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9日,是毛澤東逝世五十周年。 半個世紀過去,中國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關於毛澤東的評價,也經歷了巨大的起伏。然而,時間越久,越有必要把一個具體的人,從政治口號和個人崇拜中重新剝離出來,放回中國近現代史乃至世界歷史的大背景中去觀察。 毛澤東是近代中國最有能量的巨人。他所發動的政治運動給中國社會造成過空前的震盪,有些人在這個革命的震盪時期受過傷害,原因複雜,至少他過於強調人民在大風大浪中鍛煉成長,而很多專家學者及老革命已經享福生活的饋贈,大風大浪肯定攪亂了他們的生活,他們聲音大,餘生都在誹謗毛澤東的“大風大浪”,這些歷史教訓不能迴避。但是,如果因此否定他對中國政治文化和世界格局產生的巨大影響,同樣是不完整的。 我尤其願意從三個角度重新認識毛澤東。 一、他真正改變過中國的官民關係 中國傳統社會最深刻的等級觀念之一,就是“官貴民賤”。 在漫長的帝制時代,普通百姓面對官府,往往處於極端不對等的位置。“見官”“拜官”“跪官”,不僅是一種禮儀,更象徵着一種根深蒂固的政治秩序:官員代表權力,而百姓面對權力首先想到的是服從。 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皇帝,但這種文化心理並沒有隨着皇帝的消失而自動消失。 毛澤東領導的革命,卻在這一點上產生了非常深刻的衝擊。 無論後來對毛澤東時代有多少不同評價,有一個事實很難否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人民”第一次被明確地置於國家政治合法性的中心。普通人不再是某個皇帝、官僚或者貴族的臣民,而被稱為“人民”。 這並不意味着現實中的官民關係已經完全平等,更不意味着毛澤東時代不存在權力等級和政治壓制。但在政治語言、社會身份和群眾心理上,中國發生了一次巨大的轉變。 毛澤東甚至不斷強調幹部必須走群眾路線,反對幹部特殊化。這種思想後來雖然沒有徹底解決權力監督問題,卻確實對傳統的“官本位”文化形成了強烈衝擊。 從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不僅是一個革命領袖,也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一個破壞者。 二、他對蘇聯模式並非簡單照搬,而是在不斷反叛 今天談毛澤東,很容易把他簡單歸入“共產主義”“蘇聯模式”之中。 但如果真正觀察毛澤東的一生,就會發現他與蘇聯模式之間始終存在一種複雜甚至尖銳的矛盾。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中國確實大量學習蘇聯的工業化模式、經濟制度和國家組織方式。但毛澤東很快發現,中國如果完全按照蘇聯的道路發展,可能形成一個高度官僚化、等級化的社會。 因此,他後來不斷發動群眾運動,試圖打破已經形成的官僚體系。 大躍進造成了嚴重後果,文化大革命更造成了巨大的社會災難。這些不能被簡單美化。 但如果只看到災難,而完全看不到毛澤東為什麼不斷試圖“反官僚”,同樣無法理解這一歷史人物。 文化大革命最初提出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澤東擔心革命勝利以後,革命黨本身會逐漸蛻變成一個脫離群眾、享受特權的官僚集團。 這種擔憂並非完全沒有現實依據。 更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晚年對傳統文化也採取了非常激進的否定態度。“批孔”並不僅僅是針對一個古代思想家,而是對以等級、服從、尊卑秩序為核心的一整套傳統政治文化提出挑戰。 如果把這種思想放到更長的歷史尺度上,它與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所發生的思想解放雖然道路完全不同,卻有一個值得比較的共同點:都試圖通過猛烈衝擊舊思想、舊秩序來改變社會。 當然,兩者的歷史條件、政治制度和最終結果完全不同,不能簡單等同。 三、真正改變世界格局的,是毛澤東與尼克松的握手 如果只把毛澤東作為中國內部政治人物來研究,就容易低估他的歷史地位。 毛澤東最值得世界歷史記住的事情之一,是他最終打破了中國共產黨傳統的“親蘇”路線,與美國建立戰略聯繫。 1972年,尼克松訪問中國。 當時的世界處於美蘇冷戰最緊張的時代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曾經與蘇聯結盟,卻在六十年代以後徹底走向中蘇對立。 毛澤東最終選擇與美國接近。 這不是簡單的外交禮節,而是一次世界戰略格局的大調整。 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最高領導人,與資本主義世界最強大的國家握手,並由此形成事實上的戰略合作關係,直接改變了美蘇之間的力量平衡。 從今天回望,1972年的北京顯得更加重要。 如果沒有中美關係的突破,冷戰後期的世界格局很可能完全不同。 因此,評價毛澤東不能只看中國國內發生了什麼,還必須把他放進整個20世紀國際政治史中。 在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層中,毛澤東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存在。他既是共產主義革命者,又是民族主義者;既學習過蘇聯經驗,又最終與蘇聯決裂;既反對資本主義,又能夠在戰略上與美國合作。 這種複雜性,恰恰是理解毛澤東的關鍵。 四、毛澤東最大的歷史價值,也許就在於“反傳統” 毛澤東一生最鮮明的特點,是不願意接受現成答案。 他反對舊中國的皇權傳統,反對傳統士大夫政治;後來又反對黨內官僚化;與蘇聯決裂以後,又拒絕讓中國永遠成為蘇聯體系中的一個附庸。 他甚至不斷懷疑自己親手建立起來的政治體系。 這種不斷“造反”的性格,是毛澤東最值得研究的地方。 但歷史也告訴我們,僅僅打破舊秩序是不夠的。 一個社會既需要反抗僵化的權力,也需要穩定的制度;既需要思想解放,也需要法治和權利保障;既需要防止官僚集團形成特權,也必須防止群眾運動失去邊界。 毛澤東留下的真正問題,恰恰是這些矛盾。 因此,紀念毛澤東,並不意味着為毛澤東時代的一切叫好,畢竟毛澤東時代的行政管理官員多半是親蘇分子,承認毛澤東對具體事務較少過問,他不算一個勤政的領袖,但他在大方向的把握上有非凡的天賦,也因此和官僚體系衝突不斷。我認為全世界有良知與理性的學者應該肯定毛澤東對中國和世界的全部歷史貢獻。 真正成熟的歷史觀,應當允許這兩件事情同時成立。 五、今天為什麼仍然需要紀念毛澤東? 五十年以後,中國已經走了很遠。 然而,毛澤東留下的問題並沒有消失:權力應該受到怎樣的約束?普通人與政府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一個革命黨如何避免變成一個官僚集團?一個國家如何在大國競爭中保持獨立?傳統文化究竟應該繼承什麼,又應該拋棄什麼? 這些問題今天仍然存在。 所以,我們紀念毛澤東,不應該只是紀念一個名字、一張照片或者一段歷史。 我們真正應該紀念的,是20世紀中國曾經出現過的一種巨大衝動——打破舊世界,拒絕接受既定秩序,試圖讓普通人獲得政治主體地位,並且試圖讓中國擺脫任何一個超級大國的控制。 毛澤東的一生充滿矛盾。 他既創造,也破壞;既解放,也造成新的束縛;既反對等級,又建立了高度集中的權力;既反對蘇聯,又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既發動群眾,又最終不得不面對群眾運動帶來的巨大代價。 正因為如此,他才值得我們不斷重新研究。 歷史最終不會只留下勝利者寫下的結論。 五十年以後,我們更應該有勇氣重新打開這段歷史,把毛澤東放回中國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也放回20世紀美蘇冷戰、民族獨立和世界格局劇烈變化的時代。 無論未來中國的政治道路如何變化,有一點恐怕無法否認: 毛澤東曾經改變過中國,也曾經改變過世界。 而1972年他與尼克松的那次握手,是20世紀國際政治史上最重要的握手之一。 今天紀念毛澤東,未必是為了回到過去。 恰恰相反,是為了不忘記那個曾經敢於挑戰舊秩序、敢於挑戰蘇聯、敢於改變世界格局的毛澤東。 五十年之後,歷史仍然沒有結束。 毛澤東,也仍然值得中國人和全世界繼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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