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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新評價毛澤東（一評：在哲學的迷霧中 ）（作者：丁弘）（轉帖） |
| | 一評：在哲學的迷霧中
一點辦法也沒有，揆諸歷史事實，只好用這個不恭的題目。當然也可換一個題目，如《毛澤東的哲學思想及其後果》，仍然是一個意思。
大哲學家馮友蘭，在其最後一本書《中國現代哲學史》中說：“幾十年間，毛澤東一直居於君和師的地位。”作為“師”，他歡喜談哲學。在對“敵”鬥爭中，他侃侃而談，旁徵博引。有的幹部如入五里霧中，當然也只有連聲“諾、諾”。發動群眾時，比喻生動，通俗易懂，喜笑之中，換了概念。群眾不得而知也。他日理萬機，不忘涉足哲學界，獎掖年輕的後輩，時和大哲學家議談於廟堂之上……他不斷關注哲學界的新動向，引領着思想的潮流。
他的哲學思想，和“君權”相結合。以之為思想武器，所向披靡！他的哲學思想空前普及，被認為是絕對真理，滲入億萬人民的心靈。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在毛澤東時代，毛當然是最偉大的哲學家，他的《實踐論》和《矛盾論》是精典中之精典。雖然其中不乏可商榷之處。但確實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原理，如在《實踐論》中說：“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唯物論……強調理論對於實踐的依賴關係，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又轉過來為實踐服務。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
這篇文章是1937年寫的。副題是“論認識和實踐的關係——知和行的關係”。
“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講得多麼好啊！這不是早講得清清楚楚了嗎？為什麼到40多年之後，胡福明等人寫那篇談真理標準問題的文章，雖然還是講的這個道理，大家卻感到非常新鮮。還認為膽好大呀！全黨為之震動。經胡耀邦同志審定時，加了“惟一”兩個字。“惟一”和毛澤東所說的“只能是”不是一個意思嗎？由於開展一次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被認為是“中華民族又一次思想解放”，是新時期到來的重要標誌。
這是怎麼回事？這是真理的回歸。即在建國後的日子裡，真理的標準不是“實踐”，而是“上諭”。由於哲學思想在實踐中進入了誤區，船在迷霧中航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使黨重又回到正確思想路線上來。
從哲學高度上看，這中間是什麼問題？我們不應該認真反思，汲取其中的教訓嗎？
“大海航行靠舵手”，不僅是林彪對領袖的頌詞，也是生活實情的寫照。舵手是用怎樣的哲學思想，駕馭着中國這一航船的呢？這是我們應該重點了解的。
這個問題，看似很大，其實並不複雜。剝離玄而又玄的概念遊戲，揭示哲學的實質，其實也很簡單。為了通俗說明問題，還是讓我們請當代中國的幾位主要哲人，出來講講這個問題吧。 關於“精神”和“物質”的關係
先請李達。他是一大代表，黨的創始人之一，首屆黨中央宣傳部長（當時叫中央宣傳局主任），毛澤東早年說他是“理論界的魯迅”。楊獻珍說他是“中國哲學界的泰山北斗”。幾十年，和毛共事，稱兄道弟；他作武漢大學校長時，曾有一句話：“我們在政治上要絕對服從毛主席，我們在學術上可以和他爭論。”李達天真了，超前了，沒有想到毛已即“人君”之位。這釀成嚴重後果。何況他在“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一命題上，求見毛。居然當面爭論起來，毛認可這一提法，說是有積極性。李達說：“人的能量是無限的嗎？人的主觀能動性是離不開條件的。”他又說：“現在不是膽子太小，而是太大，頭腦發燒了。主席頭腦發燒一點，這樣中國就會遭難。”毛說：“你也有些發燒了。燒到華氏百把度了……”這就是唯物論和主觀唯心論的矛盾衝突。
同樣毛在批判馬寅初提倡計劃生育時，也是用這個武器，他在《紅旗》創刊號上寫道“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都可以創造出來。”以“人手”反對“人口”，強調“手”的勞動，忽視“口”的消耗。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反對“計劃生育”，在全國掀起批判和鬥爭馬寅初的熱潮，把馬關押20年。
在大躍進啟動時，《人民日報》發表一篇社論，主張既要鼓足幹勁，又要講究科學。事先審稿時，其他常委均已認可，最後主席不看了。刊出之後，主席批評鄧拓是“死人辦報”，顯然是社論不符合主席主觀唯心論的觀點。“伴君如伴虎”。後鄧拓自殺身亡。陳雲、周恩來因對“大躍進”有所謂“右傾”思想，用現在的話說，有一些科學的發展觀吧，不得不在南寧會議上作檢查。在毛澤東時代，他的哲學所依託的是權勢，所用的不是“批判的武器”而是“武器的批判”。
最可悲，哲學分歧導致李達的慘死。文革初，對他批判鬥爭，具體內容仍然是這些“反毛主席的罪行”。武漢報載：聲援批鬥李達的有2000多單位，達30萬人！最後送到醫院，不准家屬探視，斷醫停藥。去世之後，被化名“李三”火化。
對此哲學的論爭，歷史老人根據“實踐”的檢驗，最後是毛澤東勝利了呢，還是李達、鄧拓、馬寅初他們勝利了呢？
不論是誰勝利了，中國人民是遭了殃了。“大躍進”等運動的後果人所共知。在此不再贅述。
如果認為林彪只會阿諛奉承，說什麼“四個偉大”、“頂峰”等而成為副統帥，那是不夠的。他對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核心問題有最高、最精闢的概括。他說：“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四個第一”加起來，即在精神和物質的關繫上，說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質是第二性的。是“精神決定物質”，不是“物質決定精神”。對此，毛澤東立即有“最高指示”說：“四個第一好，是一個創造！”。
林彪是非顛倒了，毛熱情讚揚。這是哲學的根本問題。 關於“一分為二”和“合二而一”
讓我們再請楊獻珍同志。他是中央黨校校長。他在辯證法的根本問題上，和毛澤東發生了激烈衝突。毛澤東強調，世間一切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認為“一分為二”才有矛盾的普遍性，這是事物發展的原始動力。所以“一分為二”的觀點，是“階級鬥爭為綱”的哲學基礎。可以說是他政治理念的命根子。
“一分為二”，是辯證法“對立統一規律”完整、科學的表述嗎？不是。楊獻珍在中央黨校的課堂上補充說，古代還有“合二而一”的提法。有同志根據這一意見寫了文章。這一下捅了“馬蜂窩”了，進行追查，掀起了批判鬥爭楊獻珍的熱潮。演繹出楊獻珍有“十大罪狀”。
其實，“一分為二”和“合二而一”並不是相互排斥的。“一分為二”是對事物的分析，“合二而一”是對事物的綜合，“一分為二”抓住了事物發展的根本，有“合二而一”才完整表述了對立統一規律的概念。
“一分為二”的“分”，是毛澤東鬥爭哲學的理論基礎。階級當然要劃分。思想也要分，他認為“百家爭鳴，說到底是兩家，不是姓資，就是姓無。”“兩類矛盾”也是“分”，不是人民內部矛盾，就是敵我矛盾。最後資產階級就在黨內，以至赫魯曉夫就睡在我們身邊。
“分”是“斗”的基礎，“斗”是“分”的延伸，毛澤東說“與人鬥爭，其樂無窮。”
“合二而一”的“合”，被認為是大逆不道。1964年2月，毛澤東批評中聯部有人主張“三和一少”；批評統戰部不抓階級鬥爭；批評中央農村工作部搞“三自一包”。他說：“‘三和一少’是他們的國際綱領；‘三自一包’是他們的國內綱領，都是要搞垮社會主義制度的。”
當時一般認為，楊獻珍並沒有反對毛澤東的觀點，不過是作了補充，使之更加完整。沒有想到居於“人君”之位的毛，絕對不能容忍。立即形成全國揭批楊獻珍的風暴。僅中央黨校即形成1000萬字的揭批材料，勢如排山倒海。許多人受到組織處理，有的人被迫害致死。
總之，在那個時代只准談“一分為二”，不准講“合二而一”，即不准全面講辯證法的“對立統一規律”，即只能搞“片面性”，即形而上學，以支持現實生活中政治鬥爭的需要，不斷地“分”下去。說“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搞一次，一直斗到共產主義”。
毛澤東常批評說：“形而上學最省力。”實際是“形而上學真可怕！”這種片面性使國無寧日。 關於“階級性”和“人性”
人的哲學思考，有三部曲。先觀察客觀世界。問世界是什麼？物質是第一性的，還是精神是第一性的，等等。然後思考人和客觀世界的關係。如世界是可知的，還是不可知的？如何認識客觀世界？等等。然後，回過頭來思考自己，即所謂“人生哲學”，人從何而來，人是什麼，以至如何做人？等等。
在毛澤東時代，認為人只具有“階級性”，不斷批判“人性論”。這是一個重頭戲！那是理直氣壯、振振有詞的。毛澤東反覆說，人是劃分為階級的，任何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只有具體的人，沒有抽象的人。這樣，人“只有”階級性，沒有什麼共同的“人性”，據此，批判“人性論”。說“人性論”是徹頭徹尾抹煞階級觀念，否定階級分析的方法，抵制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反動思想。
於是，批“人性論”，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在學術研究中，在文學藝術創作的實踐中，持續不斷地進行，成為把無產階級專政落到實處的重要內容和戰鬥任務。
毛澤東在《實踐論》中說：“在階級社會中，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其中，“各種”再加“無不”這在邏輯上稱之為“全稱概念”。如此絕對化，把人世間的各種思想都貼上階級的標籤了。
馬克思說：“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這是人和其他動物的主要區別。別的動物沒有社會關係。既然是“總和”，即有許多社會關係，“階級關係”不過是其中之一。親屬關係，和以職業分工形成的許多社會關係，如買賣關係、師生關係、醫患關係……都不是階級關係。在這中間一定要分出個階級關係來嗎？報紙報道一個製鞋廠發動職工討論一個問題“假如我是一個買鞋人？”，以進行職業道德教育。批判時說這一報道是大毒草，抹煞了階級觀點。“買鞋人是劃分為階級的呀！”消費者都有價廉物美的要求，這是共性。否定人的共性，生產者如何按不同的階級性提供服務？
只強調人的階級性，而否定人性（人的共性），不僅在理論上是錯的，而在實踐中更為有害。它導致忽視人權，抹煞人格，不講人道，均視為理所當然。人民內部的人，有馴服工具的要求，敵我矛盾的人，更少有人格的概念。甚至可以發展成為不講人性發獸性的法西斯主義盛行的局面。
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浩劫”，從本質上講，就是這一理論的實踐。 關於哲學和政治的關係
“政治”本來應該是向“哲學”請教的，因為哲學探討人類社會和客觀世界的根本規律。可是在毛澤東時代，“哲學”成為“政治”的奴僕，成為政治家手裡束縛群眾、奴役群眾、誤導群眾的工具。而哲學本身的政治化，斷送了哲學的生機。大哲學家，被譽為“中國邏輯學之父”的金岳霖，解放前曾為中國哲學研究開闢了新的天地。在毛澤東時代，他的體會是“用學術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既損害了學術，也無益於政治。使學術陷入了政治的泥潭。”解放前，他的哲學研究居於國際哲學界的前列。解放後，研究中斷。晚年，他在回憶錄中，書寫了‘老大徒悲傷’的心情，和大戲劇家曹禺臨終前說一生的教訓是‘太聽話了’一樣的心情，金岳霖，懺悔解放後喪失了自知之明。
毛澤東在哲學上是一個唯物主義者，還是唯心主義者？他的思想方法，是完整的辯證法，還是片面性的形而上學？他以自己的實踐作出了回答。而當代中國一個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不幸遭遇，也作出了回答。夏征農編的《辭海》，十年修訂一次。1999年版，在《毛澤東》這一條目中，不恭地刪去“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一詞。把毛澤東和馬克思分開，顯然這是為了維護馬克思主義。有人不解，提出異議。夏撰文解釋說：“辭書應保持科學性和穩定性。對這個原則，我們是請示了中央的。”
在毛澤東的時代，毛澤東的哲學思想，和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哲學觀點發生了碰撞，他教育國人做“徹底的唯物主義者”，而他自己做的卻相反。他反覆強調要辯證地看問題，反對形而上學，他自己在行動上體現出來的卻是徹底的形而上學。“毛澤東思想”，核心歸結為“實事求是”。而實際情況呢？人類歷史上罕有這樣的情況：全國傳媒齊動員，宣傳畝產許多萬斤、幾十萬斤。毛澤東發愁了“糧食多了怎麼辦呢？”為此發出“最高指示”，是三點意見：一，放開肚皮吃飯；二，加快倉儲建設；三，糧食進行深度加工。旋即大量人口餓死，其數以千萬計。構成20世紀人類社會的最大悲劇之一。
“偉大領袖毛主席明察秋毫”，這是怎麼回事呢？
他幾十年間慘澹經營的人民公社、大躍進、計劃經濟體制、階級鬥爭為綱、文化大革命，新時期到來，全部一風吹了。從總體上看，這都和他沒有“實事求是”的哲學思想有關。正如新加坡資政李光耀所預言的，“毛澤東是在玻璃板上作畫，一陣風雨就會沖光了……當然中國還會存在。”旁觀者清，這是對毛澤東主觀唯心主義最生動、深刻的批評。毛澤東自己陷入哲學的迷霧之中，他卻駕馭着中國這一巨輪。正像黨的創始人之一，偉大的哲學家李達事先預告的：你這樣，“中國要遭難了”。
當年，居於“君”位的毛，需要“神權”，所謂“句句是真理”。他需要的是愚昧和奴隸主義。現在我們要重新認識什麼是毛的哲學思想，真正從神權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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