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這個題目是：《畢汝諧談中國共產黨是極善極惡的國家利維坦》。

所謂“極善”，就是極其善良；所謂“極惡”，就是極其邪惡。“利維坦”是英國哲學家霍布斯提出的一個政治哲學概念，我在這裡借用一下。

我之所以談起這個話題，是有一個緣起的。

我的一位老朋友，也是我很敬重的理論家胡平，多次提出“中國共產黨是流氓政權”這樣一種說法。但是，對於這種簡單化、漫畫化的批評方法，我是絕對不同意的。

中國共產黨多次說過，無論它在1949年以前處於在野地位的時候，還是1949年以後掌握政權的時候，它都是不怕罵的。

因此，用這種簡單化的方式去否定共產黨，實際上不能損害共產黨的一根毫毛。

真正能夠觸及共產黨要害的，是那種鞭辟入裡、實事求是的分析和批評。

十月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月份。

10月1日是北京的國慶，10月10日是台北的國慶。我不想評論兩岸分裂的這一歷史事實，只想談一談我在1987年的一段個人經歷。

1987年，我在報上徵婚，徵到了台灣狂人李敖的私生女的母親王尚勤。王是三橫一豎的王，尚是和尚的尚，勤是勤勞的勤。

奇怪的是，我們在男女之情方面沒有談到多少，更多的是兩個精神世界之間的交流。當時，我和王尚勤有過很多政治方面的討論。

要知道，那是在1987年，兩岸之間的交流還很少。

我是從大陸人的角度來談論共產黨和國民黨，而她是從台灣人的角度來談論國民黨和共產黨。

在我們交談的過程中，我產生了一個畢汝諧獨特的觀點：

國共兩黨，都是治省有方而理國乏術的政黨。

我的意思是，在大陸時期，特別是到了後期，國民政府的腐敗已經到了連它的恩主——美國山姆大叔——都不能容忍的地步。

但是，相對而言，當時共產黨所控制的解放區，政治還是比較清明的。

然而，1949年主客之勢逆轉以後，情況就發生了變化。

國民黨退守台灣以後，孜孜不倦地治理這一省之地，把台灣治理得相當不錯。

可是，中國大陸由共產黨接管以後，卻出現了許許多多天怒人怨的事情。

這就是我當年提出的“治省有方而理國乏術”的觀點。

血管出血，水管出水，畢汝諧的大腦出畢汝諧觀點； 畢汝諧思維方法是與眾不同。

好了，現在我要講一講中國共產黨的極善與極惡。

一、從賑災和糧食制度看共產黨的極善與極惡

首先，我要講它極善的一面。

這是許多反共人士所不願意正視的。但是，畢汝諧作為一個不隸屬於任何政治組織的自由作家，必須實事求是地開講。

幾千年來，在中國這樣一個生產力落後的農業國家，面對大規模自然災害，中國曆朝歷代，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賑災救濟的效果往往都不理想。

因此，大規模餓死人、大規模因災死亡的情況，始終無法禁絕。

老一輩共產黨人鄧拓，也就是後來所謂“三家村”的村長，年輕時曾經使用“鄧雲特”這個名字，寫過一本《中國救荒史》。

這本書裡面引用了大量歷史資料，說明中國歷代災荒與救濟的問題。

但是，我必須實事求是地說，從1949年到1957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最初的八年，在中國共產黨還處於上升時期、其許多重大弊端尚未充分暴露的時候，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在救災方面做得都比過去歷朝歷代的政府要好。

在我看來，這一時期基本上避免了大規模餓死人的情況，雖然仍然有零星的餓死人現象。

這一點，可以從1957年所謂右派人士的言論中得到某種印證。

如果當時存在大規模餓死人的情況，這些右派人士不可能不反映出來。而他們所反映的，主要還是一些零星的餓死人現象，以及政府措施方面的具體問題。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採取了一種曠古未見、威力無比的制度——糧食統購統銷。

在這種制度之下，民間的糧商基本上不存在了。

也就是說，全中國只有一個大糧商，那就是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實行統購統銷，其採取這種近乎軍事共產主義的方法，使得1949年到1957年間，基本上能夠做到人人有飯吃，而不至於輕易餓死，即使在災荒的時候也是如此。

這一點，在我看來，是有目共睹的，也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我又要講到，同樣是這套糧食統購統銷制度，也恰恰代表了中國共產黨極惡的一面。

當共產黨成為全國糧食唯一的壟斷者、成為全國最大的糧商以後，一旦其犯下致命的錯誤，後果就不堪設想。

比如1958年的大躍進、三面紅旗，以及所謂“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大辦公共食堂、放衛星等等。

這些事情，現在聽起來都是極為荒誕的。

但是，它們所造成的惡果，卻是極其嚴重的。

共產黨在前八年所避免的那種大規模餓死人的情況，到了後來的所謂“三年困難時期”，不僅全部被扳了回來，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極惡的一個方面。

在我看來，幾千年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的情況：在沒有相應規模的自然災害以及外敵入侵和戰爭破壞的情況下，由於政治和經濟政策的嚴重錯誤，造成如此大規模的飢餓死亡。

而這一段歷史的全部真相，直到今天仍然沒有完全大白於天下。

但是，我相信，總有一天，歷史的真相會大白於天下。

二、從取締娼妓制度看中國共產黨的鐵腕治理

好了，這是從餓死人的角度來談共產黨的極善與極惡。

現在，我再從另一個角度來談。

我們知道，娼妓制度，無論如何，都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幾千年來，從春秋時期管仲的時代開始，中國曆朝歷代都存在娼妓制度，而歷代政府對此始終無能為力。

結果，中國共產黨一來，情況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中國共產黨的軍事管制委員會發出一紙通令，所有公開的妓院一律封閉。

所有妓女均被組織、安排或者強制轉為生產勞動者。

不管妓女們自願還是不自願，其的主觀意願並不被考慮。

所有妓女都必須改行。

這種雷厲風行的鐵腕手段，在當時曾經引起國內外很大的關注，也獲得了不少讚譽。

以至於到了20世紀60年代，曾經有外國記者問周恩來：“中國有沒有妓女？”

周恩來坦然而驕傲地回答：“有，在台灣。”

這是當時流傳甚廣的一段故事。

改革開放以前，不要說公開的妓院和妓女，就是那些暗娼，也受到治安管理制度的嚴厲打擊。

在我看來，這是人類社會歷史上罕見的奇蹟。

也只有中國共產黨這種簡單粗暴的鐵腕治理方式，才能夠在極短時間內做到這一點。

然而，一旦到了所謂改革開放時期，一旦 中國共產黨這種簡單粗暴的鐵腕治理方式鬆動起來，過去的成果就逐漸喪失了。

在今天的中國大陸，雖然沒有公開合法的娼妓制度，但是各種變相的賣淫嫖娼活動，實際上早已相當普遍。

即使是在一些偏遠地區，也可以看到類似現象。

這說明什麼呢？

這說明中國共產黨如果願意動用它那種無比強大的行政權力去治理某一個社會問題，它就有能力進行治理。

但是，如果它不願意治理，或者放鬆了治理，那麼這些問題就會重新出現。

這就是 中國共產黨那種無比強大的行政權力所具有的兩面性。

三、從剿匪和社會治安看共產黨的極善與極惡

再講一講民國時期的社會治安。

民國時期，黃、賭、毒、綁票、匪患，是中國社會非常嚴重的問題。

特別是土匪問題，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來說，是一個極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我們都知道，民國時期曾經發生過震驚中外的臨城劫車案，土匪連載有外國人的列車都敢劫持，甚至綁架外國旅客。

由此可見，當時的匪患已經嚴重到了什麼程度。

但是，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以後，立即採取鐵腕手段剿滅土匪。

不管是政治性的土匪，還是普通的土匪，都遭到了嚴厲的清剿。

於是，社會治安出現了顯著變化。舊中國那種到處綁票、土匪橫行的現象，基本上不再存在。

社會秩序因此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當然，這個問題也要從兩個方面來看。

一旦中國共產党進入改革開放時期，放鬆了某些方面的社會管理和打擊力度，過去的一些社會問題 黃、賭、毒、綁票等等 又死灰復燃。

而且，我還要特別講一點。

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解釋極善與極惡並存的現象：

中國共產黨就像成為全國最大的糧商一樣，它也可以被比喻為全國最大的土匪頭子。

全國最大的土匪頭子中國共產黨把下面那些小股的土匪全部掃滅了。

這個比喻當然是尖銳的，但是，它恰恰說明了一種高度集中的國家權力所具有的特殊性質。

國民政府時期，實際上並沒有真正實現全國政令的統一。

各地軍閥勢力始終存在。

國民政府真正能夠有效控制的，主要還是江浙及其周邊一些地區。

但是，1949年中國共產黨掌握政權以後，確實在中國大陸實現了前所未有的政令統一。

這是一個不能否認的歷史事實。

四、從國家統一和郵政制度看中國共產黨的治理能力

我還要講一講郵政。這是一個看起來很小、實際上很能說明問題的例子。

在毛澤東時代，一張八分錢的郵票，就可以把一封普通信件送到祖國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地方。

這種全國統一的郵政服務，在民國時期是很難想象的。

一個如此遼闊的國家，能夠通過統一的行政體系、交通體系和郵政體系，把各地聯繫起來，這確實體現了國家治理能力的提高。

再講一個問題。

民國時期，中國大地上駐紮外國軍隊，是一種相當普遍的現象。

日本兵、英國兵、美國兵，以及其他外國軍隊，都曾經在中國的一些地方駐紮。

這在當時是中國國家主權受到限制的一種表現。

但是，共產黨接管中國大陸以後，這種外國軍隊在中國大陸駐紮的局面，基本上結束了。

外國勢力想要通過過去那種方式控制、分割中國大陸，已經不再容易。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建立了高度統一的國家政權。

無論你對共產黨抱有什麼樣的政治態度，這一點都必須承認。

五、從國家獨立和國際地位看共產黨的歷史功過

而且，1949年後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也是一個必須正視的事實。

1949年後中國的國際地位確實是不斷上升的。

過去有一句話，叫作“弱國無外交”。

在日本侵略中國的時候，中國面對日本的侵略，常常只能寄希望於國際聯盟，或者寄希望於英國、美國等大國的干預。

可是，今天的中國，早已不是過去那個任人欺凌的弱國了。

中國已經有能力保衛自己的疆土和國家獨立。

當然，這種國際地位的提高，也是付出了極其沉重的代價的。

比如，中國成為核大國，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

陳毅元帥曾經在三年困難時期提出過一個極其強硬的口號：

“當了褲子也要搞原子彈。”

也就是後來人們所說的，即使付出極大的經濟代價，也要堅持發展核武器。

中國的“兩彈一星”工程，正是在那個極其困難的年代推進的。

當時，中國社會已經出現了大規模的饑荒，許多地方哀鴻遍野，人民生活極其困苦。

但是，中國共產黨仍然堅持推進核武器和國防科技的發展。

它並沒有因為人民生活的巨大困難而放棄這一戰略目標。

如何評價這種選擇，則是另外一回事。

從國家戰略的角度來說，中國由此逐漸取得了獨立的核威懾能力。

但是，從普通中國人的生命和生活來看，這種發展道路又付出了難以估量的血淚代價。

到了今天，由於各種原因，中國國內甚至已經有人提出要趕超美國。

這種雄心壯志，在當年國民政府統治時期，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我認為會使許多中國人，無論他們抱有什麼樣的政治立場，都產生一種民族自豪感。

六、1986年美國海軍訪華給我的印象

這裡，我還要講一個親身經歷的時代背景中的例子。

1986年，美國海軍艦隊在闊別中國港口多年以後，重新訪問上海和青島。

當時，美國水兵人手有一本小冊子，告訴他們訪問中國期間應當遵守的紀律；其中要求美國水兵尊重中華民族的風俗習慣，不得隨意與中國婦女調笑。

這在舊中國是很難想象的。

我相信，每一個中國人，無論他的政治立場如何，得知這個消息以後，都會為中國國家地位的提高而感到自豪。

要知道，過去 美國水兵到了弱小國家以後，在當地社會上常常表現得非常隨便。

其中有些人甚至像參加家庭舞會一樣，對當地的風俗習慣缺乏應有的尊重。

但是，到了1986年，美國海軍訪問中國的時候，已經必須鄭重其事地教育自己的水兵，尊重中國的社會習俗。

在我看來，這就是國家地位發生變化的一個生動體現。

當然，我還要再次強調：

這種國家的進步和國際地位的提高，是以中國人民付出了難以估量的血淚和生命代價為背景的。

如何評判這種歷史代價，如何衡量它的得失，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七、結語：極善與極惡並存的國家利維坦

我今天講這些，就是想拋磚引玉，提出一個觀點。

這個觀點是畢汝諧獨立思考的觀點：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極善與極惡並存的國家利維坦。

中國共產黨能夠憑藉高度集中的國家權力，完成過去許多政府無法完成的事情。

比如賑災、統一糧食供應、取締公開的娼妓制度、剿滅土匪、改善社會治安、統一政令、建設全國性的公共服務體系，以及提高國家的獨立性和國際地位。

但是，同樣是中國共產黨這種高度集中的權力，一旦犯下重大錯誤，或者走向極端，也可能造成過去任何一個政府都難以造成的巨大災難。

中國共產黨的極善與極惡，並非兩個毫不相干的方面。

恰恰相反，在我看來，它們有着共同的根源，那就是高度集中、無比強大的國家權力。

這種權力可以用來做好事，也可以用來做壞事。

當它做善事的時候，可以做到極致；當它作惡的時候，也可能造成極其嚴重的後果。

這就是我借用英國哲學家霍布斯的“利維坦”概念，來描述中國共產黨的原因。

我認為，對於 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政黨和它所建立的國家權力體系，不能僅僅用“流氓政權”這樣簡單化、漫畫化的語言加以概括。

我們必須正視中國共產黨的全部歷史，既不迴避它曾經取得的成就，也不掩蓋它曾經造成的災難。

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認識中國共產黨，真正認識中國現代歷史。

我今天提出這個觀點，並不是要給這個問題下一個最終的結論，而是希望引起更多人的思考和討論。

我歡迎各界朋友就這個問題與我進行開誠布公的交流。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