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在古代通史中是一個繞不開欲又無法言明的時代，早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時代，孔子談到“夏朝”說的是“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說明孔子在堅信夏朝的存在時，又不得不感慨夏朝留下來的資料太少。在先秦時，有關夏朝的歷史記載大多散見於《尚書》，《詩經》，《左傳》等史書當中缺乏系統的梳理，直到西漢司馬遷編撰《史記 夏本記》，夏朝的歷史才有了專著，在此後的2000多年歷史長河中，唯有《竹書紀年》的意外出土對夏史略有增益，它為夏朝的歷史擬定了471年年代框架，這也成為後來夏商周斷代工程判定夏始年的重要依據。

         上世紀20年代，隨着西方科學的廣泛傳播，中國史學界萌發出“疑古”思潮，對包括史記在內的眾多古典文獻提出了大量質疑，比如陳夢家先生認為夏史其實是從商史中分出的。楊寬先生也認為夏史大部分為周人依據東西神話輾轉演述而成，胡適顧頡剛甚至公開做出“東周以上無信史”的論斷，但隨着殷墟考古的現世，國內疑古派和國外學者對於商朝的質疑之爭戛然而止，轉而開始強調商朝以前中國沒有國家，還未形成文明，為了徹底解決夏朝無實證的窘況，徐旭生先生按照《史記》所梳理的夏人活動區域，前往豫西和晉南開啟了對夏朝的尋找，並於1959年在河南偃師發現了“二里頭遺址”，拉開了夏朝文化的序幕，二里頭考古發現之初，因為受到《漢書》偃師屍鄉殷湯所都”記載的影響，這處發現有宮殿建築群的大型都邑遺址在長達20年時間裡一度被史學界認為是商湯都城西亳，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二里頭東北6公里外發現了偃師商城，在文化屬性上與1950年發現的鄭州商城同屬於二里頭崗商文化系統，印證了漢代以來傳聞的“湯都在偃師”的傳聞，而與此同時考古工作者又在河南新密新砦遺址，洛陽東乾溝遺址發現二里頭文化遺址壓在河南龍山文化之上，而在偃師二里頭和鄭州洛達廟遺址又發現二里頭文化被疊壓在二里崗文化之下，這種考古學上的地層關係充分說明，二里頭文化是一種早於二里崗文化但又晚於河南龍山文化的考古遺存，所以原本被認為是湯都的二里頭，就有了兩種可能歸屬，第一種二里頭文化是比二里崗商文化還早的商朝或商族遺存，第二種也就是考古學者最期待的結果，二里頭文化是夏朝遺存。

         二里頭究竟是姓夏還是姓商？由於二里頭遺址至今沒有沒有發現“自證屬性”的資料，所以以鄒恆先生為代表的中國考古學家採取了“文化比較法”，即拿二里頭出土器物去和已明確知道是商文化的器物對比，二里頭晚期常見的“爵”“簋”“小口瓮”“罐”等在二里崗下層文化中少見，而二里崗下層出現的鬲器物在二里頭晚期也是十分鮮見，最終得出在時空框架內：“二里頭文化是早於二里崗商文化但又不屬於商文化序列的遺存。與夏商兩個社體前後相繼的時空位置吻合，在分布範圍上二里頭文化在豫晉陝翼四省均有發現且主要集中在豫西和晉南一帶，與文獻記載的夏朝統治區域吻合。”這種文化歷史學的考古學研究方式並非中國學者“閉門造車”，它最早由英國考古學家柴爾德先生在20世紀20年代創立的，並被包括西方在內世界各國的考古學家所採納，由於有“物證”出土，又延引的是西方的研究方法，所以二里頭姓“夏”就基本成了中國考古學界的共識，

         1990年5月恰逢美國洛杉磯舉辦了夏文化國際研討會，中國考古學家鄒衡先生帶隊參會，就在中國學者們帶着二里頭考古成果滿懷信心地準備向大會論述其為夏文化的時候，大會的議題卻“詭異“地變成了夏朝究竟是否存在？除了日本學者持保留意見外，幾乎所有歐美學者都對夏朝持批判和否定態度，認為夏朝不過是神話傳說，就連中國學者採用的被西方廣泛接受的“柴爾德文化比較法”也被西方學者認為考古學文化概念只適合於研究小規模的相對封閉較為定居的史前社群，由於在複雜社會中社會和經濟的差異會形成文化的多樣性，此比較法在觀察這樣的社會時就成為不適當的衡量手段。這一風向轉變讓中國學者們始料不及，也就是這次事件的導火索間接促成了中國集舉國之力科技攻關的決心，1996年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啟動，一百七十多位來自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耗時五年分別採取考古，天文以及最新的加速器質譜法進行碳14測年代等方式系統論證“夏”文化是否存在，但沒有想到的是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不僅沒有打消西方對夏朝存在與否的質疑，反而引發了更大規模的“口誅筆伐”就是在專家組公布階段性成果，即2000年9月15日的第二天，美國遠東經濟評論和紐約時報就分別刊登了西方學者的評論，認為這項耗資巨大的國家項目似乎並沒有結束夏朝是否存在的爭論，反而因為帶有推動民族主義的企圖令發現的可信度大打折扣，芝加哥大學漢學家夏含夷先生批評得很直白，“有一種沙文主義的願望企圖把歷史記載前推到公元前三千紀，把中國推到和埃及一樣的水平上。”由於斷代工程由國家主持推動的，這讓西方學者感到不可理解，指斥是有政府高官先設定結論，然後再按照結論去尋找答案，國際科學史研究院院士席文先生說：“除非我們能夠在二里頭發現文字，青銅器和車等等或者任何文明的標誌，否則史前和歷史時期的基本分界線還將是在商。”雖然國內學者羅列了大量考古發現證據來證明二里頭遺址的都邑屬性以及它與文獻記載當中的夏朝中心的高度吻合，但這些原本屬於學術範疇的辯駁卻都被扣上了“政治”帽子，美國哈佛亞洲研究雜誌曾發表一篇書評說，中國學者堅持認為二里頭文化代表夏朝的原因是害怕被戴上不愛國的帽子，顯然夏商周斷代工程並沒有打消西方對夏朝存在的質疑，這也觸發了如山東大學教授田昌五先生以及參與斷代工程研究的學者主張：“部分外國學者認為夏文化不過是一個傳說，無礙於我們對中國古史的研究，我們用不着因為他們來確定中國古史中的年代問題。”

        如今距二里頭考古已經過去了74年，在斷代工程結項後的20多年時間裡，中國不僅啟動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而且有了新的一系列更大的考古成果，首先是延宕20年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於2022年正式發表，關於此報告內容的疑點，筆者將在此文系列之四詳細分析。其次是陝西石峁，山西陶寺浙江良渚等眾多史前超大規模城址的現世，碳14測年測定的絕對年代已經遠超夏紀年框架，特別是浙江良渚遺址於2019年經第43界世界遺產理事會表決，認為良渚具備了早起區域性社會形態，是中華文化五千年的實證獲得了全世界的認可。要知道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延續數千年而文明不曾有過中斷的國家，既然距今5000多年前在這塊土地上已經被考古印證有着成熟的社會活動和早期區域祭祀，那麼距今4000年中國存在一個叫夏的社會政權，完全具備存在的充分條件，但遺憾的是不僅西方學者對眾多全新的證據依然對夏朝持否定態度，堅持用“神話傳說”來概述這段時期，就連國內學者也有相當一批否認夏朝存在的意見。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部分學者繞開浩如煙海的中國史料為基礎展開研究和推算，即史料可作參考而不能成實證。另一方面，則是夏朝本身所呈現出的奇特面貌讓這些學者迷惑，事實上，就是國內學者在論證究竟什麼是夏文化問題上也是眾說紛紜，即夏文化究竟是夏后氏族群創造的文化，還是夏朝統治區域內所有不同文化族群共同創造的一個統稱，這是因為夏朝既不同於漢唐一樣的大統一政權，能夠依託中央集權來強制實現文化面貌上的一致，同時也沒有所謂疆域概念，中國歷史上政權與政權之間完全接壤已經是戰國以後的事，而此前的夏商周三代所謂的“天下”其實是一個個大城邑和臣服於自己的多個諸侯據點，這也是為什麼夏商周時期的滅國大戰往往上來就直接攻打對方都城的原因，英國劍橋大學教授古克禮先生據此在2000年11月18日提出一個神奇假識：

         “能否有另一個假設，即“夏”就像Hellas一詞對古代希臘人那樣，只是一個用來表示主要聚落之間人們具有共同文化和密切的貿易及其他關係的標籤，而沒有一個統一的把大家連接為一體的政治實體。”

          隨着考古發掘的深入，20多年前古克禮先生的神論被一步步證實，2022年出版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將二里頭遺址定義為夏朝晚期都邑，但同時也指出早期夏文化還是需要到河南龍山中的諸多遺址中去尋找，但事實上河南龍山文化和二里頭文化呈現出的眾星捧月不同，它只是眾多考古學遺存的一個統稱。其內部不僅散布者諸多互不隸屬大大小小聚落城邑，其文化差異也十分顯著。比如同在崇山一帶共同為後來的二里頭文化貢獻遺傳基因的河南龍山文化“王灣類型”以深腹罐為主同時有鬲，而“煤山類型”則以鼎為主。直到二里頭文化崛起之後，河南一帶的政治結構才從一群相互競爭的小型政體發展為在廣大地區內有一個大中心主宰許多小中心和村莊的模式，在二里頭考古工作多年的許宏教授也總結出二里頭時期和早於二里頭一二百年的時間段有着完全不同的景象，前者可稱之為王都，而後者欲根本見不到王朝氣象，這恰恰說明所謂的“夏朝”，直到二里頭文化形成的公元前1750年才真正形成了與商朝類似的單一社會團體，而在夏朝的前半段更像的類似古希臘一樣是對所有有着共同文化標籤的族群的總稱而非朝代稱呼。

         <  待  續  >

           王灣類型

               煤山類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