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開始上學讀書，到出國留學，一路走來，參加的考試不計其數。海歸，海不歸，是一道遲早會擺在留學人員面前的一道考試題，歸與不歸——二擇一，別無它選。

    這道命題對絕大多數人來說，是個生存環境，生活質量，實現自我價值，追求更好的生活的問題。用現在的話說，以人為本。

    粗分一下，來到海外的可以分成甲、乙、丙三類人：甲是那些生在紅色家庭，來自統治階層家庭的留學人士，毫無疑問他們是最該海歸的，在沒關係就辦不成事的今天，有關係不用，實屬浪費資源，那些得天獨厚有關係的人，回去的生活會更好，更便利。所以要他們做這選題，再簡單不過。丙是受教育很少，偷渡跳船來的，或是在國內境遇不佳，有過什麼遭遇，他們出來就是為了留在國外，根本不必去選擇。
 
    乙類占這群體的最大部分，也就是大多數普通留學人士，沒有孩子時還可以四海為家，有了孩子就必須為他們的教育考慮，不喜歡清靜的，也開始享受清靜；愛熱鬧好美食的，也只好回國探親時大快朵頤。海歸還是海不歸，完全是根據個人的情形而定。

    本人到海外生活已經二十餘年，當年來時，沒想到會留下，現在老了，沒想到又考慮要回去。當年選擇留下來，除了生活質量和孩子的教育的因素，還有另個很重要的原因，對我這種普通沒有關係的人來說，不用四處求人托關係竟然找到了工作，如此一來，一晃過了二十年。其間跳槽換過公司，但也是幾封求職信搞定，不用四處求人。我搞的不是國家急需專業，本人更不是精英人材，就是海歸也未必找得到稱心的工作，國外工作環境好，人際關係簡單，加上本人喜靜怕鬧的性格，就這樣靠自己在國外過着清冷但井然有序的生活。

    至於海歸，對遊子有着一種天然的吸引，自己也常常動心想過。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巨大進步，世人有目共睹，但高速發展所付出的代價，又是極為沉重。意識形態混亂、信仰缺失，國家一切為了經濟發展，國民人人為了錢而奮鬥。急功近利是目前國家建設和國民生活的一個很真實的寫照。海不歸，生活規律的近乎淡泊，但平淡中的自由，也是有着吸引人的魅力。

    現在我面對的問題不是永久海歸，而是選擇暫時回去生活一段而已，所以在做這個選擇題時，要簡單了許多。為了準備回去，我還是做足了家庭作業。當對離開了很久遙遠的祖國有了較為廣泛、更多更深入的了解後，我對自己在海外已然有了永久居留的身份，深感慶幸——那是來去自由極為便利的保障。

    地大物博的祖國，人多是最大的特徵。俗話說林子大了，什麼樣的鳥都有。這些年經濟的迅猛發展，更是使得各種鳥紛紛出籠，好事、怪事、壞事應有盡有。就我個人來說，本人是個樂天派。自認回去會有諸多的不習慣，但那些該是可以適應的。生活環境肯定是要比海外差些，比如多種有毒食品不時的流傳；城市交通不論大小節日，雨雪陰晴一樣的擁堵；生態環境的日益惡化，沙塵風暴的肆虐橫行，工業化城市化引起的空氣嚴重污染，乾旱引起的生活用水的短缺；比如社會環境文明禮貌的差距：我會為在銀行辦事排長隊等得焦急上火，也會對公交地鐵被不排隊一擁而上的推搡而煩惱，會因為氣派非凡的大款在公共場合大聲叫罵為其窘迫臉紅，也會對衣着光鮮的人們隨手亂扔垃圾感到如芒刺背，會為那些以為自己真是上帝的顧客盛氣凌人訓斥餐館服務員而感到如坐針氈，會對快餐店自己不收用過後的餐具揚長而去而不習慣。這些事雖然已經不是零星發生的小事，但如一個海歸了幾年的朋友所說，給上一段時間，雖然不會因近朱而染成紅色，但會麻木。這些外界環境因素，禮貌風俗和社會現實，我認為別人能過，我也能適應，不管怎樣，我就是在這種環境長大的。我心有不安的，最主要的是那裡詭異的政治氣氛，日漸強勁的左風。

    當人在為生存奮鬥時，民主似乎是件奢侈品, 這也是執政六十多年的共產黨一直向自己的人民所灌輸的。但今非昔比，中國富了，鄧小平說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話已經實現，中國已經是全球奢侈品第一消費大國。一下飛機，機場的旅客手拉肩挎的LV箱包出現的頻率遠遠高於出產這高檔東西的國度。當你坐在走十次必有九次堵的車裡進城，燈火輝煌的建築，車水馬流的壯觀，給你充分的時間觀察欣賞自己出生長大的城市，宏偉輝煌的建築，外觀上日新月益，除了灰濛濛的天空令人掃興，撲面而來的強烈的現代化氣息，令人由衷的感慨世界老二的強盛。和敞開國門歡迎國外資本相比，政治民主在當權者眼裡還是件奢侈品。政治改革的滯後就像坐在瘸腿馬拉的車，其顛簸本身給人很不協調的感覺。

    回想胡溫掌管國家九年多的作為，印象最深的竟是維穩和救災，“和諧”和敏感。奧運世博神州若乾號的太空之行，猶如打嗎啡後一時的興奮，留在印象里並不深刻。時間證明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奧運會時媒體的開放是一過性的，自那之後不再需要外國人捧場的中國，媒體愈加封閉，網絡管理愈加強悍，敏感詞越來越多。中宣部對媒體的管制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只要是不合“真理”部之意，哪怕是洪水滔天，也會被“和諧”的風平浪靜。

    發生了的，總是存在着的，89 6.4發生了的事情，裝傻充愣的集體失憶，心裡沒鬼，怕的是什麼？劉曉波因08憲章，被指控顛覆國家，判了11年，和平獎提了名。財大氣粗的政府四處遊說，沒成想威脅一番反是幫了倒忙，“罪犯”獲得了和平獎。偉光正政府還不吸取教訓，將個御用民間組織推到前台，拉出孔子和諾貝爾分庭抗禮，獲獎的連戰都不好意思來領獎，推說不知此事，結果是想去領獎的不讓去，不想要的硬塞給人家，弄了個小姑娘替連爺爺拿了孔子獎。一月在天安門立了近十米高九五至尊的孔子像，赫然的站在花崗岩的底座上，有頭有臉的官方還舉行了揭幕儀式。當你還在對這麼敏感的廣場立孔子像的意義左右對敲不解其意納悶時，竟然百夜之後悄然移走，官方解釋為原本就是個臨時位置。我從小就知道天安門廣場的孫中山的畫像，是木製暫時的，節日裡才挪到廣場。這石頭底座上的孔夫子，很敦實堅定——堅如磐石，怎麼看怎麼不像暫時的，莫非咱國家就是有錢，不怕費錢費時？這些事着實詭異。

    我個人的感覺，現在黨和政府外強中乾，除了錢沒了信仰，比誰都怕自己的人民，當然是那些刺頭的人民。搬來孔子壓陣，胡總一定是知道的，沒準從內心認定是好主意。請來被敬了兩千年的祖宗來壓陣，總比只認錢要強。但毛爺是靠反封建反孔起家的，他老人家的像還在城樓上掛着，屍首還躺在紀念堂里，突然和敵人分享中國的政治中心，連我這個不懂政治的人，都覺得怪異和蹊蹺。西南的重慶，唱紅唱的也越加響亮，九常委去了大半給予了肯定，大有要唱紅全國的趨勢，高層內部自己在意識形態上的混亂異常，忽左忽右，臨時抱佛腳。胡溫新政已到尾聲，胡總只求和諧壓根就沒有政治改革的企圖；溫總高調叫着政改，光打雷不下雨，鬧了個“影帝”桂冠頂着。

    1949年前的中共，曾高喊着自由民主的口號，推翻了民國，建造新中國。如今60多年過去，自由民主的程度還不如當年的國民黨，官方為自己的專制加了“中國特色”這塊百試不爽的遮羞布。雖然百姓們再為生存奮鬥中更關心物價和工資，但還是能聽到他們時常談論政治。和文革時相比，現在議論國家領導及頂頭上司還是自由的，痛罵貪腐不公也是暢快淋漓不需迴避。必須承認和改革開放前相比，國人現在有了多得多的自由，發牢騷罵領導的，至少不會像文革時被別人揭發，出賣，這是進步，必須給執政黨予以充分的肯定。

    民主國家的任何黨，哪個都不敢自稱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當然也不會高呼萬歲。一旦當選為執政黨，為人民服務就是他們的職責。做的好是理所應當，做的不好下個任期就可能淪為在野黨。大權在握時，有了政績也不敢要自己的人民感極涕零；有媒體和反對黨瞪圓了眼睛盯着，以權謀私貪污腐敗也不會像專制國家那麼普遍。在海外聽慣了媒體、反對黨、老百姓對執政黨的監督批評，習慣成自然，深知這於民是好事，於官是約束，於社會是穩定。

    假如民主選舉在現實的中國還為時過早，危及執政黨的“一心一意的搞建設”的宗旨，開放媒體，充分發揮媒體的監督作用總是有利於執政的共產黨吧？但中共似乎已經不敢相信自己的統治下的媒體，其實這只是自己打球自己當裁判缺乏公正的媒體，連這樣的媒體尚且不能信任，突發事件要用新華社通稿，互聯網與時共進大量的敏感詞，雇用“五毛”做輿論導向和監督，這種不尊重客觀事實，鴕鳥式對媒體的管制，充分暴露國家對整個社會局勢控制的信心缺失和沒有把握，其後遺症就是民眾對媒體的全面失信。今年以來，因為中東茉莉花開，維穩更是到了已經到了不顧臉面，不擇手段的地步。一有風吹草動，草木皆兵是也。在有了互聯網的今天，沒有不透風的牆，最多是在延緩百姓得知真相的時間。

    中共高唱着包容與和諧，同時又自打自的嘴巴，使用抽風運動式的人治手段強姦法律來打擊異見人士。這個這種做法，使我懷疑社會壓力已被高壓維穩積聚的很高，我們在海外傳媒上得知的強拆、自焚，罷工、跳樓、襲警、爆炸、示威、“散步” 有毒食品、豆腐渣工程、民族分裂、貪腐受賄，諸如此類的突發事件負面新聞已經很多很多，可以想象胡總知道的一定比外界所知的要多不知多少倍，所以才特別的怕，越是高叫着要和諧，越是說明社會不和諧已經到了極點，坐在隨時可能噴發的火山口上，穩定不知還能維持多久？當維穩被當成一個國家的頭等大事，而造成不穩定的因素僅被強行壓制，而不能從根上解決時，壓下了葫蘆翹起了瓢，躁動已是社會現實，新的動亂也就快孕育成熟。最令人感到氣憤無奈的是，建國六十多年的國家，依舊是人治大於法治。退一萬步講就算劉曉波是罪犯，他太太劉霞犯了哪門子罪？憑哪條法律居然將她軟禁？

    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媒體為了和諧而和諧，一口同聲的遵照中宣部的指令，刪除過濾敏感信息，禁止不同聲音，本身就是不正常的。沒有反對黨，沒有言論自由，沒有獨立媒體，缺乏民眾監督權錢不分的專制政府，本身就是不穩定因素，改革開放前翻手是雲覆手是雨的大小政治運動就是個證明，階級鬥爭為綱雖已是歷史，但誰又能保證今後會不再發生？今年兩會上吳邦國委員長的五個不搞，其中那個“不搞私有制”，聽得令人一頭霧水？改革開放30年，經濟上的巨大成就，從根本上說，不正是私有制，市場經濟的作用？搞不懂今後不搞私有制，那現有的私有企業該怎麼辦？莫非又要搞公私合營，再走計劃經濟之路？近來習近平又在號召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些信號意味着什麼？預示着什麼？中國究竟是向左轉還是向右轉？

    國外許多分析認為只要中國經濟繼續走好，茉莉花革命在中國就沒有土壤，終究多數人還是在經濟發展中得到了好處。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奇蹟還會維持多久？參天的大樹難道會無休止的長得穿破天空？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一樣，商品經濟就一定會遵循商品經濟的規律，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不意味着取得了對泡沫破裂免疫的特性。

    民主政府效率不如專制政府高，經濟曲線走高走低有跌入低谷之時，但社會卻是穩定的。而一黨統治的中國，經濟盛世的和諧，是用錢和暴力維穩得來的和諧；和一個人不可能永遠高速飛跑着全力衝刺一樣，中國經濟會有減緩甚至衰退之時，那時社會會發生怎樣的變化？改革開放30年，社會許多突發事件產生是專制制度本身的缺陷造成的，是對權錢交易，官商不分沒有限制監督而造成的。看看日本，經濟衰退20多年，政府更迭了多少次？現在美國歐洲雖然在經濟上處於劣勢，但他們並不因此害怕民眾，就在中東茉莉花勁開，中共如臨大敵之時，美國威斯康辛州工會在州政府示威，希臘法國發生罷工，但這些民主社會並沒有因為民眾示威遊行、經濟衰退而發生動盪。不需要動用國安、警察、武警、居委會帶紅袖箍的大爺大媽們來維穩。真的動亂，還是會來自中國的內部，中共建國六十多年，哪一次運動、內亂不是自己整的？不是像中共宣傳的那樣是因為美國人在煽動輸出革命，總是歸罪於西方亡中國之心不死，不在自己體制缺陷上找問題，是在為自己的錯誤尋找藉口。

    以上談到的種種混亂，和我海歸有何干係？我既沒鬧革命的膽也沒鬧革命的心，我只是不得不回去照顧年老體衰的雙親。我很怕中國再亂，真誠的祈禱不要亂，中國不該再鬧革命。但亂與不亂不會以我的意志為轉移。

    海歸，不論是求發展還是求生存，最理想還是留好來去自由的退路。抗日戰爭勝利後，我姑姑一家在香港生活，49年偏偏聽信了共產黨有關建立自由民主新中國的宣傳，毅然回到了大陸。自此後那可是受盡磨難，可算是悔斷了腸子的海歸。

    我想會有人認為我這是過時的老古董在危言聳聽，其實我又何嘗不希望自己是杞人憂天。但任何一個行動，任何一個項目，風險性是要充分考慮的。在中國的盛世長大的青年們，也許很難想象沒有日本卡通、計算機網絡遊戲、不愁吃喝物質豐富的生活是什麼滋味。他們也許很難想象號稱為了中國人民利益服務的執政黨會有出爾反爾的時候。不要以為中國人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就不會再犯過去曾犯過的錯誤。事實上目前社會上唱紅左風盛吹，崇毛之風盛行說明，希望毛式專制復辟，懷念毛式鬥爭哲學的還是大有人在。並不是我看衰中國，大量高官富人們將子女家眷移民海外，難道不是在留後路？他們如此，何況那些靠父母節衣縮食傾全力支持，花去多年積蓄供子女出來留學的普通家庭？

    海外生活的確沒有海內的豐富多彩，發展空間和機會也沒有海內多；但以阿Q的眼光來看，清心寡欲的生活至少對身體健康是好處多多。

    海歸海不歸，不論選擇哪項，最好是先留後路，三思而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