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個普通百姓,如果發現自己的合法權益可能受到侵害,首先想到的應該是什麼? 依法控告,依法舉報,向有關部門反映問題,留下文字材料,留下證據,留下可以追溯的記錄。 因為我們從小被告知:有問題找組織,有困難找政府;法律賦予公民申訴、控告、檢舉的權利,正常社會也應該允許一個人通過合法渠道表達自己的訴求。 可是,如果一個人已經反覆依法控告、舉報,甚至提前對自己可能遭遇的人身風險作出明確預警,最後等來的卻不是調查、保護和糾錯,而是跨地區的強制控制,甚至是長期失去人身自由,那麼,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就出現了: 如果預警本身沒有得到保護,反而成為後來控制一個人的背景材料,那麼所謂的法律程序,究竟是在保護人民,還是在為權力行為尋找一套事後的解釋? 這不是一個抽象的法律問題。 對我而言,這是親身經歷。
一、我不是突然消失,而是在不斷依法發出聲音
1998年以後,我已經沒有再到過四川,長期生活在廣東省和北京市。 2008年8月以後,四川方面開始介入我的生活。此後發生的一系列事情,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 我曾經在佛山市廣大五金廠遭遇欠薪,並試圖通過正常法律渠道維護自己的權益。面對一個普通勞動者,法律本來應該提供的是救濟渠道,而不是新的障礙。 可是,當一個人不斷通過法律程序、控告、舉報去反映問題的時候,如果迎來的不是對問題本身的調查,而是對舉報者本人的控制,那麼法律程序就發生了一個危險的倒置: 本來應該被調查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卻成了被處理的對象。 我後來經歷了數十次跨省強制控制,人身自由累計被剝奪1677天,其中被關入精神病院1391天。 這些數字,對別人而言可能只是數字。 對我而言,每一天都是失去自由的一天。
二、最令人恐懼的不是權力出現,而是權力不需要解釋
一個普通人面對強大的公權力,最大的弱點是什麼? 不是不知道法律。 而是即使知道法律,也很難真正要求掌權者按照法律辦事。 因為普通人可以控告,可以舉報,可以寫材料,可以留下證據,可以不斷申訴。 但如果執行者本身不願意接受監督,那麼普通人的這些行為,最終可能全部變成一摞無人認真閱讀的材料。 更令人恐懼的是,當一個人已經提前預警自己可能遭遇危險,卻仍然無法得到有效保護時,後面的事情就不再只是“程序出了問題”。 因為預警意味着: 風險已經被明確提出。 控告意味着: 問題已經被正式反映。 舉報意味着: 有人已經要求權力對具體行為進行調查。 如果在這種情況下,最後發生的卻是舉報者本人被跨地區強制控制,那麼公眾自然會追問: 誰看到了這些預警? 誰收到了這些材料? 誰知道這個人可能面臨風險? 誰決定採取強制措施? 依據是什麼? 有沒有正式文件? 有沒有當地部門依法參與? 有沒有正常的監督機制? 這些問題,如果始終沒有答案,那麼“依法處理”四個字就很難成為令人信服的答案。
三、法律不能成為權力的遮羞布
法律存在的意義,本來就是限制權力的邊界。 如果法律只要求普通人遵守,而掌握權力的人卻可以根據需要解釋法律、繞開程序甚至事後尋找理由,那麼法律就失去了最重要的功能。 真正值得警惕的,並不是一個人赤裸裸地告訴你:“我不講法律。” 更危險的情形是: 他一邊限制你的權利,一邊告訴你這是依法進行的;一邊繞開應有程序,一邊告訴你這是為了維護秩序;一邊不回答事實問題,一邊用各種程序性語言把真正的問題掩蓋起來。 這才是法律最不應該成為的樣子。 法律不是權力的遮羞布,更不能成為權力的擋箭牌。 如果“程序”被用來掩蓋權力的任性,那麼程序越複雜,普通人反而越難看清事實。 如果“規矩”被用來包裝對一個人的控制,那麼規矩越多,表面上就越像一個精心設計的合法過程。 可問題是: 規矩究竟是在約束權力,還是在幫助權力逃避責任?
四、預警在前,反遭強迫失蹤,規矩就成了蓄謀已久的精緻嘲弄
我越來越覺得,這句話值得所有人認真思考: 預警在前反遭強迫失蹤,規矩就成了蓄謀已久的精緻嘲弄。 為什麼? 因為一個人在遭遇危險之前,已經發出了聲音;在問題擴大之前,已經提出了警告;在自己失去自由之前,已經通過各種渠道試圖尋求法律保護。 如果這些聲音都沒有發揮作用,最後這個人還是突然從正常生活中消失,甚至長期失去自由,那麼事後再拿出一套看似完整的手續解釋一切,就不能簡單地用“有手續”三個字結束問題。 公眾真正需要知道的是: 這些手續是在事情發生之前就真實存在,還是事情發生以後才被用來解釋結果? 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 前者是依法辦事。 後者則可能只是給既成事實披上一件程序的外衣。 因此,真正的法治不是“最後能夠找到一張紙”,而是整個權力運行過程都經得起追問。 誰決定? 為什麼決定? 依據什麼? 誰監督? 誰承擔責任? 如果這些問題無人回答,那麼再完整的文件,也無法自動證明行為就是正當的。
五、把舉報者變成被控制的人,誰還敢相信法律?
一個社會如果希望人民依法辦事,就必須讓人民相信: 依法表達不會成為自己的罪過。 否則,社會就會產生一種極其危險的心理: “既然說了也沒有用,甚至可能給自己帶來麻煩,那還不如什麼都不要說。” 這才是對法治最深的傷害。 因為法律不僅需要懲罰違法行為,也需要保護那些通過合法渠道指出問題的人。 一個人敢於舉報,不應該成為他遭受報復的理由。 一個人敢於控告,不應該成為他失去自由的理由。 一個人敢於質疑權力,更不應該因此被貼上需要被控制的標籤。 否則,所謂“依法治國”最終可能變成一個令人恐懼的悖論: 越相信法律的人,越願意依法反映問題;而越依法反映問題的人,卻越可能成為權力眼中的麻煩。 如果這種現象真的存在,那麼真正需要糾正的,就不是百姓為什麼總在舉報,而是為什麼有人敢於讓舉報者承擔本不該承擔的代價。
六、1391天之後,我更明白自由意味着什麼
我曾經被關在精神病院1391天。 這段經歷不需要用誇張的語言來渲染。 1391這個數字本身,就已經足夠沉重。 更重要的是,在最初大約半年的時間裡,我沒有被強制服用精神科藥物。到了2022年10月底,在所謂“困難救助”的事情上,我拒絕簽字,此後開始被強制使用精神科藥物。 後來,我在被限制自由近四年之後,才獲得短暫離開的機會。 我還經歷過被索要2萬元後才被允許離開十天的事情。 離開中國、到了國外大約半年以後,我的身體狀況才逐漸有所好轉。 這些事情,我已經在過去發表的文章中寫過很多。 今天再次提起,並不是為了重複過去,而是為了回答一個新的問題: 一個人究竟要遭遇什麼,才會讓他徹底失去對所謂“正常程序”的信任? 我的答案是: 當法律不再能夠阻止權力越界,當舉報不能帶來保護反而帶來危險,當一個人提前預警卻仍然無法避免失去自由,那麼他最終失去的,不僅僅是幾年時間。 他失去的是對制度能夠保護自己的基本信任。
七、真正的法治,首先應該讓權力敬畏規則
我並不反對規則。 恰恰相反,我比很多人更希望規則真正發揮作用。 因為普通人沒有權力,沒有資源,也沒有能力與龐大的行政體系長期對抗。 普通人唯一能夠依靠的,本來就是規則。 所以,真正的法治不能只是要求人民守規矩,更必須要求掌握權力的人守規矩。 法律如果只能約束弱者,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公平。 程序如果只能要求百姓履行,卻不能約束權力本身,那麼程序就失去了它應有的意義。 監督如果只能監督普通人,卻監督不了掌權者,那麼監督就只剩下形式。 一個真正健康的法治體系,應該允許一個普通人說“不”,允許他控告,允許他舉報,允許他質疑,允許他要求糾錯。 更重要的是: 當他已經明確預警自己可能受到侵害時,制度應該首先保護他,而不是等待他失去自由以後,再用一套複雜的規矩告訴他:這一切都是“依法進行”的。 因為法律不是用來製造恐懼的。 規則也不是用來給權力越界提供漂亮包裝的。 預警在前,保護卻缺席;失去自由在後,程序卻姍姍來遲——這樣的“規矩”,如果不能接受事實和責任的檢驗,就很容易成為蓄謀已久的精緻嘲弄。 法治真正應該約束的,從來不只是普通百姓。 更應該是那些手中握有權力、能夠決定他人命運的人。 只有當掌權者同樣敬畏法律,普通人才敢真正相信法律。 否則,再完善的法律,再漂亮的程序,再完整的規章,也可能只剩下一副沒有靈魂的骨架。 法律不能成為權力的遮羞布,更不能成為擋箭牌。 而一個真正值得人民信任的法治社會,應該讓每一個人在發出預警的時候,相信有人會聽見;在依法控告的時候,相信法律會保護他;在面對權力的時候,相信權力同樣必須服從法律。 這,才是法治真正應該有的溫度。
何大才 聯繫電話:+86-13031159592(微信/Telegram / WhatsApp / Facebook 同號) 關鍵詞:#法治失效 #權力失控 #程序遮羞布 #預警無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