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会，西双版纳（中篇小说） 汤凯 序 男人抬起头，环顾四周，那是一片葱郁，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繁茂密集，宛若是浩瀚的海洋，上面就只是漂浮着他和身下这个女孩。他又仰头朝上天望去，看不到天穹，高耸的风吹楠遮天蔽日，像是把把遮阳蓬，挡住了七月正午的骄阳，只透过少许阳光，在女孩那赤裸的身上画上了细细的格子，粼粼地波动。他又低下头去，重新凝视着身下的女孩。因为方才的那一阵疯狂，女孩子的黝黑浓厚的长发显得有些凌乱，披散在脸上。男人轻轻地将它们从她的脸上拨开，露出一双黑眸分明的大眼睛，里面闪烁的究竟是激动，惊愕，还是快乐，他说不清楚，只是觉得这双眼睛比平时更加诱人。他禁不住埋下头去，笨拙地将嘴唇放在上面，立即感到一丝淡淡的咸味，那是女孩的眼泪。他又抬起头来，将眼光从她的脸上往下移去，饥渴地扫视着她的赤裸的身体。这是十七岁少女的身体，胸脯因为激动而上下起伏着，以致那对少女特有的丰满柔软的乳房随着在微微地晃动。她的肤色是核桃壳色，那种傣族姑娘特有的颜色，不见大城市女孩子们的那般白皙，却是细润光滑，尤似在依兰油里滚了一圈，散发出一种原始的健美光泽。男人的眼睛继续朝下移动，映入眼里的是光滑紧绷的小腹，一双细长笔直的腿成三角形分叉着，痉挛似的在微微发抖。男人用手按住女孩子的大腿，忽地将头埋在那三角形的顶端。女孩轻轻颤叫一声，两手紧紧地勾住男人的脖子，双眼闭起，嘴中喃喃：“一宪大哥，我要，我还要。”男人再一次昂起了头，强壮的身子仍是压在女孩子的上面，仅是依着两只肌头外凸的粗胳膊支撑在女孩子的两耳边。阳光正好射在他的脸上，那是一张年轻男人的脸，一张毫无雕琢的焕发着雄性激情的脸，双眸因为亢奋而稍稍上翘。他只觉一股热血瞬间浸满全身，浑身汗毛竖起，仿佛是自胸腔里冒出一句，“阿兰妹，我来了，”整个身子猛地又扎了下去。 这，已经是整整三十年前的事了。 当年西双版纳的那个浑身每个毛孔都冒着热血的二十多岁的年轻知青，如今已是两鬓全白，腰脊略曲，一个看上去与他年龄完全相配的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了，如果不是更老的话，如果还能勉强称作中年人的话。当然了，在他周围的人的眼里，那些可都是二十岁不到的孩子，他已是抓不住中年的尾巴，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半老头子了。人们只是称他老王头，甚至早已经忘了他还有个名字，王一宪。 关于王一宪的故事，也许我们应该从更早的时候讲起，从四十年前的事儿说起。 第一章 王一宪生长在上海闸北的一个棚户区里。他出生的那年是一九五四年，恰逢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所以一如许多那年出世的孩子，他的名字里也夹了个“宪”字，这还是他的妈妈麻烦了她的一个做小学老师的邻居给起的。一宪的上面已经有了三个姐姐，他的到来让他那位踩三轮车的父亲和做环卫工人的妈妈不禁直挠头。好在终于这回是个儿子，那个时代养个小孩也便宜，也就是八块钱一个月，父母亲破涕为笑，裹着还没有睁眼的他，兴冲冲地坐着他爷爷拉的三轮车从闸北区的一家医院回了家。不过嘛，两人的耳朵眼里还是被灌进了不少诸如“刚北佬，尽会生小宁”的风言风语。照例地，他的妈妈这个时候总会立地叉腰，眼如铜铃，回骂那啐嘴的人：“啥宁贱嘴的，要阿拉用马桶刷子刷刷？看侬那样，阿拉比侬还上海宁呢。” 是的，王一宪是苏北人，但那只能是依照中国传统的祖籍定论。实际上，他的爸爸妈妈都出生在上海，他们涉足最北的地方甚至连崇明岛都没有越过。当年一宪的爷爷挑着扁担子从苏北盐城逃难来到上海埠头，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弄到个在法国租界拉黄包车的活儿，得以在棚户区里扎下根来。后来就有了一宪的爸爸，再下来嘛，就有了一宪。王家会生，但只会生女孩，这一宪可是单传的孙子。那天在回家的路上，五十岁的爷爷一边小心翼翼地蹬着三轮车，一边对着他的儿子唠叨，说是他父子俩看来是要踩一辈子的三轮了，这一宪可不能再踩了，再踩，就真的要被人给踩到苏州河里去了。伊哪会像侬俩个，没本事，一宪妈回骂他，阿拉一宪会好好读书，将来做个知识分子，至少也要是工人阶级，当个大工厂的工人。 文革开始的时候，一宪十二岁。过了年，又长了一岁，上了初中，喉结也开始变硬起来。这个年纪的他，已经基本端倪出他成人后的模样。他看上去不算木讷，但也不是聪慧型的那种。黄浦滩的和风细雨似乎于他毫无影响，长得完全不是上海少年常见的那种豆芽身型，而是五大三粗，膀大腰圆，倒真是有点苏北老农的模样。咋一看也许挺唬人，可是接触几下，他那天生的憨厚劲就显露出来。这种矛盾性也体现在他的脸上。他长有一个非常具有个性的国字型下巴，天庭饱满，两道眉毛又浓又黑，两旁一对颇大的招风耳。这个样子的人，按面相说应该是领袖欲强盛，至少也是属于那种功名心极重之类。可偏偏一宪自从幼儿园起就是懵懵糊糊，只知道跟在班上的干部和好学生的后面。他说话有个毛病，与人论事总是发急，而一发急就“侬…侬…侬”地嘴唇子打颤，说不出话来，久而久之，他就变得少言寡语了。学习方面嘛，在他的妈妈的逼压下，小一宪也一直在努力。可是，也许是他的那两个拉三轮车的长辈的“没文化”的禀赋遗他身上太深，他对读书实在是没有什么兴趣，这算术和语文自然也不怎么喜欢他，所以踉踉跄跄，六年的小学下来，他的学习成绩总是在中下游之间跳串，这让他在众老师的眼里不免又掉了一层。 就着他那个半“寿头”的憨样，照常情讲在学校里一宪应该没少受到同学们的奚落和讥讽。事实上却是，同学们似乎一直待他不错。这也许是因为他从不欺负人，毫无坏心眼儿，童心本善，别的小孩子自然也不好意思欺负他。当然，也有刺头赤佬想欺负他，可是一旦把他给惹毛了，那牛脾气冒上来，最后吃亏的还是那肇事的小赤佬。有这么一次，他还在小学五年级，他的那位六年级的三姐在校门口遭几个外校小瘪三污辱，讥笑她“刚北佬”，“岡巴茲”（乡巴佬），没宁同伊白相，弄得她哭哭啼啼地跑到弟弟的班上，向他哭怨。一宪正在上课，见自己的姐姐那凄惨惨之状，不由分说，操起屁股下的板凳就冲了出去，后面跟了呼啦啦一大堆人。那几个小纰漏见一男孩子冲了过来，虽然还是小学生，可是个头已经与他们齐头，眼睛发红，怒发冲冠，知道碰到个“枉司枉”（不要命的），顿时四处逃散，可其中一个的屁股还是挨了一宪掷出的凳子的重重一击，倒在地上，若不是一宪被紧跟在他后面的班长田庆宪死死拽住，那个瘪三的脑袋恐怕也要开花了。许多年后，一宪的妈妈还是絮絮叨叨，说一宪永远欠着班长的，要不是他也许一宪现在还关在牢房里呢。派出所没有进，仅得个全校点名的惩罚，一宪的名气反而由此大振，远近都知道了这个枉司枉的刚北佬。这实在是有点冤枉了小小的他。就其禀赋，他本不是个暴烈霸道的人。 一宪上了初中后，学校里基本上就不上课了。他们坐在教室里，老师在讲台上大声宣读着《人民日报》上刊登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学校墙外面则不断地传进来高音喇叭声和游行队伍的口号声，惊天动地，此起彼伏，和老师的朗读声交相呼应，弄得学生们不知道到底该听谁的。到了最后，干脆课也不上了，一帮孩子们跟着老师们一起在学校的墙上刷起了大字报。大字报最先都是批判中央的大走资派的，从国家主席刘少奇开始，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北京领导人彭真，上海的陈丕显，再依次往下轮。到了最后，就轮到学校的老校长了，还有教务处长。批来批去，很快地老师们就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保皇派”，站在校长一边，一派则是造反派，坚决要打倒她，还要踏上无数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孩子们也分成了两派，跟着老师们互相指着对方的鼻子，辩来辩去，挥舞着小红宝书，各自骂着对方是反革命派，搞得校园里成天价闹闹哄哄，好不热闹。老师们闹革命有头儿，学生们也有，其中一个就是田庆宪。庆宪和一宪依旧是同班，也仍然是班长。 一宪跟在大家后面，昏昏懵懵，也不知道大伙儿究竟在为了什么搞得如此面红耳赤，犹如仇家。他对大字报上说的东西是一头雾水，也丝毫不感兴趣。他瞧着田庆宪兴致勃勃地领着大家参合在这些大人们的革命活动中，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不过，他一直就很佩服好学生庆宪，自然也就跟在他的后面。 当然，一宪也不是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不知始于何天，他忽然间开始有了烦恼。 有一天，那是在他刚刚进入初三下学期的时候，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他将庆宪挪到一边，偷偷地问他最近注意到班上的女生吴娟身上发生了什么变化没有。什么呀，庆宪抬头看他，一脸茫然。嗯……，一宪吞吞吐吐，终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你没看见，她的胸脯好像忽然间变了样，滚圆滚圆的。”哎呀，侬说啥么子啊，庆宪慌忙左右看看，小白脸自个儿唰地变红了。一宪倒是来劲了，干脆说开了去：“她怎么好像一夜间就变成了个大宁似的。那天她在那儿刷大字报，我正好路过，从后面看她，见她踮着脚，屁股翘翘，把个裙子绷得好紧，一双长腿直直挺挺，小腰细得来，还有那颈子，白净白净，细细长长，像是天鹅，好看得来，我不知怎的了，近来老是……老是想伊。”庆宪此刻已缓过气来，一把拽住一宪的袖子，小声警告他：“小声点，弗要再讲了，当心别人把侬当小流氓给逮起来。” 自那天以后，一宪想听从庆宪的话，不去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可是他的脑袋瓜子不听他的使唤，那吴娟偏偏就是要往他脑子里钻。他个高，坐在教室右边的最后排，眼一抬，正好看到左边中间吴娟的侧影。他觉得那个侧影好美，美得他心里七上八下，像是耗子在挠：柳叶般的细眉，下面那双忽闪闪的大眼睛，小巧玲珑的鼻子，两片薄薄的小嘴唇犹如是抹了一层草莓，嫩红嫩红，微微下撇，既像是在发嗲，又疑是在发脾气，不过是那种让他心颤的发脾气，还有她的两颊，泛映着淡淡的乳白色，白里透红，这一切的一切，好像构成了一块强力磁铁，硬是要把一宪的眼睛往她那儿拽，由不得他控制。他感到浑身的血管里怎么突然间有种奇妙的东西开始流淌起来，让他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渴望，有点惶惶不安，但却是美妙无比，而这一切似乎皆是因为她。 大自然，已经在向他召唤。 临近学期末，一个周三的下午，班主任小黄老师（她自己也还是一个大女孩子）忽然撂下了正在宣读的《人民日报》上登的毛主席的“五二零声明”，满脸的严肃，向全班宣布，班上有人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严重，恶心得来，竟然给某位女生写什么情书。唰，教室里立时安静下来，只是人并不安定，几十个脑袋左右转动，都在揣测这资产阶级分子到底是谁。 “王一宪，站起来，”大女孩的吴侬软语听来怎么是凶巴巴的。唰，所有的眼睛都射向了后排，见一宪慢腾腾地站起来，脸红得像个紫茄子，厚嘴唇噘得可以挂个油瓶。“好啊，看不出来呀，”小黄老师是义愤填膺，“你竟然会来这一手。快说，这情书是谁帮你写的。”“没宁，阿拉自嘎写的，”一宪的回答是瓮声瓮气，嘴噘得更高了。“那怎么可能。王一宪，”小黄老师挥了挥手中薄薄的信纸，“你的语文课花了我多少的精力，你能写出这样的情书？还有诗呢，看这两句： 你似那黄浦江畔飘来的一缕清风，让我少年的心中荡起无尽的思惆。” 轰，全班哄然大笑。 那天若不是因为学校要开全校大会，一宪怕是要在那儿一直站到天黑了。到最后，他还是那句话“阿拉自嘎写的”，得到的处罚自然也就他一个人承担。连续一个礼拜，他必须每天在全班宣读他的认错检查，早晚两次。很快地，学校里就传开了他的事儿，说是有个刚北佬可了得，还是初三生，就写情书了。甚至有外校的女孩子跑到他的学校，想一睹这位小“流氓”的尊容；当然，见到后她们不免失望，觉得他那个憨度样与她们脑海里的可是大不一样。有一次，她们错把和一宪走在一起的庆宪当作了一宪，倒是欢喜而归。原来庆宪这时也发育了，身高蹿起，细皮嫩肉，那天生的聪慧机灵的模样愈发显露出来，可说是人见人爱。 王一宪的初恋，还没有开始，就这样结束了，也在他那颗刚满十六岁的少年之心上面结了一层淤疤。他不明白，吴娟即便就是根冰棒棍子，最多就是把那信扔到垃圾桶里罢了，为何要告诉老师，明明知道这样做的后果，还这么狠心地作践他？他没有丝毫的恶意，就是想她，愿意为她赴汤蹈火。他叫庆宪捉笔时，特意要求信要写得含蓄，绝对不能让吴娟有被冒犯的感觉。一定是她根本就是看不起他，嫌他掉了她的架子，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样想来，他的心更痛，不知不觉地开始怪罪起他那蹬三轮车的爷爷和爸爸来，还有妈妈。他知道吴娟的爸爸在机关工作，妈妈在公交公司上班，这在他看来确实是上好人家。平生第一次，他觉得自己很卑微，转而又深深地忌恨起吴娟来。 不过，一宪并没有在羞辱和忌恨的泥潭里陷溺多久。三伏天的知了一叫，他初中就毕业了。没有人升高中，什么年代了，知识越多越反动，没人要做臭老九。校门外边，文化大革命正搞得如火如荼。而门内，同样是热火朝天。临近毕业的一天，学校大门口的上方忽然悬出了一条巨大鲜红色的横幅：“听毛主席的话，响应党的号召，到美丽的西双版纳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挂幅的不是高三的学生，而是一群由田庆宪领头的初三生。几天后，那是期末的倒数第二天，一宪挎着黄书包放学回家，见那横幅已经换了字样，变成了“赴云南知青报名处”，下面搁了张小桌子，一旁站着手举扩音喇叭的庆宪。门口已经聚了一大堆学生，叽叽喳喳，可就是不见有人往那桌子去，一宪听见庆宪的嗓子都喊得有点沙哑了。庆宪看见了一宪，眼睛一亮，叫了声“一宪……，”可立即没了声音。他知道，一宪的三个姐姐都做了插队知青，按规定一宪可以留在上海，等待分配。一宪出身又好，拉黄包车是真正的劳动人们，很可能会被分到大工厂去。一宪瞧见庆宪眼盯着自己，赶紧把自个的眼球移到一旁，不好意思和庆宪对视。他自己去哪儿无所谓，真的想帮好朋友的忙。可留在上海这事实在太大了，他得对得起自己的妈妈。对不起了，一宪在心里说，同时抬起脚跟要走人。前脚刚迈出，后脚却像是沾了胶水被粘在了地上。如遭雷击一般，他浑身一颤，竟是动旦不得 -- 他看到了一双眼睛。 这双眼睛太美了，美得他不敢正视。不仅美丽，第一次，他在它们里面没有见到他所熟悉的矜傲甚至鄙夷。相反，那里面充满了期待和友善。他感到坐在桌子旁的那位不是个女学生，而是位刚刚下凡的仙女。吴娟那天穿了不知从哪儿弄来的一套黄军衣，脚上是一双黑色发亮的皮鞋，胸脯挺得有如两个小山丘，白净的额头上沁出了细细的汗珠，在下午的阳光下晶莹闪亮，还有，还是这双眼睛，这双曾经令他辗转反侧的眼睛。一宪只觉得喉咙一沉，心脏却像是向上跳出了喉咙，大喊一声“我报名，我要去西双版纳，”身体已经飞到了吴娟的身旁。吴娟惊喜万分，隔着木桌子伸过手来，按在一宪的手上。庆宪这时也飞了过来，双手死死地拉住一宪的膀子，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但很快地，学校上空响起了他的声音：“同学们，战友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王一宪同学刚刚放弃了他留在上海进大工厂的机会，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做了一位光荣的云南知青。向王一宪同学学习！同学们，你们还等什么？” 傍晚，庆宪陪一宪回家，吴娟也要，但却遭到了一宪的坚决拒绝。庆宪明白，一宪是嫌他家里太寒碜，怕她笑话，就推说一宪妈妈知道学校的事儿，这样不太合适吧。吴娟心灵，早听出意来，脸一红，抱歉地看看一宪，只好立在路口用目光送他俩。 那天晚上，一宪妈流了整晚的泪，直骂一宪寿头，呆子，就不想想她。倒是两个蹬三轮车的男人没怎么样，尤其是爷爷，说这有什么伤心的，男儿长大了出去闯闯，不是很好嘛。爸爸实在是可惜儿子把个就要到手的国营大厂工人的头衔给扔了，但是想到庆宪讲的由于儿子的作用今天一下子就多了几十个报名，他做爸爸的又有点自豪起来。庆宪说了，到云南的建设兵团去当知青可不是想去就能去的，得要是根红苗正，就是要像一宪这样家庭的人。庆宪离开的时候，一宪妈拉着他的手，连声地叮嘱，说别看一宪五大三粗，高庆宪半个头，可还像个小宁，傻乎乎的，哪像庆宪，有主心骨，跑到那么遥远的地方，以后就多靠庆宪照看了。 两个月后，一支由近万名的上海滩上的初、高中毕业生组成的浩荡大军，挤上了西下的列车。车外，初秋的江南已是寒意乍现，爸爸妈妈的眼泪是凄凄惨惨。而车内，却是热情激扬，少男少女们高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巴不得明天就到达那美丽的西双版纳，成为一名光荣的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一宪蹲在车厢的一个角落里，看着吴娟优雅地打着节拍指挥大家唱歌，还有人群中央兴奋的庆宪，心里面油然涌出一种深深的幸福感来。 第二章 这些，都是四十年前的事了。 有关今天的王一宪，我们最好先介绍一下他现在生活的地方 -- 深圳市的石岩工业区。其实，就像深圳市的日新月异的柏油马路一样，二十年前这地图上还没有石岩工业区这几个字，那时这儿还仅仅是一个荒芜的小镇，镇民们靠着种些蔬菜和果林、以及去城里做些小买卖得以为生，恰如这天底下所有的大城市郊区的镇子一个样子。同样的，犹若是蚕食桑叶，这边缘小镇很快地就被划进了大都市的版图。仿佛是一夜之间，原来的那些破旧的村屋不翼而飞，代之以栋栋的呆板乏味的火柴盒子似的厂房，还有工厂的老板们为打工仔盖的形似兵营的宿舍楼。也就是十来年的功夫，区区十几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这个原来仅有不到千人的小镇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拥有二十五万人的重量级的加工工业中心。自然了，人到生意到，很快地，诸如KTV，桑拿浴，足疗休闲，按摩解压等等各种生活和娱乐服务相应而至。到了晚上，餐馆里的划拳声，街头商贩叫卖衣服播放的歌手周杰伦的呜呜声，马路上老板们开的宝马轿车的肆意的喇叭声，还有夜班工厂发出的隆隆的机器声，此起彼伏，再掺上各色各样的KTV橱窗上忽闪的霓虹灯色，大超市屋顶上光芒四射的香港明星“双胞胎”的广告牌子，比邻的酒店上闪烁的横幅广告“大减价：仅35块，足裕+桑拿”，这一切的一切，热闹非凡，通宵达旦，构成了一幅实实在在的现代“清明上河图”。 游人若路过石岩，不知怎的，总不免顿生诧异，突然间会觉得自己好老，即或才刚过而立之年；但只稍一想，便知为何：原来这街上来往的行人实在是太过年轻，就硬是难找到一个过了二十岁的，还全都是孩子。此地的工厂绝大多数皆属人工密集型的加工工业，不搞开发，无需专业或独特的技术，需要的只是大量的眼灵手快且精力旺盛的操作工人。来自台湾，香港，韩国，新加坡，还有内地等等各地各国的老板们来此地办厂，正是看准了这儿的廉价劳力。这些十七八岁的打工仔，几乎百分之百的是农家的孩子。那一千多块的月薪，还有大都市生活的诱惑，就像是一块强力的磁铁，不断地从湘、赣、蜀、鄂等贫瘠的农村吸允着做梦的年轻人。这不，谁能想到，短短的十来年，这儿竟然聚集了如此之多的打工仔。 六年前，在这块年轻的和充满着幻想的地方，新增了一位寻梦的人，五十岁的王一宪。 他仍然清晰地记得头一天他到厂里报到的情形。看大门的两个后生仔，二十不到的样子，疑惑地瞅着他，怎么好像他是个自天而降的外星人。你是来找你的女儿的吧，其中一个答他的腔，嘴巴朝马路对面一努，瞧，员工宿舍在对面呢。直到后来跟着那位三十刚出头的经理参观全厂，一宪才明白过来。原来这厂里上千的工人，男的就没有超过十个，还包括那两个保安。一眼望去，一排排忙碌着的都是长头发扎辫子的小姑娘，真正的小姑娘，十六七岁，刚好过了法定的劳工年龄。十六七岁的女孩子，毫无技艺，但却无妨，只要心灵手巧、吃苦耐劳即可。原来这是家锁具厂，工人要做的就是将那细细的金属条儿插进各类零配件里面，正是适合小女孩子的活计。他一个五旬汉子，眼花手拙，怎能干得了这个？经理看着一宪，挠挠脑袋。老板交待了，要来一个工人，上海人，半老头子，没办法，算是还了过去朋友的一个情，随便安排一下。这样吧，经理吩咐一宪，你就负责卸货和装货，看你这二头肌还蛮鼓的嘛，没货的时候，就踩这架冲床，冲一些零部件。待遇嘛，和女工们一样，月薪一千，住厂里免费提供的六人一间的宿舍，吃饭嘛自己每月交一百块，厂里补贴两百。 六年的光阴，厂子里的女工增加了一倍，老板赚的钱翻了一番，一宪的头发也白了一半。 他记得小时候常听爷爷絮叨，说这人离入土越近，日子反而过得越快，一年一眨眼就过去了。他怎么觉得自己现在的情形正好相反，一天就像是一年似的，过得好慢，好难熬。他看那些小女工们，工作虽然辛苦，眼睛尤其的劳累（每天这样用，不到五年都成了八百度的近视眼了），可她们心里都有个谱儿，目标很明确，这日子嘛自然就有个奔头。长得俊俏的，就是图能嫁个好的男人，最好是小白领，在这大城市扎下根来，过上城里人的日子。模样差一点的，则是要尽量地攒钱，苦上个五六年，重返家乡，开个铺面，做点小生意，再找上个能干的乡下男人，也往那乡村的好日子奔。 可他一宪要往哪儿奔呢？ 刚来的时候，他觉得还有个奔头，就是拼命地省钱，悭下来寄给还在上海读大学的儿子。儿子不理他，但钱却是要的，他上学也需要钱。一宪很是伤心，可是不怪罪儿子，倒是觉得是自己丢了儿子的脸。他给自己定了个目标，一年省下一万二，全部汇给儿子。每个月除了要交给厂里的那一百块钱，其余的薪水他全都省下来，甚至连牙膏也要挤到最后成了一块锡皮坨子。可即使如此还是达不到目标，加班又没有他的份（厂里只要女工加班）。他看到附近的一家印刷厂生意兴隆，星期天也是人头攒动，就闯将了进去，询问周末有没有什么粗活可以做。那位做老板的是个同龄人，一看一宪的身子骨儿，二话没说，叫他下个周末就开始，搬运印刷纸卷和颜料，论件算工钱。一个月下来，他扛的活计比那些二十岁的小伙子都多，以致老板对他直竖大拇指，连道他第一眼就看出来了，一宪是个出实活的人，不像如今的年轻人，大都是花架子。印刷厂的老板要一宪退了现在的厂子，全职给他干，薪水加上一半，却遭一宪一口谢绝了。一宪讲义气，想到现在锁厂的老板当初收留了他，还有三姐的情面，自己怎么能做这种过河拆桥的事。 可就连这小小的奔头，三年前也给掐断了。儿子大学毕业了，在上海找到了工作，还有了一个漂亮的女朋友，一宪真高兴啊。他的钱照样寄，有次忍不住，还在汇款单里附了一行字，说是要回上海看望儿子的奶奶，可否见一下他和他的那位。没过几天三姐就来电话了，含含糊糊，说妈在她那儿挺好，没必要回来看望，另外劝他以后也不用再给儿子寄钱了，他已经自立了。过了两天，他接到了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说陌生，也许不合适，因为那是儿子他妈，只不过他现在已经记不清她面孔的模样了。面孔模糊，声音却还依旧，仍然是那冲吼吼的调子：“侬弗要回来，要回来也弗能见儿子，儿子不想见侬，侬一个做过牢房的，若让伊女朋友和公司晓得，叫伊还呢做宁？侬的钱也弗用寄了，弗稀罕那几个小钱。”又过了两天，手机里出现了一个短信：“以后不要再寄钱了。”没有问候，没有留名，但他知道那是儿子的。那个月底，三年来第一次，他没有去位于工业区商业中心的中国银行汇款。第一次，他那可怜的账户上没有突然减掉一千块；可他的那颗心却像是被人掏去了一大半，变得空荡荡的。 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一宪收工后回到屋里，一个人躺在木板床上发愣。离晚上睡觉还早着呢，可这漫漫长夜他又如何打发？以前晚上一有空就去那家印刷厂加班，脑子里想的是这挣的五十块钱又可以留给儿子了，也许还有他的儿子，自己的孙子。可现在儿子是明显地和他断了，还要加什么鬼班？他除了抽烟，偶尔斟点白酒，没有花钱的去处，甚至连脚上的袜子一年也换不了一双。多这几十块钱又是为了啥？ 外面倒是热闹，几近声色犬马，可那些似乎都与他无关。 有一天他实在是闷得慌，就跟在同寝室的几个小青工的屁股后面去了一家KTV。步子才进了大厅，还没有进包房，心里已经开始不自在：这前后左右怎么就没有见到一个超过三十岁的，连那端果盘的服务生好像都在怪诞地看着自己。好不容易被人拉着进了包房，看着那帮小年青们手舞足蹈，个个是唱得有声有色，可是他却兴奋不起来。好不容易挑了个自己熟悉的歌子《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怯怯地刚开口，屋里已响起一片唏嘘声：“嗨呀，老王头，这是哪年的歌，好怪啊，换一个，换个周杰伦的，那声音才有味呢。”歌半人兴，后生仔们正在兴头，一宪却实在是呆不下去了，对众人道了声对不起，也对不起那四十块钱的门票，抽身退了出来。 来到外面，看看表才刚刚八点，睡觉还嫌早，可是干什么呢？街上倒是亮堂堂的，到处是攒三聚五的人群。打工仔们辛劳了一天，现在正是他们放松的时刻。小情人们一对对的，手拉着手，有的更是旁若无人般，勾着脖子亲嘴，空气中似乎都能闻到荷尔蒙的味道。一宪看见一家超市的旁边有一个房间，窗楣上闪烁着个黄色的大招牌“网吧，十块钱通宵”。他知道那是可以上互联网的地方。他曾经和一个小青工进去过。那后生仔噼里啪啦在键盘上飞快地打着字，时不时地就有裸体女人的图像在屏幕上冒出来，看得连他也是脸红心跳的。一宪琢磨着要不要进去，可一看门口进出的人儿，和那KTV一样，都是年轻的后生仔，再想到自己连那计算机究竟如何开都不知道，脚下也就打了绊儿。他听任着自己的步子，不知不觉地就进了那家超市。在那卖工具的柜台前面磨蹭了一下，又跑到卖鱼的地方，一个人伫立在活鱼水柜前，瞧着那些自由自在游晃着的鲈鱼。老板，要买鱼，拎一条？营业员立即凑上来问，逼得他连连摇手。好像这还是第一次被人称作老板，大概在商店里人人都是老板吧，他心里嘟囔。转念一想，我这是干啥啊，自己又不做饭，跑到这超市，就是为了听人叫一声“老板”？赶紧提脚溜了出去。 徘徊了一圈，一宪又逛回到自己的床上，一双肘子垫着后脑勺，仰头盯着双人床上铺的床板发呆。唉，他叹了口气，自言自语，这无聊日子过的，还真不如当年在西双版纳的时候呢。而一想到“西双版纳”这四个字，一个女人倏地蹿进了他的脑海里。这些年来，他一直想要把她忘掉，忘掉那些伤心的日子。他以为他已经做到了，可今天她偏偏又来了。一宪闭上了眼睛，重重地吁了口长气，心底里冒出一句话来： 吴娟，我一定是前世欠你的。 第三章 即使现在回忆起来，虽然已经是那么遥远的事了，一宪仍然会说，他在西双版纳景洪农场的那十年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了，至少是前几年的时候。 那日子也是够苦的了，现在想来一宪都要砸舌头。到了景洪农场总部，他们一帮孩子们才发现，原来这美丽的西双版纳呈给他们的并不只是诗意般的绿荫，也不见传闻里的奇鸟珍兽。首先迎接他们的就是大山沟里烂泥小道上的黄泥巴。上海滩出来的学生，从来没见过如此泥泞的泥巴路，一步一个深坑子，使劲地拽起脚，带起一坨黄泥砸在后背上，搞得人人都成了“花背”。可是大家毫不在乎，雄赳赳，气昂昂，兴致勃勃地往那原始森林里的连部奔，嘴中还高唱着语录歌，领头指挥的照例是吴娟。一宪在后面瞧着吴娟，见她裤腿卷得高高，原本白净如雪的细细的小腿肚子成了两根黄泥棍，就连细嫩的颈子上也是泥迹斑斑。不知为何，一宪觉得她这个样子可爱极了。 队伍路过一个水塘，忽然间，大家的腿上爬上了许多黑黑的东西，定睛一看，妈呀，是蚂蟥。革命小将不怕脏，不怕苦，可是就怕这吸血的丑东西。女学生们死命地尖叫，却又不敢去碰它们。一宪看见吴娟吓得直喊，在那儿拼命地跺脚。吴娟，别怕，一宪大叫，连滚带爬地挨到她那儿，死命地用手捏那蚂蟥。可谁知那玩意儿太滑腻，又死黏，一宪硬是没捏上一个。也许这些蚂蟥更垂涎这些来自大上海的学生，吸盘刚刚粘上，就拼命地往嫩肉里钻，转眼间埋进了半个身子，摇着屁股贪婪地吸血，看那情形，好像即刻就要整个儿钻进吴娟的身体里。她显然也是这般想的，一张小脸已是煞白，泪水汩汩地往外冒。小一宪犹豫稍许，忽然张嘴，一口咬定吴娟小腿肚子上的一条蚂蟥，脸一抽，“噗”的一下吐掉，又去咬另一条。就在此时，庆宪喊了起来，要大家把自己的鞋带抽出来，在腿上先箍紧，然后往下抹。大伙儿赶紧照着做，发现这主意果然灵光。一阵惊吓和忙乱后，尘埃落定，队伍终于又开动了。吴娟要一宪和她走在一起，满眼是感激的神情。一宪也不看她，眼睛只管眺望着前方，可脚下的步子却是越发带劲了。 “英雄救美”，一宪咬蚂蟥这件事儿很快地就在连队里传开了。不过，与上次的情书之事大相径庭，这次当人们谈起它时，没有了讥笑和嘲讽，代之以尊敬了。那样龌龊的玩意儿竟然都愿意放入口中，他一定是个好心的人。相反的，大伙儿对吴娟的看法倒是起了微妙的变化，隐约间觉得她欠了一宪什么，至少上次做得过分了，让一宪出了大丑。吴娟聪慧，有一段日子里，她总是三缄其口，歌声也少了，尽量不引起旁人的注意。她也设法避开一宪，实在要是迎面相遇，她会嫣然一笑，那种友善的笑容。一宪也觉尴尬，但他就是无法从脑海里除去吴娟的面孔。而只要一见到她的莞尔，他顿时是心花怒放，那整个一天都是有使不完的劲儿。 连队的知青们可没有沉浸在这蚂蟥事件上多久，他们还有更重要也是更紧迫的事情要做 -- 盖住房。原来上海一下子来了这么几千个知青，农场总部根本就是应措不及，就连那住的地方也还是空中阁楼。庆宪的那个连被分到离总部最远的地方，离了镇子一百多里地，地处在大山环绕的一个山洼洼里。爬山涉水，等到他们那近一百来号精疲力尽的队伍到达“住地”时才发现，哪里有什么房子，就是一片杂树林，几大叠油毛毡子，几把斧头和铲撬，另加上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原来这位姓刘的同志是从附近的五七干校临时借来的指导员，任务是指导这群十六七岁的孩子们劈树开地，建造茅草房 -- 那油毛毡子就是用来作屋顶的。刘指导员叫知青们先找合适的树杈子将那油毛毡子挂起来，好遮雨，搭个临时的睡处，然后就将他们分成了三个排，每个排要建两个茅草房，男女各用。 竞赛开始了。 庆宪被知青们一致选作了一排排长。他首先组建了一个三人“建房委员会”，负责统一的计划指导。一宪不是委员，但开会的时候庆宪却一定要他列席，因为委员会制订的计划最终大多要靠一宪领着人去做。其他的两个排已经是热火朝天地干上了，一排却是没有动静，头一天只是开会。等到他们开始动工时，可是有条不紊，不同一般。庆宪把一排分作了两组，分别负责开地筑房基和切削树干做建材，两组并行进行。别的排都是两间茅草房单独建，一窝蜂的上。一排的却是两间房子的房基同时处理，劈树开地时也不是随意乱砍，而是一开始就配合建材的尺寸，大梁，横杆，支架，还有当墙的竹篾，一切皆是按部就班。庆宪不大动手，主要是在现场指挥调度，力气活都靠着一宪去做了，吴娟呢，则是负责后勤工作，送水煮稀饭。大伙儿干得来劲，在吴娟的带领下，情不自禁地唱起了革命歌曲，唱起了《我们走在大路上》： 我们走在大路上 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 披荆斩棘奔向前方 向前进!向前进! 。。。。。。 两个星期后，一排的基地上是幡然一新，原来的杂树林不翼而飞，代之以两间像模像样的茅草屋。再看看另外的两个排，他们的“房子”才仅仅是几根光架子呢。一排的队员们高兴得来，互相抱着在屋子里的泥地上打滚。滚没有打几个，让一宪给叫住了，他想起了什么。可是因为急所以说的话自是有点结巴：“哎……哎……我……我们应……应该……去帮助其他排的人。”侬憨度呀，有人提出异议，这是比赛，我们胜了。大家都一齐看着排长庆宪。庆宪是喜形于色，朝着一宪投以赞许的一瞥，然后对大家说：“同学们，一宪同学是对的，我们已经赢了，全连所有的人都看到了。现在是我们帮助那些落后者的时候了。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吗，要关心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这次盖草房的事儿可是让那位临时指导员对庆宪刮目相看。他回去后极力向上级推荐，总部很快就来了条文，十七岁还不到的庆宪顺理成章地就做了连长。和那盖房子一样，庆宪首先是组建了一个以他为首的七人“连委会”，在他的领导下，指挥全连的工作。连委会下达的第一个重大任务，就是生活自给自足的计划。原来，总部只是保证给连里送定量的口粮和盐巴，其余的一切都要自行解决。口粮就是米，光吃这个哪行？喝的水呢？蔬菜呢？炒蔬菜要用的油呢？烧饭的柴火呢？近百个大上海来的孩子，犹如突然有一天被人遗弃在个荒岛上，一时间乱成了一锅粥。庆宪召开全体大会，鼓励大家，强调这正是考验我们革命意志的时候了。想想珍宝岛的自卫反击战中牺牲的解放军战士，他们为了祖国连命都丢了，我们这点困难还算得了什么？大家听罢这番话，开始变得群情激昂，喊起了震天的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连委会把知青们分划成许多组，诸如开荒种菜组，饲养家禽组，寻井挖井组，炊事组，拾柴组，甚至还专门派了几个人轮流清理那简陋的茅坑。只是，要想吃上种的青菜和用来榨油的花生，还有养的鸡鸭，那可是小半年后的事儿。庆宪肯定是想到了这些；这不，他又指定了一个以吴娟为头的临时生活需品解决组，专门负责去向附近的老乡家和五七干校购买或赊借。老乡们虽是拮据，可是看到这一帮大城市来的孩子到这山沟沟里受苦，不免心软，多有尽力而为，给块腌肉什么的。有一次，几个邻连的知青跑了二十多里地来这儿串门，忽然闻到了久违的油花香味，原来吴娟在“玻璃汤”里打了几个老乡们送的鸡蛋，还炒了萝卜丝混腌肉，清香四溢，把那几个馋的。这“玻璃汤”可是其他连唯有的“小菜”，就是盐水汤，上面漂了几颗葱花。一时间，庆宪的名声大振。 一宪最初被分在开荒种菜组。这是最大的组，近二十来号子人。一宪块儿最大，自然也就是最用力。他劈树，刨树根，平地，运土，干得不亦乐乎。等到地开出来了，种菜的事儿摊给了女生，庆宪又把一宪调到了挖井组，因为他们刚刚找到了一个可能出水的地方，亟需粗膀子力气大的人。一宪是庆宪指到哪，他就冲到哪。他觉得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做的事儿大家又都是赞赏不绝，让他感到十分兴奋和快乐。隐隐约约间，他还能感觉到有一双美丽的眼睛在注视着他，带着赞许和骄傲，这于他来是最在乎的了。 转眼一晃，大半年过去了，孩子们又长了一岁，岁数大的已经正式进入了“大人”的行列，十八岁。青菜长出来了，大蒜还结了果，养的鸡也下了蛋，生活关终于基本算过去了，现在开始是工作关，是真正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总部给连部下了精神，给他们充分的自由，随便他们干什么，只要是劳动，能体验到劳动人民的辛苦就行。连委会开了三天的会，决定到底要干什么。大伙儿是众说纷纭，什么都想干。其他的连队都是毁林开荒，种植天然橡胶树，我们也这样做吧，大多数连委员都如是说。庆宪则有不同的想法。那五七干校的指导员说了，种天然橡胶至少要等六年后才能割树干取乳胶，那是哪年子的事儿，这么多年别人会以为我们什么都没干呢。 “我们种水稻和油茶怎么样？”庆宪问大家，眼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看人家当年的南泥湾，搞得风风火火，硬是把荆棘遍野、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处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老革命能做，我们革命小将为何不能？假如我们成功了，明年就可以自给自足，不要国家的口粮和工资，这该有多么大的影响？这是多么光荣的一件事？” 众人最初皆是沉默，犹豫不决。这水稻怎么种啊？怎么搞灌溉啊？如何插秧啊？可庆宪这人，似乎具有一种天生的令别人信服的魔力，也就是那种自然而然地吸引人、指使人的气质。最后，连部一致决定，开荒种水稻和油茶，目标是成为整个西双版纳知青农场第一个自给自足不要国家一分钱的连队。 每个知青都被连委会布置了头三个月的任务：男生每天开荒二分地，女生则是一分半。 到了来年丰收的季节，连队是颗粒无收。 邻居五七干校又派了那位刘指导员来帮忙，分析失败的原因。你们这哪叫种水稻啊，他“教训”这帮大孩子。种水稻至少得要三个条件，一是平整的地面，二是圈水的垅坎，三是进水的农渠。你看看你们的，别说是后面两个，就是那开出来的地，也是奇形怪状，凹凸不平，这垅坎都不在一个等高线上，怎么能够蓄住水？你开荒造了那么多的地，毁了树，最后可是都养了杂草了。 连部开会，又是一连三天。会上，庆宪虽是有点沮丧，可仍然是不甘心，要大家读毛主席语录，尤其是《老三篇》。其他人这次倒是犹豫了，支支吾吾都不表态，只是望着列席的大他们近三十岁的刘指导员。“怎么啦，你们，”庆宪有点恼怒，“我们革命小将，难道就被这小小的困难吓倒？”僵局之下，是刘指导员解了围。他循循善教，向大家解释，有些事情不是光靠热情和干劲就行的，得讲革命的科学性，毛主席他老人家不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现在的事实就是，你们这块地方不适合种水稻。既然如此，为何不能做些其它可行的事情，尽快地为革命作贡献呢？刘指导员还暗示，他们那儿有着大量的天然橡胶林，因为人手不够，常年在荒废着。 会议最后的决定：不再开荒种水稻了，由五七干校那儿划给他们一大片天然橡胶林，像其他连队一样，割树采胶，上缴国家。庆宪开全连大会，又布置了新的指标：一年后，全连的年采胶量一定要超过本团其他的十一个连队，而两年后，誓夺全师第一名。 一宪干劲十足地投入到了新的任务中去。为了种水稻，辛辛苦苦一年，却是白忙一场，他也很是懊恼。可他不怪罪庆宪。庆宪又不是神仙，不试他们怎么能晓得这儿不适合种水稻呢？反正现在好了，采胶可是实实在在的事儿。想到庆宪拟定的争全团第一的目标，他拚着命地干，恨不能把全连的活都一人保了。几个月下来，他发现自己确实也喜欢干这个。到了傍晚，天然橡胶林里静悄悄的，他们一人一棵树，身体依靠着系带，一刀一刀的割着树皮，“刷刷刷”，那声音在一宪听来可是悦耳动听。他时而偷偷地乜看旁边的吴娟，她那认认真真的样子，真可爱。 不久，连队却是出了个小小的风波。原来庆宪在住地茅草房的大门上挂了块黑板，把每天采胶量最多的前三名和最少的末三名的名字列在上面。一宪照例总是第一名。黑板才挂了没三天，那些末三名的人就闹意见了。我们又不是反革命，凭什么遭如此的侮辱？毛主席他老人家自己说的，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还有人摆出了请病假的事，说那些请病假的人啥事都不干，有的根本就没病，这又算什么？公平吗？庆宪和他们辩论，可是支持他的人似乎并不多。最后还是总部介入干预，说是革命重在鼓励，只列前三名，事情才算过去。只是，风过留痕，连里部分的知青与庆宪之间自是产生了隔阂。 一年后，庆宪的连队获得了全团采胶量的第二名。虽是没有达到第一名的目标，可他们一鸣惊人，头一年就获得如此成果，团里对他们是刮目相看，要把他们连的事迹汇报到总部去。不过，一宪发现庆宪并不是像他想象的那么开心。相反，他感觉到庆宪近来怎么显得心思重重，沉默寡言。他可是一连之长啊，一宪心里嘀咕。他猜想这可能与那些书有关。大约是一年前吧，庆宪从刘指导员那里拿来了许多书籍，从此就像是入了魔似的，除了干活，就是啃那些书，对连里的事儿也不像过去那样关心了。他有次乘庆宪不在，偷偷地查看了一下庆宪藏在枕头底下那些书。都是些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书，什么《战争与和平》，《忏悔录》，《日出》，《李自成》，《秦始皇传》，《苦菜花》。他忽然记起，那黄老师曾经在班上提起过《苦菜花》，说它是本黄色淫秽的书。那庆宪怎么看这种书呢？还有你刘指导员，为何借给庆宪这种书呢？ 有一天晚上，知青们吃完大锅饭后，闲来无事，都躺在茅草屋的地铺上聊天，海阔天空地胡侃。一宪看看天还没全黑，想起傍晚收工时把他的那件老头衫给忘在胶树林里了，得去拣回来，免得夜里让野兽给叼走。月亮才刚刚露了半个脸，四周是一片夏虫的轻鸣，山道虽是迤逦，一宪却是走得欢快，宛若是脚下生了轻风，口里还哼着语录歌曲。翻过一个坡，转过一道林子弯，已经过了半个路程了。前面是吴娟她们种的蚕豆地，正是长杆的时节，远远看去，近一人高的茎秆像是一大块帷帐。他蓦然打住了脚步。月光下，他清楚地看见在那帷帐东南角有两个人影钻了进去。虽是恍惚，可其中一人他却是确凿无疑，因为那是她。这么晚了，她和谁在一起？干什么？好似被一根无形的绳子拉着，他从西北角进了帷帐，蹑手蹑脚地朝着另一个角落靠近。他听到了说话声，立即止住了步子。 庆宪：这日子过得不怎么样，整天和黄泥巴和树皮打交道。 吴娟：哎，你可是连长啊，这么消极。 庆宪：连长算啥么子？人家霍去病十九岁就当大将军了，率军打匈奴，多神气。我呢？都过了二十岁了。 吴娟：嗯。 庆宪：现在这连队真难搞，好多人偷懒，搞假病假条，不上工，还有打架的，我怎么办？又不能扣他们的伙食和工资。 吴娟：唉，真是的，当初我们刚来时多开心，全没这些事儿。 庆宪：当初？那是四年多前，我们还是孩子呢。 庆宪的这番话让一宪颇感诧异 -- 庆宪平时可是从来没有在他面前流露出任何这类的想法。他竖着耳朵听，可是他俩的声音突然间变小了，嗯嗯呜呜，听不清爽。一宪等了一会儿，卒悄悄地往前挪步，一步，两步，……，终于看到了两个人影。他的脚步像是遭了冰封，动旦不得，眼睛睁得滚圆： 眼前，两个人影合成了一个，躺在田坎上，纤小的那个被另外一个紧紧地搂在怀里，同时两人的脸贴在一起，激情的亲吻声夹杂着她断断续续的呻吟“庆宪，真的吗，真的喜欢我？” 一宪懵在那里，呆若木鸡，早忘了隐蔽之事，竟立起了身子，木木地走了出来。庆宪和吴娟吓了一跳，吴娟更是埋进了庆宪的怀里。一宪回过神来，转身疯狂地奔跑起来，“一宪……”他听见庆宪在叫唤。 次日，一宪没有上工，头埋在枕头下，迷糊了一整天。又过了一天，同样如此，饭也不吃了，只喝水。总部有规定，若是连续旷工三天，得全团通报批评。庆宪要连里的人员不要张扬，就说是看在一宪四年来从没有请过一天病假，更不要说旷工的面子上了。到了第三天中午，一宪终于饿得不行，起了身子到隔壁的茅屋厨房找东西吃。脚跟刚出了门槛，身子却定住了。门外的那张破石桌子上，搁着馒头和稀饭，旁边是一碟咸菜萝卜和一碗鸡蛋炒蚕豆，用了个纱罩子罩着。庆宪和吴娟坐在那儿，见一宪，半站半坐，都是尴尬的样子。一宪径直几步到了桌旁，无顾他俩，捧起了饭碗。一宪，庆宪支支吾吾叫了声。别理我，一宪瓮声瓮气地回他。三人无语，就听见一宪扒稀饭嚼馒头的声音。眼看着桌子上就是一片净光，吴娟又叫他一声，没有回音。她倏地站起来，声音也大了： “王一宪，爱人只能有一个。” “我知道，”一宪回答的仍是粗声粗气。 “除了庆宪，就是你了，”吴娟的声音软下来。 一宪低头耵着那空碗，不吱声。半晌，他抬起了头，那两道浓眉已经舒展开来，他终于过了这道坎。聪明的吴娟见状，隔着石桌子伸出双手，紧紧地把住一宪的肩膀。 那个礼拜天，三个人搭着五七干校的拖拉机进了镇子，花了五块钱在一家饭馆里大吃了一顿。一宪坚持要付钱，庆宪不让，却让吴娟说服了，说一宪这是在祝福我俩呢，就随了他的心意吧。一宪“哼”了一声，警告庆宪，这顿饭可不是白吃的，你今后若是对吴娟不好，那就别怪我一宪不客气了。 第四章 时光荏苒，转瞬又过了两年。到了秋天，千里之外的北京城里传来了一条惊天动地的消息，“四人帮”给抓了起来。搞了整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大江南北，人们的脸上溢出了久违的笑容，到处是敲锣打鼓游行的人群。庆宪他们在那十来间茅草房的泥墙上贴满了红色的大标语“打倒万恶的四人帮，坚决拥护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总部专门在镇上开全师庆祝大会，各个连的连长轮流上讲台发言，以表知青的喜悦心情和紧跟党中央的决心。庆祝会开得欢天喜地，知青们更是利用这个机会相会久违的熟人。可就在大会行将结束时，有两个知青跃上了讲台，猛然间竖起了一幅标语“四人帮倒台了，我们也该回上海了！”全场一时是鸦雀无声，唯有那几千双眼睛聚焦在这幅标语上。但很快地，有人喊出了口号“回上海，回上海。”最初是几个人，零散四处。但是迅速地，如星火燎原，这零星的喊声变成了几千人的有节奏的呐喊：回上海，回上海，我们一定要回上海。 这件“聚众”示威事件影响非可，据说惊动了中央，派了一个副部长千里迢迢来到景洪找知青们了解情况，体恤他们的苦怨。那两位竖标语的原来是庆宪连里的，部长自然就找连长了。说你是个党员，有意见可以通过组织渠道反映嘛，为何如此兴师动众，影响多不好。庆宪灵齿厉牙地反驳：“我们反映无数次了，有人理睬我们吗？你看看这几年，有门路的，家里是干部的，都想着法子回城了，当兵，提干，上工农兵大学，就那么几个个人，你说我们大伙儿能安心吗？换作你的儿子，如今你还会让他呆在这儿？”说得部长哑口无言，连道容他回京向上面反映。 一宪尽管也是合着大家挥臂喊着“回上海”的口号，他内心里似乎并不怎么急着想回城。他觉得这里蛮好，他喜欢这里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他也喜欢劳动。他其实并不喜欢人多的地方。而上海？那可是像个关人的笼子。还有他家住的地方，鸽子楼似的弄堂窄巷，从小他的耳朵里就塞满了邻里间的吵架声，还有他的妈妈回骂别人的吼声。在这儿，一切的纷杂都没有了，就只有山、树、孔雀、依兰花、一望无际的天然橡胶林。他只要好好地割胶，又有庆宪和吴娟这样的朋友，这不是挺好的嘛。 只是，庆宪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尤其是近两年来，一宪发现庆宪的心情变得愈发压抑。每走了一个知青，他的脸色都要阴上几天。最严重的是那次上大学的事。总部给了团里一个名额，要送到重庆读大学。那年庆宪已经入了党，又是师里的标兵，所以大伙儿都以为选他是笃定的事啦，就像连里后院里养的云南矮脚鸡 -- 飞不了。谁知两个月过去了，仍不见动静。后来有人到总部一打听才知道，原来人家早在一个月前就被送走了，据说他的父亲是南京军区的一个什么军长。庆宪把自己在茅草房里关了三天，就像当年一宪怄气他一样。出来时，他胡子拉碴，整个是换了个人，那眼神在一宪看来有些异样，挺吓人的。他一手挽着吴娟的腰，一手把着一宪的肩，说得很平静：“我没事儿，别担心我。不过，你们以后看着，我田庆宪将来要是不做出点大事出来，就不配娶你吴娟做老婆，也不配做你一宪的朋友。” 那部长回北京快一年了，却是渺无音讯。庆宪坚决地辞掉了作了整整七年的连长职务。一宪有点替庆宪担心，怕他又要搞什么聚会之类的。有一天，去镇上取邮件的人给庆宪带回了一个大纸盒子，装的皆是高中数理化和语文政治之类的教科书。庆宪读了信，蹦得有三尺高，嘴里面喊着“老邓，还是老邓好”。一宪除了当年离沪赴云南那次，还从来没见过庆宪是如此兴奋的。原来庆宪妈来信，说是上海市已经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又可以凭考试进大学了，而且允许过去十年的初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包括知青，这些书就是供庆宪复习用的。果然，总部很快就出通知了，大家可以报名。那几天，一宪看着庆宪乐得，仿佛这几年以来的开心都被他省到现在才释放出来。 这时已临中秋，是产胶的旺季，地里种的蚕豆和其它的豆子也该采收了。丰收的季节，这也是一宪最忙但也是最快乐的时候。一天晚上，他正在那儿筛选着晒的蚕豆，见吴娟匆匆地跑来，叫他去那间茅草屋厨房。过去的一个礼拜，庆宪每晚都在那儿复习。进了屋子，见庆宪在里面，眉头紧蹙，满脸的愁云，地上散了不少烟蒂（他以前可从不抽烟）。“一宪，你给出出主意吧，”吴娟也是一筹莫展的样子。原来庆宪挑灯夜战了这些天，才发现当初他们在初中只忙着贴大字报了，根本是什么都没学到，而高考的日期近在眉睫，也就是两个月的日子。庆宪需要时间，可是总部不允许知青请假复习。旷工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将会记录在个人的档案里，这可是会跟着一个人一辈子的，没人敢冒这个风险。 “干脆，我把自己弄伤得了，”庆宪一拍桌子，赌气般地说，可立即遭到了另外两人的齐声反对。上个星期隔壁的三连才出了件事故；一个知青为了达到长期呆在上海的目的，在田里劳作时有意用镐头夯了一下自己的脚，谁知下手没数，把那只脚就这么废了，成了真正的残废。 三个人挠着头皮，仍是一筹莫展。看看时间已晚，庆宪还要复习，一宪就先退了出来。“一宪，你就想个办法吧，”吴娟用眼神送他，几乎要哭出来。 那天夜里，一宪彻夜没睡。 三天后的晚上，庆宪正在厨房里做着物理试题，吴娟在一旁替他摇着扇子。一宪推门进来，“给，”递给他们两张纸。那是两张病假条，分别盖着五七干校和团部赤脚医生的大红章，上面写到：“田庆宪同志因受瘴气，得了严重的瘴疟，高烧，上呼吸道感染，需全休两个星期。”先搞它两个星期，以后再说，一宪加了句，随即就坐在了灶台上。庆宪和吴娟拎着那两张纸，目瞪口呆。再看看一宪，见他那张黑脸通红通红，太阳穴那儿青筋暴起，直冒汗珠，牙齿也在打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吴娟问。“别问了，”一宪摆摆手，“假条是真的，你就叫庆宪专心复习吧，考不上就太对不起我俩了。”庆宪一直在琢磨那两张纸，猛然间明白过来，一把紧紧地抱住一宪，声音颤抖：“一宪，你……”一宪推开他，连道别靠近他，免得传染了，卒冲出了门。 多年后，当庆宪已经作上了很大的官，吴娟依然提醒他，并不是小老百信就不聪明，像一宪，他竟能想出把“王一”两字改成“田庆”，且不留丝毫痕迹。庆宪总是应她，说这跟聪明无关，而是忠诚，为朋友肝脑涂地不惜，这样的人，在官场上根本是见不着的。 聪明的庆宪没有辜负一宪他们，以全云南文科前五名的成绩被复旦大学录取。临行的那天，那已经是次年的二月初了，全连杀了十只鸡，从五七干校那儿拿来了二锅头，老乡们送来了腌腊肉，大吃大醉了一顿，为老连长饯行。临到去镇上的拖拉机就要启程时，大家又把庆宪、吴娟和一宪三人留在厨房。三人抱头痛哭一阵。一宪继而破涕为笑，说我们哭什么，这是大好事啊。庆宪拉住一宪的手，说吴娟以后就托付给他了，她……已经有了。一宪慌忙上下打量她。“这，”一宪急了，“你们，证领了吗？对庆宪在学校有影响吗？”吴娟脸色绯红，拉起一宪的手：“看你，心这么细，尽想着我们。才两个月不到。我五月份就回上海去，领证，生孩子。”原来，总部有了新的政策，结了婚的女知青怀孕五个月后可以回上海待生，不算违规。 到了五月，正当依兰花开得最灿烂的时节，吴娟要走了。一宪坚持要送她到镇上的长途汽车站。他怕吴娟在拖拉机上颠着，临行前拿了条被褥给她垫着。一路上两人无言。临到就要上汽车时，吴娟终于忍不住，想哭了。她要一宪坚持着，听说中央要有新政策了，所有的知青都回原城市，由政府安排工作。“我和庆宪等着你，”她从窗子里伸出手来，朝着一宪使劲地挥。一宪手举在半空中，望着汽车后面扬起的尘土，想到从小学一年级到现在，十七年，这还是第一次和她分开，忽然感到自己也想哭了。 一宪自吴娟走了以后，好像是个忽然泄了气的气球，再也提不起精神。连里的其他知青更是如此，就如同散了架子似的，气氛愈加沉闷。人人是归城心切，就等着看知青的代表和中央的对话的结果。胶仍是割，地照旧种，但那是敷衍了事，只要不记旷工就行，反正工资照发，口粮照给，与这干的活儿没有任何关系。 终于，当依兰花又是绽蕾盛开的时候，总部来通知了，中央的新政策，知青们如果想回上海，可以名正言顺地回去了，回城后由政府统一分配工作。不消三个月，连里的知青走了大半，剩下的也只是图着那每月二十八块的工资和口粮，等着城里的机会就回去。 一宪也要回去了。只是，真的要离开这块土地，这块浸洒了他十年汗水的地方，这片早上起来总是让他心旷神怡的郁郁葱葱，他又禁不住依依不舍。 还有，还有阿兰小妹。 阿兰妹没有姓，至少知青们不晓得她姓什么，就如大多数的西双版纳的女孩子一样。说起来，一宪认识阿兰妹已经整整十年了。他们刚来的时候，总有个隔壁村子的小姑娘提着个盛了鸡蛋的篓子向他们兜售。“自家养的，刚生的，”她总是如是说，眼睛低垂着，那浓厚的山地本地话让一宪他们最初时费尽了脑神。鸡蛋四分钱一个，换得钱回去交给种田的爸爸妈妈，攒到足够时上镇子里买一条家里急缺的裤子，或是一双她们四个姐弟共享的线袜子。一宪没见过农村，眼前的这位叫做阿兰的小姑娘令他惊讶不已。她说她七岁了，可看上去却因为明显的营养不良而显得小了两三岁，膝盖上满是补丁的裤子反倒是吊在半小腿肚子上，看来已经附在那双瘦腿上至少有四五年了。她的头发总是灰蒙蒙，乱蓬蓬的，好像从来就没有洗过，也没有梳过，就连她的脸色，也是灰暗暗的，完全迥异于他所熟悉的上海市里的小孩。 一宪可怜阿兰，开始时总是自己掏钱买她两三个鸡蛋。谢谢大哥，她仰脸连声感谢他，也只有这个时候，一宪才发现，原来阿兰有着如此一双黑眸分明的漂亮的大眼睛。 这双眼睛从此时常在连里忽闪。即或手腕上没有篓子，小阿兰也喜欢到知青这儿来。她喜欢听吴娟唱歌，喜欢看吴娟她们穿的衣服，还喜欢听知青们说话，软绵绵的，真好听，完全不像当地人的硬邦邦的腔调。照例地，只要是来连里，阿兰都要来找一宪玩。乡下女孩会看人，她一眼就看出一宪是个脸黑心善的大男孩，她喜欢他。 一宪自是好好地待她。见了阿兰，他才知道原来这天底下还有这么贫穷的人家，几个人合穿一条破裤子，相比于她，那他过去在上海闸北的日子真的可以说是太幸福了。他像个懂事的大哥哥，心疼地带着这个小妹妹。 也许是南国的风雨润人，也许是穷家的贫瘠催人，好像是一眨眼间，小妹妹长成了大姑娘。而大姑娘看一宪的眼神，也从那小妹妹般的乖巧，变成了少女般的柔媚。柔媚中映烁着火辣，火辣得让一宪惶惶然的，有点不知所措。 七月里，风吹楠的叶子正是最密，依兰花的芳香正是最浓，山皇鸠的翅膀正是最红，整个西双版纳仿佛空气里都能闻到盎然的勃勃生气。连部却是寂如死水，知青们都已经走的差不多了。一宪无事可做，独自呆在厨房里，反复读着刚刚收到的庆宪和吴娟的来信，还有他们八个月大的女儿的照片。“真像妈妈，美人坯子一个，”一宪自言自语，吴娟那身影又浮现在脑海里，一阵难堪的落寞不禁爬上了心头。 正寂寞时，一个女孩子的身影出现在门楣下。“一宪哥，”阿兰妹一声叫得他心微微发颤，“陪我到林子里去转转好吗？” “好，我们走。”一宪今天的回答让阿兰妹的心也颤跳了起来。很久了，自从她的胸脯鼓起来了以后，一宪就再也没有单独和她去林子里面玩了。她已经想好了，今天应该是最后一次了。过了今天，她就再也不会来找一宪哥了。 两人无声无息地走在迤逦的羊肠小道上。多么熟悉的小道，当年的阿兰小妹妹曾经骑在一宪哥的肩上，一边戏弄着他的头发，一边听他讲渔父和金鱼的故事。一宪借着眼角的余光端详着阿兰。小妹妹早已长成了大姑娘，胸脯突起得犹若两个鼓鼓的小山丘，一条麻布色的粗布裙子紧裹着的身子，丰满得宛如是颗成熟后的菠萝蜜果，凹凸有致。她的所有的一切，从头上黝黑的长发，到光溜溜的小腿肚子，好像都在向一宪散发着一种莫名的信息，拨动着他心灵中某处神秘的末梢。他一直在试图抑制这种感觉，可是现在却感到是力不从心了。 前面就是风吹楠森林。阿兰把手伸给一宪；他踌躇了一下，握住了它。两只手都是热乎乎的，掌心里沁满了汗水。 “你还想着娟娟姐，”阿兰低着头，是问，也是在答。 一宪没说话。 “可我就是想你，”阿兰勇敢地抬起头，眼睛盯着一宪。 一宪猛地颤抖了一下。 阿兰停住了脚步：“我以后不能再来了。” 一宪打住步子，回头看阿兰。她的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里现在已是泪水盈盈。阿兰，一宪轻轻叫了一声，双手紧紧把住阿兰的那只手。 “家里已经把我介绍给了山那头的一个男人，半年前刚死了老婆。上礼拜他把彩礼已经送来了，三条毛毯，还有三十块钱，过了年我就要过去了。” 一宪将阿兰的手捏得更紧。 阿兰的声音也好像含了泪水：“可我就是喜欢你，我……我要把它先给你。” 一宪松开了阿兰的手，却是猛地将她拦腰抱起，一步，两步，……，两人消失在那郁郁葱葱之中。 一个星期后，一宪踏上了东上的火车。来时是个孩子，去时已经是个男人。而上海这个大都市，又会怎样迎接这个男人？ 第五章 一宪在上海火车站见到了来迎接他的庆宪和吴娟。吴娟更漂亮了，艳丽里又渗透出一种只有做了母亲才特有的妩媚。庆宪呢？整整两年未见，一宪发现他变了，变得神采奕奕，真的有点像他在西双版纳时看的电影《大浪淘沙》里面的那些神气的大学生。一宪真替庆宪高兴。 庆宪特忙，忙学习，还忙他的活动 -- 他是学校团委副主席和学生会大干部。吴娟也忙，忙着带孩子，还要上夜大学。一宪不去打搅他俩。等到下一次他和他俩碰面时，那已经是一年以后的事了。 一宪自己呢？他自是有他自己的烦心事儿。 市里面成立了一个“云南返城知青安置办公室”，简称“云办”，专门负责解决一宪他们的工作问题。这可是件棘手的任务。一宪他们总共有几万多人，人人都想要好工作，进国营大工厂或是大学和机关。一宪一回到家，从爷爷到三姐，祖孙三代一致“命令”他，无论如何，一定要进一个国营大企业，要进一个有房子分配的单位。“看看这屋子，”三姐是一脸无奈，“再也蹲不下一个大男人了。” 这屋子，原是一间单层的放杂物的仓库，不到三十平米，在一宪出世的前两年由市民政局分配给了他那位蹬黄包车的爷爷。近三十年的沧海桑田，如今它的格局是两间有门的各为十平米大小的“卧室”，外加一个八平米的厅。厕所自是没有的，反正有弄堂里的公用厕所。厨房呢，那是爷爷违规在仓库的旁边盖的一个小棚子。这棚子可不止是供烧饭用的，它还是爷爷睡觉的地方 -- 白天把那睡觉的小折叠床收起来，腾出的地方刚好够活动四肢烧饭炒菜。那两间卧室，一间睡着他的那位蹬三轮车的爸爸和已经退休的妈妈，另一间则是他的三姐和三姐夫的新房。一宪幸亏多等了几个月才回来。仅仅在他返上海的前半个月，他的二姐夫才终于等到了他的单位里分给他的一个单间房，得以让一直睡在客厅的二姐搬了过去。那张客厅里的床嘛，自然现在就属于一宪了。 一宪妈三天两头就去“云办”打听一宪分配工作的事儿，一宪脸皮薄，不好意思老去，他妈可不管，说我儿子给你们送到农村，苦了整整十年，你们得给我们个说法。“云办”要他们耐心等待，要相信党和国家。还说工作是有的嘛，街道上的民营小厂，可你们不去，那只能排队喽。一宪妈可不买账，大着嗓门与他们论道：“我们家可是祖孙三代的劳动人民，最苦的，凭什么一宪不能进大单位？不行，我们等。” 一宪等了小半年，毫无消息。每天早晨醒来，想想这一天又不知道要干啥么子，他常常望着墙顶上的天花板发愣。他感到自己真窝囊，一个六尺汉子竟然成天价被关在这八米的小屋子里，靠着父母养着。他不由得想起了刚刚离开的西双版纳那儿一望无际的天然橡胶林，在那儿，自己至少还有个事做。 他有时也上街上转转，去淮海路和外滩，热闹的地方。街上是熙熙攘攘，人头攒动，人多得就跟西双版纳那原始森林里数不清的野树似的。他忽然产生了某种异样的感觉，一时却不能确定是什么。直到有一天当他在弄堂口看见一群嘻嘻哈哈放学回家的高中生，他才明白这感觉究竟是什么 -- 我已经不是小青年了，快二十七岁了。 他开始想女人，他想要有个自己的家。 其实，打他一回到上海后，全家就开始替他张罗对象了。连他那位已经七十好几的老爷爷，也又蹬起了三轮车，为孙子攒那“三转一响”的钱，说是就算蹬断他那双朽腿，也要让唯一的孙子娶上媳妇。也有几个姑娘见了他几面，觉得这人倒是一个老实的人，过日子型的。可是一旦了解到他住的地方，还有那渺无着落的“国营大单位”的工作，就都知“难”而退，不见了踪影。这倒更加坚定了一家人要一宪进大单位工作的决心。 过了新年，眼看回到上海已经半年了，又有个姑娘见了一宪。称她姑娘也许有点勉强，因为她已经二十八岁了，还长一宪一岁。一宪一家背地里皆称她“老上海”，这可是她对自己的称呼。她听了介绍人讲了一宪家里的情况，嘴里不禁冒出一句“呃，刚北佬，吾克斯老上海宁。”据她的话，她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在崇明岛上打鱼了。“老上海”是一家闵行区里小针织厂的女工，对这住房问题自是格外重视。“老上海”年龄大，这眼光也老到。她对一宪家的现况并不是太在意，依她的说法，找爱人主要是着眼将来，看他是三叉戟，还是螺旋桨机，谁在乎目前的状况，再说现在上海城里又有几个住大房子的？她非常看重一宪是云南知青这件事。她的哥哥就是因为曾经到北大荒插队，回上海后被安排在了上海造船厂，那可是人们做梦都想去的地方。只是一宪的“大单位”还只是空中阁楼，但她又舍不得放弃，就对一宪说：“侬斯嘎好宁，但阿拉需要时间了解了解，先扎扎一般朋友吧。” 一宪和“老上海”扎了快半年的“一般”朋友，眼看她的耐心已是细如游丝，行将匿迹之时，平地一声春雷，“云办”那儿终于传来了好消息，上海XX光学仪器厂有了两个工人的名额，其中一个给了一宪，国庆节后就去报到。一家人高兴得一连三天没合上眼。这上海XX光学仪器厂可是个近万人的大厂子，还是军工单位，这待遇还会差？“老上海”的苦心终于没有白费，当天晚上就要和一宪升级，把那“一般”两字彻底地抹掉。倒是一宪守得住，说我们还是想想婚事的准备吧，离国庆节只有两个月了。快马加鞭，“老上海”做事老练利落，很快就搞定了一切：一宪十月三号报到上班，他们五号就去领证，六号办酒席，婚后他俩睡一宪父母亲的那间，老两口暂时睡客厅，反正一宪厂里很快就会分房。她大概是喜昏了头，还主动提出“三转一响”事儿，要一宪家只出那“三转”，收音机则由她爸爸妈妈负责了。 到了九月下旬的一天，天高云淡，即将做新郎、进大单位的一宪一早起来后是心花怒放，想想以后闲时就少了，就跑到繁华的淮海路逛起来，顺便查看查看喜筵上要的蛋糕。大马路上没看到合适的，倒是在比邻的一条街道上的橱窗里瞥到了一个中意的。看那店的招牌，“铜锣湾西餐厅”，待进去一瞧，果真是香港人开的。这文革结束才五年，竟然就允许香港人在上海开店了，一宪咂咂嘴。看那价钱，却是贵了些，有点舍不得。正在那儿犹豫着，一宪忽然听见从大厅侧面的一道门内传出来女声独唱的音乐。那歌声柔软缠绵，甜润飘逸，情情切切，犹如狂野里抚过一缕清风，竟让一宪愣住了。他从来没有听过如此优美动听的歌声，让人欲罢不能。还有那歌里的词：“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好像就是在和他说话，说着心里话。他听见服务员的议论声，说这只歌的歌名叫《甜蜜蜜》，邓丽君唱的，这才明白过来，敢情这么好听的歌曲就是那位台湾女明星唱的，真是名不虚传。 而就在这时，他真的怔住了：有人进那道门，门开了，他清清楚楚地在里面看到了庆宪和吴娟！这么巧的事，他早上起床时还想着要去庆宪的大学去找他呢。 原来庆宪和吴娟合着十几个庆宪的同学正在这家餐厅畅饮抒怀，庆贺他们四年的同窗苦读就将结束，走向社会、一展宏图。两人见了一年多没碰面的一宪，惊喜万分，强拉他入席。庆宪更是向众人宣称，说一宪是他在西双版纳农场八年里所见过的真正的劳动模范，也是位能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男子汉。待听到一宪慢吞吞地相告了结婚的事情，众人皆围到他的声旁，要灌他啤酒；吴娟更是兴奋至极，不顾旁人，拉着一宪的膀子问这问那。有同学插话，说这大喜事啊自应有好的音乐助兴，要有情有调的。立即，那台盒式录音机里飘逸出了邓丽君的委婉情切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也真 我的爱也真 月亮代表我的心 …… 众人正在那儿热闹着，门突然间被从外面推开，进来了一个比一宪他们大不了几岁的男人。 庆宪问他是谁，有啥事情。来人也不回话，径直走到那台盒式录音机那里，摁了“停”键，迅速地用手指捏出里面的盒式录音带，放进了他的上衣兜兜。到这时人们才注意到，原来这人身着一身深蓝色的半旧的制服，但却没戴帽子和徽章，一时不晓他究竟是哪方神仙。无论如何，如此粗鲁地私闯、搅扰他人的聚会，他的举止不由得引起众愤。你是干什么的，有同学大喊，上去要揪他。庆宪却警觉起来，感到此事蹊跷，忙止住了大家，又客气地询问来人，究竟这是怎么回事。来人用眼扫了屋里一番，说话虽是不紧不慢，却把大家吓了一跳： “怎么啦，想打警察啊？” 他两手比划着，告诉大家，他是这里的户籍警，刚才派出所接到电话，说有人在此处公开播放靡靡之音。“你们胆子可不小啊，”户籍警语气突变，威凛逼人，“竟然聚众搞这个，知道中央现在正在推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吗？” 就在众人一时愣住，不知做何反应之际，一个人呼地站了起来，那是一宪。“啥么子资产阶级自由化，管它啥宁的事儿，侬把磁带还给吾，那是阿拉的。”说着，他就伸手掏户籍警的口袋。年轻的户籍警睁大了双眼，上下打量一宪，显然是恼羞成怒：“啥，要磁带？没收啦。不仅磁带，录音机也要，人还得去派出所。侬是头吗？跟阿拉走一趟，做个记录。” “侬算老几，”一宪的憨劲上来，脖子涨得通红，一只大手猛地拽住户籍警的兜兜。他可不管什么记录不记录，他只知道那是庆宪的磁带，那么好听的磁带，他一定要把它夺回来。手劲太大，户籍警又往后仰，那只口袋竟一下子被扯开了一个小划子。这个时候屋子里已经涌进不少围观的外人，见到这扯坏的兜兜，有人不禁叫了起来：“哎呀，有人打警察了。”户籍警愤怒至极，脸红脖子粗，一把揪住一宪的领子：“好啊，翻天了，走，到派出所去。” 庆宪显然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欲息事宁人，赶紧向户籍警道歉，说那盘磁带应该没收，一宪不是有意的，望多多原谅，衣服我们赔。户籍警不依不饶，这事在他看来已经起了本质的变化，非得把一宪逮到所里去不行。一宪坐在椅子上，有如块秤砣，就是不动，众人呢，则都劝那户籍警，磁带你收去，口袋他们负责缝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大家都是上海宁嘛。眼看是僵持不下，又见一位民警推门进来。原来餐厅里的人见事情闹大，又给派出所打了电话，来的是所长。 所长年近五十，制服、帽徽、领章齐全，到底非同一般。待听罢大家的叙述，他首先肯定了户籍警，说他年轻，刚刚上任不久，认真负责，这“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之事上级最近确实开大会提过。至于聚众播放靡靡之音的问题，上级并无明确的政策，什么是靡靡之音也没有清楚的定义。但是，所长锋头一转，这扯破警服口袋的事儿要严肃处理，否则哪还有王法。一旁的吴娟心急如焚，忽然间想起了什么，从书包里掏出针线来，也不顾那户籍警的极力反对，硬是拽着他，把那个半寸长的划子给缝补好了。众人又替一宪说情，所长却是坚守立场，不为所动，要一宪交出工作证。可是，当他得知一宪当了十年的云南知青，至今仍无工作单位之后，倒是沉默了一阵儿。所长到底是所长，既不泄年轻户籍警的气，也对得起自己心里冒出来的那几许同情心。最后的决定？王一宪要写一封至少三页纸的自我检查，深刻批判自己，勒令明天一定要上交到派出所来，然后由所里“酌情”处理。所长宣布完决定，还不忘了加一句，要一宪相信党和国家，一定会给他安排一个满意的工作，随即带着户籍警离开了。众人经历过刚才这一幕，亲眼见识了一宪的男子汉的气概，皆围着他向他道谢。庆宪安慰一宪，检查由他负责写了，估计不会有大事了。吴娟呢，心里是感激交加歉意，一直是拉着一宪的膀子。一宪倒好，笑呵呵地回大家，没事儿，没事儿，来来，继续吃。 他说没事儿，哪知天有不测风云，家里面可是差点出了大事了。 次日的傍晚，一宪把那吃饭的桌子从小棚子里挪到客厅，一家六个人等着“老上海”来家里吃晚饭。自从一宪得到了“云办”的通知后，她就俨然是这一家子里的一员了，时不时地过来吃饭，比如今天，她说还要带一碟她做的千张包肉糜的小菜。 千张包肉糜没有吃着，一家人倒是领教到了“老上海”的脾气。“轰”，家里那扇破门被人一脚从外面踹开，跟着她冲了进来，将她那个上班用的黄书包猛地摔在水泥地上，双手叉腰，好像屋里就是一宪一个人，对着他铺天盖地地哭喊起来：“王一宪，你这个刚北佬，憨度，寿头，十三点，呆子，猪头三，瘟生，你这个遭天打五雷轰的，你是要害死我啊，妈啊，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呜……” 一家人如在雾中，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宪慌忙上前去搀扶她，被她一膀子撸开，哭骂声又连珠炮似的喷出，这次是冲着一宪的爸爸妈妈：“你们这个好儿子，多情的孽种，为了他的那个老情人吴娟，竟敢打警察，派出所马上就要来抓他，要记录到档案里去，还有哪个单位敢要他啊。王一宪，你这个遭天杀的……” 原来也不知道哪个漏嘴的，把这消息捅了出去，添油加醋，以讹传讹，掺进了“老情人”，又臆断出逮捕之嫌，那位“老上海”想想自己苦心经营这么久，如今还已经是他的人了，到头来却眼看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怎么能够不伤心？ 一宪妈一听到“吴娟”这个名字，眼睛就冒金星，再听见“打警察”、“逮捕”，脸色已变得煞白，不知是气得呢还是被吓得，说话的声音里也像“老上海”一样带着哭腔，除了没有她的暴怒：“一宪啊，到底啥事情啊？这个吴娟呀，怎么老是克上你啊？你怎么敢打警察啊？那上海XX光学仪器厂哪敢再要你啊？我的老天啊。” “侬弗晓得，”“老上海”哭腔里带着忿恨，“伊在云南，竟然用伊……用伊自嘎个嘴咬那龌龊的蚂蟥，就是为了那个吴娟。” “？？？”爷爷，爸爸妈妈，姐姐姐夫，五个人的下巴像是脱了臼，瞠目结舌地盯着一宪。 那一晚，若一宪没有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他们，更重要的是当日下午他去交检查时所长的那句“你没事了，可以后要学会控制你的脾气哦”，那这场家庭批斗会不知会开到猴年马月。凭着所长那句话，大家心头的石头落地，估计上海XX光学仪器厂这只煮熟的鸭子这次真的是飞不掉了。只是，想想那嘴咬蚂蟥的事儿，还有“老上海”那副哭啼啼的惨相，一家人正正经经地给一宪约法三章，从今以后别让他们再听到“吴娟”这两个字，好好地和“老上海”过日子。 半个月后，一宪果真拿到了上海XX光学仪器厂的工作证。厂里听说他在西双版纳做了近十年的采胶工，就把他分到了搪胶车间，反正这车间的活儿确实与胶字有关。头一天报到，第二天“老上海”就和他领了结婚证。又过了一个月，厂果真分给了他们一件单间宿舍。从此后，就像那歌里唱的，“驴子拉磨，一圈又一圈”，一宪做工，一年又一年。 一晃眼，他过了四十。 第六章 就在一宪四十二岁的那年，在他那原本波澜不惊、默默无闻的生活里又发生了一件事情。这次发生的事情跟二十六年前他跑到吴娟面前挥臂大喊“我报名，我要去西双版纳”有所不同。那次最多也就是影响了他个人，浪费了他十年的青春；而这件事儿则可是触及了、也伤害了旁人，后果自是要严重的多 -- 他差点就把人给弄死了。 一宪从结婚到这件事的发生，寂寂无名地在这个世上过了十五年。“寂寂无名”这个词也许要用得非常谨慎，因为它只适合于类似一宪那样的人。这短短的十五年，借用英国作家狄更斯的一句话，真可谓既是最美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即或是无所不能的如来佛，他也无法预料到，仅仅十几年，在这原本万马齐喑的中华大地，真就是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不是一般的富！富得把俄国的航空母舰买来搁在小镇上展览；富得把世界上最贵的跑车买上十部放到天安门广场上做秀；富得把走私得来的宝马车一月一个送给春晚上的当红女歌星，以博一笑；富得人人都晓得那个口头禅“没关系，随便把我的一个超市送给他，不就摆平啦”；富得人人都记得那个笔记本，里面详细记录了他和他包养的一百多位情妇的做爱细节；富得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年费超过百万元，尽管在上海全职的保姆月薪不及两百；富得是纸醉金迷，富得是春风得意，富得是踌躇满志地喧叫“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当死寂的大锅饭被一脚踢翻，当人性的疯狂和欲望在“市场经济”抑或“资本主义”的角斗场上终于得到释放，所谓物竞天择，优胜劣败，总有这么一小部分人，无论是公平的还是不公平的，无论是正当的还是非法的，无论是当官的还是做庶民的，无论戴了博士帽的还是赤脚插秧的，无论高干子弟还是市井贱民，各式各样，五花八门，凭着超常的野心和机智，他们真的就是“富起来”了，成功了，作了这大江南北的主宰。 在这一片躁动和亢奋中，一宪显得茫茫然，有点不知所措。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场田径会上坐在观众席上的观众，任凭那些运动员们在田径场上奋力厮杀，自己则只有默默观看的份儿。时不时地，他不由得怀念起在西双版纳的日子来。那时候，日子虽是穷些，可却是没有这许多的繁杂，也没有这许多的烦心。 就在一宪结婚后的次年，他爷爷的那把饱经风雨的老骨头终于累垮了。有一天蹬三轮车回来，他忽喊心口痛，脚根子还吊在脚踏子上，人就走了，去会先他三十年前就已经走掉的一宪的奶奶了。十年后，一宪的爸爸也和他们在冥河那边团圆了。他那年六十四岁，除了那张脸因为日晒雨淋而比同龄人显得苍老外，身子骨还算结实，谁也没有料到他走得这么快，只是后来才从医院知道，他由于常年因拉客人无法按时吃饭，那胃早就烂穿了。爸爸火葬的那天，一宪默默地捧着骨灰盒，陪妈妈回到闸北的家。妈妈一个人坐在床沿上，望着爸爸的遗像抹泪。一宪挪了张小板凳，坐在妈妈的跟前。他看着爸爸的遗像，又望着已是满头白发的妈妈，脚下这块自己小时候曾经在上面翻了无数跟头的水泥地，还有头上那斑斑点点的天花板，竟有点恍若隔世的感觉。他蓦然意识到，他现在可是家里面唯一的男人了。 他觉得自己在外面挺窝囊的，不像个大男人，对不起死去的爷爷和爸爸。进厂后没两年，厂里送车间的工人们去夜大进修，因为那些手动的搪胶机要改朝换代成自动型的，操作人员需要一定的数学和计算机知识。他挑灯夜战，拼死拼活地学了半年，最后的考试成绩偏偏离平均线就差一分。那条平均线可是一条“生死线”，成绩高过它的工人就可以留在原车间，奖金也加了，而一宪则成了“待安置人员”。不知始于何时，好像是一夜间东风换了西风，再也不是读书无用，到处都在讲学历。他一个初中生，实际上的小学毕业生，尽管长得高高大大，却被人当作矮子看。从搪胶车间下来后，厂里最初把他分到了勤务处，实际上就是打扫卫生处，大概是听说了他的妈妈就是干这个的。一宪不敢告诉“老上海”，跑到闸北爸爸妈妈那儿讨教主意。全家人这次立场一致，无论如何一宪不能干这个，这么个大男人，说出去让他们的脸往哪儿搁？就叫他耗着，反正国营企业是不能开人的。一宪脸皮薄，不好意思这样耍无赖。可是想想若叫“老上海”知道此事，她会发狂成什么样，他又犹豫了。怪来怪去，他最终还是责怪起自己来，谁叫自己脑子笨？ 好在这次他那个“好心人”的名声又帮了他。厂里人事处的处长见他是个老实人，又是个荒废了十年青春的云南知青，心存不忍，有意无意地暗助他。他不是割过胶嘛，就把他分在塑胶车间，跟胶字联系还挺紧。从此，一宪合着一群女工，干起了黏胶的活计 -- 将那塑料底座黏在厂里生产的电子显微镜的底下。 他其实手很巧，只是不喜欢数理化，不堪于作抽象思维。在西双版纳的时候，知青们可是都夸他呢。他看大伙儿立在那儿割胶，两个小时下来是腰酸背痛，就想出个系带的主意 -- 弄根带子绕在胶树上，将那身子整个的靠在上面，松了筋骨，却不影响采割的动作。还有那些农活儿，何时撒种，几时施肥，收获的季节该怎样怎样，小鸡要怎样养，甚至连那公孔雀是如何开屏吸引雌孔雀的，他似乎都有着一种生来的灵犀。可是到了这大厂子，谁在乎这些灵犀？倒是一宪他自己心里是七上八下的。那些造出来的东西实在是太神奇了，连那名字都怪，什么陀螺仪，光谱分析仪，频谱显示器，他是一头雾水，听了就有点胆怯。 外面既是这样，那家里面呢？ 一想到家，一宪的眉头就更紧了。他知道，“老上海”嫁的不是自己这个人，而是他的那张红色的工作证，以及这间单间的屋子。就这样也罢，他原指望，过日子嘛。只是，没过上几年，就连这两件东西也挡不住她那张刻薄的嘴了： “人家小张弄到了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啦，侬瞧瞧阿拉的，烧饭、上厕所都和别人在一起。” “吾好多朋友都找了大专生，至少是职大毕业，看侬，夜大都弗及格。” “瞧人家的小宁，白白净净的，看阿拉的儿子，黑不溜秋的，都是你的作孽。” “伊小梁背着香烟去东北一趟，一转手，赚了好许多钞票，两千多块呀，侬个寿头，为啥想不出来？” “成天就知道黏侬那个破胶，烦死了，侬就不会找一个更好的、赚钞票多的工作？” “吾是倒了八辈子霉，怎么会摊上侬这个死浆糊，侬现在还在痴想那个吴娟？” 。。。。。。 他本来就嘴笨，不善于吵架，干脆就闷头不语，由得她去。他心里很清楚，“老上海”心里没有他，他也不爱“老上海”，他俩就像他爷爷常挂在口边的苏北口头禅，是苞谷面做元宵 -- 难捏合。为了吴娟，他可以赴汤蹈火，不知为什么，好像在娘胎里老天爷就给他下了这样的训令。抱着阿兰妹，他浑身充满了一团火，心里面好像流淌着清澈的春泉，幸福快乐。而“老上海”于他，则全无这些感觉，竟有如那桌子和板凳。他也迷糊当初为何找了她，也许就因为他需要个女人。 男人和女人，因着这最原始的也是最本质的需求，两人最初还勉强凑合。只是，自从他三十岁得了儿子以后，即使这种需求在两人之间也是消失殆尽，互相看着都厌恶。唯一连接两人的，就是儿子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孤独的一宪常常会想起庆宪和吴娟。自从那次磁带事件后，各忙各的，直到一宪儿子出生的那年，一宪找他俩，要给他们看儿子的照片，才得知他们早已不在上海，而是跑到南京去了。一宪收到了吴娟的一封长信。原来庆宪毕业后被分到了上海市市府工作；仅一年后，他自己要求去邻省J省省府工作，因为他认为在那儿发展的空间更大。吴娟写那封信时，庆宪正在北京中央党校进修，说好的，因为他工作优秀又刻苦，从北京回来后就会被破格提拔成副处级干部。“一宪，”一宪仿佛在信中都看到了吴娟兴奋的神情，“你没看到庆宪现在的样子，就和我们当初下西双版纳那时一模一样，神采飞扬的。”一宪打心眼里替庆宪高兴。他早就知道，庆宪能干，从幼儿园起就是班长，将来也一样。只是想到庆宪会越来越忙，不知何时他们三人才能重聚，一宪不免又有点失落。 果然，一直到六年后，在他们初中毕业二十年的聚会上，一宪才得以见到庆宪和吴娟。九年没见，在众人的眼里，庆宪并无多大变化，要说有，也是如今的他更英俊，更成熟，更像个男人了，眼神里多了一层一宪以前未曾见过的光彩。他现在已经是J省交通厅的副厅长了，是全国前十大省里最年轻的三个副厅长之一。不过，依了吴娟的埋怨，他这个冠冕可是用24×7换来的 -- 他是一周工作七天，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时。甚至连这次聚会，他也只露了个脸，午宴没吃就赶去苏州了，因为那儿有个大项目竣工，等着他剪彩。把个吴娟孤零一人留给了大家，引得老同学们都齐声替她“抱怨”。当然，“抱怨”过后，皆是赞美甚至羡慕。大伙儿都因他们的这位老班长而自豪。凭他的聪明加刻苦，保不定四十岁之前就升作了正厅长，再过四年，那就是副省长，省长，再下来……，大家都不敢想了。 一宪却是发觉庆宪与他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西双版纳的时候，两人即使不在一块儿，一宪总是觉得庆宪就在身边，他俩是交心的哥们，两人的生活交融在一起，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彼此感觉的到。而这次，他看庆宪却看不清爽，好像有一层无形的帷纱隔在了他们的中间。庆宪仍然像从前一样谈笑风生，依旧是众人簇拥的中心。可是，隐约间，一宪觉得他的谈笑变了样，像是在应酬，也许更像是在敷衍。他的心根本就不在这里，哪怕仅仅是小半天。一宪试图自个儿替庆宪着想 -- 他现在可是一个不小的官了，忙啊，管着那么多的大项目，这不是吗，中午还要到苏州去剪彩。只是，一想到这个，一宪的心头就不由得流出伤感来：人为什么一旦到了大人，就非要分出个高低不同来？那小时候是多么美好，大家都是一样的。 不过，他发现吴娟正好是相反，和他及其他的同学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儿。他自己也不知道应了什么邪，从小就喜欢琢磨观察女人。他暗自观察吴娟，与其他的女同学相比，岁月似乎对她要仁慈许多，并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除了眼角略显一些细纹外，她仍然是那样的漂亮，身材依然是那样的苗条，添加的只是三十多岁女人特有的那种丰腴和成熟的韵味。可是直觉却告诉他，她有心思。他想直接问她，可是又不知如何开口，到底他们都是奔四十去的人，有些事情反倒是遮遮掩掩的了。一宪不禁又怀起旧来，想起了当年他们三个到景洪镇上吃吴娟和庆宪的“定情宴”的情景，那时多好，要骂就骂，要笑就笑，多么开心。他实在是忍不住，笨嘴拙舌地冒了一句“庆宪家里没欺负你吧？”引得众人一阵嬉笑，说你一个小工人管起厅长来了？再说，阿拉吴娟这么能干厉害，庆宪他敢？吴娟淡淡莞尔：“他成天都在工作，没时间欺负我呢。”那笑容依旧是仙女般的甜美，只是在一宪的眼里，却是有点勉强。 这次见面以后，一宪和庆宪又失去了联系，直到整整五年后，在他们初中毕业二十五年的聚会上，他才愕然得知，庆宪和吴娟已经离婚一年多了。两人都没来，有关他们的消息也是零零碎碎的。大意是，庆宪早已不在J省，而是跑到西部的G省去了，据说现在已经做到副省长了。而吴娟这些年来则一直和女儿住在苏州。那天晚上，一宪将脑袋蒙在被褥里，在床上辗转了一夜。他心痛，那感觉就好像离婚的不仅是庆宪和吴娟，还有他自己：在他看来，他们三个就是一个三口之家，好端端的二十多年，怎么一转眼已是分崩离析。 他还没来得及消化庆宪和吴娟的事儿，自己的家里也出事了 --“老上海”退休了，尽管她连四十二岁还不到。实际上，她的那个小针织厂早在半年前就没得活做了。工人们等了半年，最后是厂子和其它的十几个纺织厂组成了一家大集团，还在股市上上了市。集团上了市，董事会的头一个重要决定就是裁减“多余”的人，过了四十岁的女工自是重点考虑对象。就这样，七千块钱一次性了断，“老上海”被迫加入了上海街头一时间猛增的“早退”大军。 也许是“早退”事情的刺激，在“老上海”身上竟然出现了“早更”的迹象，白发急增，整天价满脸通红盗汗，河东狮吼，搅得一宪是片刻不得安宁。那骂人的话自是伤人，可又让一宪哑口无言： “侬个寿头，没本事，阿拉儿子都十一岁了，还和爸爸妈妈睡一个房间。” “阿拉朋友有宁都买自己的房子啦，瞧阿拉？” “侬个憨度，黏胶要黏一辈子相？阿拉没退休金，七千块用完了，侬叫阿拉去喝西北风啊？” “阿拉朋友小刘，伊爱宁带伊到新马泰玩。侬个没用的么子，阿拉结婚十几年，去过啥地方白相相？” “阿拉小宁读书弗来斯，上个礼拜数学考试弗及格，侬个呆子，也不活动活动，帮伊弄个好一点的初中？” 。。。。。。 “老上海”哪里晓得，就连一宪他那个卑微的黏胶工的饭碗，也是风声鹤唳，怕是不保了。他的那个光学仪器厂，跟着近来许多转型的国营大单位的样子，也转型成了国家控股的私人公司，大号浦江集团。那位党委书记摇身一变成了董事长，厂长的名片上也换成了CEO的头衔。既然是私人公司，那就要讲效益和利润喽。公司已经发了条文，半年内，人员从目前的一万多裁减到八千。 就在这一片愁风烦雨中，不知不觉地，一宪迎来了他四十二岁的生日，那是一九九六年的三月。 第七章 到了四月，浦江集团里的风声是愈来愈紧，有传闻说近一半的车间将会被合并或取消，其中包括塑胶车间。有一天，一宪正在那儿干着黏胶的活儿，心里面烦着，传达室来电话，说是有一男一女找他。 远远的，还隔着粗粗的铁门栏子，一宪仍是一眼就认出了她。吴娟身披一件浅蓝色的细呢大衣，里面配了件高领的白色羊毛衫，下身是一件质地高雅的短礼裙，那副半透明的黑色的尼龙长丝袜，配上半高跟的精美的皮鞋，让她那原本就是挺直的双腿显得更加修长悦目。待近看，她是面色红润，神情荡漾，与六年前相比，似乎反而变得更年轻，也更优雅了。再看那位男士，大约四十六七岁，个头矮一宪不少，却是双额饱满，鼻头滚圆，双眼炯炯放光，一看就是那种精明强干、争强好胜的男人。不知为何，这个男人让他想起了庆宪。庆宪也是能干和好强；所不同的是，庆宪在一宪眼里有时还像个天真可爱的孩子，而眼前这个男人却是令他竟有点惧怕的感觉。 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吴娟仍是兴奋地拉起了一宪的手，向那男人介绍：“老杨，他就是一宪，我的最好的朋友。”男人和一宪握手，那手劲大得，一宪从来没遇到过如此用劲握手的。握手有劲，声音也是洪亮锵锵：“王先生，娟娟一直提到你，把你说的好得不得了。我们都是同路人，只不过大了你们几岁，不过我可是在农村待的比你们久，我就生长在农村。”吴娟又向一宪介绍那男人：“他是我的未婚夫，叫杨建国，是广东人。”一宪这才意识到，吴娟刚才说的是普通话，而这个男人的口音确实是有点港里港气的。 杨建国似乎对一宪的工厂十分了解，知道厂里新的规定是工人上班期间最多有三个五分钟的休憩时间。不打搅你上工了，他说，只是来相告一下，六点钟收工时，他们会在门口准时等一宪，请他一起去吃晚饭。 到了下班的时候，一宪看到吴娟一人伫立在大门外，却不见杨建国的踪影。“老杨有事，七点半到，让我们先去，”吴娟如是告诉一宪。他不是傻子，料到这是她的未婚夫给她和自己叙旧的机会。这倒让他对这个男人产生了一丝敬意。去哪儿呢？一宪问吴娟，又拍拍自行车的后座。吴娟笑起来，那甜美的样子不禁又叫一宪心跳。侬个憨度，她骂他，叫他把自行车先存在传达室，随即像个孩子似的拉起他的手，领着他过了大马路，又串到旁边的一个弄堂，那儿，一宪一眼就看到了一辆黑色的体积非常大的小汽车，旁边围着一帮子人。他听见有人唏嘘“呀，是宝马七字头的，那得要一百多万啊。”吴娟先是打开了乘客边的门，要一宪进去。当吴娟熟练地将车倒退出弄堂时，透过茶色的玻璃一宪看到的是一双双羡慕的眼睛。他立即明白了为何吴娟不把车子停在厂子的大门口，不禁感激地看她一眼。 窗外是车水马龙，从对面的汽车射出来的灯光刺得一宪睁不开眼睛。活了四十二年，他都不知道小汽车里面究竟是啥样子。他瞧着吴娟熟练写意地握着方向盘，不由得想起了二十多年前在西双版纳他们三人搭拖拉机进镇子的情景，那仿佛就是昨天的事儿。他感到有点不可思议，这世界变化得也太快了。三人返城后才区区十几年，一个做了副省长，一个开百万元的私家车，剩下一个他呢？他丝毫都不眼红庆宪和吴娟，因为他把他俩看作是自己一样，这世界上哪有自己妒嫉自己的。只是一想想自己目前的状况，一家三口睡的那单间屋子，没了工作的“老上海”，学习不上路子的儿子，还有自己眼看不保的黏胶工的活计，一宪的心情立时暗淡下来，他感到很卑微。 吴娟领着一宪来到南京路上的一家旋转餐厅。餐厅坐落在一家新开张的新加坡人开的大号“王子酒店”大酒店的最顶层，透过落地大玻璃窗，这“东方巴黎”大都市的夜景是尽收眼底。一宪从来没有想到，从高处看原来上海的夜景是如此的美丽，尤其是是那座新建不久的东方明珠电视塔，晶莹夺目，还有那座杨浦大桥，上面接踵奔驰的汽车发出的灯光犹如四条喷焰的火龙，叹为观止。一宪想起了刚刚不久前看的一部电影，讲的是几个当大官的和做老板的故事，里面有个镜头就是他们惬意地呆在一个包厢里，一边欣赏着上海的夜景，一边品尝着牛排，说不定就是在这家餐厅里拍的。他环顾四下，果然见所有的客人都是衣裳考究，颐养极佳的样子。再仔细观察，男客们一看就是那种事业有成、自信十足的成功人士。女客们皆如吴娟，优雅高贵，赏心悦目。人跟人就是不一样，他不由得暗暗感叹。 吴娟说正餐等老杨来了再要，先来些水果饮料之类。她就是了解一宪，知道他一定毫无主意要什么，说话间已经自个儿订了，要了一个大果盘，红黄蓝紫，有泰国的奇异果，台湾的芒果，都是一宪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东西。 接下来的一小时，吴娟向一宪述说了一切，丝丝缕缕，没有任何掩藏。一宪于她，不同于他人，甚至胜过丈夫，是她唯一可以掏出心来诉苦的人。她和庆宪离婚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庆宪的一切都是他的事业，他的仕途，而没有她这个妻子。不像其他当官的，他并没有其他的女人，因为他对女人从来就不感兴趣，感兴趣的就是出人头地。四十岁那年，他忽然像是个遭了霜打的蚕豆苗，一回到家就是蔫头蔫脑，唉声叹气，唯一说的东西就是他都已经四十岁了，时不我待。看到人家升做省长副省长的，只要是五十岁以下的，他都要难受一阵子，脸色变得铁青，可以三天不说一句话，弄得家里是死气沉沉。吴娟求他想想她的感受，他却喊起来，问她怎么不考虑考虑他的处境，他的压力。这个时候，恰巧G省有一个副省长的空缺，省委征求他的意向。他是求之不得，二话没说就响应，根本就没有回家商量，根本就没有考虑女儿的教育问题。一个月后，他赴大西北就任，独自一个人去的，因为吴娟已经坚决地与他离了婚。 “庆宪不是坏人，他并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一宪想替老友开脱。 吴娟那双漂亮的眼睛里满是激忿：“什么叫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事？难道他不沾别的女人就是好丈夫了？那他和桌椅板凳又有何区别？我要的是疼我的丈夫，是关心我感受的丈夫，是当我拔白头发时会说‘老婆，你还像是三十岁’的丈夫，是晚上睡觉不思考其他只是抱着我的丈夫，他丝毫都没有做到。” 一宪看到吴娟的眼圈都红了，反倒心疼起来，仿佛自己成了庆宪似的。“那老杨呢？”他把话题转到现在这个男人。 吴娟告诉一宪，她和杨建国认识很久，已经有七八年了。他的一个公司当初投标庆宪负责的省里的一个工业项目，就这样认识了。他来自广东乡下，工农兵大学毕业后分在南京的一个国营企业，十几年前就下海了，搞各种电子仪器的生产，先是从乡村企业做起，如今在整个华东地区已经是这方面私人企业的龙头老大了。两年前他听说吴娟离婚了，很快也和他的老婆离了婚。吴娟和他计划在下个月结婚，这次来见一宪的一个目的就是邀请他参加婚礼。 “你……爱他？”一宪问得闷声闷气。他不太习惯“爱”这个字，说不出口。 吴娟眼睛盯着果盘，嘴角微微下撇，那情景好像是在思考如何回答一宪的提问。一宪注视着她，猛然间意识到，他对面的女人已经是四十二岁了。再美丽雅致的女人，也挡不住岁月的吹蚀。一宪注意到她那双漂亮的大眼睛的角边已经出现了不少鱼角纹，白皙的颈子底部也显出了两道细细的皱褶。在这之前，他几乎从来没有思考过“时间”这两个字。他的日常的生活，工厂里碌碌的干活，家里的吵闹和烦心，这一切都叫他忘了“年龄”这个概念。他留意了一下四周，这才发觉大多数的女客看上去都较吴娟年轻。一阵莫名的伤感袭上一宪的心头 -- 他心疼吴娟。他也开始有点理解她了，尽管他依然无法完全赞同吴娟的回答： “一宪，到了我们这个年龄，你说还能天真浪漫地谈爱这个字吗？我又何尝不想回到二十岁啊，可是回得去吗？老杨欣赏我，在乎我，关心我的感受，他陪我看电影，生日时记得送花给我，总是腾出时间来陪我。谁不想过好的、稳定的日子，住别墅，开名牌车，我的女儿今年还要去英国留学，这些他都有能力保证。他样子也不难看，就是矮些。要知道，我都四十二岁了。” 一宪心里不禁变得酸酸的。是啊，我王一宪也许最在乎她，最欣赏她，愿为她赴汤蹈火，可是这些空洞洞的“最”就能变出她要的别墅和名车出来？变出供她女儿留学英国的十几万英镑出来？ 他不说话了，手腕子依在桌面上托着下巴，怅然地看着大玻璃外面华灯璀璨的夜景。吴娟伸出手去，隔着桌子将它轻轻地贴在一宪的另一只手上。她心里有数，一宪肯定很伤心。可是她也清楚地知道，只有一宪，才能在伤心之后又全心全意地替她着想，真心地祝福她。 这个时候，杨建国进来了。 许多年后，当一宪躺在石岩工厂的寝室里仰头盯着双人床上铺的床板发愣的时候，他总忍不住扪心自问：杨建国和庆宪与他，究竟是什么原因，命运竟然会有如此的天壤之别？怎么现在这个世界，好像就是专门替杨建国和庆宪这样的人设计的，任他们如鱼得水，肆意翱翔。这么多年下来，一宪自认也摸出些道道来。他是苯些，一宪承认。可这并不是最要紧的原因。他不擅数理化，但于那农活和动手做活等却是熟巧，这也是要动脑子的。最关键的，还是那颗心的大小。仿佛从娘胎里带出来就是的，他一宪的心就是没有杨建国他们的大；不是小一点，而是小得可怜。在他的那颗心里，除了像吴娟和阿兰这样的女人，剩下的就仅是盖茅草房、挖井、开荒种水稻之类的事情。哪像庆宪，他想的是全师标兵、厅长、省长，甚至还要当政治局委员。杨建国呢，他的心里也许没有“官”这个字，但却是一个好大的“钱”字 -- 他就是敢想要做中国的李嘉城，他就是自信为何他就不能作中国的首富。 一宪活到四十二岁，第一次，他说服了自己，听了杨建国的开导，想做一件大事情。可这又是怎样的一件大事情啊。 接下来的近两个小时，尽管服务员不断地上着一道道的美味佳肴，真正的山珍海味，一宪却是甚少动筷，因为杨建国讲的对他来说实在是太震撼了。杨建国告诉一宪，由于他本人的地位和在这行业里打拼了这许多年的缘脉，他所讲的是千真万确。一宪的那个光学仪器厂，自从由国营大企业转成了国家控股的私人企业后，那两位原来的党委书记和厂长，现在的董事长和CEO，按照昨天收盘的股价，每人持股值竟达三千万人民币之多。他们计划在三个月内裁掉百分之二十的工人，再利用和金融界内幕的炒作，计划是将那铺江集团的股价在半年内翻一倍。考虑到两人还持有大量的股权，到了年底，所有的兑现加在一起，他俩每人的身价将达到近一个亿的人民币。当然，搭顺风车的还有那些董事们和一些有关的政府官员。“一个亿，知道吗？”杨建国用他那双像鹰一样的眼睛直视着一宪，“你的月薪多少，四百块？他们凭什么？你们厂在上市之前，业绩是一塌糊涂，要是个私人公司，他俩早就下岗了。” 一宪实在无法消化一个亿这个数字。依他的简单思维，即便是这整个的大上海，也就是值十来个亿吧。这个董事长，三个月前还像他一宪一样骑着自行车上班，吃着食堂里的两送饭，工资据说也就是自己的三四倍而已，怎么摇身一晃，突然就值了十分之一的上海？真是匪夷所思。 “这浦江集团原是国营的，是大家的，包括你王一宪的，包括那些即将被裁掉的两千个工人的，现在你们要丢掉饭碗，他们董事们却是大赚股票的钱，这公平吗？”杨建国继续开导一宪。 一宪只感到身体发热，血气开始往脑袋盖儿涌。 杨建国这时话锋一转，讲起他自己。他说他凭了自己的本事，硬是挤上了工农兵学员这趟车，这十五六年下来，靠着他的拼搏奋斗，呕心沥血，创下现在这么一大片天地。李嘉诚算什么，再富也就是香港那个弹丸小岛。他杨建国的志愿是成为中国最大的企业家，在千禧之年，也就是他五十岁的时候，至少坐上中国最富人前三名的座椅。老天爷有眼，让他碰上了如今的大好年代，他绝对不能对不起自己。时不我待，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他还向一宪宣称，他要在上海再建一个工厂，把所有那些即将被浦江集团裁掉的人员都招进去。 如果说一宪之前对杨建国还有什么成见的话，此时已是烟消云散。当一个家庭，不，当两千个家庭的生计因为一个人而得以拯救，那么这个人就成了圣人了。 只是，杨建国对一宪提了一个请求，问他是否愿意也为这两千个家庭做点力所能及的贡献。杨建国如果招用了这些工人，得有活给他们做，一定要有现时的马上就能卖得出去的产品，这样才能长居久安，给他们提供稳定的工作。浦江集团所有的产品技术原来就是大家的，当然也属于这些即将被裁掉的两千个工人的。他们现在被无情地扫地出门，难道还不能分享一下这些技术？杨建国请求一宪做的，就是把这些技术“搞”出来。“这不是偷，”杨建国说这话时虽是压低了声音，却是锵锵有力，“哪有自己偷自己东西的。”不过嘛，他又加了一句话，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再加之这浦江集团现在也是他们私人的了，这事要做的神不知鬼不觉。说罢，他掏出一个非常精巧的大约肥皂盒子大小的玩艺儿： “王先生，这是一架数码照相机，最先进的。你能否设法把浦江集团资料室里的一些图纸资料拍照下来？尤其是有关激光扫描仪和光谱分析仪的，统统都要。” 别说当时，即使在两个星期后当他蹲在冰冷的羁押室里接受刑警员的审讯时，一宪的脑子里仍然根本就没有出现“偷”这个字。依照他当时的认知，偷，那是指偷别人的钱，偷别人的衣服，偷工厂里的零件。偷偷地拍几张图纸的相片，也许有点猫腻，但谈不上偷。更何况，杨建国讲的很对，这些图纸原本就有他们工人的份，现在用点小手段弄出来几张照片而已，又有啥大惊小怪的。他看看吴娟，在她那双美丽的眼睛里又见到了他再熟悉不过的神色 -- 信赖和期望。他还没有来得及开口说“我干”，杨建国又说话了，所讲的东西竟让一宪一时哽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杨建国要一宪放心，他的儿子明年上好初中的事儿就不用烦心了，费用也由他杨建国包了；另外，等杨建国的那个厂子办起来后，欢迎一宪到那儿去，薪水绝对不会亏待他。不过，杨建国嘱咐，万一，这仅仅是十分遥远的万一，一宪如果出事被人发现的话，无论如何不能牵扯上他杨建国，他绝对相信一宪，因为吴娟早就说了，一宪是个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男人。 一个礼拜后的一个晚上，一宪收工后没回家。他先在食堂里磨蹭半晌，后又到厂里的乒乓球室和工友们玩了一阵子。等到九点钟时光，厂子里的人都回了家，他一人悄悄地上了厂总部大楼的三楼，那儿整半个楼层现在都被资料室给占了。几天前他已经仔细观察过，这儿六点以后大门一锁就没人了。里面有一个没窗户的杂物房，闪光外面看不见，正好用来拍照。他为了能进这门，费了一番心思。室里有位他熟悉的资料员，也是云南的知青，有那大门的钥匙。一宪约他下班后打乒乓球，趁他和别人打得正在兴头上，拿了他的外衣溜进厕所，用那橡皮泥摁了钥匙的模子。复制的钥匙果真灵光，转两下就开了那大门。一宪关了门，打着电筒逐个查文具柜上的标签，果然看到扫描仪和光谱分析仪的字样，柜子里正是杨建国吩咐他找的东西 -- 各种各样装订成册的图纸和文件。他迅速地拍了照片，按原样又放回了原件，小心翼翼，不留丝毫痕迹。看看表，仅仅用了四十分钟而已。马上出了这门，这世界依旧是他进来时的世界，可他王一宪的命运，也许真的将会不一样了。 推开门，他吓了一跳。幽暗的走廊里，立着两个皆留着板刷头的年轻人，默默地盯着他。原来自从浦江集团上市后，这公家的变成了私有的，董事会要求加强财产的保护，雇了个职业的保安公司负责厂里的保安。一宪不知道，那资料室的门后安装有一个保险机关，六点以后，进门的人须得输入一个密码，否则的话“异常”信号五分钟内就被传到保安处。那两位原本是武警出生的保安，已经在门外静候一宪有一会儿了。一宪还没来得及反应，其中的一个保安一步跃上，迅雷不及掩耳，一把攫走了他手中的照相机。另一位亮出一根黑漆漆的两尺长的警棍，硬绷绷地抵着一宪的胸膛，喝令他别动。一宪定过神来，脑子里一时想到的就是要夺回那照相机，那可是杨建国的，也是她吴娟的。一拳撸掉胸前的警棍，他冲向那位抢了他相机的保安。手已经拽住了保安的膀子，一宪就觉得他左侧的腰间犹如是被一台万吨车头碾过一般，眼前金星乱舞，痛得他不由得坐在了地上。原来，那是一宪遭到的那位保安用警棍予以的千钧一击。一宪又摇摇晃晃立了起来，挣扎着还要往前冲。“妈的，下贱的小偷，一棍子还不够，”那持棍的保安显然是恼怒了，千钧一击又砸在一宪的右侧背上。一宪踉跄两下，这次却没有倒下去。后脊梁像是拦腰断了，痛得他泪水直涌。心则是更痛 -- 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被人叫过“小偷”，骂过“下贱”。他转过身来，一把握紧了警棍，怒目而视。保安往回拽，竟如同磐石一般纹丝不动，再搁上另一只手，那警棍已经跑到了一宪的掌中。羞怒之下，保安一记重拳击在一宪的眼睛上。羞辱，怒火，一宪终于是火山爆发，脚下一扫，保安摔在地上，他还没赶得及翻过身来，一宪手里的警棍已经劈了下来。 据后来医院报告，一宪那棍子如果再多使上半斤的劲儿，那位保安的命肯定就没了。也许天意如此，一宪那一棍偏偏打在了保安的脊椎骨的两个盘结之间，他的蛮劲又大，把那两个盘结打成了错位，四两拨千斤，竟然就造成了保安的下肢一级残废，终生得靠着轮椅行走了。这样的案件，往往审判起来是非常迅速的。不过，由于浦江集团的强烈要求，一宪直到两个月后才被正式判刑入狱。浦江集团看了一宪拍的相片后，大为紧张，执意要求警方一定要审讯出犯人的幕后人。原来一宪拍的那些图纸，涉及到浦江集团新近开发出的一种新型的激光扫描仪，集团正想利用这个产品大肆宣传一番，为股价造势。这幕后人一定来头不小，集团甚至已经揣测到是谁，这次势必要来个水落石出，把他搞臭。只是出乎警方和集团的预料，那犯人审来训去，就是死命也不说，只是一句话“反正自己要下岗了，胡乱搞点资料，拿到外面去卖。”混账东西，浦江集团负责治安的副总（就是原来的那位人事处处长）朝着一宪咆哮，你个黏胶工懂什么激光扫描仪，哪来的钱买这么昂贵的照相机？警方更是向他晓以利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的老婆都要和你离婚了，你怎么还是如此傻乎乎地保护你的幕后人？“没宁，阿拉自嘎干的，”一宪永远是那句话。如此这般，羁押了两个月。 一宪被判刑八年。 他的家人对他真可谓是恨悯交加，尤其是痛恨他寿头一根筋，死也不说出指使他的人；不然的话，哪能判这么多年。家人现在已经不包括“老上海”了 -- 她在一宪判刑的前三天就领了离婚书，从此再也没见她的影子。不过姐姐要一宪放心，不用担心他儿子的生活。一宪的那间单间房被浦江集团收回后，他的儿子并没有流落街头；相反的，“老上海”娘儿俩怎么就住进了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据说是一宪过去的一位知青朋友送的。更令家人惊奇的是，一宪的儿子被大名鼎鼎的XXX中学录取了，还免了所有的学杂费，听说是应了学校的一位非常重要的赞助商的要求。这让家人又更是怜悯起一宪来。他本是一个老实人，于人憨厚，人人都想帮他，怎么偏偏就干出这种傻事情来。一宪心里清楚这些都是谁做的。自从被正式判刑，警察允许一宪的非直系亲属探他后，吴娟来了三次，可是每次都吃了闭门羹，一宪不见她。他不恨她，只是心里太委屈。夜里的时候，躺在牢房那冰冷的木板床上，他常常听任自己的泪水汩汩泉涌。他怕见她，怕自己这么多年的委屈突然间化成了恨，会伤害了她。他已经想好了。从此后再也不见她了。 一宪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获减刑一年。在他服刑的这七年中，外面可是发生了不少事情，都是好事儿。首先是庆宪，他又挪了个地方，现在是Z省的正省长了，终于实现了他的五十岁之前脱掉“副”字帽的计划。杨建国也不错，虽然他的目标迟了两年才得以实现 -- 在二零零二年富比世杂志推出的年度中国富人排行榜上，杨的大名的位置正好是第三。报纸电视上天天是杨的新闻，不过大部分与他的财富并无太多关系，而是有关他的那位美丽的妻子吴娟的。坊间几有传闻，言有杂志作过抽样调查，吴娟获“最美丽高雅中年女人”的称号。甚至连那个浦江集团也是捷报频传，股价七年里翻了三倍。 一宪出狱后的当天，在他爷爷那套已是残破不堪的房子里，合着七十五岁的老母亲和他的三位都已退休在家的姐姐，一家人抱头痛哭了一夜。他最想要见的人却没有见着。“老上海”托人传话来了，儿子刚上了大学，你知趣点，别让他的同学知道你这个劳改释放犯。可他实在忍不住，怀揣着儿子的照片，暗自跑到儿子的大学里，在他上食堂时偷偷地端看他。儿子长得像他爹，高高大大，憨厚可掬，活脱脱地就是当年一宪在西双版纳时的样子。看着儿子掖着厚厚的书本和同学们谈笑风生的模样，一宪的心境顿时好多了。儿啊，他心里说，你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决不能像爸一样。 他此时已萌生了离开上海的念头。远远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忘掉过去的一切，反正在上海也找不到工作，没有人愿意雇佣一个年届五旬的劳改释放犯。他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老母亲。姐姐们倒是都支持他，心疼他，叫他放心，妈妈由她们照顾呢，赶紧找个工作，找个疼他的女人，过好这下半辈子吧。也算是老天这次帮忙，三姐当年插队时有个初恋情人，在深圳做生意办了几个工厂，赚了点小钱，竟还不忘旧情，愿意帮这个忙。就这样，知命之年的一宪，一如当年豆蔻年华的他，再次对大上海说声再见，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生活好像给他开了个玩笑，画了个大圆圈，三十四年后又回到了原处。 第八章 也就在一宪来到石岩的那一年，位处于工业园区中心的一家叫做“夜夜春”的桑拿浴休闲中心新来了一位按摩女孩子。称她女孩子，也许不太合适，因为她那年二十四岁。这个年龄的姑娘，若是一个影视明星或歌星，比如那对每天晚上都在园区中心广场高楼的巨幅广告牌上光芒四射的香港明星“双胞胎”，也许可以说是如花似玉，正当年华，被人称作“细女”（细，香港话“嫩”，“年轻”的意思）。可是对于一个按摩女来说，则早已过了“细”这条线了。在客人的眼里，年方二八才是细，三八，已经是阿姨了。这不，休闲中心里的女孩子也许配个艺名还不够格，但都有一个对外的昵称，诸如阿红啊、阿凤之类的，而这位姑娘的，则还添缀了一个“姨”字，阿兰姨。 阿兰姨做的是皮肉生意。客人进了按摩房，讲好的是中式按摩，八十块两个钟。不过，关了门，见那门背后还挂个牌子，上书“冰火交加，最高级的享受，只加一百五十块”。客人上下打量她一番，点点头，然后就跟着她出了门，上三楼，三转两绕，进入一个僻静的房间。个把钟头后，客人出屋，一笔人类最原始的生意完成，男人满足了他最原始的愿望，阿兰姨则收入一百块。另外的一百三十块？自然是入了“夜夜春”老板的腰包；当然，这得减去他送给公安局里内线的好处钱，还有其它的“关系费”。 她上工的规定时间是下午两点到凌晨一点，但通常回到寝室时那对“双胞胎”的广告牌已经息了灯，这意味着已过了午夜两点。客人多，老板高兴，她也未尝不是。疲倦不堪，倒头入睡。醒来时通常已经是日杆高挂，快十一点了。煮一碗方便面，或是到门外买一盒盒饭，这就是早饭加中饭了。看看离两点钟还有些时间，把脏衣服洗掉，再到隔壁的网吧上一下网，时间就打发掉了。她得提前十五分钟到“夜夜春”，因为她要在那儿梳洗，涂点口红，抹点胭脂，把那头发拨弄得诱人的样子，再换上诱人的超短裙子，这一天的活计就又开始了。 有的时候，阿兰姨觉得自己就像个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能跳舞的机器人娃娃。机器人娃娃就只做几个动作，而她一天的生活也不过如此：起床，方便面，上工，接客，收工，回寝室，睡觉。不仅仅是身体，甚至连脑子也是如此，变得是一片空白，什么也不想。 只是偶尔间，夜深人静，当一天的喧嚣和麻木都被她丢弃在“夜夜春”，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她会闭上眼睛，想一想自己，不是现在的阿兰姨，而是许多年前的那个细女，一位来自西双版纳的的傣族少女，赵依兰。 是的，赵依兰来自美丽的西双版纳。实际上，她出生的村子离着当年一宪的连队住地也就是五十来里。赵家虽被划为傣族，不过和当地不少的农民一样，说来也可以归为汉族，因为根据他家口传的家谱，赵家的先人实际上来自河南，大约是一千多年前随着南宋皇室的一支迁逃到了云南。这样算来，说不定赵家还和着皇亲国戚沾着边儿。当然了，到了文革的时候，一如全国上下所有的农民，这赵家过的日子那真可以用“家徒四壁”和“饘粥糊口”来形容了。文革结束的那年，这赵家的主人刚刚分家，娶了个邻村的媳妇。四年和两个女儿后，老三赵依兰又来到了这个世上。那年，赵家所在的公社也学着安徽的农民，搞起了家庭承包责任制。赵家凭着三个女儿，划得四亩水稻地，又力争来了一亩荒地种黄豆。赵家夫妇有了自己的地，多产多得，自是与那公社时期大不一样，干得甚欢。只是依兰后他们又添了一个女儿，这五亩薄地又不是什么金勺子，可以勺出无尽的稻谷来，所以尽管赵家是起早贪黑地干，还在后院里养了家禽补济，这小日子嘛，也就是自给自足，逢年过节宰一只自家的鸡或是赶早儿去镇里买一块猪肉打打牙祭，如此而已。 星转斗移，转眼间小依兰过了十五岁的生日，初中毕业了。农家的女孩到了这个时候，通常是两条路子：第一条是住进镇子里的高中继续读（前提是学习成绩要好，家里面拿得出钱来供她），唯一的目标就是考进大学，最后永远地脱离这块土地；第二条路子嘛，就只有依了那世世代代的旧宿，辍学留在家中，帮着父母扶犁坊碾，直到婚嫁的年龄，寄希望于能嫁个好的乡下人家。依兰那个村子自七七年恢复高考近二十年下来就硬是没有出过一个女大学生，村里的女孩子嘛自是都和她们的母亲一样，早早地嫁了当地的农民，归了她们的旧宿。比如依兰十八岁的大姐，已经和一位胶农定了婚，半年前就搬到她的准丈夫那儿去了，十七岁的二姐也和邻村的一户菜农定了婚。接下来，就轮到依兰了。 可是依兰有她自己的想法。这几年来，村子里常常有女孩子往外面跑，尤其是往深圳和海南跑。逢了春节有的回来过年，总是大包小包的往家里带东西，甚至连她们的打扮，也和村里的女孩子大不一样，瞧着好看，就像那电视剧里的大城市女孩子的装扮。像她的那位去了深圳的堂姐，回来时仿佛是换了个人似的，洋里洋气，出手也阔绰，带依兰去镇上的庙会玩，给依兰买个进口电子表，眼都不眨一下。你在深圳做什么，咋这么有钱？依兰问堂姐。堂姐眼角一挑，很是不以为然的样子：“这也算有钱，你还没有看见深圳的有钱人呢。”带我去深圳吧，依兰顿住脚步，拉起堂姐的衣袖，很认真地要求。嗯……，颇感意外的堂姐停了步子，上下仔细打量起小自己五岁的堂妹来。两年不见，原来堂妹她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四肢修长的身段，已是隆鼓鼓的胸脯，还有那微微上翘的小屁股，真可谓是玲珑起伏；一双诱人的龙凤大眼，傣族姑娘特有的那种眸子分明的眼睛；嘴唇稍微厚了些，可是配在她那个小圆脸上，却是恰到好处，给人一种略带野味的率直，一种来自西双版纳的野性和纯真。想不到，依兰妹妹还是个美女。堂姐整整依兰的头发，意味深长地看着她，那眼神里也不知究竟是含着理解，心疼，高兴，还是无奈。 一个月后，刚满十六岁的依兰，随堂姐一起坐上了由昆明至深圳的火车。 这个时候的深圳，若是仅用两个字来给以最恰当的描述，大概就是“欲望”了，也许还应再加上个修正词，“赚钱的欲望”。这个龙头老大经济特区，在经过了十几年的蠕动后，恰似一位进入青春期的少年，浑身弥满着膨胀的荷尔蒙，高亢躁动，仿佛是给一根无形的绳子牵拉着，跃跃欲试，急不可待地奔向那未来。成千上万的人，各式各样的人，从刚自监狱里释放出来的牢犯，到戴着博士帽的海归，从背井离乡的山区农民，到离职下海的前公务员，蜂拥而至，为着共同的目的，朝着共同的方向 -- 赚钱，成功，过好日子。 在这一片“赚钱”的喧嚣声中，好像是一夜之间，一种于国人原是十分陌生的服务行业 -- 桑拿浴和按摩 -- 轰然而出，各式各样的专为男人服务的桑拿浴和按摩休闲中心在深圳是遍地开花。男人们，无论是已经发了财的，还是正做着发财梦的，聚积到这些休闲中心，松松筋骨，舒缓一下压力，待明天再重整旗鼓，跃入那杀声震天的商场和职场。当然了，许多男人到此地来可并不只是松骨舒压。白天，他们营营碌碌地为着那赚钱的欲望而奔忙；夜晚，则是跑到此地来满足另外一种欲望，更原始的，赤裸裸的欲望 -- 性欲。心照不宣的是，如今的青楼和花街柳巷，一定深埋在某个休闲中心里长廊的暗头。 依兰跟着堂姐来到了一个位于深圳罗湖区商业中心的桑拿浴休闲中心。它有一个颇洋气的名字，叫做“ORGY时光”，据说是老板花钱请了位美国人给起的。到了晚上，“ORGY时光”几个大字金光闪耀，与对面高楼上港星刘德华做的半裸男性内裤广告“男人本色”相形益彰，成了这深圳夜晚的一大风景线。这做老板的大概不知道，这ORGY一词乃是“滥交派对”或“乱性狂欢”之意，这样大庭广众式的招牌，即或在美国，大概也只有在像纽约第四十二街红灯区里才能见到。不过，看来这个名字起得倒是名副其实。在深圳的社交圈里，尤其是在所谓上等人或成功人士的圈子里，只要一提起“O”（“ORGY时光”的简称），多有人会会心地一笑，挎起大拇指，曰：那里的小姐很有味道。 他们指的小姐，都是在“O”的三楼做事，而依兰一开始则是在大堂上班。大堂布置得富丽堂皇，是客人们在桑拿浴后休闲的地方。依兰的工作，就是为他们做足疗和捶背。用个大木桶盛了温温的中药水，客人仰躺着，双脚舒服地泡在桶里，吐着圆圆的烟圈，和邻席的客人谈着生意，依兰呢，则是来回地按摩那双脚，从脚指头，脚丫子，到脚底板，脚弓，脚背，每个穴位都要揿到。不仅要揿到，而且要揿得恰到好处 -- 不能叫客人痛得蹙眉，但也不能轻得让客人嫌她在敷衍了事。认认真真，小心翼翼，一个钟头下来，客人付十块钱，她拿四块。八九个客人一天，三十天一个月，依兰一个月的薪水，竟也有了八九百块。取她第一个月薪水的时候，依兰兴奋得心怦怦地跳，从经理室里出来，怀揣着装钱的信封，一路小跑回到她那八人寝室，头晕晕得竟一时无措，不知这钱应该藏在哪儿。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 -- 爸爸每年用余下的稻谷和黄豆最多也就是换来这几个钱。 她知道堂姐挣得比她多，因为堂姐在三楼上班，可却是没有个概念，究竟要多多少。直到有一次她陪着堂姐去银行存钱，看到堂姐一下子存了五千多块，无意中嘟囔道“这个月可不怎么样，”依兰方才知道个大概，也着实地吓了她一跳。她常常听大堂的小姐妹窃窃私语，说三楼的女孩子都是干那个的；已经发育成熟的她也模模糊糊地知道“那个”究竟是什么。她不想做“那个”，至少目前觉得“那个”与自己还毫无关系。可这么多的钱？干“那个”竟然如此赚钱？她知道她的在深圳工厂打工的小姐妹朋友，一个月省吃俭用，最多也就是存上五百块钱。 那天夜里，依兰失眠了。过了一个星期，她乘没有旁人时，要求堂姐和三楼的领班说个情，她也想去三楼。谁知堂姐脸色立即摆了下来，连声说不：“依兰，你还小，千万别做那个，在大堂里做也可以挣钱。”“可是你上三楼的时候不也就是十七岁？”依兰反问她。堂姐一时语塞，竟无法回答依兰的质问。沉默许久，堂姐转过脸来，心疼地望着依兰：“你再等等，至少你的那个……第一次……要给你喜欢的人。” 依兰理解堂姐的意思，可是她没有她喜欢的男孩。那段时候，她周末收工时都在看电视剧《十六歲的花季》。她真是羡慕剧中的那些北京城里的高中生，尤其是主角的陈非儿和那位既帅气又有才的男生袁野。他们的爱情是多么美妙啊，那种朦胧，那种甜蜜，依兰甚至在梦里都在渴望它。可她配吗？她的命就是生在那块虽然是美丽如画但却是贫瘠如洗的黄土地。她的命就是不能考上镇上的住校高中。她的命就是在大堂里摁脚挣钱。除了挣钱，她还能奢望什么？ 不过，她还是听了堂姐的话，暂时没有上楼。 有一天晚上，那是在依兰过了十七岁生日不久，她刚做完了一个客人的足浴，大堂领班叫他，说是有一位客人听说她是西双版纳人，特意要她。那客人要了一个安静的角落，周围簇拥着四五个人。看不出他的年龄，大概四十岁左右，但依她一年来的经验，来这里来的客人通常看上去都比他们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几岁，也特别有精神，个个都是盛气凌人的样子。依兰熟练地摁搓客人的脚底心，耳朵也不闲着，听着客人们之间的交谈。原来这客人是个房地产大老板，刚刚在深圳市中心买了两块地皮，计划要盖一栋深圳最高的办公大楼，还要盖一个深圳最高级的别墅小区。客人谈着谈着，忽然换了对象，向着依兰喊起来：“哎，小妹，抬起头来，让我瞧瞧。”依兰仰脸看他，脸色泛红。哎，客人兴奋地拍拍邻客的手背：“胡主任，瞧，就是这样的，西双版纳的女孩子就是这个样子，大自然的女儿。”他忽然嘴抿了抿，若有所思的样子，好像开始在回忆什么，然后左右看看，像是在声明什么：“诸位，我的第一次可是献给了一位西双版纳的姑娘。”哈，客人们一片嬉笑，那位胡主任插话：“任总，你在那西双版纳可是没有白呆，享艳福啊。”享个屁福，客人两眼一瞪，吓了依兰一跳：“我从十八岁到二十六岁，在那儿插队整整八年，男儿家最好的时光啊，都废了。”哪里哪里，有人回应，您任总年轻有为，才四十五岁，却已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开发商，旁人哪里能比。谢谢各位捧场，任总大手一挥，声宏如钟：“老天爷有眼，让我们碰上了如今的大好年代，可千万不要对不起自己。记得老毛的那句词吗？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足疗完毕，被桑拿浴热蒸后的筋骨也松弛了下来，休闲的下一个项目又要开始了。三楼的领班毕恭毕敬地靠上来，说是小姐们已经准备好了，就等任总了。同行的几个人早已立起，看来是等不及了。任总却没有动。他似乎有另外的主意 -- 他要依兰再做一小时的足疗，他要好好地和她聊聊家常。哎呀，你任总是不是今天因为赚了大钱，脑子进水啦？众人笑他，随即呼啦啦地上了楼。 一个半小时后，依兰进了任总在市中心的一座五星酒店的豪华套间。现在想起来，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好像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似的。任总从睡椅上站起来，打了个哈欠，也没有看她，只是朝着一直坐在大厅门口长椅上的司机招了下手，然后吩咐她去把衣服换了，他会在门外的平治车上等她。她没有说“不”。也许是因为他的来历，也许是因为他长得仪表堂堂，也许是什么也不是，就因为这是迟早要发生的事儿。坐在车里，任总一直没有说话，她自是噤若寒蝉，心却在蹼蹼地跳，忌惮将发生的事儿。 她终于知道了“那个”究竟是哪码子事，也第一次晓得，男人们在关了门后都变成了野兽。 门一关，任总就从后面将她猛地抱起，然后重重地摔在那张巨大的席梦思床上。须臾间，她的衣服已经被剥得精光，那内裤几乎是给他撕成了两瓣。他要她半依着床边，背朝天，屁股高高崛起。她的头埋在床毯子里，看不见他，却能感觉他的那双大手，粗鲁地拨开自己的两瓣屁股，再继续往下戳。她听见他喷喷自语，喔，到底是年轻，这么紧。那说话声又变成了“呼哧”喘气，原来他的整个壮硕的身体现在都压到了她的身上。她感到有根粗壮的东西硬生生地塞进了自己的身体，随即是一阵痉挛似的疼痛。啊，还是处女呀，“呼哧”声变成了惊叫，紧接着是更激烈的撞击。“让我来好好地X你，”他近似歇斯底里地咆哮。原来他和她村子里的那些个懒汉无赖一样，也把干“那个”叫做X。她想到了自家的那条大黄狗，小时候曾经看到外面的野狗压在它的背上，就是自己现在这个样子。原来，原来自己的第一次竟然就跟那大黄狗一样，被这个大自己近三十岁的人X。 那一夜，任总一共X了她六次。她不明白，这个男人怎么有如此亢奋的欲望和精力，也许成功的男人都是这样。每次将睡未睡时，她就被他粗暴地弄醒，要X她。一次，两次，……，被他拨过来，弄过去，到最后是疲惫不堪，终于昏睡了过去。 醒来时已是第二天的上午。她看见任总已是梳洗完毕，西装革履，红光满面，好像又年轻了两岁，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正在打电话： “哎，我的宝贝，爸爸当然买了许多礼物喽，我要盖的那写字楼不就是你的嘛。不过你得把期末考试给考好噢，你现在可关键啦，高二了，那美国的大学可是要看平时成绩的，还要好好准备SAT。好啦，我马上和市长还有个会议……” 见依兰醒了，他举起一个手指压住嘴唇，又向她晃晃手表，抽身进了写字间。依兰知道他的意思，他在赶人了。五分钟后，当匆忙梳洗完毕的依兰从盥洗间出来时，她看见大门旁的茶几上搁着个信封。任总在计算机前忙着什么，隔着大玻璃墙向她挥挥手，头也没抬，喊了声：“那信封是你的，里面一千块钱，出门时别忘了关门。” 回到寝室，依兰把自己裹在被窝里。下身酸疼，心头更痛，眼泪终于禁不住簌簌地涌了出来。也不知过了多久，有人掀她的被子，那是堂姐，她肯定从大堂经理那儿知道了昨夜的事儿。“依兰，”堂姐的一声叫得怜惜，把依兰紧紧地搂在怀里，来回抚摸着她的背脊。良久，堂姐拉起依兰，声音变得冰冷：“好了，昨天已经过了，忘了它，从今后只冲了钱去。” 这天晚上，依兰上了三楼，从此，在深圳有钱有势人的社交圈里又多了一个名字，依兰花，一位来自西双版纳的很有“味道”的小姐。 依兰在“O”的三楼一呆就是七年，渐渐地，“依兰花”这名字在派对上消失了，变成了“依兰姨”。此时，堂姐早已换了地方，去了打工仔聚积的城东头的沙头角。在“O”是最赚钱，因为这里的客人都是有钱人。可是有钱人自有有钱人的挑剔，像任总那样的客人大都偏爱细女，而来自内地乡下的细女们又不断地蜂拥而至，有意无意地驱赶着“O”里的“阿姨”们。到了最后，依兰也被“赶”走了，被赶到同样是打工仔聚积的地方，城西头的石岩。 一晃，六年又过去了，阿兰姨也迎来了她三十岁的生日，那是二零一零年正月初三。 生日这一天，她原不想去“夜夜春”上工。她要去发廊，好好地把自己打扮一番，晚上和阿忠上饭店吃生日饭。可是阿忠要她上工，要她再多挣点钱，反正马上就不做了，以后他和她可是需要钱的。她想也是，阿忠将来开酒吧，可是需要大把的钱。 也不知怎的，也许是春节的缘故，整个下午竟然没有要她的客人。直到华灯初放，才来了一位。来人有些特别，与通常的嫖客不太一样。他显然是个打工仔，閲人无数的依兰笃定。特别之处是他的年龄 -- 来人尽管看上去体格健壮，但细看也应该有五十五六岁了。这个年龄的客人，在“O”不算稀奇，还有七十多岁的呢。可在这石岩？ 要“冰火交加”吗？依兰问。 第九章 来人正是一宪。 严格讲起来，到“夜夜春”这种地方来，在一宪的一生当中，这是第三次。有关他的第一次，那可是近六年前的事，也许我们需要作一点解释。在他被判入狱之前的几年间，他和“老上海”在男女之事方面已是非常至少，几近全无。说来也许有人不信，他一个三四十岁的大男人，在家里没有女人的抚爱，在外面却也从不拈花惹草，更不要说什么花街柳巷了。这实在是因为他是个老实人，根本就没有奢想到在他那名存实亡的婚姻外面还能有其他的女人。也就是一个字，“忍”，反正偶尔也和“老上海”勉强一下。但是，自从四十二岁入狱，直到五十岁那年来到石岩，整整八个春秋，正当壮年的他却毫无女人的滋爱，这可是一个多么残酷的“忍”字。到了石岩后，他曾经有过重起炉灶的意念，一如天底下所有的男人一样，期望得到女人的温暖。找情人自是如天方夜谭，可谁又愿意嫁给一个过了五十岁的打工仔？还背着一个劳改释放犯的黑锅？厂里有位十七岁的小女工曾经意图将她在广西农村守寡的妈妈撮合给一宪。照着小女工的说法，妈妈仅大她二十岁。可是一宪看她，怎么看也像是过了四十六七岁的人了。常年的日晒雨淋把女人的脸涂得像个漆黑的锅底；她的脊背，想必是咎于插秧的活儿，弯曲得好似个刀螂；她的头发已经花白，干涩黯淡；她的双手干燥粗陋，秃秃的指甲完全嵌在肉中，一看就是那种终年忙碌着的手；甚至连她的眼神，也因为生活的负重，而显得黯然麻木。总之，看到她，男人们绝对不会想到“女人”这两个字。即便这样可怜的女人，却还看不上一宪，条件提了一箩筐，其中决不让步的一条，就是一宪立即停止寄钱给儿子，存下来买房子。没房子，就没有她。一宪感到很没面子，憨劲上来，拂袖而去。 在厂子里，他常常听到有的青工们私下里提到“夜夜春”，谈到那儿“找鸡”，吹得是津津有味，可他却是胆怯，因为从来没干过，再说自心底里，他依旧认为这种事情终究是不大正经。真正刺激他终于迈出那“第一步”的，则是发生在他的寝室里的一件事儿。 有天晚上，像往常一样，他早早的就上了床，尽管并无睡意。百般寂寞中，他听到同寝室的一个小青工回来了，不是一人，还带回了一位姑娘。那门一关，小青工就抱起了女孩，迫不及待地扑倒在他的床上，放下了蚊帐，随即传出来悉悉索索的声音。一宪听到女孩子的怯怯声：“别，那床上还躺着一人呢。”紧接着是小青工的回应：“哦，别管他，那是一个老头子，不碍我们的事。”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那蚊帐里面，干柴烈火，少男少女的激情，上帝予以我们人类的欢愉，这一切都化成了阵阵的呻吟和嘶喊，不断地冲击着三米之外的一宪，犹如是身陷一滚烫的油锅，被铲子一下一下地上下颠翻着。到了最后，他实在是忍受不住，起身要出去。而就在此时，那蚊帐一掀，女孩子赤裸裸地冒了出来。屋里是黑着灯，可是窗外射进来的路灯的光线却将那女孩和一宪照得白晃晃的。女孩看一宪一眼，却好像没看见个人似的，颠着白花花的屁股，径直走到冰箱那儿，拿了罐可乐，赤溜溜的身子又晃过一宪，钻进了蚊帐。在那一瞬间，一宪封冻在原地，心头掠过一股彻骨的冰寒。他感到好像被人扒了一层皮，一层男人的皮。在那个女孩子的眼睛里，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这个没有了皮的男人 -- 妈的，在她的眼里，自己已经不是男人了！ 翌日晚上，他从取款机里取了五百块钱（那是他半个月的薪水），进了“夜夜春”的大门。 可怜的一宪，他想在“夜夜春”重拾他的男人的自尊，可是老天偏偏有意要再次鞭挞一下他那颗卑微的心。也许是因为第一次置身于这种环境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八年的禁锢叫他那男人的喷泉早已竭泽，也许什么也不是，就是太紧张。在那位二十岁的妓女面前，他是慌手慌脚，笨拙不堪，彻底地失掉了作为男人所应有的最原始的自尊。“不是这样做的，”那女孩子是满脸的不屑，睨眼里尽是讥讽和轻蔑，“你这大把年纪，怎么连女人都不懂？”羞辱中，他不敢再看那女孩，也没冲凉，胡乱披衣，犹若一介战败的武夫，落荒而去。 这次的打击，让他是如坠山堑。他开始设法劝说自己忘掉“女人”这两个字。他甚至拿他的爷爷来替自己开脱。奶奶在一宪出生前一年就死了，那时爷爷五十岁还不到，他还不是一直忍到闭了眼睛？女人，尤其是男人们都想得到的那种女人，那可是只给“王子酒店”里的客人准备的，只给像杨建国那样的有钱人做妻子的，只给像刘德华那样的明星大腕们做情人的。他王一宪？认了这个命吧。 像个机器人似的，他将全部的身心投到了干活-攒钱-寄钱这条线。到了月末，每当看到从银行柜台机里蹿出的那张一指见宽的汇款收据，他似乎就忘掉了孤独和对女人的渴望。借着儿子，他麻痹了自己那颗男人的心。 如此这般，他麻痹了自己三年，直到儿子的一纸绝书。孤独感又像个狰狞的恶魔，开始鲸吞他那颗可怜的男人之心。万般落寞的一个夜晚，他第二次进了“夜夜春”的大门。这次他没有失败，至少是让那女孩把自己当作了一个男人。可是，一阵疯狂之后，他的那颗心却反倒是更加难受。他不在乎疯狂，更渴望女孩子的温柔。亲亲我吧，他俯身倾向她。回应他的却是女孩子的两只坚实的手掌，交叠堵在他的嘴上：“老板，你怎么能不晓得规矩？我们是不亲嘴的。”为什么呢？他赶紧仰起了头，不想冒犯她。“你这男人是逗着我玩吧，”她显得很是诧异。“你是客人，客人只干那个，你又不是我的男朋友。”那好吧，一宪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他看她大约二十二三岁，忍不住拉起她的手：“那我们说说话好吗？讲讲我的儿子，他和你一般大小，我还可以说说我在西双版纳时的故事。”这回没人堵他的嘴，迎接他的却是一双说不上是诧异还是漠然的眼睛。“你很有意思啊，老板，花钱讲故事给小姐听？”她敷衍着他，转眼间已经穿好了衣裳，拧那门上的手柄。“不好意思，还有客人等在后面，下次一定好好听你的故事，”她客气地送客，眼睛却是盯着手腕上的手表。 那次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女孩子那双漠然的眼睛一直停留在一宪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他告诫自己，再也不要去“夜夜春”了。他渴望的是一个关心他、听他说话的女人，不是卖身赚钱的小姐；他梦寐的是一个温暖的家。他想起刚刚看过的一个有关嫖妓和包二奶的电视剧，里面那些有钱有势的男人都有一个温暖的家，家里面都有一位美丽动人的妻子。他们找小姐，只是打打牙祭，发泄完后，还是回到妻子温柔的怀抱中。我真傻，一宪狠狠地骂自己，傻到竟想到“夜夜春”去找爱人。 三年过去了，他真的就再也没去“夜夜春”。一宪有时嘲笑自己，看来人的命真的是祖传的 -- 他现在这样与爷爷的命又有何两样？还不如爷爷。爷爷没有女人，但还有爸爸，还有他这个孙子，还有每天全家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可他自己呢？他开始怀旧，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怀念在西双版纳时的自己，怀念庆宪、吴娟、高耸的风吹楠，还有那位如火一般热辣的依兰妹。 噢，依兰妹。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次偶尔间他听到了“阿兰姨”这个名字，还有“西双版纳”这几个字。他的那颗已经封冻的心不由得又怦然跳动起来。 春节一连七天，青工们都回老家农村过年了，平日间人声鼎沸的石岩反倒是忽然间冷冷清清，寂寥得怪异。一宪一人在寝室里闷了四天，实在是寂寞难熬，想到外边去溜达溜达。他的大脑叫他去超市转转，可是他的心却要他去找那位来自西双版纳的阿兰姨。三年来第一次，他的双脚违背了理智的大脑，听从了那颗驿动的心。 不过，进了“夜夜春”的门槛后，这次他没有要那个二百三十块的“冰火交加”，而是叫了八十块的中式按摩。他永远忘不了上次那位小姐乜眼里的漠然，常年的抑制似乎也已经窒息了他的那炷男人的热火，他甚至连按摩也不感兴趣。他只想找个女人说说话，尤其是一位来自西双版纳的女人。 就这样，在这个万家灯火和举家团聚的节日之夜，一个孤身一人的半老头子和一位已经被人称作阿姨的按摩女相识了。他们絮絮叨叨，交谈了整整两个小时。大都是客人在说，讲的都是他在西双版纳的事儿，从他到西双版纳的第一天说起，从那条泥泞的黄泥巴路开始，一直讲到十年后的那一天，讲到当他含泪朝着那间睡了十个春秋的茅草屋看上最后一眼，又踏上同一条泥巴路回上海的那一刻。他给她讲他的那些经历 -- 盖茅草房，劈树开荒，瞎种水稻，割胶养鱼 -- 说得是津津乐道，依兰听得也是津津有味。他问依兰最喜欢什么鸟儿。依兰老实地答他，西双版纳好看的鸟儿实在是多得数不清，她竟然说不出个最喜欢的。他笑她，说她到底是八十后，喜爱漂亮的手提包，却不懂天上的鸟儿。他说他最喜欢那长嘴巴的犀鸟，在西双版纳时常常跑到风吹楠森林里去观看它们，好漂亮，又好威武，飞起来像架喷气式飞机，“嗡嗡”越过头顶，栖停在参天树顶上，不时地发出响亮而动听的鸣叫声，绵绵不断，如同马嘶一般。你知道它们为什么叫吗？他问。这点依兰懂，那是公鸟在求爱呢，她脱口而出。话刚出口，她忽然感到自己的脸怎么微微泛红，这可是出乎她的意料。临到钟时，客人向她致谢，说不好意思唠叨了这许多的废话。依兰赶紧打住他，说你花了钱还费了口舌讲给我这许多有趣的事情，害得我都没有好好地替你按摩，该答谢的应是我阿兰。客人站起身来，好魁梧的身段子，脑袋都差点碰到门楣上了。他的手搭在门沿上，脚步半天没挪动，似乎还有话要说。依兰不作声，也不敦促，只是静静地等他。他终于开了腔，声音是犹犹豫豫，好像在求人：“我下个礼拜再来，可以吗？”当然啦，依兰莞尔回答。她的客人，尤其是那些冲着她的身体来的男人，离去时往往都来上这么一句，只是从来没有请求“可以吗”，代之以一声施舍似的吆喝“等着我哦”。也有的真的会回来找她，一次，两次，但很快地就腻了，疲了，又去找了新的小姐，从此后是销声匿迹。依兰心中清楚，双方都仅仅在做生意而已。不过，眼前的这个客人似乎有点不同。她有预感，他一定会再来的。 果然，一个星期后，一宪又来了，仍然只找依兰，依旧只要中式按摩，同样地，他又像是有说不完的话儿。一个月下来，每个礼拜天的傍晚，周周如此。依兰已经看得明白，他是太过寂寞，是到这儿与她谈心来着。心善的她，要客人改挑两个钟头的单间足浴，当然还是她做，还在单间里，可钱却是能省上一半，他一个打工仔赚钱不容易。依兰还告诉他，足浴确实能消除疲劳，于他这么大岁数的打工仔有好处，她一定尽心地好好做，也真的喜欢听他说侃。一宪听罢，心里面不由得一热。这些年下来，又有哪个女人似这般与他说话，尽管又是那样平平常常的话？ 一宪告诉依兰，他好孤独。依兰问，你的家人呢？一宪摇摇头，说他没有家，老婆早在十几年前就没了，儿子三年前也断绝了他。为什么呢，依兰不明白，哪有儿子不认自己父亲的？因为他嫌我丢他的人，一宪的声音里藏不住伤心。她明白了，这个男人一定曾经受过很深的伤害。依兰通常不问客人的私隐，尤其是对那些冲着她的身体来的男人。可是这位客人不同，他是来和她交心的。她手里忙着足疗的活计，抬起她那双充满善意的大眼睛：“大哥，能说说你的心事吗？” 于是，原本沉默寡言的一宪，犹如是打开了话匣子，那里面好像是沉积了千年的快乐和委屈，全都一股脑儿地向着阿兰姨倾泻了出来。每次从她那儿离开，一宪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仿佛常年重压在身的沉石又被卸掉了一块。整整三十年了，自打从西双版纳返回上海后，一宪就没有像现在这样舒心地和谁说过话。 依兰瞧着一宪那张粗旷的脸，他的那两道因为兴奋而扬起的特性十足的浓眉，不由得回忆起她过去的那些客人来，又有哪个像眼前的这位大哥一样跟她交过心？尤其是“O”里的客人，看上去个个是仪表堂堂，高尚儒雅，口若悬河，上等人的模样，可全是冲着她的身体去的，一旦那男人的欲火得以释放后，那嘴巴就立即像是让线给缝住了。她想起在“O”时遇到的一个客人，也是像那位房地产老板任总一样，被人前呼后拥着，好像是一位刚刚从外国电影节上摘了大奖的什么姓江的大导演，头发梳得又光滑又精致，穿着套考究的白色西装，神气活现的。江大导演有他特殊的嗜好，竟然叫见过无数男人的依兰也难以适从。他要依兰一丝不挂，甚至连耳朵上的小耳坠也要拿掉，说这才叫做返祖归真。然后呢，他叫依兰在大床上做出各种连她都脸红的姿势，他呢，赤条条地仰靠在椅子上，一只手捏着下巴，另外一只手则是不断地搓揉他下面的那个东西，眯着眼，嘴里喷喷有言，嗯，好，美，这才像动物，这才叫回归自然。再下来，他就冲到床上来了，对于依兰做的每个姿态，他都要试着来这么一下子。整整一个钟头，他几乎没有对她说过一句完整的话，只顾干他的。依兰不明白，任总，这位大导演，这些有钱有势的人，怎么对女人都是有这么大的干劲。到了最后，这位大导演兴是乘足了，依靠在床头上惬意地抽起雪茄，可还不让依兰歇，要她按摩他的那个地方。“江大导演，”依兰忍不住，嗫嗫地问他，“你们搞电影的，每天都收到好多粉丝的来信吧？”嗯，他眼闭着，鼻子里哼出一声。“我好羡慕那些做演员的，”依兰像是自言自语。他听了，眼皮开启了一条缝，眼白子睥扫了她一下，又闭了，嘴里倒是冒出一句：“好好地揉，别想那些不着边际的东西。”是啊，依兰明白了，在他的眼里，她就仅仅是个“揉”字。 转眼间，已到了淅淅沥沥的三月。南国的雨季，阴雨霏霏，往年这时一宪总是特别地郁闷孤独，不知如何打发时间。可是今年不同。每逢周一，想想依兰那双美丽的大眼睛，她倾听他说话时聚精会神的神情，她脸上那怡人心扉的微笑，还有她每次的那一声问候“一宪大哥，又来啦”，一宪立时感觉是精神飒爽，这余下的一周就宛如是踩上了封火轮儿，唰唰唰，一晃又到了星期天。不知不觉地，他与依兰每个星期天的“约会”已经成了他的一个寄托。他会看人，早已看出依兰是个善良的姑娘。他不图她任何东西，倒是她的一些小小的关心立即让他感激不尽。他生日后的那个星期天，他刚刚坐下，脚还没放进那药水盆里，依兰就递过来一个礼品袋子，里面盛了一碗精装的八宝饭和一些糖果。给我的？一宪问。是啊，依兰嫣然一笑，祝你生日快乐，谢谢你这两个多月来的光顾。一宪心头不禁又热乎起来；他只是随意地提了一下自己生日的月份，她竟然就记住了。我有多老了？一宪又问。你数数有多少粒糖吧，依兰俏皮地回他。五十六颗，不多也不少。这是我们这里姐妹间的规矩，依兰告诉一宪，过生日都要送糖果，糖果越多，表示你就越老，我现在已经是这里收到糖果最多的人啦，嘿嘿。“不不不，你不老，于我来说还是个孩子，一个美丽可爱的女孩，”一宪赶紧打断她。 那次，一宪发了许多的感慨。文学家说，恋爱中的人都是诗人。一宪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恋爱，可生性简单的他竟然做出了诗一般的比拟。他告诉依兰，在西双版纳的时候，他常常悄悄地观看犀鸟做窝育雏鸟儿。雌鸟总是呆在树洞里，雄鸟则每天远寻近觅，劳碌奔波于森林与妻儿之间，把获得的食物喂进雌鸟和雏鸟的嘴里。到了夜晚，雄鸟还要栖息在洞外树上，站岗放哨，警惕妻儿受到蛇类和其他禽兽的侵害。 “依兰，有时我想，真还不如变成个犀鸟。” “为什么呢？” “你看雄犀鸟，尽管是辛劳，但只要卖力，勇敢，则总是个大丈夫的样子，威风凛凛。” “一宪大哥……” “可我呢，活了五十六岁，除了在西双版纳的那个十年，总觉得是活得窝囊，倒霉。我有的是劲，很勇敢，不怕死，对人也忠诚老实，可不知怎么的，这些在这个世界上却是毫无用处。” “大哥，那是因为这个世上使坏脑子的坏人太多。” “是啊，依兰。不过也不尽都是使坏脑子的，但至少都是使脑子的。我悟出点道道来，在这个世上你若想作成个大人物，非得使脑子不行。犀鸟自己之间不斗，只是跟其他的禽兽斗，而我们人呢，却是只跟自己斗，用脑子斗。斗赢了就成了大人物，好不得意，呼风唤雨，就像我给你说的那位杨建国，还有浦江集团的那些董事们。斗输的则只能自认倒霉，甘拜下风，替这些斗赢了的人做事。我不想跟其他人斗，也不想费那个脑子，我只想安安静静地过我自己的日子，有一个自己的家，就如那犀鸟一样。” “是啊，一宪大哥，在这大城市里，你若不是老板，不就是打工仔吗？” “我现在常常想，真不如再回到西双版纳，弄块自己的稻田或是胶林，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只要有个家就行。” 家，这个字依兰已经听见一宪说了许多次了。男人的家就是女人，一宪大哥是想女人了。哪个男人不想女人？像任总那样的，老婆加情人，疼他爱他的女人一大堆，他还嫌不够，跑到“O”里来玩她们这样的女孩子。五六十岁的男人，若是他任总或是那位江大导演，一定有大把的年轻貌美的女孩子抢着做他们的妻子和情人。可是一宪大哥呢？谁又愿意跟他这样一个身无分文的老打工仔？一宪脸皮薄，什么都跟依兰说，唯独那两次涉足“夜夜春”的经历没好意思启齿。他哪里晓得，依兰那颗心，不仅善，而且软。这么多的男人下来，她已经把他们里里外外吃了个透。她清楚，老天爷的旨意，男人没有女人就不能活，因为女人是男人的肉。男人要的是完完全全的女人，不仅她的身子，还要她的心。一宪自从他四十二岁入了牢房直到现在，从来没有获得过女人的心，可是否挨过女人的身子？如果没有，那真是太残忍了。依兰想问他，但看着他那开心的样子，却又止了口。 渐渐地，依兰注意到，不止是他脸上的笑容，一宪的整个举止都在发生变化。五月的深圳，一扫前三个月的阴霾，阳光普照，鲜花绽放出万紫千红，欢快的杜鹃鸟在嫩芽青青的树枝上跳跃啼鸣，到处是一派勃勃生机。一宪也俨如这室外的天气，变得阳光起来。有一个星期天的傍晚，领班通知依兰，有足疗客人在房间里等她，还补了一句，这次可不是那位老打工仔噢。依兰纳闷，四个多月了，一宪大哥可是每星期都是这个时候来的。客房里的灯光被调的很暗，她看见椅子上坐着一位看上去大约五十岁不到的中年人。欢迎到此地做足疗，依兰笑脸相迎。客人不说话，站起身子走到门边，将那灯光打到最亮，转过身来。哇，一宪大哥，依兰叫起来，差点认不出来了，你怎么好像变了个人，年轻了五六岁。再一细看，他那原本花白的头发今天是黝黑发亮，奕奕有形；还有他的穿着，那是一件带领的黑白两色的T恤衫，下身配着一条休闲的咖啡色的男士长裤。好一个潇洒阳光的中年男人。依兰想起来了，上星期她曾经随便开了句玩笑，她喜欢他把头发染了，再配上阳光些的衣服，凭他那架好身材，一定很帅气。“你这模样好像任达华，不，比他还有男人气，”依兰称赞他。“是吗，我真的有他那么帅气？你喜欢我这个样子？”一宪心里乐呵呵的。他看过任达华的电影，那可是位总是扮演英雄的香港演员。 那天晚上，依兰在床上辗转反侧了半宿。她死命地回忆，这十几年下来，这么多的男人中，究竟有哪位像一宪大哥那样，为了让她高兴而打扮自己的？没有，甚至连阿忠也没有这样。自己是啥人，卖身的。卖身就是取悦客人的，怎么能奢望自己也高兴？她又冥思苦想，究竟有过哪个男人像一宪那样，喜欢自己，三个多月了，每周都来见她，和她说话儿，却还从来没有碰过自己的身子？没有。自己是什么，是“鸡”。“鸡”就是随便由嫖客挑的，她甚至连挑选嫖客的权利都没有。 她不想再这样生活了。在“O”和“夜夜春”她是没有权利挑选嫖客，可没有人拦着她永远不接嫖客！她已经攒够了钱，至少她现在是这样想了。她一直在盼望着八月的到来，那时她将和阿忠永远地离开这里，过上正常人的日子。事实上，她早已经计划好了，春节过后，她就永远向过去道声再见，只做足疗工了。 但是，一宪的出现让依兰的计划泛起了意外的涟漪。她的心软，她的心善，她过去十几年所经历的屈辱，这一切都注定了她一定要回报在乎她和对她好的男人，加倍的回报，以一个女人的方式，她最熟悉的方式，但却是她自愿的。 六月初的一个星期天，临到一宪通常来时的前半个小时，依兰坐在镜子前精心地打扮了一番。她将长长的乌发盘成了一个漂亮的发髻，插上一对白玉色的玉簪，两颊抹上一层淡淡的胭脂，细细柳眉一描，眼圈微微一画，加之那天生纤长弯曲的眼睫毛，她的那双大眼睛显得是额外的迷人销魂。她换上了那件她平日最喜欢穿的水红色的真丝圆领衫，下面是一条紫绛色天鹅绒超短裙，原本那双修长的美腿，配以脚上的乳白色露趾高跟鞋，好一位娇态万千的芭蕉美人。依兰知道，这个样子无论是在“夜夜春”还是在大街上，不知要勾起多少男人的眼球和心跳。她甚至有点喜欢这种感觉。不过今晚不一样 -- 这次她只是为了回报一个男人，这次不为了钱。 半个钟头后，当这个男人目瞪口呆地看着她，不知所措之时，依兰拉起了他的手，领着上了三楼。 当这个男人蓄积了多年的山洪终于爆发出来，当他被压抑多年的生命之火终于又熊熊燃起，那迅猛和强烈的程度甚至连依兰也为之震撼。当她看着躺在自己怀里的这个男人的那张因为幸福而光彩熠熠的脸庞时，依兰忽然惊奇地发现，与往常不同，这次自己竟也很激动和快乐。她意识到，原来自己真的是很喜欢一宪大哥。一宪，她颤颤地呼唤了一声，随即将她那湿润的嘴唇紧贴下去，疯狂地亲吻起他来。也不知过了多久，她睁开了眼睛，看到一宪的两眼仍然是紧闭着，而顺着他的眼角，两行热泪慢慢地流了出来。 第十章 一宪的生活从此翻了个个儿。他犹如撞见了一株美妙绝伦的常青树，上面遍布了奇异的腴果，滋滋地流淌着生命的浆液。他贪婪地吸吮着它们，整个的身心都宛如是获得了一次升华。早上醒来，他眼前再也不是灰色一片，再也不是万念俱灰。生活，现在又是郁郁葱葱，恰如那窗外万物竞绿的夏日。他的生命，因为一个灿烂的女人，又变得灿烂起来。 依兰的那颗心也正经历着一种于她来说是崭新的洗礼。说来令人怜悯，无数的男人下来，她竟然还从来没有享受过一个女孩子理所应得的那种正常的恋爱过程。男人从来不用追求她，不用为她夜不能寐，只消掏出钱包，拈出五百块钱，他就得到了她，她的身子。一宪不是这样。他向她敞开他的那颗孤独的心，他祈求她的同情和慰藉。心灵的交流和互慰，终于释化了最初的忸怩犹豫，唤醒了身体的欢愉。已经三十岁的依兰，第一次在开始谈恋爱，尽管她也许并不刻意地这样认为。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大致都是如下的情形。男人照旧是每星期天的傍晚来，依然是两个小时的单房足疗，每次进门时他也确实是如此计划。只是，男人和女人谈着谈着，两人的心窝都开始灼热，眼睛开始发亮，彼此的身体情不自禁地开始靠近。到了最后，总是女人拉着男人的手，上了三楼。好像一夜间就抹去了三十年的岁月，又重返到那片茂盛高耸的风吹楠森林，又重拾当年的那位如虎青年，倾他那如山洪般的激情和爱意，每次男人都仿佛将女人彻底地融化成了他自己。融化中，女人也抹去了她沉积多年的麻木和酸楚，换作了震颤的呼唤：“一宪大哥，我要，我还要。” 身体的欢愉又激起了心灵的回荡，女人向男人彻底地敞开了她的心扉。 她说她多渴望能有一个真正在乎她、疼她的白马王子，就像那电视剧里演的，牵着她的手在深圳的大梅沙海边溜达。她期望那个男人能真心地对她说“依兰，我爱你”，把他的心里话掏给她，她也可以向他宣泄自己这么多年来的酸楚和伤心。她说她现在身体好累，心也好累，好想有个自己的家，与一个疼她的男人安安静静地过日子。 终于，依兰向一宪提起了阿忠，他是沙头角一家KTV的大堂经理，依兰与他认识已经有七年多了。他们计划在八月份就去三亚，合伙在那儿开一个海滨酒吧。 “啊？”一宪大吃一惊，“你真的就要在下个月永远地离开这里？” “嗯，一宪大哥，我要重新开始我的生活。” “那……那我可就再也见不着你了。”一宪一时不知所措，那种空洞洞的感觉又一下子悄然袭来。惶惶然间，他不由得迁怒起阿忠这个男人来。这个阿忠是什么人，他喉咙里挤出一句低沉的话。依兰听出他的意思来，心里头不由得微微一颤 -- 他在嫉妒呢。这天底下又曾经有过哪个男人为自己嫉妒过？就连阿忠，不是还要自己干那种事赚钱吗？她温柔地抚摩着一宪那厚实的胸膛，告诉他，阿忠已经答应她了，开了酒吧后就和她结婚，到时候一定请一宪参加他们的婚礼。她笃信，好心的一宪大哥会祝福她的。 啊，她要结婚了，一宪对自己说。他闭着眼睛沉默了良久，两只大手紧紧地攫着依兰的小手不放。 翌周的星期天，已经过了一宪这近半年来雷打不动的“约会”时间了。这个时候，依兰是不接其他的足疗客人的。她的手机铃声响了，心切的等待没盼来男人宽阔的身影，却迎来了他那浑厚的声音。 “依兰，今天别等我了。” “怎么啦？” “在你结婚之前，我不会再单独与你在一起了。” “一宪大哥……” “放心，你大哥我没事儿。嘿，在你的婚礼上，我可还要唱歌呢，唱那首《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 “你过来，我不在乎，”依兰有点想哭。 “别瞎说，”电话里传来一宪严厉的斥责。“你马上就要过新日子了，要和过去一刀两断。” 依兰无语。一宪的声音温柔起来，那是大哥哥安慰小妹妹的声音： “听大哥的话，呃？我们又不是永远不见面了。想想看，到那时该有多好，你既有爱你的老公阿忠，也有疼你的我一宪大哥，不，你的大叔。” “我不叫你大叔。” “好好好，叫大哥。你们的好日子长着呢。” 一宪从此不再来会依兰了。他拒绝了自己的渴望，也拒绝了依兰的渴望，却将他那颗善良之心和一个男人的大爱赋予了她。他不见她，却是天天晚上打电话给她，事无巨细，问这问那，尤其不忘了那句吩咐“你可是答应你大哥的，现在只做足疗的活计。”依兰呢，想想一宪那背后的好意，眼睛就不禁湿润起来。“大哥，”她极力掩藏着哽咽，“你一百个放心，因为你，我已经不是从前的依兰了。”她更心疼一宪，怕他孤独，总是尽量赖在电话上。有时候，她就拿他逗乐子。 “你不是想到西双版纳去种田吗？” “是啊，真的想去。” “真的给你块地，你能干啥呢？” “哈，能做的是太多了。我可是割胶的好手，可以搞天然橡胶。我还可以种依兰花，提炼依兰油，它现在可卖钱了。我还能养鱼，在知青的时候我就是养鱼的能手。还有花圃，养鸟卖，好多事可以做呢。” “我大姐刚告诉我的，她那儿镇政府出租橡胶林，五万块钱五十亩，管三十年，还可以承包边上的鱼塘和花圃。” “我的阿兰妹，我一个老打工仔哪来的这许多钱。” “真的要去？钱我借给你。” “瞎说，你那钱还等着开酒吧用呢。” “真的，一宪哥，如果钱不是问题，你去吗？” 有一阵沉默。“要是有个你的嫂子就好了，再有个家。不然的话，我忙这忙那，赚了钱又图个啥？” “我跟你去啊，我回家。” “胡闹，我什么岁数，你几岁。” “这有什么呀。‘O’里的那些再婚的客人，哪个不是小它二三十岁的？还不算他们的那些二奶三奶的。” “好啦好啦，他们是什么人？我又是谁？再瞎扯我就挂线了。” “别急啊，一宪。哎，这样可有意思啊，我俩难兄难妹，跑到原始森林里去开荒，远离这个花花世界。” “嘟”，一宪把线挂了，临了送去一句：“好好休息，听话。” 一宪为依兰牵肠挂肚，不和她逗笑，倒是仔细询问她将来的男人的一切。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有一次他问她。依兰笑起来，那是一种辛酸的苦笑，是向亲人发泄般的嗔怪：“像我这样的女人，还能怎样认识一个男人？难道在舞会上？难道在同学们组织的春游中？除了客人，我又能认识什么男人？”依兰告诉一宪，阿忠和她一样，也是来自偏远的农村，跑到深圳来闯荡，做那人人都做的发财梦。他原来在沙头角一家香港人开的工厂里打工，看着香港老板三天两头到“O”里来找小姐，心里气不过，也想过一次那种有钱人的瘾，就提了他一个月的薪水，去了“O”一次，碰巧遇到了依兰，就这么认识了。此后他就猛追她，不要做她的客人，而要做她的男朋友，久而久之，她耐不过，就真的跟了他了。那他人怎么样，一宪又问。他志向很高，依兰说，看着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他就不服气，也想将来有一天像他们一样。好，一宪由衷地称赞，有志向就好，不像我，碌碌无为。一宪要依兰好好待她的这个男人，他们将来的日子可有一番奔头，可也要辛苦好多年噢。依兰听着，心头自然一热。这就是一宪，送到自己怀里的女人忍痛不要，还尽替她着想。依兰告诉一宪，阿忠的计划大着呢。他们先计划开这个海滨酒吧，待攒足够了钱，就要搞一个桑拿-按摩-KTV-食肆-酒店-高尔夫球场一条龙休闲娱乐中心，要做成三亚最大的。好啊，一宪听得直拍手称快，如同他自己的计划似的。 生活，就这样又以一种新的模式继续了下去。 当夜幕降临、万家灯火，深圳的大道上又蠕动起滚滚的车流，新贵们又在灯光煞亮的高尔夫球练习场里舞起了球杆，客人们又前呼后拥地驾临“O”地，任总们又在宴席上搞定了下一栋深圳最高级的小区，江大导演们又在新闻发布会上推出了最新版的“谋女郎”，杨国庆们又在网球场上拟定了下一个上市公司的日子，古玩商们又在舞池里完成了一桩天价兽首古玩的买卖，电视上又报道了美国富士比杂志评出的本年度中国首富前十人的名单，又一幅刘德华巨大的男性内裤广告牌在“O”旁立起，又一起戏子“艳照门”曝光，当这大千世界的林林总总、名仕爱媛们又在黑暗中耀眼闪光的时候，就在这都市的偏隅一角，一宪和依兰，这两位似乎已经被这个世界遗忘的男女，借着电话，互相慰藉着彼此那颗孤寂的心房。 王一宪的故事，按常情讲原应该到此就结束了。等到依兰和阿忠去了三亚后，他的生活自然又将回到从前的样子。这过去的几个月，也许是上帝怜悯他，整整三十年之后，又恩赐给他一个依兰，让他那颗孤独的心灵再一次浸浴爱情的滋润，让他那具麻木的身体再一次享得女人的抚慰。但是，一宪自己也已经认了命了，像他这样的人与“女人”和“幸福”这两个词是绝对没有缘分的。他的命，就是在这个繁杂喧闹的世界上孤寂一人，与世无争，孤独地活着，机械地活着，慢慢地老去。 只是，谁又能敲定自己的命运呢？ 八月里最后的那个星期天，一宪非常稀罕地把自己装扮了一番。头发染黑了，套上了那条依兰喜欢的黑白两色的有领T恤衫，让厂里的一个女工帮忙把咖啡色的男士长裤烫了一下，穿上后是笔挺笔挺的，脚上则是蹬了双刚买的黑色牛皮鞋。一宪盼这天，已经一个多月了。明天，依兰和阿忠就要离开这儿去三亚了；他俩邀请一宪去依兰的住处吃晚饭，也算是告别宴吧。一宪心里有点紧张兮兮的。他和阿忠从没照过面，见面后不知这个后生仔会不会喜欢他。听依兰说，阿忠还小她三岁；这么年轻的后生仔，会不会嫌我又老，又丑，还身无分文？他自己现在已经无所谓别人怎样看他了，可是他不愿丢依兰的脸，让她难堪。思前想后，他觉得还是送点什么礼物吧，贵重的见面礼。他想年轻人爱酷，就跑到罗湖的大商场里买了一双耐克旅游鞋和一副瑞班牌子的太阳眼睛。他听说过耐克，那可是美国篮球明星乔丹穿的牌子，阿忠一定喜欢。他从没有听过瑞班，是营业员推荐的，说那是国外流行的名牌，许多电影明星都戴。那位营业员小姐看这半老头子，打工仔的模样，花两千多块钱买这么昂贵的东西，遂问他是给儿子买的礼物吧。一宪笑眯眯地答她，差不多啦，送给未来女婿的。 昨天打电话说好了，六点半见。看看刚过了六点钟，一宪出了寝室，拎着礼品袋，按着依兰给的地址去她的住处。这时正是石岩最热闹的时刻，街上是熙熙攘攘，到处是出外溜达的男男女女。已是夏日末梢的日子，又是傍晚凉爽的时辰，偶尔路边的树叶沙沙娑动，微风吹过，不觉丝毫的灼热，反倒予人一种暖洋洋的惬意。一宪走在大街上，瞧着那些牵着孩子手的爸爸妈妈，那些挽着胳膊的年轻的恋人，看着他们脸上溢出的那种由衷的快乐和怡然，不知不觉地，他竟也开心起来。这样真不错啊，他想，如果依兰不嫌弃他，认他做干爹，阿忠就是干女婿了，等到他们有了儿子，他又会添上个干孙子，他就又有个家了，他就又有奔头了。我老了，他又想，又是这么窝囊，对女人就不要再奢望了，就永远地放弃吧，就安安心心地做干爷爷吧。 到了楼下，一宪脑子里尽想着干爷爷的好事儿，待要进大门时，才发觉这儿的环境甚至还不如他住的地方。听依兰提过，这是栋八十年代盖的筒子楼，原是一家工厂的宿舍楼，现在也拿出来出租收钱。岁月的风雨将所有的窗户框框都洗刷成了暗铜色，锈迹沿着窗框由七楼一直流到楼底墙根的阴沟槽里，染黑了陈年的超市用的各色各样的塑料口袋，参合着新添的生活垃圾，满满当当宛如一条彩带围着墙根绕了一圈。一宪晓得，依兰住在这种破地方，还不是为了省钱，省下来给阿忠开酒吧。阿忠啊，一宪一边吭哧爬着水泥楼梯，一边琢磨着待会儿如何与阿忠道理，阿兰可是个好女人啊，你要好好地待她。 一楼，二楼，终于爬到了依兰住的七楼，找到了她的房间。一宪整整身子，用手压压头发，轻轻地叩门三下。屋里没有反应。又是轻轻三下，里面传来那熟悉的声音，却是十分的细弱，进来，一宪。一宪推开了门。 床沿上，依兰独自一人坐在那儿，面色苍白，纷乱的长发披耷在她那瘦弱的肩上，一双原本是那样迷人的黑眸分明的眼睛显得异常的大，但却是空洞洞的，茫然地望着一宪。一宪心里一揪，飞到她的身边，拉起她的手：“阿兰，怎么啦？” 依兰没有回答，满眼沁出泪水。 到底怎么啦？一宪死命地捏依兰的手，仿佛要把它揿入到自己的肉里。 “他跑了。” “谁跑了？” “阿忠。” 一宪明白了。他坐到她的身旁：“跑了好，这个不要脸的男人，他配不上你。” “他把钱也掠走了。” “钱？多少钱？”一宪不由得又站了起来。 依兰终于“哇”声大哭出来：“所有的钱，我这十几年下来卖身子的钱，四十万！” 一宪愣在那儿，一时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看着依兰，她默默地点点头，泪水顺着两颊汩汩地流了下来。 一宪沉默了有一会儿。他抬起头来，一步，两步，三步，一双大脚踩着水泥地，走到依兰的跟前。然后，他一只腿半跪了下来，两手板着依兰的肩膀，凝视着她的双眼：“阿兰，没什么，天塌下来有你一宪大哥顶着。不就是四十万嘛，我苦上十年给你再捞回来。” “一宪……”依兰扑进一宪的怀中。 跋 二零一零年的中秋节，在石岩工业区的一家工厂的大门口，举行了一场小小的仪式，欢送一位五十六岁的男人和一位三十岁的女人。市井人家的仪式，不攀电影明星入场时的那种喧嚣和夺目，也不奢政府官员剪彩时的那般气派和豪华，更没有记者的拍照和粉丝的尖叫。不过，这仪式的主持人，也就是这家工厂的老板，却坚持要做两件事儿。头一件就是放了整整三十个“天地响”大鞭炮，象征着这个男人时隔三十年之后又重返那美丽的西双版纳。另一件事儿就是郑重其事地呈给男人三个红包，各含有五千块人民币，分别来自“夜夜春”里的那些女孩子和这家工厂的女工们，当然还有老板自己。这些钱，加上男人终生积攒的三万块，以及女人仅余的五千块，具说可以帮助他俩在西双版纳租下一大块田地和胶林，从此他俩将在那儿扶犁坊碾，安居乐业。还有一件事儿，虽然老板没提，但却是明摆着的，就是停在大门口的那辆厂里的小面包车。老板说是要去昆明提货，顺便把男人和女人捎带到西双版纳。车后箱里装满了送行人赠送的礼物，其中两套婴儿衣服显得格外醒目，竟是挂在车窗旁的钩子上。依兰姐，有小姐妹叫唤，你们可要加油啊，早点让我们看到你小BB的照片。女人脸上飞起幸福的红胭，回眸她的小姐妹们：“你们放心，一宪答应我了，拼了他的老命也要给我两个孩子。”众人一片嬉笑，只听又有人喊道，那一宪可得忙死了，既要忙地里的活儿，还要忙生孩子。“轰”，嬉笑声更响了。男人满面红光，双手抱拳作拱，连声道：“忙点好，忙点好，为老婆和孩子忙，在自己的地上忙，快乐，值得。” 这是一个大艳阳天，初秋的太阳抹去了酷夏时的那层骄奢，显得温馨怡人，将大门前的那条马路照耀得灿烂光溜。男人和女人手拉着手，向送行的众人道声再见，进了车子。“轰”，司机踩足了气门，引擎一声嘶叫，车子向前方奔去。也不知是那司机的手呢，还是上帝的手，打开了车上的收音机，里面飘逸出来歌曲《山不转水转》里那男女的倾诉： 山不转哪水在转 水不转哪云在转 云不转哪风在转 风不转哪心也转 没有憋死的牛 只有愚死的汉 蜘蛛吐丝画它自己的圆 那太阳掏洞也要织它那条线 再深的巷子也能走出那个天 心不转哪风在转 风不转哪云在转 云不转哪水在转 水不转哪山也转 没有流不出的水 没有搬不动的山 没有钻不出的窟隆 没有结不成的缘 那小曲好唱唱好了那也难 再长的路程也能绕过那道弯 也能绕过那道弯。 （全文完） （二零一零年三月初稿于深圳石岩） （二零一零年八月再稿于南京）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完稿于香港科技大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