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山脊匹夫-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第一，官民矛盾。人民缺乏对政府的信任，这表现在每年几万起群体闹事事件和经常性的有几千上万人的上访。有人分析闹事的性质有三类，即维权，泄愤和骚乱，多数是表现为对政府的不满，而不满的原因主要是官员贪腐，脱离群众。还有黑恶势力欺压百姓，而黑恶势力又往往得到地方政府的姑息和保护，所以治安恶化。如果政府廉洁，真正情为民所系，黑恶势力也不可能猖獗。

第二，思想意识的混乱，特别是左派和右派的矛盾。左派右派的争论从未停止，都对社会乱象，道德沦丧的现状不满，但是他们对根源的看法和解决的处方截然相反。左派认为是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其极端者认为应该退回到毛泽东时代。右派认为是改革不彻底，政治改革停滞不前，其极端者认为应该实行西方的多党民主，轮流执政，让在野党监督政府。

第三，贫富两极分化，加上资本家的残酷剥削，新形势下的阶级矛盾又冒头。如黑砖窑事件和通钢事件。否认阶级矛盾的存在而说成是仇富心理，一味赞扬民企的积极作用，甚至害怕说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错误的。没有对一些黑心的资本家的恶行作坚决的斗争是导致伪劣假冒，乃至假药毒食品泛滥的重要原因。

第四，历史遗留的问题。由于历史上犯的错误，冤死和伤害了大量的无辜，虽然已经平反，而后遗症远未消除。尤其是错划的右派，因为这是由党直接策划的，负有直接的责任，比其他冤案更难处理。历史的重大遗案还有，如何评价中共党史及主要人物，包括对毛泽东的评价，这也是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如果不能客观地澄清历史，没有实事求是的总结，在宣传工作上便始终背着沉重包袱，常常要遮遮掩掩，言不由衷。

还可以举出许多矛盾，包括国内外都还有反共的势力如独轮运等。所有这些都是社会不和谐的因素。解决这些矛盾是不可回避的，其难度绝不亚于经济问题。

建立和谐社会，就要解决社会矛盾，如何解决，涉及面很广，显然不是一篇短文能尽其祥。但最关键的是肃清官员贪腐。如果官员清廉，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所有问题都会容易解决得多。然而官场腐败，盘根错节，积重难返，显然反贪十分困难。但是又非反不可，否则和谐只是一句空话。因此必须下大决心，动大手术，庶几中国真正崛起才有希望。

健全法律和法制

当前中国法律被人诟病，一是法律本身不够完善或不切实际；二是有法不依，和执法部门的渎职。

最重要的法律当然是宪法。坦率地说，当前的宪法并不完善。我们力图把宪法写得冠冕堂皇，却做不到，还不如实事求是，写出来就要做到，做不到不如不写。

美国1789年制定宪法，冠冕堂皇，但是黑人没有选举权，几十年后，林肯才解放黑奴，因为没有强力的反对派质疑宪法的虚伪，到二十世纪60年代黑人的民权运动才争取到基本的平等。孙中山也知道民主要经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才能实现。所以当前宪法措辞理应更实事求是。

笔者一直认为和多次强调：在社会矛盾尖锐的时候是无法实现民主的，自由总是有限制的，自由的广度与社会和谐的程度成正比。当前没有也无法实现言论和出版的完全自由，连迁移的自由也是很有限制的。所以不如坦率地说：“言论和出版的自由，将随着社会的逐步和谐而逐步扩大。”

目前左派和右派都有自己的出版物，民主自由比三十年前已经进步很多。这并不是说当前的政策已经没有放宽的空间。例如，不妨在指定的地点（如月坛公园）开辟一个类似伦敦海德公园的自由讲坛，自由辩论，或大字报园地，或游行的场所，这无害于和谐。让左派右派都有一个发泄和抒发观点的地方，反而可以缓解过激的情绪。在目前，在大街上游行妨害交通，或在社会上煽风点火是应该禁止的。允许在可以控制的小范围内的争论，小范围的民主，对社会和谐有益无害。

眼下由于担心不稳，要把骚乱扑灭在萌芽状态，于是对自由加以许多限制。如果明文规定现在只能实行有限的自由，这反而有可能适当扩大自由，如上所述民众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发表政见。

法制的健全关键在于提升公检法系统的素质。对于执法人员犯法的行为要罪加三等，才能坚决杀住歪风，重新取信于民。文强案揭发出公检法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匪警一家，社会还能安定吗？政府还能取信于民吗？法院法官应该是最正直高尚的，却变得如此龌龊。许多地方百姓有理无处诉，官逼民反，社会岂能安宁。

中国的法制尚不完善，但是也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一套。律师制度本来是为了维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但是却蜕变成一种商业行为，不是维护社会正义，而是单纯为当事人谋利，乃至不顾事实。李庄伪证案不过是一种典型的案例，到了做伪犯法的程度。律师应该和医生一样，是一种公益的事业，而不应该成为商业的唯利是图的行业。

健全法律和法制，还不能不涉及政治体制的改革。当前有两个现象十分荒唐，一是纪检在同级党委领导之下，被领导者岂能监督领导？二是常把上访者遣返原籍由当地政府处理，这等于是让被告处理原告，岂能公正？

官员贪腐最主要的原因是权力过大和没有有效的监督。解决这两个问题，也不能不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政改是一个大题目，值得认真研究。以下还要讨论。

经济建设要以改善人民生活为基点

三十年来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目共睹。但是问题也不少，笔者在“市场经济的歧途”一文中已有表述。现在的问题是应该重新考虑发展经济的路线。

1. 不能再以 GDP 作为政绩的标杆；

2. 不能以鼓励消费作为发展的主要动力；

3. 增加教育、医疗、社保、科研和基本建设的投入；

4. 国民经济重点是改善民生，尤其是提高就业率；

5. 发展中小城市，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地区经济的均衡。

GDP固然重要，却不足以表示国家的强大或和谐。鸦片战争时期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却倍受欺凌。GDP 再高也不能反映大国崛起。事实上按照目前的模式也不可能持久。

为了GDP增长，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学家的办法是鼓励消费。认为多消费才会多生产，才能繁荣。本来生产是为了消费的需求，结果反过来，变成了消费是为了生产。

中国30年前，计划经济时代物质匮乏，现在物质丰富了是好事，但是亦步亦趋学习资本主义，也把鼓励消费作为增长GDP的手段。这种增长模式不仅很难持久，而且是危险的。

尽管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整体来说还不富裕，还有发展的空间。但是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国土和资源能承受不断扩大的消费吗？前景堪忧。

拿钢铁来说，现在的产能已经超过六亿吨，比所有发达国家的总和还多。事实上不止是钢铁，还有不少工业都产能过剩。就以现在的工业规模，能源和铁矿石等原材料都依赖进口，再扩大规模无疑问题更多。中国的资源难以承担重负，就连水资源也早已入不敷出，不断用更深的机井索取地下水，长此以往何以持续？专家早已警告，地下水位不断下降，是竭泽而渔，杀鸡取卵。是透支子孙的资源。

若以科学发展观，中国绝不能学习美国的消费型经济，而必须采取节约型经济，更应该强调节约资源，不能只顾眼前利益，盲目为了GDP 而鼓励消费，必须未雨绸缪。

看看发达国家是如何未雨绸缪的。美国人均占有的资源比中国多很多倍，且是石油资源大国，可是早在二三十年前，因为担心资源枯竭，禁止近海石油的开发，而大量从国外进口。直到今年才开禁，是因为考虑到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用非矿物能源取代石油。在欧洲，为鼓励使用公共交通以减少私人汽车的消耗，对汽油征收很高的税。包括日本，许多上班族都是乘公交上班的，他们有私人汽车，但是只在周末用。

如果中国汽车达到美国的人均占有量，全地球都支持不了。所以，眼睛只看GDP，靠消费促生产实在是一个误区。

从另一方面看，中国人有节约和储蓄的习惯，这本来是好事。有的经济学家却认为是坏事，不利于生产发展，他们跳不出靠消费推动生产的思维。还有的认为中国人储蓄率高，不敢花钱是因为缺少保障。其实，广大缺乏保障的低收入的弱势群体却并没有多少储蓄，他们不是舍不得花，而是没钱花。储蓄多的基本上是有保障的人群。特别是中产以上的和公务员（包括退休干部），和一些新贵，他们中有许多人是钱花不完（当然口头上谁都不会说钱多了），便去炒股或去投资房地产。有些公务员们喜欢说他们的工资还没有“与国际接轨”。其实美国的中产阶级和公务员很少有钱花不完有很多储蓄的，当然他们也没有灰色收入，更没有福利分房。

代表“精英阶层”的经济学家鼓吹要增加工资以增加消费。然而结果是，那些“吃皇粮”基本上不缺钱的年年涨工资，锦上添花，真正缺钱的弱势群体却得不到雪中送炭。劳动者的收入占GDP的比重年年下降。（最近关于提高最低工资和业主必须为职工支付保险的政策无疑是值得赞许的。）

再回到本节的标题，经济建设的出发点，不是为GDP而GDP,而是改善人民的生活。重点是应该设法增加弱势群体的收入，缩小贫富差距，以此来增加实质性的需求。尤其是提高就业率。政府应该把更多的资金去增加教育、医疗、社保、科研和基本建设的投入。

如果人民生活没提高，增加GDP就没有意义。比如房地产带动了GDP的增长，老百姓反而买不起房，这就走偏了。让房地产在一段时间萎缩没有关系。让房价适当下降，让空置房逐渐消化，泡沫慢慢消失后再回归到正常的实质性的供求关系，房地产才能健康地发展。

房地产的萎缩当然会影响相关的产业和农民工的就业。但是，原先房地产过高的利率，和对国民经济占有过高的比例本身就不适当，调整完全必要。那些靠房地产发财的，理所当然要受到打击。投资和投机的房产业者过去获得完全不合理的暴利，现在让他们吐出来没有什么不公正。只要能保证就业率，即使GDP的下降也没有什麽可怕，我们不需要GDP装点面门。

至于原来投入房地产的资金和人力应该也完全可能转移到其他的部门。

其实，中国还需要建设的项目多得很。尤其在广阔的西部和贫困地区，那里的教育（包括校舍）、医院、交通、水利都很落后，亟待改善。（比如这次西南大旱，专家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水利设施落后，大多数水库是危库，不能正常蓄水。）这些条件改善了，当地脱贫的条件也才能改善。广大的群众富裕了，自然会带动各行各业的发展。

经济建设的重点应进行战略转移

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现代化程度已经与国际大都市相差无几。但是小城镇，特别是农村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非常大。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发展的重点是沿海地区，这是正确的，因为只有沿海较有条件。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战略眼光看，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主要在广大落后地区。现在是该把经济发展的重点转移到中小城市和农村的时候了。

让我们来研究这种转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内需。出口受制于国际环境，金融危机以来出口增长的势头已经式微。国内外的经济学家都强调要促进内需。而内需的主要潜力在于占人口大多数的弱势群体，居住在较落后的地区的民众。促进内需就要使这些地区富裕起来。

要使落后地区富裕，有三条：提高教育水平，促使交通便利，农村城镇化。

富裕的途径不应该是“授之以鱼”，而是“授之以渔”，关键是提高当地的整体教育水平。贫穷地区多数自然条件差，西部大多是山区，如何开发利用自然条件，需要科学知识，也需要便利的交通。中国人多地少，城镇化才能实现需求的多样性，和职业的多样性，才能增加就业和消费。

改善落后地区的教育和交通都不可能是短期效益，不可能靠资本家投资，那就必须依靠政府以战略的眼光大力支持。当前对教育的投入，尤其是对落后地区的投入远远不足。包括校舍，教学设备和师资。教师的待遇远不如公务员，更不用说乡下的教师了。

发展的逻辑必然是：首先是投资，促使整体富裕，然后才能提升内需。当前对落后地区来说还处于这三部曲的第一步：增加投资。当然外因也很重要。如开放之初的沿海，靠引进港台的资金，技术设备，市场和先进的管理，以外向型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同样，西部和落后地区也需要外部的支持：一是资金，二是人才的进入。

现在的国力远非30年前可比，应该有条件向贫困地区倾斜，多向那些地方雪中送炭，不要老是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锦上添花。想想几十年来，对大城市人均投入的资金和对农村投入的资金相比，现在应该是颠倒的时候了。建国几十年来对城市的优待，驱使人们涌向大城市（参看“城市的等级差别亟待消除”），现在是应该纠正这种不公平状态的时候了。

这次房地产问题是一次挑战，应该把它转化成机遇。就是说可以利用大城市的高房价，去约束大城市的过度膨胀。大城市人口已经成倍增长，不是好事。

长期以来，各行各业都向大城市集中，因为各个时期大城市总是受到优待，以致全国布局极不均衡。比如高校，北京在改革前就有好几十所，改革后还在不断增加，现在有一百多所高校，如此集中，世界少有。每个省也都如此，大部分高校都集中在省会。政府机构亦复如此。

看看美国的情况，值得借鉴。美国的名校绝大多数都不在大城市，同时却带动了当地的发展。许多联邦政府的职能机构也不是在华盛顿，而在小地方。绝大多数州府都不在辖区内的大城市。（如最富裕的两个州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前者的首府不在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纽约市而在Albany，后者的不在洛杉矶或旧金山，而在Sacramento，相信国内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美国大银行的职能机构也多放在小地方，因为那里房地产便宜，只有总部的决策机构在大城市。

因此，应该尽量把大城市的人口转移出去，把不必要设在大城市的机关学校企业搬出去，至少要禁止设立新的机关学校。像最近全部撤销县级驻京办是很有必要的。大城市人口减少，自然也减少对住房的需求，同时把大量的人才转移到欠发达地区。让房地产价格的落差成为人口疏散的动力。让交通发达成为缩小生活水平差距的手段。

压缩大城市，促进中小城市，和农村小镇化的发展，即有利抑制房价攀升，也改善全国发展的均衡。当然还要汲取前车之鉴，防止在中小城市也发生房价炒作，必须严禁投机行为，对投机和投资性买房，银行不得贷款。

政治改革

当前社会矛盾的焦点是官员的贪腐。贪腐最主要的原因是权力过大和没有有效的监督。我从不相信西方那套民主能解决贪腐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即可证明，但是权力过大和有效监督的问题却必须解决。这是制度性的问题，所以必须政治改革。

怎么改？当前最好的办法是党政分离，这样两个问题都同时解决了。政府的权力削弱了，而党不再管政，而是作为监督政府的主要力量。

毫无疑问，党政分离的可行性会受到严重的质疑。80年代邓小平就提出过党政分离，始终难以实行，原因很简单，要当权者削弱自己的权力当然会受到强烈的抵制，会想出许多理由来否定它。所以必须有极大的魄力，下大决心才可能实行。

让我们再仔细分析为什么要党政分离。(参看笔者2008博文：“党政分离--中国政治改革之路”, “再论党政分离的必要性”)

1）权力过大和缺少监督其实是同一事情的两面，权力过大并不是制度上赋予的，恰恰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制约，也就是没有强有力的监督。现在事实上的党政合一，党委书记是事实上的政的第一把手。没有人能管书记。

2）公检法和纪检虽然都是监督机构，但正是因为他们有权，他们自身也可能腐化，如文强案就是明证，所以这是不够的。舆论可以监督，记者利用话语权而索要“封口费”也屡有曝光，所以也是不够的。

3）最痛恨腐败的是弱势群体，包括广大的普通党员。最有效的监督是广大群众的监督，但群众只有组织起来之后才能形成有效的力量，这个组织最好是非当权的党组织，也就是党政分离之后的党组织。

4）执政者与监督者可以都是共产党员，但不能在同一组织内，所以要党政分离，党政互不隶属，是平行的，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才能起监督的作用，也就是起了在野党的作用。

5）为了反对政府中的腐败，首先要积蓄反腐的力量。当党从政府中分离出来之后，就可以成为反腐最强大的力量。相信七千万党员中绝大多数普通党员都是反对腐败的，腐败只是其中少数掌权者，所以首先要把他们从被官僚领导的状态解脱出来才可能成为一支反腐大军。

怎样实现党政分离？当然不仅会遇到当权者中贪腐官员的强烈抵制，也会出现许多具体的技术上如何操作的问题。本文不可能详述，但可以提出一些原则:

1）先在小范围试点，拿某个省市，地区，县作为试点摸索经验然后推广。对于军队，少数民族地区因为情况特殊，另行研究处理。（参看2009年博文“大三权分立——中国特色的民主之路”）

2）现任省市党委书记改为省市长，原省市长改为第一常委副省市长，基本不变其原有职能，也不改变其待遇，以减少阻力。

3）党组织要重新组织和整顿，基本上应由弱势群体组成，不能包括在职官员和资本家，从中选出书记。要有更严格的党纪，确保自身的纯洁和信仰。党有自己的经费（包括党员交的党费和捐赠或其他来源），党的专职工作者的工资从中获得，不属于政府编制。党的干部应多数为兼职，专职工作者应尽量少。要改变那种“只会当官当书记，其他什么都不会干”的干部。

党政分离是最大的政治改革，一旦实现，不仅是贪腐的克星，也是民主的一大进步。

创建一个新的民主

一百年前，中国的仁人志士都在探索中国的出路。出现了各种思潮，有主张革命的，有主张君主立宪的，有实业救国的，有教育救国的，不一而足。还有愚昧的仇洋的义和团对“洋鬼子”乱打一气。革命派成为主流，开始以为推翻了满清就可以实现共和，然而推翻之后带来的却是军阀混战。人们思想又陷于混乱。……

一百年后的今天，又面临类似的问题：中国将向何处去？

这一百年经历了太多的曲折，不断经历着希望和失望，碰头和回头…… 。于今又出现各种思潮，左派和右派都在质疑当前的路线。要民主，还是要社会主义成为议论的话题。

民主和社会主义都是好东西，问题是要什么样的民主和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无论民主或社会主义其内涵都有很多种不同的理解。

中国的封建积习很深，不曾经历过资本主义，更没有经历过西方的民主，这山看到那山高，右派羡慕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以为那里的体制最好。当今贪腐盛行，道德沦丧，许多人不满而且愤怒，也是这山看到那山高，左派觉得毛泽东时代比现在好，其实他们中多数根本没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

中国是有很多问题，外国就那么好吗？现在是有很多问题，过去就那么好吗？

先看看外国，“精英们”特别看重西方民主的民选、多党制和言论自由。

然而，自由从来是有限度的，前面已有表述，在此不赘。至于民选，笔者曾指出当代许多选举已经变味，因为竞选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权术，所以有的人善于玩选举，却不善于治国。选举成功的要素，一是要模准选民的心理，二是要能言善辩，三是要有足够的财力做舆论造势，没有这三条肯定不行。然而，真正有为国为民的高尚品德、高瞻远瞩的卓识、能驾驭复杂国情的执政能力者，未必能选上。虽然难有万全之策以保证后者能选上，但不可太寄希望于西方式的民选。

君不见竞选团队都是“心理专家”，摸透了选民的心理诉求，于是对选民说得天花乱坠。一旦上台实行的是另一套。像陈水扁之流，高喊反对国民党的黑金上台，结果自己贪腐更甚。

民选只是民众表达意愿的一种方式，给予所有民众都有表达的权利当然很好，但是民选却并不能缩小民众在利益上和意识上的分歧，后者才是更重要的。所以矛盾尖锐时，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只有使矛盾缓和，这时少数服从多数才是合理的办法。看看泰国的乱象就明白了。

所以，中国当前最重要的不是民主选举，而是民主监督。尤其对待贪腐，更需要监督，把广大群众组织起来构成天罗地网才是最大的威慑。民选放在以后，逐步扩大才是现实的选择。

再说多党制。政党的组成有两个主要动因，一是观点一致，二是为利益抱团。其实同一党内，所有问题都观点一致几乎不可能，所以为利益抱团才是更重要的原因。抱团往往不讲原则，那就是宗派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朋党历来都是祸害，古代结党都是为了营私，现代何尝不是。

政治观点有分歧是很正常的事情，这种分歧应该在民主基础上展开客观的辩论，而不应该成为利益集团或宗派之间的争论，后者实质上是争权夺利，也是多党制的缺点。思想上的分歧永远存在，组织上的宗派却不是好事。

再回头看看中国的教训，对比过去和现在。毛主席高举斗私批修的大旗，发动文化大革命，结果变成了十年浩劫。邓小平改弦易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出现了空前快速的发展和繁荣。然而与此同时，物欲横流，私字大膨胀，一批共产党员蜕化变质成为贪官污吏，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沦丧，社会矛盾尖锐。

毛与计划经济的时代只强调集体主义，企图消灭私心，扼杀了个人的独创精神，导致贫穷。而改革开放之后，重视了个人的作用，却放任唯利是图的思想作风泛滥，走向另一极端。财富增加了，而道德崩溃了。

从国内外政体的比较，现在和过去的比较，可以得出结论：必须进行政治改革，既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又不能回归到过去的“社会主义”模式，要走中国自己的路，创建一个新的民主模式。以下提出几个要点。

1. 党政分离，政府的决策层尽量淡化党派色彩，唯德才是举。这并不影响当前由共产党领导的格局，党的总书记兼任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同时领导党政军。（参看2009博文“大三权分立——中国特色的民主之路”）“一党制”近似于“无党制”。事实上现在共产党内部左派右派之间的分歧比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分歧还大，所以关键不在于是多党或一党，关键在于执政者是否在权力上受到约束，和是否有有效的监督，是否能民主决策。

2. 党应该成为考察干部，培养干部，输送干部，和监督干部的主要基地。把经过考察培养后发现的真正德才兼备的干部选送到政府。但是，干部一旦进入政府就应该脱离原党组织，并成为被监督的对象。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地位的改变，极有可能思想也逐渐变化。事实上多数官员开始并非贪官，且可能还做过一些好事，但是由于缺乏监督和自律，经不住利益的诱惑而堕落。

3. 必须在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和尊重个人权益中找一个平衡点。前者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后者是民主的特征。主流舆论应该宣扬奉献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但是同时应该有充分的空间让各种观点都有抒发的场所（如人大，政协等，包括民间的论坛）。必须指出，要扭转社会风气绝非易事，治乱必须用重典，不严厉惩罚贪官污吏，行贿受贿，伪劣假冒，仅仅宣传或自律无济于事。

4. 经济领域，在国营经济和民营经济同时存在的格局中找一个平衡点。经济是基础，要保证国有经济的健康发展，国营企业的老总必须代表和自觉服从国家利益，并和官员一样应该受到监督。民营经济虽然对社会是有贡献的，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大多数资本家是唯利是图的，如果民营经济成为主导力量非常危险。如果过分依赖国际市场，被国际炒家糊弄的危险就更大。所以国有经济必须成为主导力量。

可以坦言，民主和社会主义都不可能一步到位。其实，真正的社会主义必定是民主的，真正的民主也必定是社会主义的。当今，世上无天堂。但是我们应该有向这个方向走的信仰。

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必须走自己的民主之路。当前政改主要目标是反对贪腐，必然阻力很大，但是不反更加危险。改革之路非常艰难，但是只要下大决心，绝大多数人民一定会拥护，像重庆打黑得到绝大多数舆论赞扬，就说明民心所向。

但愿中国的政治改革也能和经济改革一样，取得辉煌的成就。希望中国不仅在经济上崛起，也在精神世界扫清污泥浊水，成为世界上一面光辉的旗帜。

山脊匹夫声明：笔者时间精力有限，博文不多。承蒙一些网友赞许和支持，在此表示衷心地感谢，名字恕不一一，心领了。还有不少网站将拙文转载，在此也衷心感谢。近发现有个别网站将标题更改或完全删除，笔者无权干预，但是标题也是作者的一种态度，转载最好不失原意，请酌。有一个网站转载拙文将原文中的【造成十年浩劫】改成【造成十年"浩劫" (注：原文如此）】，不仅在浩劫上加了括号，还加注“原文如此”，这就显然违背原意。不知是编辑有意所为，还是传转失误。但愿不要再发生此类事情。

本文酝酿已久，有感于陆游六十八岁诗云：“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戌轮台”，故不揣冒昧，妄议国之大政。设或愚者千虑一得，能为智者摘取，幸甚。读者若有兴趣，请转给你的朋友，也欢迎网站转载，谨表谢意。

山脊匹夫写于201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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