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政權的鞏固必須要有經濟力量的支撐，而德國以及占領區的70%左右的資源控制在閃族人的後裔猶太人的手裡，如果以最小的代價拿到這筆財富對德國的崛起大有裨益，最簡單，最直接的辦法就是搶，而國家出面的搶要有一個光明正大的由頭，這個由頭就是戈賓諾伯爵的成名理論，而且這個由頭甚至不是德國人提出的太有國際公信力了（二戰開始時，德國國家預算的5%直接來自猶太財富；整體掠奪資助了德國戰爭努力的約30%，幫助覆蓋赤字和軍備（軍費占支出60%）。）。跟德國的情況不同，蘇聯人的領袖是來自格魯吉亞的鞋匠約瑟夫.斯大林，他是高加索人，小學文化程度，以少數民族的身份榮登大寶，統治着占人口多數的有雅利安血統的斯拉夫人，其內心的孤獨，寂寞，自卑，恐懼等複雜心態可見一般，又由於30--40年代社會遺傳學派的李森科主義在斯大林有意支持下在蘇聯科學界大行其道，正所謂伏爾加河浩浩湯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自然遺傳學派遭到毀滅性打擊，李森科所代表的偽科學為斯大林剷除異己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武器，雖然蘇聯人也迫害猶太人，但斯大林的敵人顯然更應該是其直接統治下的雅利安血統的波蘭人和蘇聯人，他把他的對手定義為階級敵人，因此大批斯拉夫人而不是日耳曼人的各階層精英被國家社會保衛局的行刑隊以五花八門子虛烏有的理由處決，他們的家屬被流放，財產被充公，真實的歷史就是這樣，今後凡斯大林體制的國家給政治對手貼統一合法的最臭名昭著的標籤就是階級敵人，顯然在對蘇聯斯拉夫人，以及波蘭斯拉夫人問題的看法上蘇維埃社會主義的斯大林先生與國家社會主義的希特勒先生是有很多的共同語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