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一介默默无闻的草民，真实姓名不仅听上去土气，写下来还难看。但是自从我在2006年第一次上互联网开始发帖以来，就一直用的是这个真名实姓，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在过往所写的各种文章中，有不少观点和一些网友相悖，因此我不仅是被砖头伺候，更有些网友穷追不舍，见我的名字出现在哪里，砖头就扔到哪里。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朋友甚至好心的网友都劝我不要再用真实姓名发帖了，如果想上网写点什么，索性通通用笔名好了。我曾经也多次这样考虑过，甚至连笔名也给自己想了好几个，但最后都打消了这种主意。为什么呢？其实真是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我心里始终放不下那些失散的朋友。

从东方到西方，这几十年来，我所走过的人生驿站太多太多了——有的是长时间的停留，而更多的却是匆匆地路过。我，一个平凡的过客，在这来去匆匆的人生之旅中承蒙老天的眷顾，在生命的各个短暂的瞬间都让我交到一些没齿难忘的朋友。

1988年，我只身一人来到美国，身上只有100块美金，在威斯康星州一个昂贵的私立大学里四面楚歌，穷途末路。当时在校园里的唯一的一个中国人，是一位东北来的访问学者，是她，在自己的宿舍里为我煮了来到美国后吃到的第一碗米饭。大姐把所有的肉丝都盖在了我的饭上，我端着那碗饭，才吃了一口，眼泪就忍不住往下流。也是她，给了我第一辆代步的脚踏车和第一件真正可以御寒的羽绒服。

当时我的那颗心，真的不是可以用几个字来轻易形容的。一年之后，大姐回国了，临走时，她把自己所有的家当都留给了我。在以后的岁月里，当我的状况好些了之后，我又把这些东西送给了那些比我还需要的同胞，我现在唯一保存下来的纪念品是她留给我的一个绿色的茶叶盒。她回国后来过一封信，之后，我就转了学，她也不在原单位工作了，不知道去了哪里？

失去了，这么多年都失去了，但惦念她的那颗心一直都没有失去，总是还想在哪一天当面对她说声“谢谢你！”

90年代初，我生了我的女儿以后，得了一种奇怪的综合征，连车都无法开了，每一天都在死亡线上挣扎。看遍了当地所有的美国医生，都查不出是什么病来，所以很多周围的人，甚至包括我的家人，都认为我得的是一种“自己思想上想象出来的病，”得不到什么同情和安慰。只有一个我在伊利诺大学读书时认识的中国女同学，碰巧也跟我患上了同一种类似的病。什么叫“同病相怜？”我对这四个字的体会就是，当全世界都抛弃了你的时候，你还有一个人可以打电话去哭诉。我们总是把自己在中国城或是哪里找到的药名立即告诉对方，彼此分享着那些卑微的希望和绝望。最后，我不得不回国去寻医问药。几个月之后回美国时，两个大箱子塞得满满的都是药，一箱是给自己的，一箱则是给我的病朋友的。没想到一回来打电话去东部，那里早已是人去楼空，听说是她妈妈从中国来把她接回国去了。

断了，又断了。六年以后，我终于可以重新站起来了，而我那颗心，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放不下她，不知道她的病好了没有？我是活过来了，她呢？这些事，连想一想都会掉泪的，真的。

在日子最艰苦的时候，一个从国内江南来的女同学，有一天晚上打完工后直直地躺在我宿舍的地板上，泪流满面地对我说，“实在是太苦了，真的不想活了！”我身上也是没有钱的啊，想遍了在美国所有认识的人，我居然无法开口向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求救！我只能用我的心，用我的话去救她。最后她从地上爬了起来，从死亡线上爬过来了。但是她现在在人生路上又走到哪里去了？我牵挂着她。

细细数一数，这个世界上还有好多好多让我牵挂的人。我在美国入乡随俗，早已成了美国人Cindy Lee; 但那个真实的我叫廖宛虹——是那些过去曾经相濡以沫的朋友所认识的那个人，她们只知道一个廖宛虹。如果她们也在牵挂着我，寻找着我，那么我的真名实姓就是她们能够找到我的唯一途径。即便那些知道我在哪里，却因为各种原因不便跟我联络的朋友们，我也想让他们看得到我，知道我在哪里，在做什么，在想什么。

这二十多年来，我一直都是抱着这种想法在写作。九十年代初，在我给家庭杂志写美国生活系列的时候，就有两个一直在寻找我的朋友先后知道了我的下落。后来在给世界日报写稿的时候，又有朋友写信给报社，叫他们把信转交给我——这就是奇迹。在人生的各种奇迹中，朋友之间的情谊是一种最特殊的奇迹，而那失而复得的友谊岂止是地久天长？对生活我不敢奢望太多，但是当我可以确定，无论怎样星换物移人世沧桑，但只要朋友还在我心中，我也还在朋友心中时，生活，就不再是那么严峻；心，也就没有那么孤独了。