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的传说，“大禹治水”似乎要靠谱些，2000年和2022年两次向世界提出的中国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中，都将大禹立为夏朝缔造者，但闭口不谈“大禹治水”，原因是按照已知的古代地质，在大禹时代似乎都是干旱季节。熟不知大禹离开治水，还有多少存在价值？
在春秋以前还没有“疆域”这个概念，华夏大地上的不同族群之间是以所能控制的附属城邑据点作为势力分界的，直到战国以后随着诸侯国的征战扩张，所控制区域才从过去的“点”扩散为“面”，产生了疆域。夏朝虽然是我国史书记载当中的第一个广域王权政治实体，但它所能控制的区域十分有限，不仅如此，史书关于夏朝疆域的记载也存在着不少的错漏和相互抵牾，比如《竹书纪年》说夏朝统治的中心主要在豫东和鲁西一带。《战国策》则说是“夫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而右天谿之阳。庐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认为夏朝的中心在豫西的伊洛平原。《左传》则认为“夏墟在晋南”。 
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主持梳理了所有关于夏朝疆域的记载后认为有两个地方可能是夏朝的中枢，一个是河南中西部崇山周边地区，特别是登封，禹州一带。另一个是山西南部的汾河下游地区。此后我国的考古工作队分别在徐旭生先生划定的两处地方发现了一支全新的遗迹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和二里头东下冯类型，从空间角度上看，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域集中在豫西和晋南，而影响范围却囊括了整个河南并延伸到了陕西东部，冀南鲁西以及长江流域一带，并且这种文化影响是单向的，而地处伊洛河故道北沿的300万平方米区域恰恰是二里头文化的中心居邑，也意味着这里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跟史书记载的夏朝疆域及王都所在地斟鄩吻合，从时间角度看二里头文化的典型器物与已知的二里岗文化典型器物存在明显差异，两种文化不存在直接的继承关系，经碳14测定和树轮校正，二里头文化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750年至前1520年，超出了早商文化的上限，所以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最终给出结论性意见“二里头就是夏朝中晚期都邑所在地，同时指出，以王城岗遗址二，三期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应该是考古学上探索早期夏文化的主要对象。”
换言之从国家层面来讲夏朝的疆域被认为是在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对中原以外地区夏朝的存在仅局限于文化交流与互动，但是夏王朝的缔造者大禹的归葬地却超出了夏朝所能控制的实际区域，《墨子 节葬下》和《竹书纪年》都说禹死在会稽，司马迁在实地“上会稽探禹穴”实地考证之后，也郑重地把以下内容记录在了《史记》中，“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直到今天浙江绍兴市的会稽山北麓还存有大禹陵，若大禹是夏朝的缔造者，那么他死后怎么被安葬在距河南一千多公里以外的浙江？笔者无意怀疑司马迁治史之严谨，至少司马迁坚信大禹长眠于会稽。
史书给我们的脉络是这样的“大禹平定洪水，划定九州，会盟涂山，铸造九鼎，东巡崩于会稽。”这段看似合理的记载，却存在着诸多与考古发现不符之处。第一，大禹治水成功后，将全境划分九州，按照禹贡划定的九州范围，当时的会稽属于扬州，其田税等级为下下，租税等级为下上，贡纳物为银，铁，美玉，皮革等。扬州在西周时都仍然没有纳入中原王朝的有效管辖范围，而直到二里头文化四期也就是夏朝统治的晚期江淮一带才出现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大禹所处时代的扬州地区以考古学文化区分属广富林文化，有意思的是 ，扬州的贡纳物居然是铁？等铁器的普及是战国时代的事，包括蜀地在内的梁州纳入中原视野也同样发生在秦并巴蜀之后，所以所谓的九州范围其实战国时代世界观的产物，大禹时代的疆域远不及此，大概率是战国时代依据当下的疆域认知而进行的追溯。第二，二里头文化被誉为中国青铜器时代的徽标，出土了我国目前最早的青铜鼎，但同时二里头文化又被判定为夏朝中晚期的文化遗存，这也就意味着大禹所在的早期夏文化时代生产生活工具依然是木质，石质和骨质，不仅不可能铸造九鼎，甚至连开展黄河干流治理这样的大规模水利工程都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王用九鼎”是周礼的规定，同样九字来象征君王也是周人的思想。周礼将天下划分为九服，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作为不同等级诸侯朝贡的依据，所以既然大禹还不具有对会稽的管辖权，那么大禹横跨多个考古学文化区域跑到一个不属于自己辖地巡视还最终葬在了那里就显得十分突兀了。 真相究竟如何？日本学者较早关注这个奇怪现象。东京大学教授平势隆郎先生认为，由于战国时代各种政治局势的需要，夏王朝的一些传说很可能是临时创建而被加以利用的，他举了几个例子，战国时代魏国自认为是正统王权，所以魏国编撰的《竹书纪年》就宣扬大禹的夏朝在魏地，而韩国则称夏王朝的传承之地在韩境。魏韩都极力主张自己才是夏王朝的领土和王权的正统继承者，在地处东方的齐国为了和宿敌魏国对抗，也动用学者编撰了《春秋公羊传》，称齐地为中国，认为自己是商王朝的正统继承人，也就是齐国吞并了殷商后裔宋国主张与“夏”对抗。史书中对于大禹都城的记载分别有晋阳，平阳，安邑等地，而这三处地方恰好分别是赵，韩，魏三国的故都，这就不能用巧合来解释了，而这样的记载的确掺杂了战国时代人的政治目的，都希望将大禹和夏朝的中心与自己建立某种关联。
另一名日本学者京都大学教授冈村秀典先生也认为，目前已知的跟大禹直接有关的出土文物都没有提到大禹是夏朝的始祖，比如在甘肃礼县出土的秦公簋铭文写道，“不显朕皇且，受天命鼏宅禹迹，十又二公，在帝之坯。”这段话意思是，皇祖秦襄公受天命在禹迹之地安居，历经十二代君王，秦襄公受封诸侯之时，犬戎刚刚灭亡了西周，占据了岐山以西的地方，秦人为了表示自己是不同于戎狄的华夏正统的一员，所以强调自己所在的地方即甘肃礼县是大禹之地，而齐国故城临淄出入土的青铜器叔夷钟和叔夷镈上也刻有“虩虩成唐，有严在帝所。尃受天命，翦伐夏祀，败厥灵师。以小臣惟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叔夷是商朝后裔，他在铭文中夸赞了先祖的功绩，受天命消灭了夏朝得了九州，立国在大禹的土地上，那么这篇铭文中的禹同样没有被记载为夏朝的创始者，反而像秦公簋中的“禹”一样把禹当成了佐证自己所居土地是正统的象征。难怪民国学者顾颉刚先生干脆将“禹”说成图腾的虫，《说文》释“禹”为“虺”，本即蛇名。大禹治洪水，也就是征服了蛇神，故以“禹”为名。
如果我们梳理史书对“禹迹”的范围的记载会发现，在西周时，禹迹只是在关中一带，到了春秋时禹迹扩展到了甘肃和山东，到了战国时禹迹的范围已经囊括了战国七雄所处的九州范围，到了汉代时，禹迹范围进一步扩大，战国以前的文献只说在会稽会盟，但汉代以后禹的出生地从他父亲鲧所在的崇山编排到了四川，归葬地跑到了浙江。《史记 越绝书》，《吴越春秋》都直接记载越王勾践是先禹之苗裔，就连匈奴人也成了夏后氏之苗裔，在《史记 匈奴列传》中“匈奴，其先祖夏氏之苗裔也。”《水经 庐江水》说大禹治水到达江西庐山，并刻石全纪功。中国社会科学院杜金鹏教授认为大禹之时尚龙山文化时代，那时在黄河长江流域分布着若干个具有特色的考古学文化，有的相互间差异甚大，说明当时远未形成大一统的社会实体，故“禹迹遍九州”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即大禹的史实的确有真实的历史背景来源，但是经过了战国人带有政治目的的扩充就变成了相互之间的抵牾。
其次另一个问题，大禹究竟是不是如日本历史学者所说的那样并非是夏朝的始祖呢？单就目前考古出土文物来看，的确没有直接证据将大禹和夏朝建立直接关联。中国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2022年总报中立大禹是夏朝始祖，其依据来自 《孝经 钩命诀》记载：“禹时五星累累如贯珠，炳炳若连璧。”这次五星汇聚的天文现象经大型计算机测算公元前1953年2月24日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五星汇聚于15°以内且汇聚时间长达24天之久，极易被肉眼观察到，行星运行复杂而五星连珠现象又极为罕见，在计算手段极为有限的夏朝将这一奇特天象与大禹建国相关联。2022年断代工程《总报》将夏朝立朝定在公元前1953年，比2000年工程《简报》将夏朝立朝定在公元前2070年足足少了一百十七年！《总报》给出的解释是，“禹时”可解释为“夏代建国早期兴盛的一段时间”。但按照这一解释所谓的“禹时五星聚”的发生时间又解决了什么实际问题呢？首先据考证《孝经 钩命诀》是汉代无名氏所作，它离夏朝多少年就不用细算了。其次笔者在此不详细论述《简报》和《总报》给出的结论和最新文献《清华简》，《尚书》今文本，古文本以及《史记》等产生的矛盾，就以徐振韬先生、蒋窈窕先生所著《五星聚合与夏商周年代研究》提供的资料，从公元前1972年至公元前1038年，中国境内发生的间距在30度以内的五星聚合就有十四次。一篇无名氏的《孝经 钩命诀》和同一时代的十四次天文现象能给出多少让人信服的证据呢？“大禹治水”还是不要用作“证史”，以一个神奇传说留给后人显出先祖们的浪漫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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