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一介默默無聞的草民，真實姓名不僅聽上去土氣，寫下來還難看。但是自從我在2006年第一次上互聯網開始發帖以來，就一直用的是這個真名實姓，從來都沒有改變過。在過往所寫的各種文章中，有不少觀點和一些網友相悖，因此我不僅是被磚頭伺候，更有些網友窮追不捨，見我的名字出現在哪裡，磚頭就扔到哪裡。

在這種情況下，很多朋友甚至好心的網友都勸我不要再用真實姓名發帖了，如果想上網寫點什麼，索性通通用筆名好了。我曾經也多次這樣考慮過，甚至連筆名也給自己想了好幾個，但最後都打消了這種主意。為什麼呢？其實真是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我心裡始終放不下那些失散的朋友。

從東方到西方，這幾十年來，我所走過的人生驛站太多太多了——有的是長時間的停留，而更多的卻是匆匆地路過。我，一個平凡的過客，在這來去匆匆的人生之旅中承蒙老天的眷顧，在生命的各個短暫的瞬間都讓我交到一些沒齒難忘的朋友。

1988年，我隻身一人來到美國，身上只有100塊美金，在威斯康星州一個昂貴的私立大學裡四面楚歌，窮途末路。當時在校園裡的唯一的一個中國人，是一位東北來的訪問學者，是她，在自己的宿舍里為我煮了來到美國後吃到的第一碗米飯。大姐把所有的肉絲都蓋在了我的飯上，我端着那碗飯，才吃了一口，眼淚就忍不住往下流。也是她，給了我第一輛代步的腳踏車和第一件真正可以禦寒的羽絨服。

當時我的那顆心，真的不是可以用幾個字來輕易形容的。一年之後，大姐回國了，臨走時，她把自己所有的家當都留給了我。在以後的歲月里，當我的狀況好些了之後，我又把這些東西送給了那些比我還需要的同胞，我現在唯一保存下來的紀念品是她留給我的一個綠色的茶葉盒。她回國後來過一封信，之後，我就轉了學，她也不在原單位工作了，不知道去了哪裡？

失去了，這麼多年都失去了，但惦念她的那顆心一直都沒有失去，總是還想在哪一天當面對她說聲“謝謝你！”

90年代初，我生了我的女兒以後，得了一種奇怪的綜合徵，連車都無法開了，每一天都在死亡線上掙扎。看遍了當地所有的美國醫生，都查不出是什麼病來，所以很多周圍的人，甚至包括我的家人，都認為我得的是一種“自己思想上想象出來的病，”得不到什麼同情和安慰。只有一個我在伊利諾大學讀書時認識的中國女同學，碰巧也跟我患上了同一種類似的病。什麼叫“同病相憐？”我對這四個字的體會就是，當全世界都拋棄了你的時候，你還有一個人可以打電話去哭訴。我們總是把自己在中國城或是哪裡找到的藥名立即告訴對方，彼此分享着那些卑微的希望和絕望。最後，我不得不回國去尋醫問藥。幾個月之後回美國時，兩個大箱子塞得滿滿的都是藥，一箱是給自己的，一箱則是給我的病朋友的。沒想到一回來打電話去東部，那裡早已是人去樓空，聽說是她媽媽從中國來把她接回國去了。

斷了，又斷了。六年以後，我終於可以重新站起來了，而我那顆心，這麼多年來一直都放不下她，不知道她的病好了沒有？我是活過來了，她呢？這些事，連想一想都會掉淚的，真的。

在日子最艱苦的時候，一個從國內江南來的女同學，有一天晚上打完工後直直地躺在我宿舍的地板上，淚流滿面地對我說，“實在是太苦了，真的不想活了！”我身上也是沒有錢的啊，想遍了在美國所有認識的人，我居然無法開口向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求救！我只能用我的心，用我的話去救她。最後她從地上爬了起來，從死亡線上爬過來了。但是她現在在人生路上又走到哪裡去了？我牽掛着她。

細細數一數，這個世界上還有好多好多讓我牽掛的人。我在美國入鄉隨俗，早已成了美國人Cindy Lee; 但那個真實的我叫廖宛虹——是那些過去曾經相濡以沫的朋友所認識的那個人，她們只知道一個廖宛虹。如果她們也在牽掛着我，尋找着我，那麼我的真名實姓就是她們能夠找到我的唯一途徑。即便那些知道我在哪裡，卻因為各種原因不便跟我聯絡的朋友們，我也想讓他們看得到我，知道我在哪裡，在做什麼，在想什麼。

這二十多年來，我一直都是抱着這種想法在寫作。九十年代初，在我給家庭雜誌寫美國生活系列的時候，就有兩個一直在尋找我的朋友先後知道了我的下落。後來在給世界日報寫稿的時候，又有朋友寫信給報社，叫他們把信轉交給我——這就是奇蹟。在人生的各種奇蹟中，朋友之間的情誼是一種最特殊的奇蹟，而那失而復得的友誼豈止是地久天長？對生活我不敢奢望太多，但是當我可以確定，無論怎樣星換物移人世滄桑，但只要朋友還在我心中，我也還在朋友心中時，生活，就不再是那麼嚴峻；心，也就沒有那麼孤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