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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地獄歸來的討薪勞工  
我是何大才,討薪被關瘋人院1390天。現從地獄生還,手握120頁鐵證,聯合國案號WHRC/30233。只為討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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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建民濫用職權、實施跨省綁架、威脅恐嚇家屬及強行送醫犯罪事實控告揭露
   

法治之光破鏈而出.png

——從鄭州到北京,從微信威脅到精神病醫院,誰在支配一個公民的人身自由?

控告人我名:何大才,我自1998年起就沒有在四川居住,長期生活在四川省以外的地區。我的正常生活軌跡、實際居住地以及個人經歷,都可以作為核查相關事件的重要依據。

然而,從2021年開始,我先後在鄭州、北京等地遭遇多次綁架及其他嚴重侵害人身自由的事件。相關人員不僅對我實施強制控制、跨省綁架,還多次通過電話、微信聯繫我,要求我前往指定地點。與此同時,我的父母也遭到威脅、恐嚇。2022年4月8日,我又被強行送入四川省閬中市精神病醫院,此後長期失去人身自由。

在這一系列事件中,閬中七里街道辦相關人員岳建民的行為尤其值得追查。

我在此明確控告岳建民:參與相關跨省綁架及強制控制事件,反覆聯繫、要求我前往指定地點,參與對我父母的威脅恐嚇,並在2022年4月8日強行送醫事件中發揮重要作用。對於其在各次事件中的具體組織、指使、實施和協調行為,我要求有關部門逐項調查,查明事實,追究責任。

我所要追問的,不只是某一次綁架由誰實施,更是這些事件之間是否存在統一安排,岳建民是否利用職務便利參與其中,是否有人在背後組織、指使、協調,以及相關人員究竟憑什麼權力決定一個公民的人身自由。

以下內容依據本人親身經歷、掌握的材料及此前反映的情況整理。對相關人員身份、通訊關係、資金流向及組織指揮關係,我提出明確的調查要求。


一、2021年6月16日凌晨:鄭州大酒店隔離區門口遭到多人強行拖拽、跨省綁架

2021年6月16日凌晨5時左右,我辦理完畢解除隔離、退房,剛走出鄭州大酒店隔離區門口,就突然遭到多人強行拖拽、綁架。

當時,我沒有實施任何違法犯罪行為,也沒有收到能夠說明具體法律依據的正式通知。相關人員突然出現,對我實施強制控制,將我從鄭州弄到四川省閬中市。

這次事件中,我第一次見到了岳建民。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這並不是我第一次遭遇綁架,而是我所經歷的多次綁架事件之一。此次事件最直接的問題是:我為什麼會在鄭州遭到多人強行控制,又為什麼會被跨省送到四川閬中?

事發後,岳建民、等人,還將事情延伸到我的家庭。

據本人親身經歷,岳建民等人前往四川省閬中市江南鎮永樂村,強制要求我的父親前往閬中市區我被非法拘禁的地方。之後,父親又被送去接種新冠疫苗,直到深夜才回家。

我要求調查:

1、2021年6月16日凌晨憑什麼理由綁架我?什麼依據?

2、誰決定將我從鄭州送往四川閬中?

3、岳建民在這次綁架中是組織、策劃、實施主犯?

4、當時是否存在任何合法的強制措施手續?由誰作出?法律依據是什麼?

5、鄭州至閬中的車輛、人員、行程、住宿和通訊記錄是否保存?

6、岳建民等人為什麼要找到我的父親?要求父親前往閬中的依據是什麼?

疫情防控不能成為任意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通行證,更不能成為跨省綁架的藉口。

一個長期在四川省以外生活的人,突然在鄭州遭到強制控制並被送往四川閬中,這一事件必須查清楚,不能用一句“工作需要”搪塞。


二、2021年9月底至10月前後:岳建民反覆要求我獨自前往北京指定酒店

2021年9月底至10月前後,閬中七里街道辦相關人員岳建民多次通過電話、微信聯繫我,要求我前往北京市豐臺區光彩路附近的錦江之星酒店。

這些聯繫有幾個值得特別關注的地方:

第一,要求我前往指定酒店,卻沒有明確說明具體事由。

第二,沒有向我出示正式證件或者法律文書。

第三,反覆要求我一個人前往。

第四,沒有說明為什麼必須由我單獨前往,也沒有提供能夠保障我人身安全的正式安排。

我沒有前往,因為我不敢去。

2021年6月16日,我剛剛在鄭州遭到綁架,經歷了被多人強行控制、跨省送往閬中的過程。在這樣的情況下,岳建民又反覆要求我獨自前往北京指定酒店,我有充分理由擔心自己再次遭到綁架。

我提出幾個直接問題:

岳建民為什麼反覆要求我獨自前往指定酒店?

這是誰安排的?

具體要處理什麼事情?

為什麼不能通過正式通知、明確事由和公開程序進行聯繫?

如果確實存在合法公務需要,為什麼不能說明具體事項、提供相應手續,並保障我的人身安全?

我認為,這些行為不能被簡單解釋為普通工作聯繫。有關聯繫的時間、內容、人員和經過,應當成為調查岳建民工作安排、通訊記錄及行動目的的重要線索。


三、2021年12月2日:微信賬號發送威脅信息,舉報之後沒有得到實質處理

2021年12月2日下午,我在北京市房山區出租屋內,收到微信賬號q351zz發來的威脅性信息。

12月5日,我通過騰訊衛士舉報,舉報事項為“威脅恐嚇”。但後續得到的處理答覆是:不處罰。

此後,該賬號仍然持續活躍,其暱稱、頭像及所屬地區等信息發生過變化。

2021年12月24日,我又向國家信訪局提交相關材料,並取得轉辦回執,但此後沒有得到我所期待的實質性調查結果。

根據我目前掌握的最新情況,原來記錄的微信賬號q351zz,現已修改為:

原微信號:q351zz

原顯示地區:廈門

現微信號:zz351430

當前顯示地區:成都

這一變化應當與2021年12月2日收到的威脅信息、12月5日向騰訊衛士舉報的情況,以及12月24日向國家信訪局提交材料的時間線一併保留。

我沒有僅憑賬號顯示地區為成都,就認定實際使用人一定在成都;也沒有僅憑賬號變化,就認定該賬號必然由岳建民或者黃鳳林控制。

但是,這些賬號信息、威脅內容、舉報記錄和後續變化都是可以調查的線索。

我要求查明:

1、該賬號的實際使用人是誰?

2、2021年12月2日發送威脅信息的人究竟是誰?

3、該賬號是否與岳建民、黃鳳林或者其他相關人員存在通訊、指使或協同行為?

4、騰訊衛士當時作出不處罰處理的具體依據是什麼?

5、國家信訪局收到並轉辦材料之後,相關承辦單位是否真正調查過?

6、是否保存有賬號變更、登錄、舉報處理及相關通訊記錄?

不能因為一個微信賬號修改了微信號,就讓此前發生的威脅事件失去調查價值。

更不能讓舉報人反覆提交材料,最後卻連威脅信息由誰發送、為什麼不予處理,都得不到明確答覆。


四、2021年9月至2022年初:岳建民多次聯繫騷擾我,並帶人前往父母家中威脅恐嚇

在2021年9月至2022年初這一時期,岳建民多次通過電話、微信聯繫我。

與此同時,據本人親身經歷和此前反映的情況,岳建民多次帶領其他人員前往四川省閬中市江南鎮永樂村,對我的父母實施威脅、恐嚇,並拍攝現場照片發送給我。

這些行為已經不只是針對我個人的聯繫問題,而是將壓力延伸到了我的家庭成員身上。

我自1998年起就沒有在四川居住,為什麼相關人員反覆到我的父母家中?

為什麼要拍攝現場照片再發送給我?

這些人員每次前往的目的是什麼?是否有人安排?是否存在統一指揮?

我要求調查每次到訪的具體時間、參與人員、交通和通訊記錄,以及現場照片的原始文件和發送記錄。

如果有關人員認為自己是在依法履行公務,就請公開說明具體公務事項、法律依據、審批程序以及執行記錄。

依法履職不等於可以隨意威脅群眾家屬,更不等於可以通過恐嚇親屬的方式迫使當事人服從。

父母不是勞動爭議的責任主體,更不應當成為向維權者施壓的工具。


五、2022年2月26日:在北京房山區再次遭到綁架

2022年2月26日,我在北京市房山區竇店鎮七里店租住房附近,再次遭到綁架和欺凌。

這是與2021年6月16日鄭州事件不同的另一次綁架事件。

當時,我仍然在四川省以外的北京市正常租住、生活。相關人員為什麼能夠再次在北京對我實施綁架?是誰安排人員前往?又是誰決定將我控制?

我要求調查:

1、當天實施綁架的人員身份;

2、是否有來自四川閬中或者其他地區的人員參與;

3、岳建民是否事先知情、參與組織、指使或者預謀;

4、是否存在跨地區人員聯繫、車輛安排和行動部署;

5、當天及事發前後的監控、交通、通訊和住宿記錄;

6、事件發生後,我被送往何處,由誰控制,相關人員依據什麼手續實施控制。

7、這不是普通的工作協調,也不是一次自願出行。

我明確陳述:2022年2月26日,我在北京遭到綁架。

誰實施了綁架,誰組織了綁架,誰提供人員、信息和條件,都必須查清楚。


六、2022年2月28日:醫保平台出現異常參保記錄,個人身份信息是否被違規使用?

2022年2月28日,我通過醫保平台查詢時發現,有人以我的名義參保,參保單位顯示為一個與我毫不相關的“長安社區”。

我一直沒有在該社區工作、生活,也沒有與該單位建立相應的勞動或參保關係。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參保記錄?

這一異常情況與後來我被強行送入精神病醫院的事件,在時間上存在值得調查的聯繫。

我保存有醫保平台結算記錄截圖,可以作為核查參保登記及後續醫療結算情況的材料。

我要求有關部門核查:

1、該參保記錄由誰申報?

2、申報時使用了什麼身份材料?

3、參保單位為什麼顯示為長安社區?

4、繳費資金來自哪裡?

5、申報、審核和繳費過程中有哪些經辦人員?

6、系統是否保存有操作日誌及材料提交記錄?

7、是否存在未經本人同意使用身份信息的情況?

8、該參保記錄是否與後來強行送醫、醫療結算等事項存在聯繫?

我提出的是需要核查的具體問題。不能僅憑目前掌握的截圖,就直接認定冒用身份已經得到證實;但同樣不能因為這涉及醫保系統,就拒絕調查背後的經辦人員和實際原因。


七、2022年4月8日:岳建民以“見大領導”為名,簽字後強行將我送入閬中市精神病醫院

2022年4月8日,岳建民以“見大領導”為名,簽字後強行將我送入四川省閬中市精神病醫院。

這是整個事件中最嚴重的部分之一。

我要求明確查明:岳建民當時究竟簽署了什麼文件?他以什麼身份簽署?誰授權他簽署?這份文件的法律性質是什麼?醫院憑什麼接收我?

一個人是否患有精神障礙,應當通過符合規定的醫療程序和專業評估來判斷。是否需要住院治療,也應當具有相應的醫療和法律依據。

岳建民憑什麼以“見大領導”為名,將我強行送進精神病醫院?

一個基層工作人員憑什麼參與決定一個公民是否進入精神病醫院、是否可以離開?

我要求調取並核查:

1、2022年4月8日送醫的完整經過;

2、岳建民簽署的文件原件及全部相關材料;

3、岳建民簽署文件的身份、權限和授權依據;

4、送醫人員、組織人員和實際決定人員;

5、入院前的精神科診斷、檢查和評估資料;

6、醫院接收我的法律和醫療依據;

7、是否履行告知、評估、覆核等法定程序;

8、是否存在相關部門或者個人向醫院施加影響的情況。

精神病醫院首先是醫療機構,不是任何人可以隨意使用的控制場所。

精神疾病診斷不能成為剝奪公民基本權利的任意理由。長期住院更不能僅憑某個工作人員的簽字或者一句“見大領導”就獲得正當性。


八、長期被收治近四年:強制用藥、住院依據及醫療程序必須全面調查

從2022年4月8日起,我長期被收治在閬中市精神病醫院。

在這段時間裡,我失去了正常的人身自由,無法像普通人一樣自主安排生活。

據本人親身經歷,最初大約六個月,我沒有被強制用藥。2022年10月底,七里街道辦工作人員彭俊要求我在困難救助頁面上簽字,我拒絕簽字,此後開始被強制使用精神類藥物,包括針對精神分裂症的藥物。

這一時間變化必須調查。

為什麼在我拒絕簽署困難救助相關手續之後,強制用藥問題開始出現?

用藥決定由誰作出?是否經過規範診斷、評估和告知?是否充分尊重我的知情權和相關醫療權益?

我要求調取:

1、從2022年4月8日起的完整住院病歷;

2、入院診斷、檢查、評估和覆核材料;

3、全部治療方案、醫囑及藥物使用記錄;

4、2022年10月底前後的用藥變化記錄;

5、強制用藥的決定人員、執行人員及醫療依據;

6、困難救助手續的原始文件及簽署記錄;

7、醫院是否將拒絕簽署救助文件與醫療處置聯繫起來;

8、是否存在將醫療措施用於治療以外目的的情況;

9、長期住院期間是否定期進行獨立醫療評估;

10、是否依法保障本人提出異議、維護自身權益的權利。

我不接受把長期失去自由簡單解釋為普通住院。

醫院應當提供完整、真實的原始醫療記錄,說明診斷依據、住院依據、用藥決定及相關程序。

任何人都不能以醫療名義實施與治療無關的控制行為。


九、2025年12月17日:交納兩萬元後,才獲得暫時離院十天的機會

2025年12月17日,我獲得了暫時離開閬中市精神病醫院十天的機會。

但這一安排附帶了一個條件:按照本人掌握的情況,岳建民要求我向村書記交納兩萬元押金。

相關收條由雙龍村書記唐俊出具。根據我此前掌握的情況和相關人員之間的安排,這筆款項實際由岳建民支配。

這裡必須明確:這不是正式出院,而是暫時離院十天。

我為什麼必須交納兩萬元,才能暫時離開精神病醫院?

這筆錢的性質究竟是什麼?由誰決定收取?誰實際經手?誰控制資金?最終流向哪裡?

如果這兩萬元屬於合法、規範的押金,就應當有明確的收取依據、收款主體、管理方式、退還條件和財務記錄。

如果沒有合法依據,為什麼一個人暫時離開醫院還要交錢?

我要求:

1、查明實際收款人、經手人和資金控制人;

2、調取銀行轉賬、現金交接及相關財務記錄;

3、查明岳建民是否實際支配這筆款項;

4、說明收取兩萬元的法律和事實依據;

5、查明這筆錢是否退還,以及未退還的原因。

一個公民離開精神病醫院十天,為什麼需要交納兩萬元?

這不是一句“押金”就能解釋清楚的事情。有關人員必須說明資金的來源、性質、去向及其法律依據。


十、岳建民與黃鳳林之間的關係,以及相關人員是否存在統一安排

在整理上述事件時,我還注意到岳建民與黃鳳林之間存在需要調查的關聯問題。

我要求調查二人之間是否存在親屬關係、特殊私人關係、工作關係、上下級關係或者利益聯繫。

我提出這一問題,不是把未經核實的私人關係猜測當作事實,而是要求有關部門通過具體材料查明:

1、黃鳳林與岳建民是否存在親屬關係或其他私人關係?

2、兩人是否存在長期工作聯繫、上下級關係或者其他組織聯繫?

3、岳建民在針對我的行動中,是否接受過黃鳳林或其他人員的指示?

4、是否有人利用職務關係,為跨省綁架、威脅恐嚇、強行送醫或者長期限制人身自由提供便利?

各次事件之間是否存在統一安排、人員協調或者行動指揮關係?

如果不存在相關關係,就應當通過事實予以說明;如果存在工作、利益或指揮聯繫,就應當查清其具體內容和責任。

不能因為涉及某些人的身份或職務,就讓本來可以核查的問題變成無人追問的空白。


十一、岳建民究竟憑什麼支配一個公民的人身自由?

把上述事件按照時間順序排列,可以看到一條必須調查的事件鏈:

1、2021年6月16日:我在鄭州大酒店隔離區門口遭到多人強行拖拽、跨省綁架,第一次見到岳建民。

2、2021年9月底至10月前後:岳建民多次電話、微信聯繫騷擾我,要求我獨自前往北京豐臺區光彩路附近的錦江之星酒店。

3、2021年9月至2022年初:岳建民多次聯繫我,並帶領其他人員前往父母家中,對父母實施威脅、恐嚇,拍攝照片發送給我。

4、2021年12月2日:我在北京收到微信賬號q351zz發送的威脅信息。

5、2021年12月5日:我向騰訊衛士舉報,處理結果為不處罰。

6、2021年12月24日:我向國家信訪局提交相關材料並取得轉辦回執。

7、2022年2月26日:我在北京房山區再次遭到綁架。

8、2022年2月28日:醫保平台出現以我名義登記、參保單位顯示為長安社區的異常記錄。

9、2022年4月8日:岳建民以“見大領導”為名,簽字後強行將我送入閬中市精神病醫院。

10、2022年10月底前後:在我拒絕簽署困難救助相關手續後,我開始遭遇強制用藥。

11、2025年12月17日:交納兩萬元後,我才獲得暫時離院十天的機會。

這些事件發生在不同地點、不同時間,涉及多個相關人員和機構,但不能因此被拆分成互不相關的小問題。

我要求調查這些事件之間是否存在統一安排、人員協調、信息共享、資金往來和組織指揮關係。

我最想追問岳建民及其他相關人員:

你們究竟憑什麼?

憑什麼一個普通勞動者依法追討工錢,就可以成為被跨地區綁架的對象?

憑什麼可以反覆要求一個公民獨自前往指定酒店,卻不說明明確事由和合法手續?

憑什麼可以反覆前往一個人的80多歲父母家中施壓、恐嚇?

憑什麼可以在北京10餘次對我實施綁架?

憑什麼可以跨省決定一個人進入精神病醫院?

憑什麼可以讓一個人長期失去自由?

憑什麼一個人想要暫時離開醫院,還要交納兩萬元?

如果這些行為都有合法依據,請拿出文件、手續、決定人員和具體法律依據。

如果沒有合法依據,就應當調查相關人員的責任,而不是用工作需要、大局為重等說辭搪塞。


十二、對以職務和工作名義侵害公民人身自由的批評

一個社會是否真正尊重法治,不是看宣傳材料中有多少法律條文,而是看普通公民遭遇權力侵害時,能不能獲得真實、有效的救濟。

如果一個勞動者依法追討工資,面對的不是依法解決勞動爭議,而是跨省綁架、家屬受壓、威脅恐嚇和長期失去自由,那麼就必須追問:法律究竟保護誰?權力又由誰監督?

如果有關人員以維護穩定、工作需要為理由,就可以不公開強制措施依據,不說明具體責任,不接受有效監督,那麼所謂穩定就可能成為逃避責任的藉口。

如果一個人提出控告、舉報和申訴,就被當作需要控制的對象;如果家屬也因為他的維權行為而承受壓力,那麼這已經不僅僅是個人糾紛,而是公民基本權利如何得到保障的問題。

大局不能成為綁架公民的理由,工作需要不能成為剝奪人身自由的通行證,醫療機構更不能成為權力控制個人的工具。

我不接受用“個案不代表整體”來終止調查。

個案不能自動證明所有制度都存在同樣問題,但個案可以檢驗制度是否真正有效。一個具體案件如果存在嚴重問題,就必須有人調查、有人回應、有人承擔責任。

不能要求普通公民遵守規則,卻允許掌握權力的人不說明自己的法律依據。

不能要求當事人依法申訴,卻對當事人遭受的綁架、威脅和長期限制人身自由視而不見。

更不能把受害人的明確陳述改寫成含糊不清的行政語言,讓嚴重侵害在文字中變得輕描淡寫。


十三、我要求的不是特殊照顧,而是事實查清、責任明確

我是一名普通勞動者。

25年來,我依法追討工錢、申訴維權,經歷了勞動爭議、仲裁、訴訟、信訪和舉報。按照本人掌握的經歷統計,我遭遇跨地區綁架等事件十餘次,累計失去人身自由1677天,其中在精神病醫院被收治1391天。這些統計應當結合完整的入院、出院及臨時離院記錄核實。

這些數字背後不是抽象的政治口號,而是一個普通人的生活、家庭和自由。

我不要求任何人僅憑我的個人陳述就預先作出司法裁判,但我要求有關部門認真調查我明確控告的事實,不能因為被控告者具有某種職務身份,就不敢調查;不能因為事件涉及多個部門、多個地區,就相互推諉;更不能用“大局”“特殊情況”把具體問題一筆帶過。

岳建民究竟參與了什麼?

誰組織了鄭州和北京的綁架?

誰安排人員反覆聯繫我、要求我獨自前往指定酒店?

誰帶人前往我父母家中施壓?

誰發送威脅信息?

誰簽署了2022年4月8日的送醫文件?

誰決定長期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兩萬元究竟由誰收取、誰控制?

這些問題都有明確的調查方向,也有可以尋找的客觀證據。

如果相關人員的行為有合法依據,就請拿出完整、真實、能夠經受審查的原始文件和程序記錄。

如果相關人員存在違法行為,就應當查明事實,依法追究責任。

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尊嚴和自由,不應當取決於某個基層工作人員的個人意志。

法律不能只要求普通人遵守,更必須約束掌握權力的人。

綁架就是綁架,威脅恐嚇就是威脅恐嚇,強行送醫就是強行送醫。不能用模糊的詞彙掩蓋具體行為,更不能讓權力以工作需要為名,凌駕於公民的基本權益之上。

我將繼續保存、整理和公開相關材料,要求有關部門對上述事件進行實質調查,查明事實,明確責任,依法處理。

我要求的不是特殊照顧,而是最基本的法律尊嚴、公民基本權利和人身自由。

何大才

2026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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