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的世界非常不平靜，國家之間的衝突日漸增多，不少國家之間還結成聯盟，與敵對國家及其聯盟較量。而熟知國際關係的人們會發現，各國之間的聯合或敵對，並非清晰簡單的，而是多維度和錯綜複雜的。

   比如，在近年最重要的兩場衝突--俄烏戰爭和以巴戰爭中，一些國家的站隊耐人尋味。特朗普領導的美國全力支持以色列，卻不願積極支持親西方的烏克蘭，反而與俄羅斯友好。這與西方多數國家及美國民主黨拜登時期的外交截然不同。特朗普的美國與歐洲盟友疏遠，但與日本仍關係密切，和印度與中國關係都在改善。

   匈牙利地處歐洲腹心，卻反對歐盟、與英法德唱反調，和中俄美三國又保持友好關係。西方各國長期與中國對立，近期卻又紛紛訪華、改善關係，而與美國疏離。印度作為“世界最大民主國家”，卻與俄獨裁者普京關係友好。在2025年2月聯合國就譴責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問題表決時，93票贊成，73票棄權，8票反對。其中美國、以色列、朝鮮、俄羅斯一起投了反對票，讓許多人震驚和感到不可思議。

   而各國不同政黨/派別對外政策的差異、與其他國家的親疏，更是讓人眼花繚亂。一國執政黨輪替後，政策轉變也時常令人訝異。即便政黨輪替後對外敵友關係未變，外交政策也會有悄然的、耐人尋味的細微差異。

   總之，世界各國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敵友關係多有變換，且在不同議題、對待不同對手時，同盟關係還成員會有變化。這一切看起來“一團亂麻”。

   不過，只要了解國際關係的基本原理和運轉邏輯，認真探究各國家、黨派、領導人的價值觀念、內政外交側重點、歷史傳統，就能明白其外交政策動機及其內在合理性，也可釐清各國複雜的合縱連橫關係，準確判斷其外交的當下目的和未來趨向。

   自17世紀逐漸形成基於主權國家的國際體系以來，國家利益就成為主導各國外交及國際關係的原則。狹義的國家利益指國家在主權、領土、軍事、經貿上的利益，以物質的、現實的利益為主。各國無論君主制還是共和制，獨裁還是民主，一般都以維護國家利益為外交第一原則。各國之間的結盟或敵對，正常而言也基於各國間利害關係形成。

   但國家利益並非決定國際關係的唯一因素，也並不總是主導因素（雖然多數情況下是）。意識形態（或者說價值觀），一直是影響國際關係的重要因素和變量，有時甚至壓倒狹義的國家利益，成為決定國家間同盟還是敵對的原因。

   在法國大革命時，英國、俄國、普魯士、奧地利等組成的反法聯盟，就帶有強烈的保王主義、反共和主義的保守意識形態立場，各國君主及保王黨人聯合，以圖撲滅反君主的激進共和勢力向歐洲蔓延。

    在19世紀帝國爭霸和殖民時代，國家利益是列強外交和對外軍事行動的主要原因，但也帶有白人種族主義和優越主義色彩、以“文明開化”為名侵略亞非拉貧弱國家。一戰期間，民族主義成為各國從貴族到平民都積極參戰的關鍵原因。這時的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有明顯重合和混同情況，意識形態服務於國家利益，國家機器又受意識形態影響。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紅色蘇俄建立和外國聯合干涉，又是有鮮明意識形態色彩的衝突。二戰期間，德意日三國及其他盟友組成的軸心國，則以法西斯主義為核心意識形態。而美英法中等國則以反法西斯為旗幟，並提出捍衛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觀。而雙方都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也都以反殖民拉攏第三世界國家加入己方陣營。不過無論哪方哪國的外交和軍事行動都以自身國家利益為核心，各意識形態都是為本國和本陣營獲勝而服務。

    二戰結束、冷戰開啟，這時美蘇為首的兩大陣營爭霸、各國合縱連橫，有着更鮮明的意識形態對立。美國和西歐等國以自由民主為核心價值，蘇聯和東歐等國則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為底色和目標，在全球競逐。但國家利益仍是美蘇等國外交行為及區分敵友的更重要因素。例如美國扶植亞非拉諸多專制國家和獨裁者，蘇聯和中國關係破裂、中美從敵對轉向結盟等,都反映意識形態並不能真正替代基於主權國家利益的國際關係傳統。

    而蘇東劇變、冷戰結束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洶湧，讓意識形態之一的自由民主，一躍成為國際的“普世價值”，似乎成了世界各國和全人類共同的、必然的、最終的選擇。自由民主也壓倒了其他價值觀，掩蓋了更複雜的意識形態光譜差異和衝突。美國和英法德等西歐國家，也成為全球自由燈塔和民主陣營核心的存在。同時，中國、朝鮮、伊朗等既專制又與美國敵對的國家，成了被制裁、進行“和平演變”的對象。

   在冷戰後近30年時間裡，以民主與專制來劃分陣營、判斷是非，在國際上是相當流行的觀念，並盛行於中國知識分子、自由派人士中。這種觀念認為民主國家是“文明”的，民主國家間也是和平的、團結的，並共同對抗專制國家及其組成的“邪惡”陣營。持這樣觀念的人，對於民主與專制國家衝突，不看具體是非而支持或起碼偏袒民主國家，而批判專制國家。而且他們堅信民主一定會戰勝專制，最終全球都是民主國家，相互和平相處、世界文明和大同。

   在“民主至上/民主終結論”敘事下，國家利益及自由民主之外其他意識形態問題，民主陣營內部的價值觀分歧，被忽視甚至“隱身”了。但現實里，國家利益對國際關係的影響從未缺席。1990年代及之後，西方國家與中國繼續保持經貿合作，正是由於歐美對人口眾多、潛力巨大的中國市場有需求，歐美即便重視民主人權，也不會因此真正與中國“割席”、長期制裁和不再往來。

   至於民主國家間相對和平，只是經濟發展和全球化下，和平帶來更多好處，而非民主本身可以實現和平。而歐美國家處於全球產業鏈上游，又有深厚歷史積累，更不需要相互開戰。民主對於和平有一些積極作用，但並非決定性的。

   而最近十年，自由民主敘事和“民主對壘專制”的二元思維，及其主導的國際關係，由盛轉衰。而主要原因，就是自由民主之外意識形態差異與衝突的凸顯，對自由民主及民主對抗專制敘事的瓦解。

   自由民主與獨裁專制，只是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一個方面和兩種類型。除此之外，還有左翼與右翼、進步主義與保守主義、建制與民粹、宗教與世俗、全球化與孤立主義等許多意識形態及其對立組合，而再細分更能分出成百上千分支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

   而這些不同的意識形態各有信奉者，加上“身份政治”的浪潮催化，讓各國內部及世界都嚴重分化，到處是對立和衝突。曾經基於“普世價值”和全球化形成的較穩定主流價值觀和傳統秩序，被瓦解和變得支離破碎。

   國際關係也因此受到猛烈衝擊和發生劇變。不少國家都放棄按照民主還是專制決定立場，也不拘於傳統國家利益和地緣政治，而更受意識形態親疏影響。

   美國特朗普政府之所以親俄遠烏，還和歐盟及加拿大盟友反目，正是在於其保守民粹價值觀與俄羅斯合拍，與偏左建制派主導的歐洲盟友和親歐的烏克蘭相反。在歐盟國家中立場非常“異類”的匈牙利，也正是因執政的歐爾班政權保守民粹立場，與歐盟各國不和，但與普京的俄羅斯與特朗普的美國氣味相投。

   對於俄烏戰爭，歐美建制派都力挺烏克蘭，而民粹派則在俄烏中相對更親俄。這超越了傳統的以民主和專制劃界站隊。而在以巴問題上，世界各國右翼（除穆斯林國家）幾乎全都支持以色列，而左翼大都傾向巴勒斯坦。這是右翼較強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功利主義、基督教保守主義，以及左翼強調同情弱勢、支持民族解放、平等觀念在國際議題上的體現。

   而特朗普在疏遠歐洲和加拿大等盟友同時，與日本和印度關係還有所升溫，在於當今日本和印度都是民族主義加保守主義勢力執政，與特朗普及共和黨理念合拍。而中國和朝鮮同樣較為保守和務實，也就比歐洲更讓特朗普願意親近。

   印度雖為民主國家，但外交一向以國家利益優先、在西方與東方左右逢源，與美國和俄羅斯長期同時保持友好關係。印度並未追隨西方制裁和封鎖俄羅斯。而且印度莫迪的印度人民黨政權倡導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與俄羅斯價值觀頗有相似之處。而民主和專制的差異並不影響印度對俄友好。印度與俄羅斯也不接壤，沒有直接衝突，又有蘇聯時代遺留的傳統友誼。

    而俄羅斯總統普京及其執政團隊，清楚看到了世界尤其西方發達國家內部的各種問題和思潮，並加以利用，通過鼓吹極端民族主義、宗教保守主義、民粹主義，成功瓦解西方內部，並培植和壯大了西方內部在意識形態上親俄的勢力。雖然普京仍然受到西方制裁、在俄烏戰爭中受挫，但其仍舊成功的分化西方並減輕了自身面對的外部壓力。這是普京個人、俄羅斯對外關係、意識形態輸出的三重成功。

   不過，基於自由民主和基於專制主義的同盟及相互對立關係，也並沒有在當今世界完全消失。除美國外的西方國家仍然堅持基於民主人權等價值觀的盟友關係，應對動盪的國際局勢。而中俄朝等國也在加緊合作，這其中同樣有相似的專制體制及執政的獨裁者氣味相投的原因。

   而國家利益要素也從未離開過國際關係，各國為本國利益決定外交政策，仍然是各國外交及國際關係的底色。民主國家也不會為民主放棄國家利益，也並非和平而不好戰，也並不代表對異族和他國不嚴酷。如日本即便自由民主，仍然拒絕為歷史罪責道歉和擔責，無論左右翼都強調維護“國益”，也歧視少數族裔和外國人。以色列是民主國家，但在加沙肆意殺戮，蔑視巴勒斯坦人的人權。

   而且無論自由民主，還是進步或保守意識形態，其實也可算做廣義的國家利益/執政黨派利益的一種、一部分。只是它不像經貿、能源、土地等那樣物質化的國家利益，而是非物質層面的利益。

   這些非物質層面的利益，以及基於共同價值觀的合作，也可以成為獲取狹義的物質性的國家利益的手段和紐帶。當然有時在狹義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之間會存在衝突和取捨，當“魚和熊掌不可兼得”時，有些國家執政者會更在意實際的利益，有些則會為意識形態目的而犧牲一些利益。

   總之，狹義的國家現實利益、民主與專制、進步保守等意識形態差異，這三個維度共同決定了如今的國際關係、各國之間的分化組合、各國內部各政黨與派系的外事立場。了解各國及其內部勢力的政治立場、主要訴求、行為軌跡，就能明白其外交路線的動機、預測其未來行為，而不是一頭霧水、不知所措。

   全面了解影響國際關係的因素及各國情況，也能避免各種誤解和誤判。尤其一些熱衷自由民主事業的人士，將推動民主希望寄託於特朗普及各國右翼民粹勢力，而不顧其根本不在意自由民主的現實，這種不切實際的幻想結果必然落空。而各國外交以維護國家利益為基礎的事實，也在西方對中國有防備也有妥協、人權問題次要且被工具化的現實情況中得到印證。人權干預是有限的、選擇性的，而非不計代價和無私的。

    未來數十年，影響國際關係的主要因素，仍然會是前述的三點。不過，自由民主的重要性可能會進一步削弱，而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的混合性會增強，其中部分國家和黨派會把保守民粹意識形態置於國家長遠和人類整體利益之上。人們以身份和價值觀站隊、相互更為對立，國家機器和外交政策成為鬥爭工具，更多人會被裹挾到衝突中，世界也會更少和平和更多動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