗，不僅是因為國內經濟結構的巨大調整的結果，而且明顯地受到世界經濟形勢疲軟的影響。中國農民在20世紀形將結束之前的連續四年中，其收入呈逐年下降的態勢。而對於占中國人口75%的農村人口來說，尚存有4個多億的剩餘勞動力。而且，在中國已經成為世貿組織的正式成員之後，國外農產品進入中國市場的門檻將降低，而傳統的對於進出口的調失手段越來越難以發揮作用和受到限制。因此，在21世紀的百年航船開始航行之初，如何極大地和迅速地從宏觀經濟政策方面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以增加和極大提高農民的收入，這就不僅是一個現實的經濟問題，而且是關係整個中國社會穩定的問題。

我認為，中央政府應該着手制定全國性的覆蓋農村社會的保障制度，以使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中實現城鄉同步進行。固然，這需要各級政府的強大的財力，然而，這卻是一項在21世紀實現中國持久經濟增長和長治久安的措施。

第一點：在金融方面，一個重點面向和支持農村社會發展的國家政策性銀行業需要的。1999年成立的農業發展銀行宗旨在統一全國的糧食收購，而目前的規模尚難以完成和承擔推動和支持農業和農村社會發展的責任。

政策性銀行的籌集方式可以採取多種形式，中央銀行可以通過多種渠道提供支持。

第二點：重建和極大改善農村中的金融體系，目前的農村信用社的改革試圖借鑑經濟發達地區的——“江浙模式”，即將農村信用社組建成為農村合作銀行的方式，並且組建省級農村信用社聯合社。可以肯定的是，運用增加農村信用社管理機構的模式，不僅不會增加農村信用社的經營活力，而且也難以加強它的支農力度。依靠增設管理層達不到市場經濟對金融服務的要求，這已經在城市信用社的合併重組中被證明是失敗的。

我認為，現行的農業銀行的體制，特別是農村信用制度經營與經濟體制嚴重阻礙着農村金融的發展，問題出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有限的資金不能用在真正支持農業生產發展方面，由於農村信用關係的破產，資金已經出現向城市轉移的趨向，二是其體制阻礙着農村社會的生產力的發展和市場因素的發育。

通過金融政策的引導，把社會資金引導到中國農村社會的發展方面，應該是新世紀之初中國貨幣金融政策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傾向。

農村信用社改革試點自2000年8月從江蘇省開始，到2002年9月成立了全國第一家省級農村信用計聯社。但是，我們不難判斷，如此的農村信用社管理體制的改革並不是真正的符合市場規律要求和農村金融市場發育的要求的變革。在很大的程度上有可能使農村信用社走上行政化經營的老路以及傳統企業治理的“金字塔”的等級體制，而不是發揮基層社的經營積極性和創新意識，同時，更關鍵的問題在於，統一法人地位後的信用聯社對經濟及金融形勢的反應滯後，卻擁有很大的權力。而且，從此割斷農民的參與信用社經營和管理的渠道。因此，事實上這種改造是走着國有商業銀行在治理模式的道路和計劃體制觀念指導下的行政干預的方式。
    從江浙農村信用社改革試點的考察中，我們可以判斷出，政府尚沒有關於農村金融究竟應該如何改革和發展規律的深刻的認識和判斷，同時沒有關於農村金融改革的統一的規劃方案和符合經濟規律的政策與制度的安排。而目前的金融學界及經濟理論界在金融改革方面已經失去了對於中國金融未來及應該選擇的道路的判斷力。幾乎所有的研究文章只是簡單地重複着國有銀行和現行金融體系的缺陷，在提出的改革措施方面，對於國有銀行的改革最終是上市的目標，同時要求允許放開民營資本的市場准入和成立中小銀行，而對於金融發展規律的深層問題的探索和理解卻很少涉及。

農村信用社是新中國金融業在農村長期建立起來的金融活動的主體渠道。在進入21世紀的時候，對於這個渠道的改革不應再有不必要的政策選擇的失誤，應該把這個渠道在各級政府的金融改革的推動下，以最合適的方式交還給農民。這樣做才能夠從根本上有利於農村經濟的增長、農民收入的增加以及農村社會的發展。而如果仍然依據陳舊落後的觀念組織起一個大的農村信用社聯社系統和“金字塔式”的等級制度，最後的結果只能是毀掉農村信用社未來。固然，農村信用社自身已經積累了自身難以承擔的貸款風險，在此時，政策應該敢於承擔起化解和治理這種風險的責任。

必須堅信一個觀念，就是不管農村信用社的辦公條件、經營手段及人員素質多麼落後，但如果政策選擇得當，那麼從農村信用社的機制中可以發展出具有良好的運行機制的現代化的銀行體制。而如果我們採取不恰當的方式，就只能毀滅和抑制其市場化發育的步伐。

其實，把城市信用社合併成為城市商業銀行，事實上就是一種不成功的金融改革實踐，而在21世紀之初，從政策取向上又企圖以成立各級農村聯社的形式把農村信用社組合在一起，只能從實際上步其不成功的後塵，走上以行政性的組織低效率壟斷農村金融資源的老路，說明在金融改革的政策思路方面，已經缺乏真正的符合中國經濟增長和從根本上調整經濟關係的政策創新意識。
    探討從金融方面對農村社會發展的支持方式，不僅是金融監管層的任務，而且是政府的職責，政治家所承擔的責任要更大些。當然，農村金融業不能脫離開農村經濟的發展現實而孤立地存在，政策的任務是需要通過農村金融的發育為整個農村經濟的發展開闢出路，同時給予農村經濟發展以外力的推動和幫助。農村金融必須走全新的發展模式和道路，而企圖繼續走行政性的農村金融管理的方法只能繼續使農村金融業死水一潭。
   新的金融發展之路來源於廣大農民對於農村金融活動參與的積極性和熱情，創建起真正擁有最廣泛農民參與的農村金融組織，這才是21世紀中國農村金融發展的比由之路。中國農村發展應該找到金融同農村經濟結合的最佳聯結方式，幾十年來的農村信用社系統的運行，固然已經取得了不可低估的成果，加之80年代以來農業銀行對於農村經濟的影響力，為農村經濟服務的金融體系也已處於完善的過程中，然而，通過改革開放20多年來的農村金融實踐看，目前的農村金融在服務體系與方式方面還存在着很多的缺陷，不能適應農村經濟發展的要求。在21世紀，中國農村需要金融的全方位的支持，只是需要找到一條符合農村金融的體系。
   無可否認，廣大農村是中國社會發展的滯後因素和落後的生產力基礎，為數眾多的農民也不能夠在短時間內成為現代化的公民，對於中國來說，農村問題具有十分特殊的性質和意義。
   中國農村大規模的變革和發展才剛剛開始，在建設的方向和發展層次方面，必須採取全新的策略，既要避免走傳統工業化的老路，又要避免發展的負作用，在發展與建設的先後順序方面，一是提高農業生產的科技化程度，大規模發展生態農業，提高土地的單位畝產量，保證糧棉油等基本農產品的整個社會需要，二是解決農村社會的交通、通信、能源的需求，使農村發展奠定在良好的物資基礎之上，三是大力發展農村教育，開發農村的人力資源，提高農村社會的第三產業水平。
   總之，以健全農村社會的物質基礎為中心，以大規模的科技普及、教育普及和現代化文化意識的滲透，將把中國星羅棋布的農村最有效的聯合起來，也將把農村的發展奠定在一個良好的起點上，農村社會最終會轉化為中國整體性發展中的一支重要的力量。而金融領域對於農村社會的發展來說，是一股最重要的第三產業的組成部分，它應該成為最活躍的生產力因素，在農村的發展中發揮作用。

第三節  證券市場

對於中國20世紀80--90年代的經濟增長過程來說，證券市場在90年代的蓬勃興起是中國經濟發展史上值得濃抹的一頁。它不僅為中國經濟增長帶來更加生動和富有活力的局面，同時，也使得中國經濟增長及其經濟運行顯得異常神奇。但是，中國證券市場的發育也是受到計劃體制及其觀念最直接影響的金融分工體系，這也使得這個系統已經存在許多的體制性弊病。

當證券市場發育到2002年末的時候，有關統計數字顯示，深滬證券市場共擁有上市公司1200多家，總市值已達4.5萬億元左右。中國證券市場市值已經躍居亞洲第三，僅次於日本和香港地區。而在上市公司數量上已經超過了香港、台灣、韓國等地市場，僅次於孟買、東京、大坂等交易所。上市公司的數量已是1990年的118.7倍。中國發行的證券品種也已逐步豐富，涵蓋了股票（A股、B股）、國債、封閉式基金和開放式基金、企業債券、金融債券等等。而擁有股票帳戶的人數也增加至接近6000萬人。

然而，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些數字，數字並不代表證券市場內部真實的信用關係、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以及證券市場的制度安排是否符合中國經濟發展的長期要求等實質性的問題。

中國的證券市場是通過國債的發行與兌付工作而在80年代中期逐步從國有銀行體系內得到發展的。而股份分司及其上市公司的出現也並不是基於傳統的企業制度發展的自然結果，這就註定中國證券市場從一開始就是一種在完全行政安排與支配下運作的系統。在1956年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改造完成後，中國的企業制度成為純粹的國有產權基礎的經濟組織開始的。因此，證券市場作為經濟改革的產物，也必須從一開始就被賦予承擔改造國有企業的使命。在這個企業制度轉型的過程中，也就體現了現有的中國證券市場在實踐方面積累了國有企業改革的全部的成功與失敗、矛盾與問題、績效與浪費。在上市公司的股權選擇方面，為了堅持公有制的主導地位，上市公司在股權結構方面的安排過程中採取了國有股、法人股和公眾流通股，其中國有股占居絕對控股的地位，大約占上市公司總股本的65%左右。這樣的股權結構安排的結果在於，使證券市場直接充當了幫助國有企業籌資的功能，而事實上，從企業制度的改革方面而言，已經失去了應有的意義和價值，對於上市公司來說，上市也只是改善了企業經營所需的貨幣資金的問題，而其企業運行中，在政企關係以及企業與股東的關係兩個方面得不到實質改變。上市安排成為國有企業變相的從證券市場中股東的手中借款的最便宜和最廉價的渠道，這個渠道與國有企業從國有銀行借款沒有本質的區別。只是貨幣資金進入的會計科目的差別和借款期限的長短而已，在銀行借款走短期借款或長期借款，在證券市場融資後獲得的貨幣資金則堂而黃之的記入股本和所有者權益科目。

這個問題在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幾乎成為整個證券市場的中心問題。不僅經濟學界對此予以特別的關注，而且經濟政策也試圖償試解決上市公司股權結構的問題。

在經濟學界來說，關於中國證券市場的爭議在2001年初達到最高點，最典型的表現則是經濟學家吳敬璉同《證券市場周刊》的交鋒。吳敬璉認為：1、中國股市投機成分較重，股市盛行的違規、違法行為使投資者得不到回報。2、“全民炒股”不正常，良好的投資機會和投資場所均不成熟。3、中國股市中股票的市盈率太高，60多倍市盈率存在着太多的股市泡沫。而《證券市場周刊》觀點則是：1、股市監管得力、市場繁榮、投機成分不大。2、“全民炒股”不成立，中國人炒股才剛剛上路，而對建立良好的投資環境這一問題，應該具備一定的耐心。3、要辯證看待股票的市盈率，當前市盈利雖然不低，但還算正常，不存在很大的風險。

與此同時，關於國有股票減持問題也已成為定局，中央政府於2001年6月12日發布了《減持國有股籌集社會保障資金暫行辦法》，試圖着手解決國有股問題。然而，隨着這個辦法的出台，滬深兩個交易的股市指數也應聲倒下，股票市場對此作出了強烈的反應，到2001年11月23日證監會不得不暫停了“國有股減持”的實施，最後，終於在2002年6月24日，國務院發布《關於停止通過證券市場減持國有股的規定》，滬深兩個證券市場才稍稍啟穩。
    可以說，在經濟學界和證券業界，關於證券市場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止過，而進入21世紀以來，這種爭論更加激烈，然而，有關的一切爭論都缺乏科學的態度，缺乏邏輯與現實相統一的經濟理論思維能力，這使得有關證券市場的爭論無助於解決實際問題。面對市場存在的許多問題，有一種觀點竟然認為需要“推倒重來”，這不僅不是一種對待經濟領域問題的科學態度，也是一種對現實問題的不負責任的態度。中國的證券市場是不能夠推倒重來的，我們只能站在1990年以來證券市場發展的基礎上去尋找解決問題的根本出路。

顯然，中國證券市場的規模較之於美國1.7萬個上市公司，12萬億美元的市值有着天壤之別。然而，證券市場也成為中國經濟生活中一個最為敏感的神經元。它不僅直接反接和表現投資者對經濟生活的信心，同時也直接反映對政治形勢及經濟政策的態度和普遍心理。

從上市公司存在的問題看，“包裝上市”和“捆梆上市”是一種普遍的爭取上市指標與額度的辦法，而且做假帳、任意改變財務數據等現象也極為普遍。同時，自90年代發展起來的基金業問題也通過媒體被揭露出來，這一切都嚴重危機到投資者對中國證券市場的信任和信心，也在很大程度上標明了中國證券制度安排的落後性。就21世紀初的證券市場的表現來看，我們可以判斷證券市場已經發生體制性和制度性的危機。完全有必要全面採取措施，制定一攬子解決方案，對這個尚不會影響到中國國民經濟全局的證券市場有必要進行一次“推倒重來”式的變革。但是，完全的推倒重來是不可能的，也會引起動盪，所以推倒重來必須是站在現有的全部證券市場的基礎之上的改革。

顯而易見，試圖通過現行的證券市場以出售現有上市公司的國有股權的方式已經被證明是不被投資者接受的。那麼，究竟如何解決現有的1200多家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呢？這即是一個經濟發展問題，又是一個政治問題。

對於解決已經上市公司的國有股問題，我認為，從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方面，已經幾乎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重新核實上市公司的國有股權的數量，採取向現有的二場市場投資者按無償配送的方式解決，而對於其法人股的存量，進行折價向二場市場股東配售的方式解決。以達到上市公司真正的股權分散和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同時也有利於推動上市公司的經營模式的改革。這種政策選擇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還股於民”的措施。就是以現有的上市公司的股本結構為基礎，首先對上市公司的資產和所有者權益進行核實，對於不流通的部分——國有股和法人股權採取不同的處理方法，對國有股來說，可以採取折價的方法無償送配給二級市場中投資者，而法人股可以向上市公司的內部員工轉讓。通過深滬兩市成立以來的十幾年來，證券市場已經為國有企業提供了數千億的貨幣資金，這主要是二級市場的投資者的貢獻，現在對於解決股權分割的遺留問題來說，是需要中央政府採取“還股於民”的方式了，採取如上兩種方法，完成對於現存的證券市場中上市公司的股權不統一的問題改造，而對於新上市公司的國有股問題，可以從股份制改革的一開始，對於國有股採取有償轉讓的方式解決，有償轉讓的所得收入採取國家與上市公司按比例劃分，國家可以占大頭，企業可以占小頭，具體比例可以通過論證後確定，這樣，實現上市公司的股權全部流通。從而徹底解決證券市場的股權分割問題，我相信，按着這樣的路徑去解決問題，會使中國股票市場繼續繁榮20年。
    在中國證券市場的遺留問題沒有得到根本合理的解決之前，我認為不宜在國內股票市場問題得不到解決的情況下為了引進資金而盲目向外資開放，這樣做會使得中國股票市場的問題更加複雜，而且不利於市場問題得到解決。
   對於中國的股票市場來說，中國股票市場的發揮籌集資金的功能已經結束，無論政府還是企業都已經不能夠再把股票市場視為“圈錢”的市場，而是需要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充分發揮它的配置市場資源的功能、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公司和世界領先性的企業方面上來。中國股票市場的發展速度在世界範圍內是無與倫比的，它已經走過了粗放的發展的階段，已經不能再不顧及市場質量而一味注重於它的籌集資金的功能，如果這樣，就不僅是對上市公司負責，而且是對於中國證券市場負責。如果再聽任證券市場許多不符合市場規律的因素存在，那麼，這個市場的危機以及它的危機對於宏觀經濟運行的打擊也將會異常嚴重。
   證券市場對於中國的宏觀經濟的影響已經成為一把“雙刃劍”，我們不能只看到它的好處，能夠為國有企業籌集大量的資金，但同時我們也需要看到，如果一些關鍵的問題解決不好，它同樣也會極大地傷害經濟發展本身。對於證券市場所存在的一系列問題而言，並不是沒有可行的解決辦法和出路，而只是受到不正確的觀念的影響，或者缺乏改革的勇氣與信心，但是，另一方面，中國證券市場的許多問題又已經不能再拖，如果再拖下去，就不僅會阻礙證券市場本身的發展，而且將會對投資人的信心產生不利的影響，從而使中國證券市場的問題不可收拾。
   中國證券市場的問題無非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通過股票市場十幾年來的發展所形成的各種遺留問題，主要是股權結構的分割問題，也就是國有股和法人股的不能流通問題，二是新的上市公司的股權統一的問題和在二級市場中的定價問題，這兩個問題解決的好，中國股票市場的穩定和繁榮是可期的。

中國《證券法》中迴避了股有國、法人股的問題。對於新上市的公司，應該儘快解決股權的統一問題，即不再允許有國有股的存在，也不要允許存在法人股。一個企業——無論什麼行業、什麼性質的企業，欲要成為證券交易所中的上市公司，就必須首先股本結構上成為一個在股權結構方面完全流通的公司。而國有企業欲要完成上市的公司，必須在上市之前完成國有資產的重新核實並完成其售讓工作。

通過中國證券市場十幾年來的實踐，說明中國對於證券市場的發展尚未形成一大批成熟的市場監管人員，同時，也缺乏符合中國實際的制度設計者。證券市場的監管是宏觀金融監管的一部分，監管需要有清晰的思路，而這來自於對於證券市場運行主體地位的清醒的認知能力。證券市場的構成主體首先是證券的發行者和購買者即投資者，而投資者又是市場的最基礎的組成力量，沒有它們的參與，也就不形成證券市場，而其它的組成部分都是市場的中間環節，是不起決定作用的因素。因此，所謂監管，也就是合理的協調股票的發行者和購買者之間的關係，而其它部分的利益永遠都是次要的。證券市場監管已經把維護投資人的利益視為第一的要義，但問題在於在處理許多的實際問題方面，這種理念還不能夠真正的落到實處。

由於證券市場建立起來的仍然是一種籌資借款的渠道，難以發揮資本市場的作用和企業產權交易的形成。

統一股權結構，實行全部股權流通只是解決中國上市公司遺留問題的確一個方面，另一方面，證券市場必須是一個發展的市場，對上市公司的經營、財務等重要方面的監管一點也不能放鬆。

對於中國證券市場而言，最好的選擇是在允許外資全面進入之前合理的解決遺留的國有股問題，否則，將是證券市場面臨更加複雜的主體關係。而且容易形成風險。

另一方面，基金業的制度建設的缺陷也已經明顯地顯現出來，自2001年下半年至2002年到的股市大調整，已經使得中國幼稚的基金業面臨全面虧損的境地，基金業的畸形發育實際上給中國證券市場積累更多的問題。據報道，根據49隻封閉式基金已公布的2002年來年報告，只有11支盈利，38隻基金淨性為負（虧損），總虧損額超過16億。中國基金業的制度安排的明顯缺陷已經在股市調整過程中明顯的表現出來。這不僅是基金管理費需要改變，而且，整個基金業在證券市場中的作用與地位問題需要認真研究，如何依據證券市場的自身發展規律安排基金業的基礎制度，已經成為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我們不應該把證券市場的問題積累到累似於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問題那樣嚴重後，再進行改革。事實上，中國經濟增長的內在因素以及外在環境已經給予中國經濟在制度調整方面的時間不會太長。因此，從基礎制度方面重新規劃中國證券市場的組織結構和內在主體的配置體系已經是迫在眉睫的任務。

二級市場的投資者已經為上市的國有企業貢獻了數以千萬億計的資金，現在是應該國家制定統一的政策把國有非流通股權還給投資人的時侯了。證券市場的籌集貨幣資金的能力並不是無限性擴大的，投資人對於上市公司和證券市場的信心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即使沒有所謂的國有股減持問題，上市公司的質量問題同樣需要關注。一個不致力於不懈的提高上市公司質量的證券市場是沒有前途的。
中國證券市場應該成為培育我們民族優秀企業的搖籃，這需要從現在開始就精心設計符合企業發展規律的法律和規則，設計完整的證券市場運行的框架體系。在過去十幾年證券市場的發展中，我們對於證券市場的建設尤其是對於股票市場的監管，顯然忽視了其背後的實質問題，這就是整個證券市場發展的基礎體制尚不完善，對於上市公司和投資者缺乏符合它們自身根本利益的法律程序的建設。證券市場是現代經濟運行中最開放的市場，我們不能夠人為地扭曲它，也不能“播下龍種、收穫跳蚤”。
    對於中國來說，證券市場存在的時間尚且不長，但它卻是最需要小心保護的市場，我們需要珍惜和愛護它，只有這樣，在未來的對於證券市場的建設中，才能夠採取正確的態度和立場。

第四節  金融改革的切入點和具本步驟

由於我把金融系統視為經濟運行過程中的中間層，也就是說，金融系統屬於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中介領域。這個系統因社會專業化分工的擴大而產生，並隨着大工業的發展而發展，但當20世紀下半葉以來，人類經濟結構在科技革命的影響下發生了根本性質的轉型，金融業受到來自供需雙方的擠壓下，在全球範圍內發生不適應症。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外部環境極為特殊，因此，金融改革事實上並不是中國社會經濟改革總過程中的一個獨立的系統。它的變革必須和其它的物質經濟基礎結構變革步伐相一致，才能夠獲得整體性的成功。回顧20世紀80--90年代以來的中國金融系統的重大變革，金融系統存在的最關鍵的問題是整個系統同物質實體經濟的相脫節。在供需結構的平衡關係過程中，金融就象排球里的“二傳手”，這樣的比喻或者並不準確。而中國的以國有銀行為主體的金融機構恰恰在於沒有能夠充當供給與需求關係中間的合格的“二傳手”的角色。它的成功只在於吸收和組織社會資金方面，而在發放和運用貨幣資金方面幾乎始終處於失敗的狀態。這就使得本來應該用“兩條腿”站立在經濟運行河流中的金融業失去了“一條腿”，而且是失去了最為重要的一條腿。

從金融改革上說，我並不認為央行是否允許成立中小銀行、民營銀行或私人銀行是十分關鍵的問題。相反，我的主導性的觀點則是，在20多年的經濟改革中，由於對於依據計劃體制的思路建立起來的四大國有獨立商業銀行缺乏整齊劃一的基礎制度改革，從而導致國有商業銀行在基礎體制及經營方面失去了改革的動力和發展的正確方向，這才是最重要和最關鍵的實質性問題之所在。在這種局面下，我認為，即使允許設立一大批中小銀行或民營銀行，不僅它們沒有太大的生存空間，而且中國金融企業也只有在低水平的競爭和高成本的經營中運行。

從中國現階段的宏觀經濟改革判斷，我認為，中國經濟改革在下一步的幾乎是唯一的選擇，那就是從法律上和經濟改革上推動勞動者同國有生產資料關係的直接結合。如果依然作不到這一點，就不僅解決不了自身社會面臨着的許多經濟矛盾，而且就金融領域而言，也難以逃脫金融危機的衝擊。

中國金融改革面臨着必須解決如下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金融企業制度建設問題，即選擇何種形態的金融企業組織模式；二是金融同宏現經濟運行的關係問題；三是金融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地位及其發展前景問題。我認為，從這三個方面的問題出發，就可以推導和判斷出中國金融在21世紀的改革方向和基本政策選擇。

而究竟由誰來解決這樣的問題則是一個重大的政治決策過程。中國金融改革當務之急是解決這個問題，然後才能夠開始進行怎樣改革的歷史進程。因此，首要的問題是解決中國金融業的監管體制和監管職能的設計問題。職能最為得要，從現實而言，中國金融業決不缺乏監官機構的殼，甚至於也不缺少商業銀行、證券公司、保險業的網點和人員。我們缺乏的是符合經濟規律要求金融監管職能和金融制度基礎，而沒有這兩者，中國金融改革要獲得成功，甚至於中國金融業欲要發展就幾乎是不可想象和無法想象的事情。

有鑑於此，對於中國在21世紀初的金融改革的切入點和具體操作步驟，我做如下的回答：

第一：中國金融改革的真實的切入點以及21世紀中國金融業發展的起點是，首先確定金融監管系統的符合中國經濟發展規律要求的職能。各類金融監管機構必須深入研究並把據金融運行同宏觀經濟的相互聯繫特徵，這就要求它們首先改變傳統的監管方式和工作思路，監管不是一種程序化的工作，它最重要的是及時發生問題並疏導金融運行的渠道，這要求金融監管必須成為宏觀金融運行的思想庫類型的組織。

在金融監管方面，應該設立一個非永久性的工作組織，這個組織由政治家、金融專家、社會工作者、經濟學家、各類經濟及金融系統的實際工作者組成，他們的任務就是幫助政府尋找金融監管的合理的職能：設計中國金融未來的制度以及為解決現行的金融問題提供方案和依據。經驗說明，中國金融業大量問題和矛盾的存在都和金融監管機構缺乏工作效率和良好的職能設計相關，致使問題不斷的積累並且得不到及時的化解，甚至於對於業已存在和發現的問題也採取拖延的方式。職能缺位幾乎是所有各個層次的監管機構都處於功能失調的狀態，更重要的是，解決問題的政策措施都不在其根本點上。

解決中國金融存在的問題，需要一個高效率的統攬全全局的工作機構去處理，從而推動現行的監管機構發揮良好作用。

另一方面，除了需要設立一個統一協調現行各類監管機構的非永久性的組織外，中國金融改革需要具備和設計明確而具體的綱領，這個綱領可以充當21世紀中國金融改革的“憲法”。事實上，通過對國內20世紀80--90年代以來20多年的金融系統發展與改革的實踐的總結，以及對於國際社會20多年來的歷次發生在金融危機的教訓，我們也應該明確規劃出中國金融未來的真實面貌。對於金融改革而言，簡單地進行國有商業銀行產權改革、設立中小銀行或民營銀行、提高對外開放程度、進行利率市場化改革，這些單一的措施都不會解決問題。這就需要配套改革，這個措施與方案必須是整體性的和綜合性的。

第二步：在金融監管系統的體制和整齊劃一的監管職能設計完成後，應該進行國有商業銀行和證券市場的管理與經營模式的改革。這個步驟必須在金融監管系統職能改革之後完成和進行。

從近20多年來頻繁發生的國際性金融危機中，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金融危機的根源在於金融同物質經濟的供需結構的聯結環節發生問題和脫節。對於發達國家而言如此，對於發展中國家發生的金融危機也是如此，不管危機爆發的誘因是什麼，這種脫節是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日積月累的結果，包括物價體系的失調、貨幣發行的過量、國際收支的平衡程度、企業財務制度失真等一系統因素。最終的結果是，金融越來越成為游離於物質經濟之外的因素，其結果便是大規模金融危機的發生。

在分析中國貨幣流通的特徵時，我已經指出中國金融業的典型特徵和支柱因素是家庭部門成為全社會貨幣資金的主要的持有者，而國有商業銀行則相應地成為所有經濟部門最大的債務人。它的穩定與正常運行在今後的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仍然取決於儲蓄資金的動向。因此，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出發點和歸宿點是要根據儲蓄資金的數量及結構作文章，以此調整城鄉居民同國有商業銀行的所有制關係，即調整勞動者與（銀行間所有者權益）生產資料的關係，這是中國宏觀金融獲得穩定局面的根本出路。

因此，按着我的判斷，中國金融改革的當務之急並不是設立和發展所謂的民營銀行機構的問題。而是通過“儲蓄轉股權”的方式對現行的四大國有獨資商業銀行進行產權社會化的改革進程。當然，這種改革方案需要具體化和詳盡論證。這需要對國有商業銀行採取整體分拆、劃整為零的體制再造。

證券市場的問題也是解決“國有股”這一十幾年來的遺留問題。在對於“國有股減持”方面，仿佛可以採取一個叫做“多贏”或“雙贏”的途徑。而事實上，這個方案是不存在的，解決這個問題的政策思想必須符合實際，這個實際是必須依滬深兩市中6000萬的二級市場的投資者的利益為中心，而不是其它。一方面，對於上市公司的國有股權，已經急需一次大規模的徹底的清理和摸清底數，對其進行重新估值，然後，採取逐步的、分期分批的向二級市場的投資者無償配送的方式解決。這種方案可以推動中國證券市場的十年繁榮，而“有償轉讓”的任何選擇都有可能導致一次大規模的股市崩盤。

第三；金融企業制度建設需要和監管機構職能的重新設計同時進行。

現在的局面是，工農中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進退維谷，而其它類的中小銀行仍然處於低層次的網點和人員的擴張之中，同時，國內的經濟專家普遍要求允許設立民營銀行，這給予中央銀行的金融監管以很大的外部壓力。然而，我認為，對於新建的無論是商業銀行而是非銀行金融的機構，都需要看新設計其制度基礎、經營摸式和調整監管思路。這需要在設立程序—經營方式—破產終止的一整套環節上都必須有整齊劃一的標準和制度安排。否則，我認為中小銀行的設立和民營銀行的成立都會是一種“低效率、高成本”的政策思路。

金融制度設計必須先行。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以至1979--2000的改革開放的全過程中，中國尚未發生過金融機構破產案件。但在90年代，已有一些金融機構被關閉。主要集中在1997—1998年的金融業的整頓中。

1997--1998年關閉的金融機構

中國金融監管機構以及國家立法機關應該認真研究及制定金融機構的破產程序和法規建設。否則，僅僅依靠政策將不足以維持宏觀金融運行的穩定局面。金融機構的破產是調整金融同宏觀經濟運行關係的一種方式。如果沒有金融機構的破產，這種關係就永遠不能得到及時的調整，但這並不等於矛盾和問題的不存在和能夠得到良好的解決。

金融改革的步驟和具體操作方式必須統一規劃，一切具體的措施也必須是有計劃改革方案中的組成部分，中國的金融改革不能從利率市場化的進程開始，也不能從所謂對金融機構各級經營者的激勵機制（年薪制）開始，它必須是一種立足現實而又能夠深刻準確地把握未來發展方面的統一的步驟和方案，這就要求改革必須從金融結構的基礎方面進行。否則，中國金融系統就將積累更多的問題，最終會不可避免的爆發金融危機，從而威脅20多年來改革開放所取得的經濟成果，進而造成整個社會動盪而危機國家安全。

可以說，中國金融在21世紀的改革歷程的基本路徑和步驟應該是：監管職能完善—現代金融制度確立—經營方式革新—規範的金融市場形成。這是一種以宏觀到微觀的改革思路，改革不能夠以微觀金融企業為起點，它必須從金融企業開始又不能直接從金融企業開始，而必須從制度與職能設計開始。

換一個思路考察，計劃體制使得中國的國有商業銀行沒有經歷一種根據經濟環境和在完全競爭的局面中經歷一種從小到大的發育過程，而這樣的發育過程則是任何市場體制中企業發展的必經的階段。這造成整體性的國有銀行在基礎體制與經營管理的各個方面對於經濟運行及市場規律要求的不適應。中國經濟的分散性和實體經濟的落後程度以及人口眾多的現實都要求社會貨幣資源不能被幾家大的金融機構壟斷性的占有。

        第五章  怎樣克服中國式的金融危機

   自20世紀80—90年代以來，國際金融一體化的趨勢也是國際性金融危機的成因，不待說，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問題比發達國家更加嚴重。中國的金融改革和經濟發展現在已經直接面對這種局面，由於國內經濟結構的“二元化”和多樣化，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雙方已經把金融業的運行和生存空間擠壓的非常狹窄，無論金融業把自身看的多麼重要，它作為一個經濟因素所起的作用都會越來越小，這種趨勢是不可逆轉的，關鍵是我們應該如何適應它。
   保證了中國金融運行的安全，也就保證了中國整個經濟運行的安全，這就是金融對於經濟的最大貢獻。而保證金融安全的手段並不存在於金融業的內部，這取決於中國宏觀經濟結構的順利的調整和各種產業的迅速的資本有機構成的升級，從國際範圍而言，則取決於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分工中的地位加強。由於歷史的原因和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制度影響，中國金融具有自身的特點，克服金融危機的辦法存在於中國經濟結構內部，我們必須對此有深刻的認識。
   

第一節 全球性金融危機給中國的啟示

第二次世界大戰尚在進行中的1944年7月1日，但這時盟軍的勝利局面已經明朗，來自45個國家的許多代表，他們大多數是經濟學家，在華盛頓的布雷頓公園召開會議，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會議誕生了三個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其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為重要，確保匯率穩定的重擔就落在它身上，到1946年底，已有46個國家按照美圓和黃金來制定其貨幣平價。這種固定匯率機制維持到1971年8月15日便發生崩潰，有45個國家調整了本幣的國際匯率。戰後執行的固定匯率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一直持續了二十多年。這種體系從一開始實際上缺乏對於世界經濟發展事實情況的考慮，一是各國經濟會在世界分工中發生變化，二是世界貨幣市場會根據不斷改變的產業體系直接影響對某種貨幣的需求，因此，一種企圖依靠固定匯率組織世界經濟運行的體系也就註定要崩潰。可以說，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最大受益者無疑是美國，實際上在這種貨幣金融體系崩潰之時，美國也已基本完成了其自身社會經濟的科技化進程，也就是說，自1944年建立到1971年解體的過程，美國基本實現了經濟形態的升級和完成了科技革命。

自20世紀80年代起，第三世界各國也開始了對於自身社會的改革進程。在拉美國家實施了聲勢浩大，範圍廣泛的改革開放。這不僅對於其自身是前所未有的事件。而且，對於整個第三世界來說也是引人注目的，有人稱之為這是拉美大陸上的一次“經濟政變”，這些相關國家改革開放的主要內容包括：貿易自由化，放鬆對外資的限制，從而使外資的投資領域進一步擴大，申報和審批過程中的行政程序更加簡約，私有化、稅制改革、企業改革、勞工制度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這些改革開放政策對於其各自國家無疑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其積累的問題和矛盾也是之後的經濟增長過程中首先在金融領域裡爆發出來。幾乎與拉美國家的改革同時，在亞洲大陸也形成了以韓國、新加坡、香港、台灣被稱為“四小龍”的經濟快速增長區，它們的經濟發展各自走出了具有特色的道路，而同時，經歷了長達30年的高速增長過程之後，1997年下半年，在泰國首先發生的金融危機在一夜之間潑及整個亞洲地區。

中國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也與拉美國家和亞洲經濟發展齊頭並進。

在第三世界國家改革進程與經濟增長中，從20世紀80--90年代的20多年中，也同時是這些國家的金融動盪和出現嚴重危機的時期。從1982年墨西哥金融危機開始，拉美國家的金融危機不斷。自1982年開始，墨西哥就發生債務危機，導致其國內發生通貨膨脹，到1987年的這段時間裡，其年通貨膨脹率超過160%。於是一個穩定計劃被迫出台，其主要內容包括緊縮財政，擴大稅基，降低邊際稅率及提高納稅人的納稅度，按額納稅，以及消減支出等，對主要外債進行調整（利用執行第一個布雷迪計劃降低了應支付的利息總額）。在此基礎上，還進行了主要的結構改革，包括私有化與貿易自由化。在執行緊縮財政政策的同時，墨西哥也保持着貨幣緊縮政策以便將通貨膨脹壓力擠出金融系統。除了保持高利率外，墨西哥比索還用於抑制物價。但繼1982年之後，1994--1995年又發生金融危機。阿根廷的金融危機也一直持續到21世紀之初，在2001年再次爆發，同時引發社會整體性動盪。

在亞洲，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對於日本和東亞各國來說是經濟高速增長的黃金時期，日本在這個時期里，依靠其在電子、汽車等領域的發展，一躍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強國。而1997年下半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首發於泰國，首先是泰株對美元的大幅貶值，從而引發菲利賓、東亞各國貨幣紛紛下跌，韓國和台幣也緊隨其後，日本的大證券公司和銀行也紛紛倒閉。
   不僅拉美各國和東南亞各國爆發了大規模的金融危機，而引領世界經濟潮流的超級大國美國的經濟問題也層出不窮。自1929—1933年的經濟大蕭條後，美國的股票市場在1987年10月爆發危機，而到1999年1月29日，代表高科技的納斯達克指數首此突破2500點，然後開始急劇上升，到1999年11月3日突破3000點，12月29日突破4000點，2000年3月12日創造歷史最高記錄5048點，但好景不長，僅一年時間，到2001年3月12日，納斯達克指數跌破2000點。人們普遍開始反思納指崩潰的原因，認為如下：一、期望值過高，二、急於求成，三、大吹大擂，四、金融投機，五、詐騙，六、群體效應，七、用錢太多，八、缺乏基礎設施。同美國股市連續陰跌一樣，一些聲名顯赫的公司頃刻之間土崩瓦解，商界領袖名譽掃地。大公司的會計醜聞嚴重影響了投資者的信心，現然，美國經濟正在經歷着人類20世紀第二此世界大戰以來的最大的轉折，也有可能再次引發美國國內的企業革新。

對於發生於20世紀80--90年代拉美各國和亞洲的金融危機，我在這裡並不是要述說這個危機的過程和結果。金融危機是已經發生的事實，對於中國來說，中國的人民幣在這一過程中尚置身於自由兌換的貨幣門檻之外。但是，關鍵的問題是需要深入探討發生於這20年的令人驚心動魄的金融危機給中國經濟增長以哪些啟示，並且找到避免中國金融動盪的出路和辦法。
    世界性的金融危機極大的改變了中國經濟增長所面臨的外部環境，這是我們首先需要清醒認識的開端觀點，金融危機是經濟增長過程中的表現，而不是實質和根源，這則是我們所需持有的第二個認識。由於工業及製造業的成熟，第三世界各國的經濟增長已經不能過份倚重於外貿和貨幣金融問題，這則是我們所需持有的第三個認識。

因此，必須把第三世界各國的金融危機放置在一個全球性經濟格局的劇變中去認識。發達國家包括美國及歐盟各國以及亞洲的日本，它們同樣面臨着極其嚴重的貨幣金融問題，只是這些國家的產業基礎和科技發展水平先進，金融危機對其的打擊也就不會致命。

在我看來，金融危機根源於經濟運行過程中長期形成的供需結構矛盾對金融系統的擠壓作用，最後導致金融對供需關係的傳導作用失效或失靈。

通過20世紀80--90年代的世紀性和全球性的金融危機，我們對於經濟形態及其經濟增長應該和必須持有以下的認識：

第一點，人類社會經濟形態正經歷着自17--18世紀以來又一次根本性的變化時期。這使得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動力發生了根本性質的變化，經濟增長的動力已經由單一的產業力量向着科學、技術、知識、文化、信息等一系列因素轉移。這一點是說明中國面臨的國際經濟環境以及尋求自身社會發展出路的根本性觀點。如果我們不對經濟增長持有這種理念和充分的意識，中國在尋找經濟增長的政策方面就將會是落後的。

第二點，經濟增長動力的根本變革導致貨幣金融因素在整個經濟運行及社會生活體系的地位、作用、職能發生巨大的變化和調整。在這一過程里，貨幣金融問題存在着一個如何與新經濟形態接軌的問題。因此，貨幣的職能和金融業的作用面臨着急劇的調整。

我的觀念是，隨着經濟發展動力的轉移，貨幣金融在經濟運行和增長中的作用正處於一種快速的消弱趨勢。在這方面，我與國內體系經濟學家與金融專家有着裁然不同的認識。曾幾何時，由於鄧小平在講到金融問題時的一句話：“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之後，這句話就被廣泛的傳播和應用。但是，許多人並沒有從此中認識到貨幣金融問題的根本性質和以及現代中國經濟的實質

第三點：由於世界性的經濟基礎結構的變革，導致貨幣的基本職能在經濟運行中的回歸，並且，貨幣金融問題對於社會生活中的保障作用必須加強。

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是，自17世紀英國發生產業革命的以來，到20世紀的時間裡，資本主義制度及整個社會體系是引領世界潮流和生活變革的因素。而在這種制度下，貨幣始終充當了和發揮着資本的作用和職能。無產階級的偉大思想家馬克思在研究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的時候，專門對於貨幣轉化為資本的條件予以全面揭示，這個條件就是貨幣在商品市場中找到自由勞動力即勞動力成為商品。貨幣從此也就進入了資本的大門，它不僅成為創造財富的活的力量，而且是為資本家創造剩餘價值的經濟資源。

而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實踐中，其計劃體制無論在前蘇聯還是在中國，這個制度從一開始就聲明“勞動力不是商品”，貨幣金融一開始也是作為一種國家直接支配和控制的因素進行安排的，在社會主義制度條件下，貨幣不是一種自由發揮作用的經濟資源。由於勞動力不是商品，因此，貨幣因素本身也就沒有獲得成為資本的經濟環境和社會的政治制度的前提，國內的許多經濟學家在探尋計劃體制的缺陷和中國現行的金融制度的缺陷時，在指責體制性不完善的同時，並沒有充分認識到中國經濟金融制度安排對於擁有世界上13億人口大國的積極作用和意義。

其實，歷史地說，社會主義制度對於貨幣金融問題在社會經濟中的安排，客觀上是在探尋一條貨幣職能的回歸之路。資本主義制度把經濟生活中的貨幣安排成為資本，社會主義制度正是試圖實現貨幣回歸於對人民生活的充分的保障作用的道路。當然，由於社會主義制度在世界範圍內首先在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誕生，總結起來，主要的問題是社會主義制度在對於經濟增長與發展方面失去了效率和效益的原則。

在我看來，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是，我們並不是要對於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對於貨幣職能的安排做出簡單地否定，相反地，必須充分認識這種制度對於貨幣在社會生活和經濟運行過程安排的優點，從而依據現實的國內、國際金融趨勢，探索和確立中國貨幣問題和金融改革的現實的辦法和最直接的出路。

全球性金融危機告訴我們，金融業不能在其經濟的基礎結構及基礎產業未能實現全球一體化之前而完成全球一體化的道路，並達到全球一體化的局面。也就是說，第三世紀各國的經濟發展，必須首先有自身社會經濟基礎的同世界接軌，才會實現自身的貨幣金融同全球一體化的進程。這一點其實再明白不過了。拉美各國金融危機的導因是國際性的債務危機，而東南亞各國的金融危機起源於國際游資對於貨幣市場的衝擊，其根源在於這些國家的經濟中基礎產業的落後性。日本同樣是亞洲金融危機的受害者，但是,由於其具有基礎健全的製造業體系，它的貨幣金融動盪對於其經濟運行的損害來說，也就只是表層的和皮毛性的傷害，而不會傷及經濟的內臟。

在中國走向金融國際化的進程中，當務之急仍然是如何在21世紀前20年代培養起全球化的企業，這種企業必須貨真價實的從基礎產業中誕生，並且具有先進的科技力量支持。目前中國還不具備這種實力的企業組織，在全球的500家大企業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金融企業的身影，即工農中建四大國有銀行都排在其中，一般說來我們認為這是值得驕傲的事情，然而，從另一個角度去認識問題，這也說明中國的經濟結構尚存在嚴重的問題。對於企業來說，貨幣數字不能代表其資產質量，同時，規模龐大也不等於其擁有持續發展的動能和穩固的贏利模式（渠道）。

中國貨幣金融問題是雙重的和多重的，它即面臨着同國際金融體系接軌的問題，又面臨着同國內經濟眾多產業領域的重新銜接的問題，而這兩方面的問題都是充滿風險的。就目前而言，中國的貨幣金融問題是主要的國內債務和國內信用關係問題，進而言之，也是金融運行體制和貨幣流通渠道的問題。因此，解決中國金融問題的措施方法必須從國內生產關係的特點中去尋找，盲目地引進國外的解決金融方法甚至制度，只能把現行的金融體制扭曲，也不會取得良好的成效。

中國經濟運行的問題、矛盾和癥結已經明顯地積聚和集中在金融系統。這個系統也已經負重累累，一方面，需要對症下藥，另一方面，需要有一攬子的治療方案。

在金融改革的實踐中，繼續發揮貨幣對於穩定人民群眾生活的作用。這是中國社會貨幣流通所體現出來的特點，也是真實的生產關係的反映，同時使得金融問題帶有的明顯的政治化色彩，這恰恰成為中國經濟增長和金融改革的優勢。從這個角度而言，簡單的推行和選擇金融自由化的方法與道路顯然只能把中國經濟推向深淵。全面實施金融自由化必然為發達國家通過金融系統掠奪中國的社會財富打開一個異常方便之門。而我們現在的工作則是，即要保證這扇大門的敞開，又要保證社會財富的體內良性循環。東南亞的各個經濟實體在這方面已經飽受苦頭，中國作為亞洲最大上發展中的國家，對於解決自身面臨的金融問題方面即要方法得當，又要面向未來。

驚心動魄的20世紀80--90年代的全球性金融危機隨着20世紀的過去並沒有成為消失，但它應該在我們的視野中被充分的認識。其實，中國在這場金融危機中也並沒有能夠置身事外，雖然其內部仍然顯現得風平浪靜，必須看到內部問題的積累有可能成為發生金融危機的導因。而在不犧牲經濟增長質量和保持制度穩定的前提下，避免發生金融危機已經成為中國經濟決策者們的首要政策目標。然而，金融改革又必須進行，但截止目前，我們仍然沒有關於中國金融改革清晰的未來輪廓，中國金融改革迫切需要制度的設計者。

對於20世紀80--90年代的中國金融業的成長來說，其內部的改革力量正在增強。然而，我們的體制本身還並沒有培養起一批真正的能夠從全球經濟、金融問題出發以及對於國內金融運行規律是有充分認識的金融家隊伍。金融系統中的絕大多數人的價值觀念還不適應現實改革的要求和未來的趨勢。在體制內的金融系統員工的主要職業價值取向普遍的相當陳舊，這甚至於成為金融改革主要阻力，並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導致某些具體的金融改革措施走向誤區。不僅體制內商業銀行的經營管理由於普通員工參與程度的不夠而缺乏活力與金融創新能力，同時中國的整個金融管理系統也難以應付金融變革的形勢，不適應改革的要求和對於現實金融問題缺乏真正的了解、認識和研究，難以對於全局性的金融問題提出有效的政策措施以及我們對中國金融的真實未來面貌和框架形成一個真實而具體的設想。商業銀行的改革過份強調了獎勵各級經營管理人員，同時忽視了整體性的員工參與和創新，而監管系統的改革則過多地選擇從金融系統中間環節解決問題，而不能觸及整個宏觀金融的基礎體制方面。一個最富挑戰和有趣的問題在於，經過了中國金融系統的20世紀80--90年代的發展進程，在下一步的金融改革中，什麼力量才能夠成為金融制度的設計者和改革者。而改革者既需要從系統內產生，又必須得到廣泛社會支持。

在金融改革方面，需要的是制度的設計者。他們應該由立法部門、中央政府、金融監管系統、國有商業銀行的決策成員以及金融系統一切追求改革的員工組成。這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組織體系。然而，卻不需要為此設立一個永久性的組織機構。而設立一個直接推動和設計中國金融改革的非永久性的工作機構則是十分必要的。

中國金融改革不是借鑑，而且根據整體的特點首先進行制度創新。全球性金融危機以及主要的是第三世界各國與東南亞金融危機說明，第三世界國家還沒有能力在金融領域和發達國家交鋒的能力，我們必須在這場世界經濟大變革的過程中增強自身基礎產業競爭的能力，才有可能在貨幣金融市場上贏得平等的位置。

第二節  中國金融風險程度的基本評估

對於中國金融業風險程度的評估是一項極其困難的事情，因為我們目前仍然難以全面制定合適的符合實際情況的量化標準，顯然，中國發生金融危機的條件並不能簡單地從各種金融數據中去探尋，也不能機械地運用金融業的不良資產占比為標準。對於中國來說，金融系統的風險是否爆發和可控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們的金融觀念的變化和全部社會關係的狀況，同時也取決於政府所採用的金融政策是否有效。

中國屬於第三世界發展中的經濟尚欠發達的、落後的大國。在中國經濟運行的整個系統和過程中，貨幣與金融問題的重要性是通過20世紀80--90年代的經濟增長和發展而不斷體現出來的，既伴隨着這個時期的經濟增長，由於貨幣問題的積累在80年代曾經出現了幾次高比例的通貿膨脹，不僅表現為生產領域內生產資料的短缺和價格的輪翻上漲，而且在消費領域內即日常消費品的價格也處於上漲的狀態。在80年代，根源於經濟規模的擴張以及家庭部門的貨幣積累對於日常耐用消費品的大規模的、普遍的需求所帶來的物資短缺，而生產領域內的生產資料價格上漲則是由於投資規模的擴張造成的。

進入90年代後，90年代初的經濟過熱主要由盲目的房地產投資造成，以銀行業為主要資金供應者的投資紛紛投向房地產領域，同時在正統的金融體制外出現了大規模的集資、拆措等融資活動。

就現實來說，中國金融業存在的風險積20世紀80--90年代以來的所有問題、困境、矛盾和危機於一體。其病症集中表現在金融系統，但其根源即病源卻存在於金融系統之外。這並不是不要金融業對於大量的風險資產責任，而是說解決問題的方法必須是綜合性的和全面性的。

由於中國現行的金融運行採取銀行、證券、保險“分業經營、分業管理”的政策選擇，對於中國金融風險的基本評估可以從以下幾個主要的方面進行測評：1、國有商業銀行；2、證券業；3、保險業；4、民間金融的狀況及結構；5、資本市場及管制方面。但是，我們的分析必須是綜合性的，因為很多問題並不能完全的對號入座。

1、銀行業：

現行的國有銀行業是我國全部社會信用的主要承擔者，也是全部社會信用的集聚地。這個系統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完全是按着計劃體制的模式以及國家控制金融的思路運行的。我已經指出，銀行業所存在的問題並不簡單是經營管理方面的問題，而且出現在基礎體制本身。在經濟改革的過程中，國有銀行業充當了各類工商企業的唯一的資金供應者的角色，同時吸收全社會的閒散資金於一身，而家庭部門則分散地充當着銀行的最大的債權人。

在經濟改革的初期即80年代裡，銀行對於信貸資金的運用和發放基本上沒有任何的風險意識和控制風險的理念，鼓勵工商企業和個體工商戶貸款經營似乎是銀行經營的主流思潮，直到90年代中葉，由於大量的不能收回的信貸資金的不斷暴露和出現，銀行業風險意識也處於急劇的增強趨勢。但我並不認為國有銀行所扮演的經濟角色是中國漸進式改革成本的支付者的角色，而是中國社會改革初期特殊經濟發展階段中生產關係的表現，在不承擔任何經營責任和後果的銀企關係中，資金只是計劃體制下國家安排完成的指標，而在微觀金融活動中，資金則成為人情關係的附屬品。資金的借貸不以強制性的經濟信用關係和信用標準去衡量，這是國家控制金融以及實際的資金流動的根本性的對應關係。而最後的失敗也只能是體制性的。國外的評估機構在90年代後期宣稱中國銀行業的技術性破產，然而，這種表述並不確切，其實中國銀行業的問題可以叫做正常經營活動過程中的體制性破產。

中國現行的銀行業是從計劃經濟體制的母體中一步一步脫胎出來的。計劃經濟甚至不需要存在一個經營性的商業銀行系統，貨幣資金從發行到流通、分配、借貸、工資都是由國家制定計劃來完成的。自1948年底至1979年，中國只有一家銀行即中國人民銀行，它是屬於財政部的一個部門，即負責城鄉居民的儲蓄又負責發放工商企業的貸款和辦理結算業務。自1984年恢復中國人民銀行的中央銀行職能後，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和建設銀行四大專業性銀行先後建立並開始業務經營活動。從其成立的一開始，它們就不是以明確的盈利目的和經營傾向的商業銀行。截止2000年末，從帳面來看，國有銀行業的收入來源構成情況是：利息收入占69%，金融機構往來收入占17%，國債收率占10%，手續費收入占2%，匯兌和其他營業收入占2%；而在支出方面的情況，利息支出占57%，營業費用占22%，各項準備金計占10%，金融機構用往來占6%，固定資產折舊占3%，其它營業性支出占2%。然而，這僅是資產負債表（損益表）中的數據。對於分析金融國有銀行業的真實經營狀況雖然有一定的幫助，但事實上並不具有多大程度的價值和意義。和國有企業的財務數據一樣，金融企業的資產負債表（損益表）對於它的實際情況也存在很大程度的不準確性，沒有盈利能力和盈利來源是金融企業長期行政化運行的結果。

面對這樣龐大的國有銀行系統，即沒有充足的資本金和資本金的補充渠道，又沒有符合市場規律的贏利能力。我們也不能依據市場經濟體制中的企業標準來衡量它的風險程度和營運機制。同時，在它運行過程中造成的不良資產（即呆壞帳）即不能讓它承擔完全責任，同時必須通過解決這個關鍵性的問題，從金融領域內部出發去探索解決問題的方法。

另一方面的問題是，被人們稱之為國有商業銀行的壟斷問題既不是國有銀行本身造成的，也不是它自身經營成果的結果，它同樣是計劃體制的遺產。那麼，最終的問題是，中國銀行系統到底存在不存在發生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和現實性？其最後的結果又將以何種方式表現出來？答案應該如下：在不遇到突發性社會政治動盪的情況下，銀行業自身不太可能爆發大規模的、普遍性的擠兌危機。同時，銀行業自身又已經無力和根本不可能依靠自身的經營化解這種危機的潛在因素。因此，危機的根源是內在的，而解決危機的辦法必須在一個更大的經濟和社會領域中去解決。

2、證券業：

中國的證券業尚不是一個成熟行業，它的發育時間還很短，如果從1984年中國財政首次發行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國庫券算起，它才僅僅經歷了大致20年的時間。而證券業發育的代表性事件應該從1990年12月相繼組建成立的上海和深圳兩個證券交易所算起，截止2002年底，滬深兩個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市場達到4.5多萬億的規模，上市公司數量在1200多家。而證券公司的數量也多達110多家，其淨資產數額達到1000億元，然而保守的估計其不良資產也超過50%的比率。

中國證券業的發育同樣是受到計劃經濟觀念支配的一個領域。在其主要的發揮為國有工商企業的籌集資金的功能之外，並沒有起到資本因素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對於經濟成長的應有的資源配置的作用。所以，如此證券市場從一開始對於市場經濟而言就是先天不足的，它在為國有企業發揮籌資功能的同時，其資本流通和合理配置貨幣資源的功能始終得不到應有的發揮和體現。

證券業在中國經濟中的占份額已經處於不斷增加的趨勢，但作為中國經濟生活中一個金融分工領域，它卻比銀行業具有更大的優勢和發展潛力。但是，現存的所有的證券公司也與銀行業面臨着幾

乎一樣的問題，一是沒有明確的贏利能力，二是其資本金嚴重不足。它們獲得資本擴張的渠道和能力也十分有限，僅僅依靠現有的贏利渠道已經不足以繼續維持其生存。證券業的進一步發展的動力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業務品種的創新，另一方面是制度創新。

進入90年代後期，與證券業緊密相聯的證券投資基本在開始起步，然而，基金業從總體上說尚未真正走上規範化和透明化的經營之路，組織體系同樣異常落後。

必須把證券業的發展納入到統一的金融體系中，逐步調整和充分發揮證券市場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使其真正發揮資本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

對於證券市場來說，股票市場即滬深兩個證券交易所的作用不容忽視。必須通過逐步調整上市公司（企業）的股權結構而建設起一個開放的和國際化的證券市場。

對於證券業的風險制度來說，我認為由於證券公司的規模以及整個股票市場在經濟體系中的特殊地位，它們的風險尚處於一種可以控制的程度，然而這卻是一個極其敏感的經濟神經，需要政府高度重視證券市場的風險。首先取決於股票市場的穩定，上市公司股權結構的調整必須得到解決，同時需要首先照顧二級市場中6000多萬股民的利益，因為他們是穩定和維護股市基本因素。在這方面，中央政府和證券監管委員會必須對此有清楚的認識，只有二級市場股民的利益得到充分的維護和保證，才會贏得股票市場的持續發展力。

3、保險業：

保險機構的支付能力同樣已經受到經濟理論界的普遍關注。幾家大的國有保險企業的財務狀況已經存在許多不良的問題。而且，在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中國保險企業的市場資產收益率只有1.19%，而國際行業平均水準為2.1%，高出中國近一倍左右。中國保險企業的淨資產占資產的比率只有9.99%，而國際同行業平均水準為15%，顯然，同銀行業、證券業一樣，盈利能力和資本金不足的問題也已經十分突出。

與此同時，中國保險機構的不良資產較之銀行業和證券業來說很難給予準確的估計。保險機構在20世紀80--90年代的經營中，特別是在90年代初的自身經營過程中，對於資金運用始終缺乏嚴格的自我約束，各類投資損失也達到十分嚴重的程度。而且，保險基金始終缺乏一種良好的升值方式，它們的資金運用僅限於銀行存款、買賣政府債券、買賣金融債券以及國務院規定的其它資金運用方式。在1998年10月，國家允許保險資金參與全國同行業拆借市場，但只可從事債券現券交易，1999年7月，國務院批準保險公司可以購買信用評級在AA+以上的中央企業債券；1999年8月12日，國家將保險標準範圍放寬到可以在全國銀行間同業市場辦理債券回購業務，1999年10月底，國家允許保險公司購買證券投資基金間接進入證券市場，但是21世紀最初兩年的股票市場的不景氣已經使保險資金造成上百億的損失。在2001年，中國保險機構推出的投資產品和萬能壽險等變相分紅產品，因資本市場的劇烈波動，也陷入虧損狀態。

中國保險業的發展空間廣闊，它現在仍屬新興的和成長性的金融分支。它的發展取決於自身體制和理財能力的提高，而風險防範在於保證和避免發生支付危機。

4、民間金融業的狀況

由於計劃體制的單一性和對貨幣的管理的嚴格限制，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各種形式的民間金融活動只是小規模地和零散地存在着，它們的生存空間十分狹窄，而且表現為只有當國有銀行的銀根抽緊的情況下，就越活躍和越具有衝破體制壓力的形態。直到90年代初，大有衝破現行的體制之勢，其典型的事例是1991年“長城公司”的集資活動和1993年查處的“無踢非法集資案”。這兩個典型的事例是試圖衝破現行金融體制的金融活動，以高利息作為集資的誘耳，而且，80年代未到90年代初，中國社會經濟活動普遍的風險意識還尚未培養起來。

民間金融活動的資金規模難以從數據上進行完整的統計，據有關金融專家估計，民間金融的規模約為合法金融渠道規模的三分之一。但是，在鄉鎮企業及經濟較發達的沿海和南方地區的規模龐大，已經形成了眾多的具有相當資金實力的所謂的“地下錢莊”，據估計，中國地下錢莊每年的洗錢規模約為2000億人民幣以上，其中主要包括走私收入洗錢和腐敗收入洗錢，同時還有各類外資企業進行通過各種途徑轉移的利潤。各種研究資料顯示，在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民間的各種金融活動大約相當於國有金融系統強規模的三分之一左右。進入21世紀之初的2002年，有消息報告說民生銀行“收編”地下錢莊得到中央銀行的允許，但問題在於，與其把經濟發達地區普遍存在的“地下錢莊”通過所謂收編的方式合法化，就不如制定法律和政策使其自身取得合法經營的資格和地位。

民間融資活動的動力直接來自於經濟領域中私人部門企業的發展和規模擴大。但在很大程度上，它們是通過國有資產流失而獲得生存能力和資金實力的。與民間融資活動同時存在的，是到90年代後期，在股票市場中形成的以私募基金為代表的金融成份，而且隨着股票市場規模和容量的不斷擴大，私募基金的存在也已經初具規模，估計其資金量在2000--5000億元人民幣之間。

民間金融活動的活躍既是對現行金融體制的衝突，同時給予其十分沉重的外部壓力，而且它們可以成為金融創新和新型信用關係的雛型。這是一支必須正確引導的金融力量，簡單地給予壓制是不能夠解決問題的。

其實，不僅民間金融活動正衝擊着現行的金融監管體制及陳舊的職能設計。而且，得到縣一級政府廣泛支持的農村基金會組織，已經標誌了地方政府組織金融活動的破產。農村基金會的破產和處置方式是歸併到農村信用合作社，這給本來經營壓力沉重的農村信用社以更大的支付壓力。

與民間金融活動相應的一個問題是現金問題，通過現金交易的規模自1986年銀行結算改革後，並沒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相反，尚處於逐年擴大的態勢，形成難以計數的現金交易的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偷逃稅金是一個主要原因，另外，銀行始終沒有開發結算帳戶管理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我的基本判斷是，民間金融是一支健康的力量，只是需要引導。

金融監管必須正視民間金融活動的發展態勢。對於此，中國尚缺乏應有的監管措施，監管者的職責是應該給予各種民間金融活動以正確的符合實際情況的疏導，使其正常地發揮作用。堵塞這個渠道已經不可能，結果肯定適得其反，抽刀斷水水更流。從監管職能上填補監管的空白，才是金融監管的責任。

5、資本流通及其管制：

截止1983年以前，中國是一個沒有任何利用外資的國家，而到90年代末，中國就已經成為除美國之外的世界上第二大利用外資的國家，在2002年一年中，中國吸引外資數量據統計超過500億美元。但這種判斷是否真實，中國到底是資金的淨輸入國還是輸出國的問題也已經引起爭議，一個事實是，中國國內的各種招商引資活動不斷，並且都有各級政府出面，但真正落實的國外資金究竟有多少，這卻是一個缺乏統計的數據，而大量的報道則是招商引資的所謂的“合同金額”，其實那只是一張廢紙而已。國家外匯管理局就資本外逃的一個研究專題指示，估計1997--1999年累計資本外逃530億美元，平均每年177億美元，平均每年占GDP的比重2%，據財政部辦公廳“積極財政政策”課題組的研究資料表明，1997年和1998年資本外逃分別為365億和388億美元，1999年後有所扼制，仍高達238億美元。但據對經濟活動的經驗觀察，我認為中國的資本外逃數量要遠遠大於國家外管局和財政部的調查數據。而中國曆年利用外資金額，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據為1990--2000年為3000多億美元。

事實上，由於中國對外經濟貿易活動在各類行業和各類企業的廣泛展開，中國資本流動的監管力度處於不斷弱化過程。在法規上雖然有種種障礙，而事實上這些障礙早已打破。

防止資本外逃和克服資本市場風險的辦法只有不斷地完善中國經濟的投資環境和經營環境。

通過上述的對於金融系統的五個主要的方面的情況闡明，我對中國金融風險程度的基本評估可以敘述為：中國金融風險和金融危機的條件基本具備，金融危機的條件是內源性的，而金融危機如果爆發的導因卻全是外源性的，由此判斷，發生金融危機的導因可能有二：一是如果不發生普遍的社會動盪和政治危機，那麼，中國金融業存在的問題只要處理得當，就能夠得到平穩的解決，二是，隨着中國加入WTO後，中國金融業面向國際金融接軌和對外開放的步伐加快，中國貨幣即人民幣必須獲得和具備抵禦外國資本的巨大衝擊力的能力。

中國成功度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資本項目尚未開放，外資不存在大規模衝擊人民幣的條件，二是金融的債務問題主要是高儲蓄率，儲蓄存款的穩定是保證國內不可能發生大規模的金融危機的條件。

第三節 化解金融危機的辦法

有的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的金融危機已經發生，也有的學者認為中國銀行系統充當了改革成本的最大的支付角色。然而，我們必須把金融問題放置在中國經濟運行進程中主要的生產關係中去認識，才能夠真正揭開金融系統的雲環霧繞的神謎面紗，不過，就對中國金融業的研究情況來說，學者們也正在揭開金融系統的神謎面紗，只是對於中國的普通百姓來說，國有銀行系統在普通百姓的心目中仍然是一種在風平浪靜的海洋中航行的永不沉沒的巨輪。

縱觀20世紀80--90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其根源固然是由於經濟基礎結構的調整和經濟發展的動力轉移造成的，但對於第三世界國家來說，起源於80年代拉美各國的金融危機具體導因是由於國家債務危機，這些國家的經濟及金融危機持續到21世紀之初，而對於1997年下半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來說，則是起源於貨幣市場受到外國金融投機家的衝擊，不管其發生金融危機的誘因多麼不同，但都說明第三世界國家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實體經濟同金融市場發育的不平衡，或者說是金融市場對於經濟發展程度處於嚴重的失衡狀態。

金融危機的發生雖然有着不同的誘因，但是都存在一個問題和矛盾的積累的過程，病來如山倒，但是任何病症都是機體逐漸喪失免疫功能的結果。

中國金融系統的情況有着和東南亞國家幾乎相同的表現，在20世紀80--90年代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過程中，國有銀行系統在歷次經濟周期性波動的過程中積累了大量的不良資產，在整個80年代階段，國有銀行充當了國有工商企業以及鄉縝企業、個體工商戶資金的幾乎是唯一的供應者的角色，到80年代末期的經濟結構的調整中，社會的信用狀況及信用關係就已經急劇的惡化，進入90年代以來，在90年化初期的經濟過熱階段，整個金融系統為房地產業提供了難以計數的開發資金，而絕大部分已經沉澱為國有銀行中的不良貸款。如果單從資金數量的問題來估計，我估計國有銀行也只有運用全部資金量的25-35%的比例維持着整個行業的正常運行。

既然如此，那麼，中國式的金融危機的表現又是什麼？它如果真的發生，將以什麼為導因發生，同時其規模又如何呢？而我們避免中國發生金融危機又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應對措施呢？

中國的金融危機已經顯示出其基本輪廊，就目前來說，其表現出式如下：

第一：經濟運行過程中整體性的信用關係破產；

第二：金融系統同整個經濟實體的對應結構和職能失衡；

第三：人民幣的匯率被高估，只是在它還沒有成為國際貨幣市場中的完全可自由兌換貨幣的情況下，這種情況不會嚴重的表現出來。

簽於上述的三種情況，我認為正是城鄉居民的儲蓄欲望支持了整個中國金融系統的表面上的正常運行，這也表現着中國貨幣流通的主要特證，而避免中國發生大規模金融危機的辦法也必須從這個主要特徵中去探尋。

事實上，由於中國社會的複雜性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反而使中國金融系統表現的四平八穩。其實小規模的局部的金融危機確實已經發生，諸如深圳發展銀行的破產，廣國投的關閉以及縣級政府組織起來的農村發展基金會的支付危機都說明問題，只是由於絕大多數城鄉居民仍然懷抱強烈的持有的貨幣的心理和儲蓄意願，國有商業銀行也就仍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普遍的支付危機而已。

一個基本的判斷是，只要中國社會的政治局面穩定，只要政府迅速推動國有企事業單位快速成建立起社會保障制度，同時家庭部門仍然充當貨幣資金的最大的占有者和贏餘部門，那麼，中國城鄉大規模的支付危機就有可能避免。那麼，中國金融問題的積累已經表現為這樣的一個問題，整個金融系統的存在已經不能充當經濟增長的促進力量和符合市場要求的配置貨幣資源的因素，而克服和解決這個問題就成為解決全部金融系統問題的矛盾主要方面。

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金融業的運行表現了同80年代的截然不同的面貌，可以說，在整個80年代，金融業是在沒有自我約束和任何風險控制意識的粗放經營中渡過的，而正是由於這個階段所形成的大量的不良貨款，進入90年後半葉開始，國有銀行把風險控制放在了首位，這是形成1997年後明顯的通貨緊縮趨勢的原因。而且，由於國有商業金融向各類中小企業提供信貸資金能力的弱化，中小企業的發展面臨着嚴重的資金缺短局面，為了解決經濟運行中出現的這個問題，中央銀行制定和進行了一系列的貨幣政策的重大調整，但實際執行的結果是貨幣政策對於經濟運行的協調能力的失靈。

進入21世紀之後，整個中國金融業的困境更加深重。一方面，各類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有增無減，一方面在體制上仍然找不到有效的改革出路。原有的問題得不到克服而新的矛盾又不斷湧現。金融運行的外部環境和社會因素都已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而金融業無論在觀念還是在體制方面都還依然陳舊不堪。

就現實情況估計，中國發生金融危機的可能的誘因有二：一是國內政治形勢的動盪，二是隨着金融開放步伐的加快，外國資本的衝擊力，由此看來金融危機的原因是內在的，但發生普遍金融危機的導因則肯定是外在的。

在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動盪中，城鄉居民強烈的消費願望是導致商品零售價格普遍急劇上漲的因素，但那是積幾十年人民幣儲蓄的結果，人們把數額龐大的儲蓄存款視為“未出籠的老虎”，而90年代同樣是儲蓄存款餘額最大幅增加的十年，到20世紀末，銀行儲畜存款餘額達到80000億元人民幣，但社會商品零售物價卻持續走低，不管經濟政策如何推動和引導，儲畜存款“這隻老虎”就是不再出籠。原因究競是什麼？這一直是困惑所有經濟學家和金融專家以及政策制定者的經濟之謎，其實謎底十分簡單，只是人們把持幣視為生活的唯一可靠的保障。因為市場經濟改革使人們認識到，除了持有貨幣之外，其它的任何組織和政策都靠不住，而惟獨沒有意識到中國經濟問題的積累已經使我們的社會所面臨着發生金融危機的境地。

如何解決中國金融同經濟運行關係這一對矛盾，就成了宏觀經濟政策所必須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

我認為，由於中國經濟運行的市場化程度尚低以及人民幣還不是國際貨幣體系中的自由兌換貨幣，也就是說中國金融開放的程度尚低，因此，在這樣的經濟運行環境中，發生整體性的和普遍性的擠兌危機的可能性不大。金融危機的表現形式主要體現在國內各經濟組織和單位間的信用關係危機，這不僅是宏觀危機的表現形式，而且是一切企業組織的具體的經營管理和財務核算體系的危機。信用關係是在國有經濟組織（也可以說是國有企業的）之間的千絲萬僂的債務關係危機形成的，根本的原因在於金融發育同實體經濟要素間的失衡。

在這樣的國內市場需求不足、失業人口大量增加和製造業缺乏國際競爭力的環境中，所有經濟學家和經濟政策的決策者都把如何剌激需求放在首位，而忽視通貨膨脹的潛在威脅。而事實上，我們看到的中國經濟運行過程中的所謂的通貨緊縮現象只是貨幣流通渠道不暢和體制原因造成的，並不是真正的缺乏貨幣數量，那麼，面對這種矛盾的局面，應該採取如何的經濟政策措施避免和克服具有中國特色的信用關係危機和金融業的困境呢？我認為，在經濟政策的選擇方面，需要從如下三個方面入手治理：

第一方面：正確合理的解決城鄉居民儲蓄存款的出路問題。無可否認，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自從滬深兩個證券交易所組建以來，證券業就處於高速發展的時期，它們是引導城鄉居民分流儲蓄存款的一支活生生的力量和極其富有吸引力的場所，這也是導致中國金融結構發生變化和結構調整的因素，然而，這種結構調整和金融業的分工在很大程度上還不是由市場規律起主導作用的，證券市場中上市公司的股本結構被分割成——國有股、法人股和個人流量股，三種股權結構相互分離，互不相通，後兩者不能夠流通，使得證券市場在短短的十幾年中卻積累了相當大的風險，甚至大於國有銀行系統的風險，然而，由於其規模尚小，這樣涉及城市金融領域，還不足以發生象銀行業那樣的影響。

同解決城鄉居民的儲蓄存款的出路問題緊密相關的問題，就是需要有全新的金融企業組織和資金流通渠道。這涉及國家法律體系和宏觀經濟金融政策的調整，但是，中國金融的潛在危機因素也正是在於能否維護金額龐大的城鄉居民的儲蓄存款的穩定性，事實上穩定了城鄉居民的儲蓄存款，也就穩定了整個中國的金融系統，甚至可以說是穩定了整個國家的經濟生活。由於中國經濟的體制特點和貨幣流通的特徵，社會的貨幣（作為財富符號）持有者已經是全社會的城鄉居民個人，在這裡，不管儲蓄存款數量上和結構方面有各大的差別以及貧富分化現象。

現實的情況是，由於金融的分業經營和分業監管，銀行、證券、保險三大金融領域都在不餘力地爭奪城鄉居民的儲蓄存款資源。然而，我的看法是，必須從法律的角度賦予和產生全新的金融企業組織。這是引導儲蓄作為真正的經濟資源向市場轉化的唯一正確的方向。

同時，正確處理和解決民間金融活動問題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

可以說，由於城鄉居民儲蓄在中國金融體系中占有特殊的位置，不研究解決儲蓄問題的方法，就不能真正解決中國的金融主要問題。

通過20世紀80--90年代的經濟改革，金融業的外部環境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而金融業自身的經營管理模式尚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革。

第二方面，合理解決各行業、各類別國有企業資產的會計核算體系和相互間的債務關係問題。可以說，國有企業的存在以及其資產流動性差是制約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一個十分突出的問題，長期計劃體制下的對於國有企業的投資，無不是一種船到地頭死的現象，國有資產從一開始就缺乏流通性，而國有企業的固定資產資以及整個財務核算體系即會計制度不合理，已經在長期的經營實踐中同實際財富數量嚴重背離，問題積累到現在，已經到了需要從法律、政策到企業制度的大調整的關頭，國有資產如果不盤活和發揮效益，一方面就只有流失，另一方面只有其使用價值逐步滅失在閒置中。處理和解決國有資產的問題，一個基本的正確思路是分還股權給勞動者個人，國有資產流失的一個重要的方面是因為企業中的勞動者並不持有企業的股權，經營者對待他們手中的資產無論在經營過程中還是需要處理時都不符責任和因此謀取私利。

解決國有資產的辦法需要採取“還資於民”的方式，國有資產面臨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如何使國家（各級政府）順利的而且有償性的從國有資產管理者的主體地位中退出，一是怎樣有效調整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關係模式。這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不同的方面，我所設想的方法是必須採取一種“還資與民”的方式，即將現有的各級政府直接控制的國有企業資產作價，以股權折價的方式向企業勞動者進行分配和轉讓，有償所得用於社會勞動保障，而股權可以允許勞動者自由轉讓。

這一過程可能需要擴大貨幣發行，但不會誘發大規模的金融危機，而且對於現行的金融業的衝擊力不會太大。不從勞動者和國有生產關係的方面解決國有資產的政策選擇都會無一例外的失敗。這已經被起自1986年以來的國有企業改革所證明。

國有企業的債務危機以及企業間的信用關係危機必須得到解決。這首先需要全面清理正常的和不正常的國有企業的資產狀況，採取一攬子解決和處理方案。國有企業中的生產資料（包括固定資產）已經同它自身的財務狀況出現嚴重的失真現象，國有企業的財務數據失真是一種長期存生的事實。

因此，正確解決和處理各類國有企業的債務危機和調整企業間的信用關係，發生全面金融危機的另一個問題，是克服金融危機的兩個極端中的一個。因為中國的實體資產同金融資產出現了明顯而明確的分割持有的現象，即在財富的一端是大量的金融資產（貨幣餘額）沉澱在城鄉居民手中，變為國有銀行系統的儲蓄存款餘額，另一即國有企業的固定資產卻沒有嚴格合理和符合市場價格的尺度和財務指標。因此從這兩個方面入手解決問題，是避免和克服中國金融危機的最根本的兩個方面。

第三方面，在中國金融全面開放之前，必須處理好同國際金融一體化的進程。

中國金融體系的對外開放，必須採取慎之又慎的步驟，中國是一個經濟技術基礎尚不發達的國家，而且就國內經濟的運行狀況來說，工業和整個製造業尚缺乏國際競爭力，在一個國家和社會的基礎產業尚缺乏國際之爭力和缺乏國際經濟一體化的進程時，簡單地依據於金融業的開放程度的提高就難以避免發達國家資本力量的衝擊，同時，開放的程度愈高還有可能形成國內資金的外流，這是金融開放的兩種必然的可能性和必然出現的情景。

到21世紀之初，中國國內具有明顯的國際競爭優勢的大企業可以說還不存在。資料顯示，1998年中國500強企業的平均資產規模僅相當於世界500強企業平均資產規模的不到1%，2000中國516家重點企業的銷售額約力4120億美元，僅相當於世界500前兩名埃克森一美孚和沃爾瑪的銷售額，516家重點企業總資產和銷售收入的平均值，分別相當於當年世界500強平均值的1%和2%左右，中國基礎產業中的企業同世界發達國家的差距還相差甚遠。但這是中國經濟之皮，而金融之是附着於皮上的毛，那麼，在中國不擁有一批是有相當國際力的基礎產業的大企業之前，我們僅僅自喜於幾家國有銀行在世界企業界的排名順序，這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事情。道理很簡單，金融企業從來就不是物質財富的實際的創造者。

因此，在這方面，中國金融對外開放必須頭腦清醒和慎之又慎。基礎產業領域缺乏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優勢企業，將是從根本上制約中國金融對外開放步伐的因素。因此，中國金融也決不能撇開自身基礎製造業的競爭力而單獨地對外開放，因為沒有一大批在國際市場上縱橫稗闔的基礎產業領域的企業出現，中國的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也就沒有力量，這才是問題的根本。中國金融業只有同基礎產業一起，為着打造中國基礎產業領域的優秀企業，才能夠最終贏得自身的國際競爭力。

綜上所述，正確解決上述三個方面的問題，即正確引導國內城鄉居民的儲蓄存款的出路問題、合理解決國有企業的債務危機和各類企業間的信用關係危機問題以及根據經濟發展程度適時安排金融對外開放的步驟。此三者，可以幫助中國避免和克服發生大規模普遍性的金融危機，也是問題的關健之所在。宏觀經濟金融政策也必須朝着這個方向努力。

      後   記

     沒有人提示或命令我要寫一本關於中國金融改革方面的小冊子，但是我必須去寫，完成這項工作完全出於對自身從事的金融事業的一種責任。可以說，這是一個業餘研究者寫出的，肯定存在着許多缺點和不足，但這卻是一部熱情的和富有使命感的作品，而且絕對是自己獨立思考的結果，結論出自於作者站在最基層金融工作的親身感受和體驗。可以肯定地說，一切理論知識皆來源於對所思考對象的真實體驗。在這方面，我感到，做為一個有着長期從事基層金融工作經驗的人，在對金融業存在的許多問題的理解方面，有着自身的優勢，作者也試圖依據自身親歷的大量事實出發，從最廣泛的角度去思考問題。
    我感到，由於中國金融業在市場經濟環境中發展時間尚很短，中國人對於金融業的認識普遍的還十分膚淺，現在的情況是，絕大多數身處金融業界的人士已經對金融未來變得比較麻木，他們只是窮於應付日常工作、照章辦事和照本宣科，而那些能夠經常對金融改革發表意見的人們，包括許多經濟學家和金融學家，他們對於中國金融改革的態度和藥方多半不具可行性。這就形成了這樣一種局面，有實際金融工作體驗的人們已經失去了思想力，而有思想的人們卻沒有對金融工作的深刻體驗。
   事實上，金融改革走到現在，越來越受到我們所持的不合適宜的觀念的局限性。中國金融制度轉型受到兩方面的制約，一方面來自對金融規律的錯誤的認識；另一方面來自於實踐經驗的缺乏。
   中國能否在世界經濟全球化和國際金融一體化的大背景下實現自身金融制度的平安轉型，這仍然是一個有待觀察的問題。就現行體制而言，不管這種機制存在着多少難以治癒的缺陷，但畢竟它尚維繫着整個中國經濟體制的正常運行，無論我們對中國金融改革前景持樂觀態度還是悲觀心理，我相信每個中國人都希望中國金融平安。
     我把金融業視為以貨幣為基本資源的傳導型的中介性市場，它充當物質經濟中供需雙方的媒介，是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的二傳手，但它本身既不製造供給也不能客觀上擴大需求，金融業的作用和效能只是發揮供需結構中的聯繫渠道。
      中國金融業的現實狀況既豐富又複雜，而且在某些方面還可以說極其具有戲劇性，當然，金融不是藝術，金融改革也來不得絲毫浪漫的色彩，改革必須小心謹慎，步步為營地進行。固然，中國發生大規模金融危機的根源來自內部，而誘因則可能來自金融之外的因素：一是可能因國內經濟政治的動盪而引發，二是在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的來自外資的衝擊。此兩者是中國可能發生金融危機的最直接的和最大的誘因。
      商品與貨幣是人類經濟之樹上的兩棵果實，但這兩棵果實對於人類社會來說具有不同的意義，商品沒有貨幣是僵死的，貨幣沒有商品是空洞的。而人類任何經濟活動都首先是以實實在在的物質財富創造逐步滿足人們需求的過程，而貨幣只是在不同商品間相互交換中充當等價物的價值符號。全部金融活動的意義無非是在貨幣職能的基礎之上展開的專業分工，事實上，一國的法定貨幣是其國家（或政府）同社會物質財富量的交換。在現時代，金融的光環如此耀眼，但可以肯定，在不久的將來，這些光環都會自然而然的腿色，到那時，金融在全部經濟專業性分工中只會留下貨幣流通的渠道和各種理財的方式。直到現在，對於貨幣及金融業的治理，始終是困擾人類經濟生活的一個問題，在對於金融業的認識方面往往是“橫看成嶺側成峰”的狀態，雖然介紹金融業務的書籍可謂汗牛充棟，然而能夠真正把握金融業實質並且能夠為金融改革提供可行性方案的理論書籍仍屬鳳毛麟角。怎奈我們有關金融改革的許多具體措施往往無視金融賴以生存的基礎環境已經發生的根本變化，而且許多方面還同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背道而馳。
     對於金融改革的研究，我傾向和側重於用經驗性的方法，這樣能夠更好地探尋出符合金融改革實際需要的辦法來。脫離開中國金融業的結構特徵和中國人對貨幣的普遍心理，就不會提出符號金融制度轉型的現實出路，還會使金融改革迷失方向。
     自中國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正式成員後，金融改革將面臨更加複雜的局面。中國金融當局必須拿出自己的勇氣和智慧，趕在可能發生的大規模金融危機之前，找到化解中國金融業面臨的各種深層矛盾和問題的辦法，開闢金融改革的正確出路，從而實現中國金融業同國際經濟與金融的兌接過程和平穩過渡。在這方面，方案和出路都需要依據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環境制定，並符合中國經濟發展規律的要求，試圖照搬西方解決金融問題的辦法只能失敗，而我們也並沒有任何現成的方法可尋。
     總之，金融政策已經不容決策者在採取政策措施方面忽左忽右或者裹足不前，否則，中國金融改革就會失去最好的時機，也難以應對國際金融一體化的衝擊，我們只有做好準備才是。我深知，只通過短短的20世紀80—90年代的經濟改革實踐和金融業的發展，中國還不擁有一大批具有國際眼光的金融家團隊，也不具備深通國內金融問題的監管者隊伍。然而，我們也不能妄自菲薄，畢竟，我們已經具有一個比較完整的金融體系。截止寫完這個小冊子，我已經從事金融工作大致有15個年頭了，這期間一直工作在金融業的最基層，耳聞目睹了中國金融業的許多事實，我自認為自己有資格充當中國金融改革的一個小小的歷史見證人的角色，不管自己的工作崗位多麼微不足道，但能夠親身經歷中國20世紀末葉波瀾壯闊的經濟增長與金融改革是值得欣慰的。因此，在對於中國經濟運行和金融業實際狀況進行了一番思考，並完成了這本小冊子後，我深深的長噓一口氣，我通過這項工作已經拯救了自己的靈魂。這的確是一篇試圖拯救自己的靈魂和較正自己思想的工作。
     如果這本小冊子的出版能夠得到深刻思考中國經濟和金融改革問題的企業界、經濟學界、金融界以及政府監管層人士的認同，並引發一些對金融改革的實實在在的思考和判斷，也就已經達到了作者的目的，則是我的最大的欣慰。
      是為後記。


                                                                                     徐國進
                                                                              2002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